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

　　文字狱（汉语拼音：wenziyu；英语：literary inquisition），中国历史上因文字犯禁或借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始见于南宋，以明清两朝最甚，为文化专制之集中体现。

　　宋代文字狱始于高宗绍兴年间。时秦桧当政，深忌主战言论，并排除异己。绍兴十一年(1141)，以诽讪罪将前参知政事李光贬官藤州（今广西藤县）；十二年前枢密副使王庶以“讥讪朝政”，死于贬所道州；十四年，太学生张伯麟因题壁以春秋事讥讽高宗，被刺配吉阳（今海南三亚市崖城镇）；十九年，又有私史之禁，李光父子及官员多人因此再度受祸；二十至二十一年，右迪功郎安诚等先后以“讪谤”之罪处以“编管”；二十二年，又有“四大狱”之案，王庶子之奇、之荀，直龙图阁、提举台州崇道观叶三省，黄岩县令杨炜及兄左从政郎杨炬，免解进士袁敏求均被处以“编管”；二十三年，太府寺丞范彦辉因诗致祸；二十四年，湘潭县丞郑杞、主簿贾子展，以嘲谑语除名“编管”；二十五年，常州通判沈长卿等因诗获罪。当时，捕风捉影罗织罪名之事，亦不可胜数，从而形成宋代著名的绍兴文狱。

　　明文字狱始见于洪武七年(1374)。时苏州知府魏观将新府衙建于张士诚宫殿旧址，高启作《上梁文》中又有“龙蟠虎踞”四字，因此触犯明太祖朱元璋忌讳而被杀。据传高启为翰林编修时曾作《宫女图》诗，讽喻宫闱，为朱元璋所忌，借机报复。此外较典型的文字狱有御史张尚礼《宫怨》诗案，因诗文能摹写宫人心事，被杀；佥事陈养浩作诗写嫠妇哭征夫，颇伤时事，被投水而死。僧人一初、止庵作诗，朱元璋疑诗句暗指其用法太严，肆意杀戮，二僧皆获罪。兖州知州卢熊因州印所刻兖字误类于“袞”，朱元璋疑骂其“滚”，卢熊因此被牵入党案处死。据传洪武十七年以后，发生多起贺表、谢笺案。作表笺者多地方儒学教官。因其表笺中有犯忌讳文字，如“作则”，“则”音同“贼”，“取法”音近“去发”，“式君父”音近“失君父”，“法坤”音同“发髡”，“藻饰太平”音近“早失太平”，朱元璋认为暗含诅咒，作表笺者均被处死。因此洪武二十九年礼部专为此颁行谢表式。再如洪武三十年南北榜案中，考官因所进试卷中有“一气交而万物成”及“至尊者君，至卑者臣”，被认为讥讽朝廷，有凶恶字而获罪。

　　洪武以后，文字之狱仍时有发生。如正统十四年(1449)都御史张楷以诗获罪；天顺间江西万安人罗学渊因诗文坐妖言罪论斩；正德间浙江佥事韩邦奇写诗讽宦官采办之害获罪，被斥为民；嘉靖中，都御史胡宗缵因被诬其所作《迎驾诗》谤诅，革职；天启间，扬州知府刘铎以诗讽时政，为魏忠贤逮治。

　　明代及明代以前的文字狱，主要围绕皇权专制而发生。清代的文字狱，则在皇权专制基础上，又增加了民族矛盾的内容。清代文字狱，一般以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明史》案为起始，亦有追溯到顺治五年(1648)毛重倬等仿刻《制艺序》案的，下限则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贺世盛《笃国策》案。在康、雍、乾三朝的百余年间，文字狱多达上百起。死于文字狱者，亦数以百计，被株连而判刑者，更不可胜计。

　　清代前期文字狱大致有三种情况：

　　1.清先世曾臣服于明朝，受官袭爵。入主中原之后，清廷对此段史事讳莫如深，因此，不仅将旧有史籍刊削，禁毁，而且对凡继续编写乃至收藏者，则定以“大逆”之罪。庄廷《明史》案即最典型者。死于此案的多达七十余人。庄廷虽案发前即已故世，也被开棺戮尸。

　　2.清初为了强化满洲贵族的封建专制统治，对反清及“夷夏之防”思想采用暴力加以打击。康熙五十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六年(1728)的吕留良、曾静案，为此类文字狱的典型事例。被牵连受害至数百人，《南山集》的作者戴名世惨遭杀害，已经故世的吕留良父子等均被剖棺戮尸。

　　3.康雍之际，清皇族中权力斗争空前激化，史称夺嫡之争。清世宗胤禛即位之后，为了巩固已得的胜利，除杀戮夺嫡诸王外，不惜借助文字狱来打击“党附诸王”的势力。雍正四年的汪景祺《西征随笔》案，以及同年的查嗣庭“维民所止”案、雍正七年的谢济世注《大学》案、陆生枬《通鉴论》案等，尽管所加罪名不一，但目的皆在于打击异己。此外，尚有皇帝滥施专制淫威而出现的文字狱，如乾隆四十二年王锡侯编纂《字贯》一书，仅仅因为对《康熙字典》进行了议论，忽略了康雍乾三代皇帝的名字避讳，便横遭斩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