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圈”的版本间的差异

2017年6月10日 (六) 07:25的版本

　　汉字文化圈（日文汉字：汉字文化圏；日文假名：かんじぶんかけん；谚文：한자문화권；越南文：Vòng văn hóa chữ Hán；英文：Sinosphere），又称东亚文化圈、儒家文化圈、中华文化圈、“稻米文化圈”或“筷子文化圈”，“汉字文化圈”这个词源自德语“Chinesischer Kulturkreis”，为文化圈的概念之一。指文化相近，历史上受中国政治及中华文化影响，过去或现在仍使用汉字，曾共同使用文言文（日韩越称之为：汉文）作为书面语言，并覆盖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文化区域（并不使用口头语言的汉语官话作为媒体）。具体指汉字诞生地中国以及周边的韩国、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国家和地区。汉字文化圈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汉字的使用。

　　汉字文化圈为文化圈的概念之一。日本学者西嶋定生（1919－1988）给出的“汉字文化圈”的构成要素是：以汉字为传意媒介，以儒家为思想伦理基础，以律令制为法政体制，以大乘佛教为宗教信仰等等作为共同的价值标准。

　　汉字文化圈的覆盖地域与现代地域区分所指的东亚地区有很大的重合部分，包括了中国大陆、澳门、香港、台湾以汉字为主要沟通文字的地区，古代的越南（京族）、朝鲜半岛（朝鲜族）、日本列岛（和族）、琉球群岛（琉球族）等；有时候也包括了现代的美国、加拿大等北美及巴西等南美、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的汉族较多地区，不过具有争议性。日本的历史学者西嶋定生提出的“东亚世界论（册封体制论）”，成为了有关历史学的“文化圈”概念形成的模型之一。

概述

　　“文化圈”理论，是德国格雷布内尔和奥地利施密特创立的，核心是文化传播论。在历史长河中，有的淘汰，有的衰落，有的崛起，于是，获得优先发展并处于强势的文化便向四周辐射，影响其他文化，形成一个具有某些共同因素的文化圈。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看,“汉字文化圈”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它是对世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圈之一，是东方文化的代表。本文分三个层次叙述：汉族、汉字和汉文化的形成为“本圈”；由于它的主导作用而影响国内其他民族形成“内圈”；而它在国外的扩散则构成“外圈”。

　　“文化圈”最初系德国民族学家使用的术语，原文为“kulturkreis”，是“文化区域” 或“文化范围”的意思。“文化圈”是日本人的译法。“文化圈“理论的倡导者认为，人类的早期文化应该有几个不同的发源地，这几个发源点的文化特征逐渐向其他的人类群体传播，最终形成了很大的地理单位。然而经过千百年的文化交融之后，现存文化圈的界定是相当复杂的，学术界一直没能找到一个有效的划分原则。一些科学家越来越倾向于利用文字来划分文化圈的界限。他们认为，既然文字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那么历史上使用过同类文字的民族和地区，其文化必然有着相同的来源，至少也会有明显的借鉴痕迹。依照文字“文化圈”的理论，人们可以把世界划分成五个大“圈”，即拉丁字母文化圈，印度字母文化圈，阿拉伯字母文化圈，西里尔字母文化圈和汉字文化圈。

　　汉字第一次大规模地输出到域外民族地区是公元2、3世纪的事情。当时一批朝鲜和日本的官员、学者从中国带回去不少用汉字撰写的书籍，从而导致了汉字、汉语在其政治和知识精英层面的广泛应用。可是，这两个民族的母语都不是汉语，人们要使用汉字，首先必须得学会汉语才行。鉴于这种情况，有人便试着借用汉字来记录本民族的语言。经过大约500年的尝试之后，在朝鲜正式产生了“吏读”，在日本则产生了“万叶假名”。但使用“吏读”来记录朝鲜话的方式不大科学，所以在15世纪以后这种写法就被新创制的朝鲜字母——谚文所取代了。到了1948年，朝鲜文中的“当用汉字”在北朝鲜被彻底禁止、废除。而南朝鲜的“去汉字化”则时紧时松，几经碰壁之后又开始往回走。据说现在中学毕业需要掌握2，000来个汉字，否则找工作都困难。相比之下，汉字在日本的势力要大的多。日文虽然在“万叶假名”的基础上演化出了相当完善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但它们一直是和“当用汉字”并用的。

　　汉字文化圈一词，据说参考自德语“Chinesischer Kulturkreis”。日本语言学家龟井孝（1912—1995），想找一个描述古代东亚共同使用汉字地区的述语，故从德语“Kulturkreis”译成“文化圈”。

　　汉字文化圈从地理角度可以称为东亚文化圈，从文化角度可称为儒家文化圈（儒教文化圈），以器物戏称为稻米文化圈、筷子文化圈，亦曾被称为“汉文化圈”。

历史背景

先秦时期

　　自三代文明形成后，中华文化不断向四周扩散和影响。

秦汉时期

　　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更充满信心与优越感，认为落后的地区会被中国吸引，前来朝贡。中国文化可以不断的扩大，达到“世界一家”的理想境界。汉武帝在元光元年（西元前134年）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学说成为国家信仰，中国进入儒家社会。以后，儒家学说又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区，在这些地区发展，并成为官方学说。同时，在儒家社会，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近代以来，则在不少地区失去官方地位，甚至在某些地区如中国，曾经成为官方打压的对象，但这并不能改变儒家思想对社会的广泛影响。

　　全球有三大国际性文化圈，即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基督教社会主要分布在欧洲、美洲、澳洲等地，伊斯兰社会主要分布在亚洲西部、南部和北非等地，儒家社会主要分布在东亚等地。在近代，近代科学技术和自由民主的理念从西方传入儒家文化圈，同时传入的还有共产主义等各种思潮。因而在中国大陆、朝鲜、越南，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官方信仰共产主义；而港澳台、日本、韩国，则实行西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

　　在纪年历法上，伊斯兰社会采用伊斯兰历法，以默罕默德出走麦地那的日子（西元622年7月16日）为纪年首日。基督教社会采用阳历的耶历，以耶稣出生开始纪年。近代以来耶历随着西方的扩张被许多地区采用，成为目前世界最通行的纪年历法，虽然不被伊斯兰文化圈接受，但却被儒家文化圈接受。儒家社会采用阴阳历，以君王年号纪年。近代以来，在日本，由于保留君主制，仍然采用传统的君王年号纪年，不过改用阳历。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後，以国号纪年，同时兼采传统阴阳历和作为阳历的耶历，为今台湾地区沿用。在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西元（格里历）纪年法，并定其为「国历」、「公历」，而民间仍然同时沿用阴阳历。基于文化的因素，在儒家社会有不少人建议采用孔历纪年，即以孔子出生日期为元年首日；孔子诞生於周灵王廿一年阴历八月廿七，依耶历为西元前551年9月28日。

　　在儒家社会地区，往往同时伴随佛教、道教的传播。儒家社会往往采用汉字，有人称为汉字文化圈，但某些儒家社会国家已经废除汉字，并不采用汉字。

南北朝

　　在考虑作为历史学概念的汉字文化圈的外延的时候，西嶋定生的“册封体制论”假定的从南北朝时代到唐代的地域秩序成为第一参照例。以西嶋的“东亚世界”的定义为指标，除了册封体制，还包括汉字、儒教、佛教、律令制。符合这个指标的主要朝贡国有新罗（朝鲜南部）、渤海国（朝鲜北部及中国东北东部）、倭国（日本）。这个以外，没有引入律令制的国家如高句丽、百济也应纳入汉字文化圈的范围。北宋以后，高丽取代新罗，并加入了新成立的大越国（越南）。

宋辽时期

　　南诏及后续的大理国，其政治制度和文化的汉化程度，从汉籍资料较难推测出。而南诏受唐朝廷册封、大理受北宋朝廷册封，流行中国密教，移入的汉人参与政治活动，因此可将其视为同新罗、百济类似的“东亚世界”朝贡国。另外，辽，金，西夏军事性地压迫北宋、南宋，不使用文言文（汉文），制定并使用独自的文字，从狭义的定义上来说，它们不属于汉字文化圈，这些国家的统治者自称皇帝，赐赠庙号，建立独自的年号等，在某种程度上效仿了中国王朝的国制，这些国家可以视为圈内的“灰色区域”。

明朝以后

　　自明朝恢复“册封体制”以后，可纳入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及地区）基本确立下来并延续至今，朝鲜、琉球、大越(越南)及日本都符合条件。当时的日本不仅脱离了“册封体制”，律令制也已形式化，与此相应的科举官僚制度发达的状况说明西岛定生（西嶋定生）所列的四大点已非必要条件。第一个要列举的有特色的文化要素是文字系统。文言文（即汉文）的导入促进了用汉字来表记自身语言的发展，日本的假名、朝鲜的吏读、乡札、口诀受到汉字的影响。此外语言学者西田龙雄指出本民族文字的发明也有可能是受契丹文的启发。越南的喃字是由汉字派生出的独立文字。由此各国逐渐确立了本民族文书系统。但是、直到近代以来这些本民族文书系统才逐渐取代文言文（即汉文）运用于官方文书。宗教上本土化的佛教、道教带着地域性的浓淡及辑合（syncretism），在民间普及。儒教由于与政治思想相匹配，在圈内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共通思维框架。包括使用筷子餐饮，品茶，使用瓦来建筑和使用毛笔来书画等类似的生活文化也作为汉字文化圈的共同特征，以中国为中心分布开来。

近代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向心力减弱，朝贡体系下的各属国对汉字的文化地位开始怀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摆脱落后文化的象征，开始采取汉字废止政策。

　　17世纪由法国传教士亚历山大·德罗兹（Alexandre de Rhodes）为越南语设计的国语字（越：Chữ Quốc Ngữ/𡦂国语）被后来的法国殖民当局在学校中广泛推广，虽然当时并未完全普及，但在20世纪中后期，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儒字（汉字）和喃字，成为越南国家的官方文字。因此，20世纪后半叶以后，理解汉字的人除了老年人和一部分的专家以外，变得很少。大韩民国有900字左右的汉字义务教育，不过，朝鲜王朝的第4代国王世宗所创造的朝鲜文字──韩文（한글）被普遍使用，报纸上的汉字使用频率也不高，一般只会用于回避歧义的词语时使用。

　　除了台湾、香港、澳门一直沿用正体中文汉字外，部分使用汉字国家的政府确定了汉字的简化方案，如中国大陆，新加坡及马来西亚采用简化字，日本采用新字体，其他东南亚国家也有自己的简化方案。越南及韩国，汉字的使用频度已比以前少很多。

　　随着韩国、台湾、中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欧洲共同体成立的启示，东亚共同体建立的呼声也逐渐提高，作为东亚国际文字的汉字的重要性将被重新评估。

　　那些过去属于汉字文化圈而在近代丢掉了汉字的国家，也逐步意识到汉字的重要性，他们发现汉字能使不同语言的民族以文字互相沟通，与表音文字相容并存，不但能保存独特民族语言，又能使不同民族藉汉字表意而能互相交流沟通，使汉字复活的呼声也开始被倡导。

地理范围

　　一般认为，汉字文化圈包含的国家有：中国、朝鲜、韩国、日本（包括古琉球王国）、越南。时至今日，日语中仍使用大量的汉字作为书写符号，韩国一般的高中毕业生也能认识1800个左右的汉字。

　　汉字文化圈内各国历史上都使用过汉字、本国语言大量借用古汉语词汇，位于东亚地区，其特征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国民中信仰佛教者众，在其历史的特定时期以汉字作为传播语言和文化载体。

朝鲜、韩国

　　朝鲜半岛很早就诞生了高度的文明，却长期没有自己的文字。公元3世纪左右，汉字传入朝鲜，此后的1000多年，汉字一直是朝鲜半岛唯一的书写文字。雷教授介绍，在唐朝“开元盛世”时期，为了学习到中国的先进文化与技术，从而强大自己，朝鲜半岛君王世宗在执政期间多次派出使者来到中国学习和交流。

　　汉字最初传入朝鲜半岛时，由于当时汉文化作为一种优秀文化为东亚地区周边民族所仰慕，所以在吸收各方面的汉文化时，对承载汉文化的工具—汉字全面接收，朝鲜半岛的人民学习用汉字书写经典文献，也用汉字记写自己的历史，用汉字创作本民族文学作品，记录本民族语言。李氏王朝的第四代君主世宗于公元1444年，颁布了朝鲜半岛最早的表音文字—“训民正音”，即教百姓以正确字音。不过由于当时中国文化的绝对优势以及在朝鲜半岛的深远影响，作为新文字的“训民正音”并没有得到及时推广。据史料记载，就在“训民正音”颁布后不久，一些士大夫们便上书反对。他们认为，汉字不仅是世界上最高雅的文字，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普遍使用的文字。他们甚至偏激地把“训民正音”贬斥为“螗螂之丸”，而把汉字誉为“苏合之香”。

　　朝鲜在汉武帝时，设四郡：乐浪、临屯、真番、玄菟，将朝鲜半岛北部纳入中国版图，以乐浪郡为交通孔道和文化东部重镇：在前后汉四百年当中，乐浪郡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功效。 东汉末，天下大乱，半岛南部的三韩中，辰韩的斯卢国与马韩的伯济国逐渐崛起。

　　半岛北部：永嘉之乱后，中国东北的高句丽南下占领了乐浪、带方两郡，将疆域拓展到朝鲜半岛，同时与分裂的北方中原诸政权维持敌对关系。公元五世纪初，全盛时期的高句丽与东晋结盟，形成与中原王朝南、北两面外交关系。429年高句丽迁都平壤成为地道的半岛国家。

　　半岛南部：百济位于半岛西南部，临渤海湾，曾长期与高句丽为敌，与东晋、南朝较为密切。新罗位于半岛东南，临日本海，初期透过高句丽吸取中华文化，与北中国的关系较为密切。

　　六世纪以后新罗兴起，朝鲜半岛上形势产生变化。高句丽联合百济，以压制新罗，新罗转而与中原国家较为密切。372年高句丽设太学、传入佛教、颁律令（初期以高句丽为最盛）。384年百济设太学、颁律令。

　　朝鲜半岛初次出现统一王国。隋唐帝国一再对高句丽用兵，在新罗的帮助下，唐于显庆五年（660年）灭百济后设立熊津都督府；总章元年（668年）灭高句丽，设安东都护府于平壤。朝鲜半岛首次出现统一王国—新罗。西元583年，新罗始颁布律令及允许传布佛教。政治、经济制度全仿唐制。文化上，新罗创出用汉字来标音的“吏读文”。科举考试指定书籍是儒家经典。大量派遣留学生至长安的太学，如崔致远高中唐科举进士，且娴熟汉文，归国后，备受国人推崇。明朝时，“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朝鲜等国都来参加明朝的科举考试。明朝亡后朝鲜屡发“朝鲜乃大明之朝鲜也”之类言论，包括几任国王在内，朝鲜也不乏以“驱逐鞑虏，反清复明”为己任的极端复国主义者，朝鲜的孝宗国王甚至有“养精兵十万，出其不意，直抵关外”的具体军事构想。

　　朝鲜从1948年开始废止了汉字，要求除涉及古文以外的文章一律都用朝鲜字母书写。尽管汉字被废止，就国家而言，汉字的教学活动仍在进行。1968年恢复了汉字教学，同年发行的汉字教科书使用汉字1500个。时至今日，朝鲜各类全日制中学从初中开始就教学生学习汉字，一直到高中毕业，要求学生能掌握2000个左右的汉字，少数大学还开设了古汉语课。

　　汉字在韩国的命运一波三折。1948年，韩国政府制订法律，规定公文全部使用表音字，只有公文的附加条款允许汉字与表音字并用。1968年，韩国总统朴正熙下令在公文中禁止使用汉字，强行废除教科书中使用的汉字。从1970年起，韩国小学、中学教科书中的汉字被取消，完全使用表音字。这些政策最终造成韩国20到40岁的人几乎完全不懂汉字，因而被称为“表音字的一代”。然而历史影响并不能被轻易抹掉，2005年，韩国政府宣布：所有公务文件和交通标志等领域，全面恢复使用已经消失多年的中国汉字和汉字标记，以适应世界化的时代潮流。

　　如今，汉字在韩国随处可见。路牌、广告牌、地铁站牌都以汉字标记。绝大部分韩国人都有汉字姓名，一般都是由爷爷或算命先生先取好汉字名，再对应以韩文。在韩国人的身份证上，也同时标记韩文名和汉字名。在日常生活中，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也愿意更多地使用“四字箴言”或“谚语”，这些来自中国成语的词，发音、含义都与中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本列岛

汉字文化圈-日本街头

与南朝建立朝贡关系。根据南朝史书的记载，倭五王的倭国继百济、高句丽之后，在五世纪中与南朝建立朝贡关系的第三个。 西元538年佛教由百济传入日本。同时期，中国的儒教、易学、历算、医学，亦先后由百济传入日本。 西元七至九世纪，中国进入隋唐时代，日本逐渐进入主动、直接吸收中华文化的时期，是历史上吸收中华文化最多、最快的时期。 从西元607年初次派“遣隋使”至中国，往后二百五十年间，遣使不断。透过使节来华的留学生、学问僧，唐代文化大量传入日本。 天皇名称、“日本”国号的确立、中央体制、地方制度、考试制度、土地田赋制度等，日本多以唐制为蓝本。奈良、京都受唐式文化影响深远，此两京的建筑系仿自唐代的长安城。 日本人借用汉字偏旁发明“片假名”、根据汉字草书发明“平假名”。 奈良时期，中国的成实、三论、法相、俱舍、华严及律宗传入日本。至京都时期，在传入天台与真言（秘宗）后，完成了大乘佛教的东传。 艺术、娱乐方面，唐朝各项艺术娱乐传入日本，如围棋、书法、音乐、舞蹈等经过消化改造，已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汉文化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以强大的辐射力影响了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晋朝时，汉字传入日本，成为古代日本的官方文字。雷教授介绍，日本民族借用汉字大约经过了三个阶段：学习阶段、借用阶段、仿造国字和创造字母阶段。《日本书记》明确记载中国学者王仁携带《论语》、《千字文》到日本做皇太子老师的历史事情，日本和中国的“同文时期”长达500年。由于日语和汉语的结构不同，日本人学习和使用汉字有许多困难。汉字知识传开后，日本开始借用汉字作为音符，书写日语，形成日语音节字母。

　　日本借用汉字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音读，另一种是训读。音读即利用汉字的字形和读音来记写日语中读音相同或相近的词语，训读是指借用汉字的字形和字义，不借汉字的字音，而用日语解释汉字意义，这是一种用日语词义解读汉字的方法。为了记录日语，日本仿造了个日本专用汉字，被称为“倭字”或“国字”，如：“笹”“雫”等。公元7世纪时，日本出现了汉字夹用“假名”的日文。现在汉字在日文中只当作“定型字”来使用，如果有写不出的汉字，也可以直接写假名。据记载，从汉字传入日本到假名成熟，经过了一千年，一开始假名只是汉字的注音符号，不是正式文字，后来也是汉字为主，假名为副。如今，汉字在日本每个地方都随处可见。路牌、广告牌、地铁站牌都以汉字标记。

越南

写有汉字的越南寺庙

秦始皇设象郡，将越南北部首次纳入版图。 汉初，赵佗灭安阳王，设交趾、九真等郡，将疆域延伸到今越南中部。唐设安南都护府。明设交趾布政使司、安南都统使司。清末独立。越南认为中原的中华文明分别由北方的清朝和南方的越南阮朝对等继承，南方的越南阮朝有在东南亚传播中华文明的责任。 明朝甚至允许高丽、安南、占城等附属国文人参加明朝的科举考试。公元1370年6月的诏书就有“高丽、安南、占城等国如有经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国乡试，贡赴京师会试，不拘额数选取”的规定，高丽人金涛甚至进士及第，被授为东昌府安丘县丞，这些都说明恭愍王时代的高丽已经归命于明朝，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从公元1370年开始，高丽正式使用洪武年号。

汉字在越南的历史与传播要追溯到秦始皇三十三年设立象郡时期。象郡是秦朝的郡级行政区，管辖范围包括今广西西部、越南中部和北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在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设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汉字随行政的需要南行至岭南直到现在的越南。据史书记载，大约在公元前40年左右，汉字经广西传入越南，越南把汉字称为“儒字”，意思是儒家的文字。其后，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期里，越南上层社会把汉语文字视为高贵的语言文字。朝廷的谕旨、公文、科举考试，以至经营贸易的账单、货单都用汉字书写。小孩读书也像当时中国一样,一直到公元13世纪，“喃”字的出现。 　　雷汉卿教授介绍，“喃”字是以汉字为基础，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法，创造出的一种新型文字。往往用两个汉字拼成一个新字，即借用一个同越南语音相近的汉字和一个同越南语义相近的汉字，把二者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新字。“例如，越南语中的‘三’，音为‘ba’，新字就写作‘巴三’;越南语中的‘公鸟’，读作‘公’字音，意为孔雀，因为越南语中孔雀音为‘cong’。这就是喃字，用以区别儒字(汉字)。”

　　1945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后，拉丁化新文字成为越南的法定文字，称为“国语字”，但汉字对越南各方面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在当今越南语中，汉语借词占越南词汇的70%左右。这些汉语借词绝大多数保持了汉语词的原意，如“人民”、“欢迎”等等。正是基于这种历史和文化上的原因，现在越南的名胜古迹、寺庙的横匾、对联、家庭的祠堂都是沿用汉字。民间举办婚礼用双“喜喜”，过春节贴倒“福”表示福临门，为老人祝寿时也用“寿”字等。

汉字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新加坡、马来西亚。由于新加坡70%是华人移民，因此汉语在新加坡的使用频率相当高。据雷教授介绍，新加坡的母语是马来语，汉语和英语为该国的两大官方语言。1968年新加坡教育部成立简化汉字委员会，1976年发布的修订本《简化字总表》所收简化字与我国的简化字完全相同，书写上也采用横排方式，并且采用与我国一致的汉语拼音。2007年，李光耀在一次公开活动中曾说，“在中国崛起的态势未明朗化之前，许多家长都埋怨子女花太多时间学习汉语，然而随着中国的国力日益强大。家长们都逐渐意识到如果子女没好好掌握两种语文，或对中国的文化和国情不甚了解，将错失很多机会”。 　　马来西亚有中国血统的马来人和华侨占全部人口的76%，学校推行双语教育。马来西亚教育部于1973年成立简化汉字委员会，1981年正式颁布《简化汉字总表》，所收简化汉字与我国也完全相同。

　　泰国目前已经建了12所孔子学院，在很多泰国图书馆、泰国人的家里都有中国文化典籍。泰国当地的居民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经常使用汉语。

华人聚集地 下列地区有时也被列入汉字文化圈的范围： 华人国家新加坡（有时也被纳入大中华地区） 马来西亚(有时也被纳入大中华地区) 华人聚居地区（如：吉隆坡、怡保、新山、古晋、槟城、马六甲等西马西海岸地区） 印尼华人聚居地区 文莱华人聚居地区 泰国华人聚居地区 日侨聚居地 巴西的日侨聚居区 越侨聚居地 欧洲、北美的越侨聚居区 韩侨聚居地 欧洲、北美的韩侨聚居区。

下列地区有时也被列入汉字文化圈的范围：

华人聚居地 新加坡（有时也被纳入大中华地区） 马来西亚(有时也被纳入大中华地区)华人聚居地区（如：吉隆坡、怡保、新山、古晋、槟城、马六甲等西马西海岸地区） 印度尼西亚华人聚居地区 文莱华人聚居地区 泰国华人聚居地区 日侨聚居地 巴西的日侨聚居区 越侨聚居地 欧洲、北美的越侨聚居区 韩侨聚居地 欧洲、北美的韩侨聚居区

文化特征

汉字文化圈之间文化交流，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者常和朝鲜的儒学者用汉字笔谈的方式来争论儒学问题；明清时代来华朝贡使节团的安南（越南）使节与朝鲜使节互赠汉诗。 即使在现代社会，利用汉字的笔谈也为东亚人民之间的交流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越战期间，一名被派遣至越南的韩国国军排长在与越南当地村长以汉字笔谈后，让这个小村落的无辜村民逃过了美军的猛烈轰炸；一些南朝鲜游客在前往中国旅行时，因水土不服而泻吐时，向中国药剂师递上写有“腹痛”和“消化不良”的字条后，即迅速获得处方。 政治意识 主要有华夷思想（中华思想、小中华思想）、天下观思想、中国中心主义。因而大多国家还有外交的封闭倾向，以及内部政治集中、高度稳定的特质。 历法岁时 汉字文化圈都遵循中国的夏历及其岁时祭享之俗。中国的历法,是从夏朝开始的,所以又叫夏历。[5] 汉人周年作息,随月令二十四节气而为生活节奏。自《周书》「周月」、「时则训」所见,有四季春夏秋冬,再分十二个月及二十四节气。古有"三正"之说,夏正建寅（孟春正月）,殷正建丑（季冬十二月）,周正建子（仲冬十一月）。中国以正月为岁首源自“行夏之时”是儒家的治国要义和神道设教的深意，可谓传承先圣之天时要义。[6] 岁时历法见於《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管子·幼宫》、《淮南子·时则训》。《礼记·月令》既反映了其编定成书以前有关的岁时民俗,也是成书以后的岁时民俗的直接源头。岁时民俗就脱胎于月令文化以及与月令有关的文献，与四时相对应,每时都有一班帝神,与时月、天气的变化相对,每个月各有相应的祭祖规定和礼制。 中国的岁时、岁事、月令、时令在日本被称为“年中行事”或者“名节”，在韩国称为“岁时风俗”。[7] 江户时代斎藤月岑著有《东都歳事记》，朝鲜时代柳得恭著有《京都杂志（경도잡지）》（1800年前後）、金迈淳著《洌阳歳时记（열양세시기）》（1819年）、洪锡谟著《东国歳时记（동국세시기）》（1840年前後），其中多引用中国古典，仿宋朝故事，慕华思想深厚。

礼仪文化 中国、日本、朝鲜在儒教的影响下，以四书五经为基础形成了相似的冠昏丧祭的习俗，以及衣冠制度。

冠礼 儒教传统里，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取字，女子行笄礼，为成人之道。天子诸侯为早日执掌国政，多提早行礼。周文王十二岁而冠，成王十五岁而冠。日本近代以来称之为成人式。朝鲜的规定亦相似。 婚礼 东亚文化圈各国皆遵循共同的婚礼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采就是求婚，问名为请教女子的姓名（同姓不婚之故），纳吉为占卜生辰八字是否合适，纳征为交纳彩礼，请期为确定迎亲日期，亲迎为迎接新娘。纳采就是求婚，问名为请教女子的姓名（同姓不婚之故）。 丧礼 东亚文化圈各国都遵循丧服、丧制的礼仪，主要表现为披麻戴孝、招魂等等礼节。

文字文学 历史上，正式场合主要使用正体汉字，民间亦使用本民族文字（假名、谚文、喃字）。 历史上，正式场合多使用汉文（文言文），民间亦使用本民族文字与汉字混用的本民族文书系统（参看：韩汉混用文）。 生活文化 明制婚礼 明制婚礼 主食稻米，懂得品茶，使用筷子进食。 中国传统建筑（参看：宋朝建筑等）、日本传统建筑、朝鲜传统建筑、越南传统建筑、琉球传统建筑（参看：首里等）都有相似建筑风格。 地理名称上，因具有相似的地理风水特征或有着类似的历史文化背景，而同名，如日本的湘南与中国的湘南（湖南南部），韩国的襄阳与中国湖北的襄阳，越南的太原与中国的太原，等等。 基于儒教四书五经形成的礼仪服饰：汉服、和服、韩服、越服、琉装。朝鲜语的「한복」一词在李氏朝鲜覆灭时指的是汉服。

工艺技术 中国的工艺技术可追溯到《周礼·考工记》记载的六门工艺里的三十个工种，包括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设色之工、刮摩之工、抟埴之工等，包括木工、金工、皮革、染色、琢磨器物及制陶等内容。韩国与日本，在传统工艺的很多方面，是直接学习或者继承了中国的技艺与造物精神的。古代日韩工艺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即包括工艺技巧、工艺形式等的传授和模仿，也包括深层次文化观念的借鉴和学习。比如漆器工艺是途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在南线，中国漆器流通主要在与百越、安南、身毒、暹罗等国之间，并通达印度、越南、柬埔寨、印尼等地区。螺钿技艺的传入对于朝鲜半岛漆艺的影响意义重大。

关于汉字文化圈内各国专有名词的翻译

汉字文化圏内用汉字表记的专有名词（地名、人名），翻译到圈内其它地域时，以往通常按照当地相应的汉字读法（通常采用音读）来读。但是这种专有名词翻译原则在近代以后产生了变化，主要原因是朝鲜半岛和越南的汉字废止。 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各国，按照传统都将彼此之间的专有名词（人名、地名等）中的汉字用各自的语言的汉字音念出来。 例如“日本（日语发音：nippon或nihon）”一词在汉语普通话、朝鲜语、越南语中便分别念作“ri-ben”、“il-bon”和“nhat-ban”。这是因为这些国家都用各自的汉字音念“日本”两个汉字。 就日语而言，“毛泽东”念“mou-taku-tou”、“济州岛”念“sai-shu-tou”、“阮福映”念“gen-fuku-ei”。当然，这些读法只能在日本语中通用，与当地语言（汉语、朝鲜语、越南语） 的发音不相同。 对于中国沿用汉字的地区的固有名词，日本一般仍惯用日语汉字音读法。但是对于越南、朝鲜等已经废除汉字或者汉字使用率极低的国家的专有名词，日本则日益趋于使用从当地语言的读音音译的读法，这种读音被称为“现地音”。 日本的传媒于80年代开始对韩半岛的专有名称改用现地音读法，所以现在一律以现地音读法为准。所以，“济州岛”被按照从韩语的音译念作“che-ju-do”或者“che-ju tou”。但是，与历史有关连的用语则往往不受此限制，如“李承晚ライン”及“光州事件”等则仍普遍使用日语汉字音读法。近代以前的人名如“李舜臣”和“金玉均”等普遍仍以日语汉字音读法分别念作“ri-shun-shin”和“kin-gyoku-kin”，但现时教科书则有时将日语和当地 (朝鲜语) 发音并列出来，有时干脆只标出当地发音。 由于越南废除汉字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日本对越南的固有名词多使用当地读法。现在日本称越南为“ベトナム（betonamu，从“vietnam”的音译）”而非“etsu-nan(“越南”两个汉字的日语汉字音读法)”。日文中的朝鲜/韩国专有名词会以汉字表示，并且在汉字之上用片假名注明当地 (朝鲜语) 读法，但越南的固有名词则几乎完全不用汉字表示。现在日本只会用片假名“ホーチミン(hou-chi-min)”来代表“胡志明”，几乎完全不用“胡志明”这三个汉字，亦不会按日语读法念作“ko-shi-mei”。另一方面，日本对于越南古代的人名、地名、历史用语、古代寺院名称、年号等则仍然使用日语汉字音读法。 原则上，日语汉字音读法一般使用汉音，但往往有例外，如台湾的“高雄”训读为“takao”，“西太后”使用浊音念“sei-tai-gou”，“金日成”、“济物浦”亦分别使用促音念作“kinnissei”和“saimoppo”，而“金正日”念作“kin-sei-nichi”或“kin-shou-nichi”均可。 至于汉语，则一律把朝鲜、越南的人和事物以汉语读音念出来，甚至是日语的训读词汇，也多采用汉字音读法而非音译。 现代的朝鲜语一般以当地读法去念中国、日本、越南等地的专有名词。但对于有历史关系的用语则使用朝鲜语汉字音读法，例如“丰臣秀吉”念作“pung-shin-su-gil”，而著名的地名如“东京”亦常常念作“tong-gyeong”。 就越南语来说，其一般以当地的读法（即现地音）去念日本、朝鲜/韩国等地的专有名词。但对于中国的专有名词，则多以越南语汉字音来读。对于涉及历史的专有名词，越南语仍多以现地音去念日本、朝鲜/韩国等地的历史专有名词，而用汉越音读中国的历史的专有名词。 中文方面 中文世界对于朝鲜和越南的专有名词的翻译仍然完全采用汉字。但是由于近代以后朝鲜半岛和越南的汉字废止，由于表面上无法分辨使用的是哪个汉字，从而使某些朝鲜、越南的源自汉字的专有名词的翻译产生了偏差，同样在使用假名的日本人姓名的翻译上，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日本女演员“宫沢りえ”、现代中文通常翻译成“宫泽理惠”。其实她的本名是“宫泽梨绘（宫沢梨絵）”。这是因为翻译者判断其名字“りえ”的发音用日本语通常表记为“理恵”，所以就用下去了。在对朝鲜半岛和越南人名、地名的翻译上也出现有同样的情况，例如韩国女演员宋慧教（송혜교）在华人社会却常被译为“宋慧乔”，本名反而很少人知道，另外有不少韩国演员姓名都有好几个不同的中文翻译，却未必是正确的。 对于用固有词表示的专有词汇，中国方面虽尽可能使用汉字表记（若存在），但有时采用音译。例如韩国首都，旧名为汉城（한성, Han-Seong），为汉字词，现代汉语直接使用其原汉字“汉城”表示其名称。1946年8月15日韩国发布城市宪章，并将其首都改称为“서울（发音为：Seo-Ul）”，“서울”为朝鲜语（韩语）固有词，无对应的汉字，2005年以后，中国（包括台湾、香港）逐渐采用音译的“首尔”来表示该城市名称（原汉城市议会宣布城市中文名称更改，韩国政府追认通过，并希望世界共同更改）。同样位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和越南，也曾使用相应的汉字词表示其旧称，如日语的“汉城”、越南语的“Hán Thành”（“汉城”的汉越音）。汉城改名后，日本首先改用音译表示其固有词的名称“서울”，叫做“ソウル”（souru），越南语后来也采用音译，由于越南20世纪40年代开始采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国语字），其音译则直接使用韩文罗马字“Seoul”。 日文方面（日语里的汉字） 日本街头汉字 日本街头汉字 中国字在日语中叫汉字，实际上是表意符号，每一个符号都代表一件事或一个观点。常见的是一个汉字有一个以上的音。在日本，汉字是用来书写起源于中国的词和土生土长的日本词。 “日本语”是汉字。“日本语”就是“日语”的意思了，但它的发音却不是中文发音。“日本语”的读音为“にほんご”（发音“ni hon go”）。在这里，假名“にほんご”就相当于日语中汉字“日本语”的拼音了（当然它并不是真正的拼音）。日文中有很多汉字，它们大部与其汉字意思有关，但读音往往不同。尽管较完整的日文字典所收的汉字可达50000个，但现在使用的数目要小得多。1946年，文部省将通用和正式使用字的数目定在1850个，包括小学和初中所教的996个字。这一单子在1981年被略有扩大的1945个字的单子所代替，尽管大多相同。报纸以外的出版物不受此单子的局限。而且，许多读者了解词义的汉字的数目比标准的公立学校的课程所教的汉字多得相当多。 2010年4月，日本文化审议会汉字小委员会汇总了新常用汉字表的最终方案，共收录了2136个字。除在现行1945个汉字的基础上新收录“俺”、“冈”、“赂”等196个字外，还将删除“匁”等5个字。该委员会最快将于2010年6月向日本文科相汇报新常用汉字表，预计将在2010年内公布。 2010年的此次修改工作结合了电脑、手机等信息工具的普及使复杂汉字也变得易用的社会现状。这将是1981年现行常用汉字表制定以来首次被修改。委员会根据组词频率高、汉字比假名更易领会等标准进行选定。虽然仅在固有名词中出现的汉字原则上不在收录之列，但都道府县名称中所用的“冈”、“熊”、“茨”、“栃”、“埼”、“梨”、“阜”、“奈”、“阪”、“媛”和“鹿”共11个通用性较高的字被新收录在方案之中。此外，近畿的“畿”、韩国的“韩”也将添加至新表中。应内阁法制局的要求，最终方案中还增加了“法律中常用”的“勾”、“赂”等4个汉字。“郁”等笔画较多的汉字也将收录在内。 日文方面（日语的国字） 日文里“ 国字”这个词有三个意思一是日本国的文字, 包括汉字、假名等用来记录日语的所有的文字符号；二是日本人创造的假名, 以区别于由中国传去的汉字；三是日本人模仿汉字的结构自造的汉字。但日本人通常所说的“ 国字” , 是指第三种意思。这时的“ 国字”又叫“ 和字” 、“ 俊字” 、“ 和俗字” 、“ 和制汉字”等。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第三种意思的“ 国字” 。 　汉字传入日本后, 日本人就舍弃汉字的音而用其形和义来表示日语的固有词汇, 如用“ 山” 表示“ やま”，用“ 海”表示“ うみ””等。但由于日本的自然环境,社会形态, 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与中国不同, 所以日 　语里有些概念是汉语里所没有的, 也就找不到相应的汉字来表示日语里的这些概念, 于是日本人就模仿汉 　字的结构自造汉字来表示日语里的这些概念。如造“ 榊” （读作さかき）字表示祭神之树, 造“ 辻” （读作つじ）字表示十字路口, 造“峠”（ 读作とうげ）字表示山路由上山转向下山的最高处, 造“ 躾”（ 读作しつけ）字表示礼节、礼貌上的教养、管教。 　国字的大部分是用六书的“会意法”创造的，即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或汉字部件组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概念。下面举几个典型的会意法造的国字。 　辷る（すべる）：走之旁和意为平滑的“一”字组合表示“滑”、“发滑”（注：该词又作滑る） 　辻（つじ）：和“十”组合在一起表示“十字路口”。 日文方面（音読、训読、熟字训） 日文中大量使用汉字。日文中的全部汉字约有几万个之多，但是常用的则只有几千个。1946年10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当用汉字表”，列入1850个汉字。1981年10月又公布了“常用汉字表”，列入1946个汉字。在教科书和官方文件中，一般只使用列入“常用汉字表”中的汉字。 　每个汉字一般都会有两种读法，一种叫做“音读”（音読み/おんよみ），另一种叫做“训读”（训読み/くんよみ）。 　“音读”模仿汉字的读音，按照这个汉字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时候的读音来发音。根据汉字传入的时代和来源地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唐音”、“宋音”和“吴音”等几种。但是，这些汉字的发音和现代汉语中同一汉字的发音已经有所不同了。“音读”的词汇多是汉语的固有词汇。 　“训读”是按照日本固有的语言来读这个汉字时的读法。“训读”的词汇多是表达日本固有事物的固有词汇等。 　有不少汉字具有两种以上的“音读”音和“训读”音。 　部分词例如下： 　音读词例： 　青年（せいねん）、技术（ぎじゅつ）、恋爱（れんあい）、翡翠（ひすい）、読书（どくしょ）、人（じん，にん）、幸福（こうふく）、 　训读词汇： 　青い（あおい）、术（すべ）、恋（こい）、好き（すき）、読む（よむ）、人（ひと）、幸せ（しあわせ）、汉字的音读、训读 　汉字“海”可以读成“カイ”也可以读成“うみ”。“カイ”是它的音读，“うみ”是它的训读。 　音读是基于从我国传入日本的发音而形成的发音；训读是将与汉字的意思相对应的“和语”————日本原先就有的语言发音作为它的读音固定下来而形成的。 　“史·宪·巨”等汉字一般只使用它们的一种音读，“贝·又·咲（さ）く”一般只使用它们的一种训读，但这类汉字较少。日文里的汉字通常都有两三种甚至更多的音训读发音。比如“生”，音读可读作“セイ·ショウ”，训读可读作“いきる·いかす·いける·うまれる·うむ·おう·はえる·はやす·き·なま”等。 　同上面所说的，汉字每个字都有与之对应的音读、训读，但也有一些比较特殊。比如“梅雨”，它的发音为“つゆ”，不能把每个汉字分别读什么区分开来。我们把这类发音叫做“熟字训”。以下这些也是“熟字训”： 　田舎（いなか） 时雨（しぐれ） 相扑（写作“相扑”，すもう） 土产（みやげ） 为替（かわせ）红叶（もみじ） 吹雪（ふぶき） 足袋（たび） 日和（ひより） 朝鲜文/韩文方面 韩国对于中国的人名、地名部分采用现地音来音译(如: 北京-->베이징 Beijing)，部分采用汉字音直译、即把中国的人名、地名的汉字用朝鲜语的音读方法读写出来(如: 北京-->북경)。韩国对于日本和越南的人名、地名大部分采用现地音来音译(如:河内 Hà Nội -->하노이)。 朝鲜对于中国、越南的人名、地名的翻译，较之韩国来说，使用汉字音直译的情况多一些。这亦影响到中国大陆的官方机构及韩国商人在中国的生活。举例说：“吉林”按这两个汉字的韩语发音“길림”(Gillim)，无论是吉林当地的朝鲜语出版物还是在当地生活的韩国商人，都一律采用“길림”这种写法。可是，在韩国当地的报章，却一律把“吉林”按其普通话发音写成为“지린”(Jilin)。这使双方在沟通方面出现不少问题。 越南文方面 越南对于中国的人名、地名多采用汉越音翻译。即把中国的人名、地名的汉字用越南语的音读（汉越音）方法读写出来。对于日本和韩国的人名、地名多采用音译，即直接引用其相应罗马字的写法。 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名字用越南语写作“Abe Shinzō”，这是用现代日本语的读音来转写的表记方法。“安倍晋三”这四个汉字用越南语的汉越音读为“An Bội Tấn Tam”，但是这种表记方法一般不使用。朝鲜语亦有同样的翻译方法。

“汉字文化圈”与“儒家文化圈”

我一直认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是两个内涵空洞、外延狭窄的概念，至少从现代而言，小议如下：

1.所谓「汉字文化圈」。至今仍在使用汉字的国家仅有两个：中国与日本。而历史上真正受汉字影响而造字、演发语言系统的国家亦无非四个：中国、日本、朝鲜、越南，远逊于拉丁语系。而且，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日朝越都在「去中国化」，南北朝鲜、越南更是彻底废除了汉字，汉语言文字对它们现代历史的影响聊胜于无，而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南北朝鲜、越南早已脱离了「汉字文化观」，至于实际的社会生活价值，也已经濒临绝迹。日本虽仍保有大量汉字及「和制汉字」，但对这种「文字」本身所代表的价值观的认同早已经所剩无几，同时，假名的蓬勃发展（如平假名数量的激增）更无形中削弱了汉字之地位。所谓「汉字文化圈」，早就是名存实亡的自我意淫。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语言和权力的关系。

2.所谓「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中国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而在在日、朝、越诸国中，越南是最早接受儒家文化的，这是因为在汉朝以来的一千多年中，今天的越南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儒家文化也得以移植到此。在朝鲜半岛，早在公元前1世纪至7世纪间，高句丽、新罗、百济等征求已先后接受中国的文化。到了高丽时代（917-1392年），儒学传入朝鲜半岛，而高丽王朝在政治制度、考试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也模仿中国。在日本，《论语》早在4世纪就已传入，而自6世纪中叶开始推行的“大化改新”的特征就是全面模仿唐代的政治制度。在8 -12世纪间，日本还模仿唐朝的科举制度，实行以贵族子弟为选拔对象的贡举制度。

儒家文化圈的核心是「儒学」，然而儒学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沿革与嬗变，历史上的新旧儒学及现代的所谓「新儒家」就是其典证。且不提外国，儒家文化在发源国·中国的发展就历经了至少三个阶段：在早期阶段，儒学主要以一种学术或思想的形态存在，只限于少数学者之中，尚未得到官方重视，也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无关。在第二阶段，儒学以官学的形态存在，已经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但尚未深入民间。儒学的第三种形态是民间形态，即儒家伦理渗透到了普通民众之中。儒家学说要发展成为民间形态，本身必须发生改变，以适应这一任务。

经学在汉代刚刚开始发展，并得到政府的支持，随后到魏晋时代，一流的知识分子都被玄学所吸引去，甚至被道教所吸引，隋唐一流的知识分子，一流的精神和心灵都被佛教所吸引。当时就有一句话叫“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就是说儒学没办法收拾，很多第一流的人才都流失到道教、佛教和其他相关的研究中去了。因此，儒学的核心——内圣之学——的传统在汉代以后有一个长期的中断，到了宋代理学兴起，才致力于把这个儒学的内在传统接续起来。不仅如此，经过汉唐之间的几个世纪的战乱和民族迁徙，连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中原也已部分地“胡化”了。陈寅恪先生直截了当地说：“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 非复东汉、魏晋、北朝之旧”。他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范阳秀才卢霑，“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 或仕赵, 两地皆多良田畜马, 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 击毬饮酒, 马射走兔, 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因此之故，《新唐书》明确地说：“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到了宋代，儒学发生了重大变化。陈寅恪先生说：“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这个“新儒学”即两宋理学，其中又以朱子（朱熹）之学为集大成者。其产生是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强有力的复兴。这个复兴是儒学自身变革的结果。在儒、道、释三教思想长期共存、冲突、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儒学发生了重大变化。魏晋时期，它被进行玄学改造之后，而到了此时，又被进行了佛、道的改造。改造后的儒学，既保持了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又吸收了佛、道两教的一些思想，以及这两种宗教的大众接受性。因此，“旧儒学”仅只限于部分学者中，而“新儒学”逐渐进入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而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形成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而又影响久远的儒学运动。然而到了元代，情况发生逆转。蒙古统治者不重视儒家学说而尊崇各种宗教（特别是佛教），所以《元史》一再说：“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元兴，崇尚释氏”。元朝皇室带头崇佛，忽必烈“万机之暇，自持数珠，课诵、施食”，并下令给佛教寺院的田产以免税的优待。迄至顺帝时止，元朝历代皇帝都崇信佛教。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国各地大建寺宇，“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元朝还建立了特有的帝师制度。至元七年（1341年），忽必烈晋封西番僧八思巴为帝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地位极为尊崇。元英宗称元世祖“启沃天衷，克弘王度，实赖帝师之助焉”。从八思巴到辇真吃刺失思，终元一朝，共有12名西蕃僧被封为帝师，可见朝廷对佛教的优宠。元朝统治者也希图利用儒家学说以巩固其统治，但儒学在元代并不像历史上大多数朝代那样尊崇，伯颜等权臣还曾竭力排汉抑儒。儒士的社会地位很低，以致被郑所南《心史》说是“九儒十丐”。

中国尚且如此，在中国之外的越南、朝鲜和日本等地，情况更可想而知。我们来分别看看这一时期的儒家文化在另外三个国家的处境。

越南在宋朝以前一直是中国的郡县。赵佗建立南越国时，儒学就已传入越南，两汉时期派往越南的地方官吏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整顿社会秩序，移风易俗，并实施儒学教育，输入儒家经典。影响最大者当推东汉末交趾太守士燮。他精通儒学，对《尚书》、《左传》等经典颇有造诣。治理交趾四十年，“习鲁国之风流，学问博洽，谦虚下士，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士燮因此被称为“南交学祖”，被尊为“士王”，先入越南帝王庙，后又入文庙，越南旧史称之，“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岂不盛哉！”后经魏晋至隋唐，依靠国家政权的倡导、地方官吏的推行，以及南迁的中原文人学者的宣扬、移民与当地居民的密切交往，这一切都推动了儒学在越南的深入传播。尤其是唐代，国势强盛，在交州设立了安南都护府，地方官吏也注重兴办教育，提倡儒学，以儒学移易风俗。交趾本地士人亦络绎不绝地游学中原，并可以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入仕为官。唐朝著名文人杜审言、刘禹锡、韩渥等也都曾流寓安南。然而，此时儒学虽然已在越南具有一定地位，但传播并不如佛教广泛，也不像佛教作为一种信仰为民众接受。在越南独立初期的吴朝（939-965年）、丁朝（968-980年）和前黎朝（980-1009年）三朝依然奉佛教为国教，实行崇佛抑儒的政策。直到李朝（1009-1225年）建立，局面才开始发生变化。虽然李朝仍然崇尚佛教，但统治者已改变以往唯重佛教的政策，开始重视儒学，推行儒、释、道并尊的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提高儒学的地位，因此佛教也在李朝达到鼎盛。到了陈朝（1225-1400年）末年，儒学形成取佛教而代之的趋势。

在朝鲜半岛，虽然儒学传入已有长久的历史，但是在14世纪末以前，尚处于发展的第一阶段。从中国传入的汉唐儒学，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中，也尚未完全确立起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公元958年，高丽政府“始制科举”，把儒学经典列为考试科目。992年又设立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设立了乡校，并派经学博士教育贵族子弟，儒学教育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是，由于993年开始的历时三十年反抗契丹入侵的战争，极大地阻碍了官办儒学教育的正常发展。儒学教育不得不转向民间，出现兴办私学的新倾向。

在日本，在幕府时代（1192-1867年）以前传入的儒学也主要是以五经为核心内容的汉唐儒学。进入幕府时代以后，儒学的传播内容发生了大转向，宋代理学取代了汉唐儒学输入日本。不过即使是到此时，儒学还只是作为佛教的附庸传入的。在镰仓幕府时期（1184-1333年）中期，日本与宋朝的文化交流日渐密切，中、日两国的游学僧人逐渐增多，他们为宣传禅学，多持儒佛一致论，理学因藉禅学得以传播。

由此可见，在15世纪之前的越南、朝鲜和日本，儒家文化主要限于上层社会，尚未在普通民众中生根。在普通民众中，儒家影响往往不及佛教或其他宗教的影响。

到了15-17世纪东亚世界文化版图大洗牌时，儒家也经历着一个复兴和深化的过程。作为结果，儒家文化圈在东亚世界的东部地区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钱穆先生指出：宋明之儒从以往注重吏治技术与王权统治合理性论证的“官学之儒”中分离出来，重新强调“以教化为先”的世俗人文传统，逐渐完成了向“教化之儒”的角色转换。他们通过举办各种社会事业，如义庄、社仓、保甲、书院、乡约等，投身于广阔的基层社会。宋、明以下社会，由于世族门第消减，社会间日趋于平等，而散漫无组织，社会的一切公共事业，必须有“主持领导之人”，若读书人不管社会事，专务应科举、做官、谋身家富贵，势必日趋腐败。因此，“宋明理学精神乃是由士人集团，上面影响政治，下面注意农村社会，而成为自宋以下一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种安定与指导之力量”。

明朝建立后，大力复兴儒学。明太祖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便诏谕群臣说：“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科举试士也“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并下令在乡试、会试中，一律采用程朱一派理学家对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提高程朱理学在官方学说中的地位。到了永乐十三年（1415年），在明成祖的指示下，以程朱思想为范则，编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确立了朱子学独尊的地位。三部“大全”的颁布并以强制的方式作为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内容，使得程朱理学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以此规定士人的阅读与理解的取向，进而用官学化的理学来统一人民的思想。这些举措，导致了儒学成为中国社会的支配性意识形态。自此以后，通过政府和地方士绅的各种“教化”活动，即把儒学所倡导的社会理想和伦理道德规范向基层社会渗透。明代儒学教化网络的广阔和严密程度大大超过了前代。儒家思想由此深入民间，对民间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无独有偶，也正是在明代，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家思想也在越南、朝鲜、日本取得重大发展，成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

在越南（正式名称为安南），胡季嫠建立胡朝（1400-1407年）后，实行限佛尊儒政策，积极倡导儒学，为儒学从后黎朝开始居于正统地位奠定了基础。经过后黎朝（1428-1789年）和阮朝的独立时期（1802-1858年）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后黎朝的黎圣宗将僧道排斥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全面实行以儒学为中心的政治、法律及文化教育政策，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规范民风民俗，均实施贯彻儒家思想。由后黎朝至阮朝中期的四百余年是越南的独尊儒教时期，儒学成为越南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在朝鲜半岛，14世纪末以后是儒学传播的第二阶段，传播的是程朱理学。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可追溯到高丽王朝末期。14世纪末，高丽王朝开始衰落，一批文人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维系人心，开始引进朱子学。14世纪末李朝建立，学者郑道远、权近等人以朱子学为理论武器批驳佛教，从而为朱子学取代佛教以及儒学在15、16世纪的兴盛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李朝“崇儒排佛”政策的确立，儒家思想开始在朝鲜半岛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确立了其在官方哲学及正统学术思想的地位。儒学也完成了在朝鲜本土化的演变过程。

在日本，室町幕府时代（1338-1573年）的禅僧中出现了以五山禅僧为代表的一批倡导宋学的人。宋学逐渐深入宫廷，公卿贵族学者开始研习宋学。室町末期，一些尊信学的学者为避战乱，寄身于地方豪族，理学随之扩展到地方，逐渐打破了禅僧独占宋学的局面，并形成博士公卿、萨南、海南三个研究宋学的学派。在镰仓、室町时代，朱子学虽已传入日本，但只是佛教的附庸。到了16世纪中叶，朱子学成为显学，在幕府政权的保护下，高据官学地位，统治日本思想界260多年。其中，京师朱子学派以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人为代表，简称京学。藤原惺窝（1561-1615年）是日本朱子学最早的开创者。他原为禅僧，后来脱离佛门，转向儒学并蓄发还俗，这是日本儒学走向独立的象征性事件。他大力倡导对朱子学，使日本儒学结束了依附禅宗的历史，走向独立发展的路程。继藤原惺窝之后的林罗山（1595-1648年）继续致力于儒学的独立，进一步发展了朱子学，并使之官学化。他终生仕奉幕府，受到幕府厚遇，掌握幕府的学政，并直接参与幕府政事，起朝仪，定律令，还依据朱子学理论规范幕藩体制的等级秩序以及道德准则。他更为坚决地批判佛教，力排基督教，同时也批评陆王心学。到了室町时代末期，在关西、土佐等地方，儒学思想逐渐占了主要地位，并且成为该地区统治的思想基础。这一切，为江户时代（即德川幕府时代，1603-1867年）儒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此时执政的德川幕府在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由佛儒并用转向独尊儒家思想学说，把儒学定为官学，不遗余力地加以奖励、提倡，同时强行禁止“异学”，使日本儒学进入鼎盛期。有些学者认为在明代，由于倭寇问题导致的中日交恶，日本与中国在文化上渐行渐远。但事实上，正是在明代，由于日本尊崇儒家思想，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才真正深入到日本社会。但是，即便如此，佛教文化对当时日本人之影响仍是根深蒂固。

由此可见，作为「儒家文化圈」核心的「儒学」，其实质乃是「程朱理学」，或者更明确地称之为「朱子学」，大约在公元15世纪左右开始兴盛于日朝越，并逐渐被抬奉为官方意识形态，但这个过程绝非一帆风顺，实际上，我认为，日本到公元17世纪即江户开幕推崇儒学排斥诸异学异教之后，朝鲜在公元16世纪左右即李朝崇儒排佛取得一定成效之后，越南亦在16世纪左右即进入后黎朝中后期经过长期崇儒排佛之后，儒学（程朱理学、朱子学）方取得思想上的统治地位，而最终分别瓦解于公元19~20世纪。这个「儒家正统化」即文化共同体内意识形态的养成，至近代社会的瓦解，其存历年代约300~400年。在此之前，日本、越南经历过一个漫长且深刻的佛教文化熏陶过程，即便朱子学被奉为正统，这两个国家的所经历的与其说是「儒家化」之一元独尊过程，倒不如说是「佛儒合流」、「佛为先导、佛儒互释」之多元混合式变迁，即便朝鲜亦受佛教文化颇深，否则焉有日后之「崇儒排佛」。在这三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上流社会还是平民百姓，整个社会都深受佛教文化巨大影响，即便日后有「儒家化」，佛教影响力亦贯彻始终，且佛儒二种势力多有争斗、盛衰反复，儒家的思想统治地位在其极盛时期亦不能全脱佛学影响，故此，若可称之为「儒家文化圈」，则称之为「佛教文化圈」或「佛学文化圈」岂非更为适宜（更何况佛教文化在其发源国即古印度早已衰亡）！

从四国目前之文化价值观、民族文化心理而言，儒家思想在中国影响虽仍不小，尤其在学界更甚，但终不敌马列主义；在朝鲜、越南主流社会及思想界早已销声匿迹；在韩国、日本仍有一定的影响，在学界仍有涉猎，但势微之命运乃确定无疑。且在日韩之所谓「儒家传统」与中国可谓大相径庭，彼之儒学与我之儒学旨趣未可言为一物，对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大众则影响更微。

由是观之，所谓「儒家文化圈」在其内涵上仅限于「程朱理学」或「朱子学」，其时间存续上兴盛期约三四百年，其空间存续上核心受体阈于四国，其思想影响力上吸收了佛教、道教（及各国本土学问、宗教）尤其是佛学的众多学说，常与佛教文化争锋而落于下风，未能保持一以贯之之绝大影响，远不及基督教文化及其共同体之向心力、凝聚力与认同感；就其社会生活价值而言，儒家伦理规范早已经被现代性价值观取代，各国普罗大众早非儒教信徒，其保留仅存于少数传统中。

此二种文化圈，似可为虚拟/想象共同体之一例。

3.关于「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关系。关于这二者的关系，我们似乎可以发现：有汉字的地方未必有儒学，有儒学的地方一定有汉字。这说明，文字作为一种语言工具，其表意功能是是基础性的，其他文化、文明的传播也离不开语言文化的传播，正是「非语言无以言道」。但是汉语言文字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占据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二者常常是分离的。因此，不能将「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在文化内涵上视为一体，混为一谈。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