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派

心理学派，在社会学、经济学、民族学等领域各有表述：

【社会学】

心理学派（psychological school），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社会学领域内出现的一种主张把所有的社会现象归结为心理现象，用心理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的流派或思潮。又称心理学主义。

社会学中心理学派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英国的J.S.密尔等人的著作。他们反对用生物学的观点解释社会现象，主张把社会现象还原为心理现象，把社会学合并到心理学中去。心理学派的形成，与下述两点密切相关：①19世纪末欧美学术氛围的主要因素是心理主义，即从心理学上去论证科学知识和解释各种现象。②社会学家看到了进化论的弱点，认识到简单的生物有机体的进化无法说明复杂的社会现象，逐渐注意到社会行为的动机因素和心理机制等问题；心理学家发现不能把心理机能归结为生理过程，还须考虑到复杂的社会因素。根据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和用来解释的范畴的性质，心理学派可区分为心理进行论、本能主义、民族心理学、群体心理学和模仿论、互动理论。

心理进化论 代表人物为美国社会学家L.F.沃德和F.H.吉丁斯。他们认为，既要看到社会进化是有机体进化的一部分，又要看到人类心理能力是社会进化的主要力量，社会生活形式的复杂性是人类心理能力发展的结果。

本能主义 主要代表人物为英国心理学家W.麦独孤。他试图说明，本能是个人内在的心理决定因素，也是说明个人或群体行为的心理决定因素。本能主义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民族心理学　代表人物为德国的M.拉察鲁斯、H.施泰因塔尔和W.冯特。主要著作有：施泰因塔尔的《语法、逻辑学和心理学》(1855)、冯特的《民族心理学》（1900～1920）。他们认为民族精神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民族精神”或“民族性格”存在于文化的发展中，是某些稳定的、不断重复的要素和超个体性的结构。“民族精神”既可理解为一定民族的诸个体在心理上的相似，又可理解为个体的自我意识。揭示“民族精神”的内容，有赖于在“民族历史心理学”和“心理人种学”范围内研究语言、神话、道德和文化。

群体心理学和模仿论 代表人物为法国社会学家G.列朋和G.塔尔德。他们认为，模仿或“心理感染”可以说明群体行为和那些使社会准则与传递以及个体互相适应的心理机制和社会机制。他们的思想对现代西方社会心理学颇有影响。

互动理论 代表人物为美国社会学家C.H.库利和社会心理学家G.H.米德。主要著作有库利的《人性和社会秩序》(1902)、《社会组织》（1909），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1934）。库利提出了“镜中自我”理论，即自我意识是在同他人交往或交换的基础上形成的；个人与社会本来就是统一的。米德进一步指出，社会就是一群互动着的个人。心灵在社会互动中获得反思能力和创造能力，从而形成自我；作为“主我”和“客我”的统一的自我，是在内省的意识经验和外在的实践经验的作用下形成的；这个统一是在社会互动中实现的，自我形成过程也就是社会过程。按照互动论的观点，互动是社会存在的前提，社会就是相对稳定的互动模式；研究社会就是要研究社会互动（见符号互动论）。

【经济学】

心理学派（psychological school），采用主观心理分析方法说明一切经济现象的经济学流派。又称维也纳学派、奥地利学派。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奥地利的C.门格尔是其创始人，主要代表人物有F.von维塞尔和E.von庞巴维克。

心理学派伴随着心理学的发展而兴起。19世纪中叶，生理学家E.H.维伯发表关于感觉强度和耐久力的研究成果。1860年，德国学者G.T.费希纳出版《心理物理学纲要》，进一步阐述和发展维伯的理论，提出心理学领域众所周知的“维伯法则”，即“费希纳定律”。这一法则指出：为了使感觉的强度按算术级数增加，则刺激的强度必须以几何级数增加。也就是说，如果刺激强度保持不变，那么感觉强度必须递减。这种理论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提供了心理学基础。

心理学派主张用边际效用的个人消费心理分析来建立经济理论体系。其理论核心是主观价值论，即边际效用价值论。这一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它的效用和稀少性（即数量有限）决定的，它的市场价格是根据消费者的主观价值所作的估价而形成的。这一理论作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使得心理学派对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作出重要的理论贡献。

经济学中心理分析的最新发展是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D.卡尼曼将心理学研究引入经济学，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奠定基础。卡尼曼特别侧重于研究人在不确定情况下进行判断和决策的过程。他的行为经济学研究从实证出发，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去揭示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从而对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理性人假定提出挑战。正是由于卡尼曼开辟的这一新的视角使经济科学改变原有的研究方向，其影响甚至波及整个社会科学界。

【民族学】

心理学派（psychological school），美国人类学、民族学流派。20世纪30年代，美国历史学派中的著名人物，人类学家R.本尼迪克特等人，在奥地利心理学家S.弗洛伊德关于人类发展和心理动态学学说的影响下，开始注重于生理学、心理学的人类行为心理研究，吸引了许多美国人类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若干年，这一派在美国民族学中占据了十分显要的地位。主要代表人物除本尼迪克特以外，还有M.米德和A.卡迪涅尔等。他们以人性、人格与文化变迁为研究主题，寻找个人人格和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尽管他们之间在理论的具体提法上有所不同，如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米德的“国民性格”、卡迪涅尔的“基本人格”等等，但他们都从人们的心理特征上来解释文化差异，把文化看作是心理活动的结果，认为心理决定文化，决定人们的社会状况，决定民族的“先进”和“落后”。并宣称落后“文化模式”的民族只有在先进“文化模式”的民族帮助下，才能改变其落后“文化模式”。例如，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剑》(1946)一书，把日本的国民性格描写成“精神失常的人”，断言日本人的内心世界完全不是由意识调节的。这就为当时美军长期占领日本提供了理论依据。尽管心理学派表面上也批判种族主义，但实质上则是披上心理学外衣的种族主义。因此，这一派也被称为“种族心理学派”。1952年，在纽约民族学家会议上，“种族心理学派”的理论受到了亚洲各国以及欧美许多民族学家的严厉批评。其后，心理学派的势力日趋下降。

心理学派的主要著作有：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1934)、《菊与剑》，米德的《三个原始社会的性生活和性情》(1935)、《男性和女性》(1949)，卡迪涅尔与R.林顿合作的《社会的心理边境》(1945)等。

最近20年来，美国又兴起了小规模的心理人类学的复兴运动。复兴者在弗洛伊德关于人类发展和心理动态学学说的影响下，形成了新心理学派，其表现一是所谓“认识人类学”的出现，一是在人类学中进一步应用以心理动态为着眼点的研究方法。目前，这个学派在美国有较大势力，有两个定期刊物和成百的人类学者和心理学者在从事这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