张家川花儿
- 张家川花儿
花儿是主要流布于中国西北地区回族聚居区的一个民歌品种。在张家川更是历史悠久,传统深厚。据《张家川县志》记载，元明时期，张家川花儿在当地流传。到了清时期，有大批的回族迁入，形成了一个以回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各种文化的不断融合，为张家川花儿的盛行奠定了基础，使花儿演唱达到了鼎盛的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民间文化重新被抢救和保护，使花儿的传唱复苏，出现了马如意、杨国祥、马宝珍等一些演技较高的花儿艺人，使张家川花儿得以薪火相传，延续至今。
张家川花儿的主要题材有情歌和生活歌，具有抒情娱乐价值。花儿作为一种口传的精神文化，唱词中反映出这一地域的生产技术及生活方式，从花儿中可以找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原型。因此，花儿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张家川花儿的演唱程序与方式、唱词体式与旋律、方言、服饰都体现了民族地区的民俗特色与习惯。因此，花儿具有社会民俗价值。
张家川“花儿”语言丰富，最大特点是以老百姓的日常口语抒发内心的真情实感。其内容分为抒情、叙事两大类，前者居多。从题材上可分为情歌、生活歌、历史典故歌、神话传说歌、时代新歌等几大类，表达感情淳朴浓烈、热情奔放。在流行数量上，以表现爱情为主题的“情歌”居多。从体裁上又分“叙事本子花儿”和“抒情草花儿”两大类。“叙事本子花儿”根据小说、戏剧演唱的历史故事创作，这类“花儿”叙事性强，情节完整，内容生动，篇幅都比较长，如《孟姜女》《绣荷包》等。而“抒情草花儿”则是篇幅较短小的山歌，主要以情歌为主，兼及其他，这类“花儿”的语言质朴率真，热情奔放，不乏诙谐与机智，有着浓郁的农村乡土味，有《大路畔里的金盏花》《河里的石头翻三翻》等。
据参与编写《张家川民间文艺三套集成》的王成科介绍，张家川“花儿”的成分和类型较为特殊，大致有以下3种：第一种是本土“花儿”，有时又称关山“花儿”。代表作有《月亮上来亮上来》《光阴好比打墙的板》等，主要反映百姓劳动与青年男女情话等内容，这种“花儿”在张家川占绝大多数。第二种是脚户花儿。因为张家川自古是北上宁夏的交通要道，在这个独特的地域里，一支支旧时被称之为“脚户”的运输大军在长途跋涉中创作并传唱着这种“花儿”，这里面还包括了走州过县的行旅商贩和翻关山、闯牧区的皮毛贩子创作并传唱的“花儿”，如《骡子走了固原了》《兰州的白塔固原的钟》等。这些“花儿”由于源流纷繁，腔调多变，糅进了河湟、洮岷、河西地区的腔调和韵味，给张家川“花儿”注入了多样成分。第三种是麦客子“花儿”。张家川的夏收与陕西的夏收时差将近三个月，千百年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农耕文化现象，这就是当陕西开始夏收时，张家川人就会自发地组织富余劳力拿起镰刀赴陕西帮助当地人收割小麦，这些劳务大军被称为“麦客子”。麦客子“花儿”形象地表述了麦客子赶麦场的艰苦和对家人的思念之情，如《头枕着磨石数星星》《翻一场关山脱一层皮》等。
1973年，时任张家川县文化馆馆长的闫治洲、副馆长王洛祥等人创作编导了《咱山村有了水电站》《百里运肥》两出“花儿”歌舞剧，1974年到省上参加会演并获荣誉奖。其中《百里运肥》的音乐创作受到了省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并被推荐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1980年初，张家川县开始对全县的民歌展开历时半年的普查与抢救工作，共收集和整理张家川民歌、小曲调和花儿60余首。
2006年7月举办的“中国·天水伏羲文化旅游节原生态民间文艺演出”活动中，张家川的“花儿”演唱受到观众的好评。2007年1月，张家川“花儿”演唱团代表天水市参加了“甘肃省第三届群星艺术节”并荣获优秀奖。
近年来，张家川县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提出了一整套保护措施，县文化馆重新搜集整理了散落在各地的“花儿”共150多首，还组织爱好者毛菁文、杨春茂、王成科等紧密结合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三个文明建设，创作出了《夸张家川》《爱死人的张家川》《张家川扶贫歌》等一批反映时代精神，歌颂新人新事新风尚的“花儿”新作品。
由于张家川县独特的地域特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县域内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张家川“花儿”。它与临夏“花儿”在格律、形式、结构、调式上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其独特的个性，以羽调式，徵调式最为常见，在部分词汇中渗入了“小曲”的音韵，曲调高亢嘹亮，歌声悠扬，委婉动听。
张家川群众平时唱“花儿”，一般不拘时间、地点和形式。不管是山坡上还是田边的地埂上，干活累了，漫几句“花儿”驱驱乏气，添添精神；看见心爱的人了，漫几句“花儿”表露情思；心中高兴了，漫几句“花儿”表示快乐；碰到困难了，漫几句“花儿”舒舒忧愁；觉得孤独了，漫几句“花儿”排除烦恼。真可谓“漫开花儿透心甜，十天九夜口不干”。
张家川花儿还大量引人了本地方言土语，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如有些歌词中用到了“干散”、“攒劲”、 “阿达”等方言词汇，正是由于这些方言土语的使用，使得唱词自由灵活，通俗易懂，便于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