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堂辟雍
明堂辟雍（imperial academy），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皇家礼制建筑之一。据古代一些经学家的解释，明堂和辟雍“异名同实”，又据各代修建明堂的文献记载和西汉末年长安明堂的遗址，可以肯定“明堂辟雍”是一座建筑两种含义的名称。明堂是古代帝王颁布政令，接受朝觐和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辟雍即明堂外面环绕的圆形水沟，环水为雍（意为圆满无缺），圆形象辟（辟即璧，皇帝专用的玉制礼器），象征王道教化圆满不绝。
源流和发展
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考工记》记载，夏有世室，商有重屋，周有明堂，它们的基本形式都是在土台上建屋，平面呈井字形构图，相邻为九，间隔为五。但至今尚未发现这时期的明堂遗址。不过作为一种祭祀性建筑，它应当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中。考古发现的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时代的“大房子”遗址，方位正南北，方形，内有4根对称的柱子，柱子连线可划分成井字形构图。“大房子”面积很大，室内约120平方米，显然是氏族成员集会的场所。在以农业生产为主，又以血缘关系为社会纽带的原始社会后期，氏族成员集会的一项主要活动就是祭祀与农业有关的神祇和自己的祖先。所以“大房子”可能就是明堂的最初形态。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祭祀已成为一种礼仪，“大房子”也变成了有象征意义的礼制建筑。井字形构图符合数和形的和谐性与对称性，很便于体现祭祀、礼制内容的严肃性和神秘性，于是在“大房子”的构图基础上演变成《考工记》叙述的夏、商、西周明堂形式。但其中的“夏后氏世室”，建筑尺度大大超过商和西周，而与汉代明堂接近，同时它的设计构图已很成熟，构造技术先进，可能是当时托名夏朝的一个理想设计方案。明堂在周朝是作为天子接见诸侯王公的场所，有实用功能，同时也有体现周礼的象征作用。周礼是儒学推崇的最高典章，兴建明堂则是朝廷的重大盛举，汉以后的明堂形制也就成为经学家考证的重要课题。秦和西汉初年不重视儒学，没有兴建明堂。汉武帝独尊儒术，于元封二年(110) 在泰山建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1座明堂，据《史记》记载，它的形式是：“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估计这是一个对称的台榭式建筑。西汉末年王莽标榜恢复周礼，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在长安(今西安市)南郊由大经学家刘歆设计了明堂辟雍。这座建筑的遗址已于1957年发掘出来，很明显地带有《考工记》明堂构图形式的遗意，是一座台榭式的建筑。但直到西汉末年，经学家对明堂只有简单的形式描述，如上圆下方，分为9室12堂，1室4门8窗等，而没有关于象征含义的解释。到东汉中元元年(56)在洛阳(北魏)新建明堂，才有了很明确的象征含义，它的形式仍是继承《考工记》以来的井字形构图的台榭式。两晋和南朝也建明堂，但完全舍弃了十字对称、井字分隔的台榭式形式，而改为一般的木结构殿宇。只有北魏太和十五年(491) 在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造明堂，还继承汉明堂的形式。隋朝统一全国，几次议建明堂，著名建筑家宇文恺经过考证进行设计，还制作了模型；唐太宗、高宗又议造明堂，经过经学家们更详细的考证，终因各家分歧太大而没有建成。武则天垂拱三～四年(687～688)决心“不听群言”，“自我作古”，在她亲自过问下于洛阳建成了中国古代体量最大、形式最奇特的一座楼阁式的明堂；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拆去上层加以改建。北宋政和五～七年(1115～1117)拆改京城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宫内秘书监，又按周礼建造了一座明堂。它既不是汉朝的台榭式，也不是南朝的大殿式，更不是唐朝的楼阁式，而是由几个天井联系的院落。东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礼仪制度已经非常完备，周礼中的明堂功能已由其他礼制建筑分别代替，以后各代的明堂，只是某种政治的象征而已。北宋以后各代均不再建明堂。只有明朝嘉靖二十四年(1545)改建北京天坛，新建圆形大享殿（即清的祈年殿），曾经一度把它附会为古代明堂。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在国子监正中新建一座辟雍，方亭外绕圆形水池，附会为古代辟雍型制。但这个辟雍是太学的别称，与明堂本没有关系，只不过是借用了环水的一点形式。
汉代明堂辟雍
西汉元始四年在长安建造的明堂辟雍，位于长安南面正门安门外大道东侧，符合周礼明堂位于“国之阳”的规定。明堂方位正南北，正方形围墙每边长235米，墙正中辟阙门各3间，墙内四隅各有曲尺形配房1座。围墙外绕圆形水沟，直径东西368米，南北349米，这就是所谓的辟雍。四阙门轴线正中为明堂，南北42米，东西42.4米，整个建在一个直径62米的圆形夯土基上面。遗址正中为一接近方形的夯土台，南北16.8米，东西17.4米，残高约1.5米。夯土台四角又各附2个对角相连的小方土台，由此隔出四面的厅堂，每面厅堂外又各有敞厅8间。明堂遗址室外原有地面在发掘时已被破坏，参照与它的形式基本相同的王莽九庙遗址，现存的4个厅堂和敞厅原来都应当是半地下结构。明堂的主体是在它们的上面，由室外木梯进入。根据遗址结构，并结合汉代建筑的一些间接资料，可以推测出它的原状是一个十字轴线对称的3层台榭式建筑。上层有5室，呈井字形构图；中层每面3室，是为明堂（南）、玄堂(北)、青阳（东）、总章（西）四“堂”八“个”即“四向十二室”；底层是附属用房。至于明堂“上圆下方”之说，据现有结构，有可能上层中央太室顶上为圆形屋顶，也可能另有所指。中心建筑（即明堂）的尺度，如不计算四面敞廊，每面约合28步(每步6尺，每汉尺0.23米)，恰与《考工记》所记“夏后氏世室”实即春秋战国时的理想方案相同。
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56)建造的洛阳明堂，位于洛阳南面正门平城门外大道东侧，与长安明堂的位置相同。遗址已在1977年探明，整个范围东西约386米，南北约400米，大约相当于长安明堂环水沟以内的范围。推测是明堂中心建筑外面围廊的范围。东汉经学家对明堂制度有很详细的论述，还有关于洛阳明堂形制尺度的具体记载，参照遗址范围，大体上可以肯定洛阳明堂仿自长安，基本形式和尺寸相似。但它增加了许多象征的具体涵义。如明堂中心太室为方殿圆顶。圆顶直径3丈（约10米），天为阳，3为阳数；方殿每面6丈（约20米），地为阴，6为阴数，形、数相合，象征天圆地方。建筑通高81尺（约27米），象征“黄钟九九之数”；9室象征九州；12堂象征十二月、十二辰；28柱象征二十八宿；36户象征三十六雨；明堂每面24丈象征二十四气等。
唐代明堂
唐初议建明堂，经学家争论不休，至高宗总章二年(669)由皇帝亲自指定了设计方案。虽然这个设计最终由于“群议未决”而没能建成，但在《旧唐书·礼仪志》中留下了详细的记载。它是一个集中了儒、道、阴阳、堪舆各家象数观念，象征涵义非常丰富的巨大楼阁，在建筑艺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明堂基座正八角形，直径280尺，高12尺； 上建两层方形楼阁，通高90尺；上下两层都是重檐，最上面是圆形屋顶。全部建筑从平面、高度尺寸，到栏杆、窗棂，斗拱构件的数目，都作了详细规定，共达50项之多。每项数字都有所象征，象征涵义引自《周易》、《尚书》、《礼记》、《道德经》、《河图》、《淮南子》、《易纬》等书。例如庭院每面360步，为“乾策二百一十六”与“坤策一百四十四”之和；门宇5间，为阳数三，阴数二之和；堂心柱高55尺，为“大衍之数”；飞椽929根，为“从子至午之数”，等等。
武则天以周代唐，号称“革命”，于垂拱三～四年(687～688)在洛阳建造明堂以为纪念。这座明堂再没有拘泥于井字形构图，也没有了4室12堂的制度，而只采用了下方上圆的基本形式，并以下层象征四时，中层象征十二辰，上层象征二十四气来体表它的象征涵义。另于室内中央用铁铸成水渠以象征辟雍。据《旧唐书·礼仪志》记载，明堂3层，每面300尺，通高294尺，中心从顶至底立一大柱，用以联结各层结构构件。下层方形，中层八角，上层圆形。屋顶用木片夹纻瓦，顶上置宝凤，后改火珠，另有九龙捧盖。可以想像，这是一个非常巨大而典丽的形象，是中国古代最高大、最华美的阁楼。但记载中高294尺（约82.32米）大大超过了3层楼阁可能的限度，肯定是误记或文字有意夸大。如果改为194尺（约54.32米），则比较符合唐代特大型建筑的尺度，也可能建成3层（加暗层共为5层）楼阁。这座明堂在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以“体式乖宜，违经乱礼”的理由被皇帝命令拆除，但因费工太大，只将上层拆去，屋顶改为八角形，比原建筑矮去95尺。原来屋顶的九龙捧盖改成了八龙捧火珠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