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宫廷绘画
明代宫廷绘画（court paintings of Ming Dynasty），中国明代没有正式的翰林图画院建制，但它同历代王朝一样，组织了大批的画家为宫廷服务。明洪武(1368～1398)、永乐(1403～1424)时期，画家奉诏进宫，随意授以职衔，如同样奉诏为朱元璋画像称旨的沈希远和陈远，一授中书舍人，一授文渊阁待诏。有的则授武英殿待诏、翰林院待诏等，又称供事内阁、内供奉，甚至有授营缮所丞的。明初宫廷绘画创作以人物画为主，如洪武时命画工图写朱元璋起家艰难、创业征伐之事；永乐时曾命画家在文华殿壁上画《汉文帝上辇受谏图》及《唐太宗纳魏徵十疏图》。宫廷及敕建寺庙壁画多出宫廷画家之手，当时担任此项绘制任务者有周位、盛著、卓迪，上官伯达等人。为帝后画肖像，也是宫廷画家重要任务，如沈希远、陈远、孙文宗、陈㧑等皆以图写御容受到赏赐。其他山水画家有赵原、朱芾、郭纯，花鸟画家有范暹等人。这些画家大都来自江浙地区，或学元人或师法宋人，尚未形成统一的风格。朱元璋对待画家十分严厉，盛著因在天界寺壁画上画“水母乘龙”，有犯忌讳而被诛，因而画家们都谨小慎微，自然也限制了他们在构思和技巧上的发挥和创造。
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从宣德(1426～1436)到弘治(1488～1505)时期，经济和文化都出现繁盛景象。宣宗朱瞻基、宪宗朱见深、孝宗朱祐樘等都擅长绘画，因而宫廷绘画也达到了最兴盛的时期，名手辈出，人才济济。画家多被安置在仁智、武英、文华、华盖等殿值宿，并授以锦衣卫各级武官职衔，最高等为都指挥，以下依次为指挥、千户、百户、镇抚，并能按功升迁。锦衣卫本为皇帝的禁卫军，专掌侍卫、缉捕、刑狱及充当仪仗之事，画家授以这样的职衔，是因为锦衣卫编制无定员，可以随意安置，以便支领钱粮和接近皇帝。这一时期的宫廷绘画，从存世的作品来看，人物画的取材，一类为描写前代“圣主贤臣”故事，如倪端的《聘庞图》、刘俊的《雪夜访普图》、商喜的《关羽擒将图》、朱端的《弘农渡虎图》等，其主题的选择，包含着一定的借古颂今的政治意义。另一类为描写皇帝的生活及肖像，如商喜的《明宣宗行乐图》、佚名的《明宣宗宫中行乐图》、《明宣宗射猎图》等。再一类为神祇释道故事，如刘俊的《刘海戏蟾图》、李在的《琴高乘鲤图》、黄济的《砺剑图》等。明代宫廷中还流行一种《货郎图》，所描绘的人物衣着十分华贵，或车或担，也制作精工，货品也无不名贵，绝非一般民间货郎。宫廷画家谢环的《杏园雅集图》，画当时大臣杨荣、杨士奇、杨溥等9人于杏园聚会群像，可知宫廷画家亦为在朝大臣服务。山水画主要继承南宋画院特别是马远、夏圭一派的传统，构图简括，用笔雄健，多大斧劈皴。王谔待诏仁智殿，被明孝宗誉为“今之马远”，作品有《江阁远眺图》。也有不少画家在南宋的基础上追踪北宋院画风格，其中以学郭熙著名的有李在、朱端等。另外石锐的山水画比较细腻，继承了北宋青绿山水的画法。这些画家都受到明宣宗的恩宠。永乐以后，宫廷花鸟画家渐多，成就也最为突出。边景昭、吕纪等人的画法精细，设色浓艳，是对五代黄筌以来工笔花鸟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林良的水墨写意花鸟，对后代这一画法产生了较大影响。孙隆墨色交融的没骨法，富有独创性，丰富了院体花鸟画的形式和技巧。
成熟时期的明代宫廷绘画，由于主要继承了宋代画院画法，将北宋的细腻浓艳和南宋的简括粗犷综合而用，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被史评家称为院体，或院派，与风格相近的浙派画家们同时并行，又被合称为院体浙派，成为当时画坛的主流。弘治以后，随着明代国力日益衰败，宫廷绘画也逐渐衰落，至明亡而绝。终明一代，凡见于文献和从传世作品中得知为宫廷服务的画家，共计有100余人。此外建于明代的北京法海寺，经幢中记载有参与该寺壁画制作的画士官2人，画士15人名单，均不见经传。文献中仅见朱端于正德(1506～1521)年间以画士直仁智殿。画士应是明代宫廷中地位更低的工匠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