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运动

新文学运动（New Literature Movement），中国从1917年初到1919年五四运动后一段时期里发生的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改革。

清末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倡导和实践了诗歌和散文方面的革新运动。梁延裘等人呼吁提倡白话文。清末民初域外小说的大量翻译，促使中国文人打破思想封闭状态，并为他们提供了借鉴和模仿的样本。20世纪第二个十年，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潮大量输入，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和影响，中国出现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思想革命和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学运动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它是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它的性质与导向、成就与局限都与新文化运动息息相关。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1919～1926年，李大钊在《国民之薪胆》、《厌世心与自觉心》、《〈晨钟〉之使命》等文中，阐明了一个国家新文明的产生与新文学的勃兴之间的关系，认为“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据此他反对“柔靡艳丽”、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学。陈独秀发表《欧洲文艺史谭》的长文，介绍西方进步的文学思潮，并在一篇通信中，针对当时封建文艺“浮华颓败之恶风”，提出中国文艺应该抛弃“古典主义”而趋向“写实主义”的思想。胡适在1916年底给陈独秀的信里，在批评旧文学腐败的同时，从“言文一致”的要求出发，首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概念和改革旧文学的“八事”主张。这些都可视作新文学运动的酝酿和萌芽。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是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他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即须方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方法，不做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从不同角度针砭了旧文坛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流弊，初步阐明了新文学的要求与推行白话语体文的立场。他还以历史进化的眼光，提出了白话文学应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思想。接着，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了措辞激烈的《文学革命论》一文，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的立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目标；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从整体上对封建旧文学进行了批评。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和社会的手段。《文学革命论》的发表使文学革命的目标和任务更加明确。

《新青年》的文学革命主张很快得到了一些同道和青年的响应。钱玄同在致《新青年》的许多信中从语言文学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势在必行，把拟古的骈文和散文家们指斥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的革新》，探讨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的界说，对于破坏古文的迷信、建立美的白话散文，破坏诗歌旧韵、重造新韵等问题，都进行了建设性的研讨。傅斯年也围绕“文言合一定制国语”提出了一些设想。1918年4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来概括文学革命的宗旨，力图通过将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结合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同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1919年初又发表《平民文学》，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文学之本。1919年初陈独秀撰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高举起科学和民主这一既是思想革命也是文学革命的旗帜。李大钊在《新纪元》、《什么是新文学》等文中认为：“光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光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必须具备“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1918年冬天，陈独秀、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杂志，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新潮》月刊，致力于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思潮。文学革命的影响迅速扩大。

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除了批判各种虚伪艰涩的拟古派文学外，还集中力量批判以黑幕派和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游戏消遣的封建旧文学。周作人写了《论黑幕》，剖析了黑幕小说与封建复辟思潮相同的本质；沈雁冰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文中分析批评了鸳鸯蝴蝶派小说“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鲁迅在《关于〈小说世界〉》等文中也对鸳鸯蝴蝶派小说进行了批判。此外，封建旧戏曲和变质了的文明戏也是他们猛烈抨击的对象。这些批判提示了传统文学“文以载道”、游戏消遣的思想根源，为新文学创作和理论建设扫清了道路。文学革命的骨干们还对旧文学各种形式的反抗予以坚决有力的回击。蔡元培、李大钊、鲁迅发文驳斥林纾《论古文白话文之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荆生》等攻击新文学的文章；1922年发生了与以梅光迪、吴宓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别学衡派的论争；1925年又发生了与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派的论争。通过与各种守旧派的较量，新文学运动的理论倡导变得更加清晰有力了。

新文学运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取得了重大的实绩。首先是白话文得到了全面推广，据统计，仅1919年全国出现的白话刊物就有400余种。到1920年，一些大型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也都开始采用白话文。1920年1月，当时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低年级国文课统一运用白话文。“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相互推动，迅速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新文学运动还促进了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和外国文艺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新青年》先后译刊了I.S.屠格涅夫、龚古尔、O.王尔德、A.P.契诃夫、H.易卜生等外国作家的作品。《新潮》、《少年中国》、《文学周报》、《小说月报》等刊物也大量登载翻译作品并介绍西方文艺思潮。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意象派、心理分析派、托尔斯泰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思潮在短短几年间涌入中国，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受不同文艺思潮影响的不同创作倾向的作家又各自组成文学社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21年1月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等在北京发起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和1921年6月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在东京发起成立的创造社。新月社、语丝社、莽原社、未名社、浅草社、湖畔诗社等文学社团都纷纷成立并显示了自己的创作实绩。

新文学创作实绩的出现要略晚于理论的倡导。1917年2月于《新青年》2卷6号刊出胡适的8首白话诗后，又于1918年1月第4卷第1期开始发表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白话诗创作，后来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也参加了新诗创作。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鲁迅抨击封建礼教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接着又发表了《孔乙己》、《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鲁迅）。稍后，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凤凰涅槃》等后来收在《女神》中的大量诗篇，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彩和狂飙突进的精神。新文学创作总的来说带有明显的理性色彩和感伤主义情调，同时风格多元。周作人、冰心、王统照、郁达夫、叶圣陶等人都以自己风格迥异的作品呈现了新文学崭新而丰富的面貌。

新文学运动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弱点，如对待过去的文学作品和西方的文艺思潮缺乏具体分析的历史批判精神，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念导致了过重的功利色彩等。但就其理论主张和创作实绩来看，它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文学革命，带来了文学观念的革新和解放，突破了文言文和僵死的传统文学格式的束缚，创造了一种具有现代意识和崭新形式的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