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台湾文学

现代台湾文学，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在其后的半个世纪里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日本的殖民统治没有也不可能切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内在联系。现代台湾文学，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影响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始终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日本占据时期的台湾文学

日本侵占台湾以后，台湾同胞进行了连绵不断的英勇的武装反抗，但都失败了。台湾同胞在痛苦中思索和寻找前进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给正在寻找前进道路的台湾知识分子以新的启示和鼓舞，使他们认识到，“必须从新文化运动着手，以提高民族意识，改革社会风气，做为争取自由，反对日阀专制统治的凭借”(钟肇政语)。1919年，留学日本东京的台湾青年组织了“声应会”，1920年“声应会”改组为“启蒙会”；接着又成立了“台湾新民会”，创刊《台湾青年》杂志，提倡民主自由。《台湾青年》在创刊号的《刊头辞》中宣告：“厌恶黑暗而仰慕光明──这样的觉醒了。反抗横暴而（服）从正义──这样的觉醒了。排斥利己的、排他的、独尊的、之野兽生活，而谋共存的、牺牲的、互让的、之文化运动──这样的觉醒了。”1921年，台湾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在本岛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标志着当地的民族解放斗争进入了以政治运动和文化启蒙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他们举办文化讲演会、讲习会，设立读报所，传播科学民主思想，启发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工农运动也开始蓬勃兴起。1925年，继台湾“蔗农组合”成立之后，各地纷纷成立“农民组合”，并进一步联合组成台湾农民联合会，与殖民主义者的剥削和掠夺进行抗争。1926年，台北机器工会成立后，各地相继成立了几十个工会，并在1927年掀起了全岛性的罢工风潮。作为民族解放运动一翼的台湾新文学运动，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和滋养下，应运而生。

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几个阶段。即20年代初到20年代末的奠基时期；30年代初到30年代中期的繁荣发展时期；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的沉寂时期。

奠基时期

“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不久，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们就提出普及白话文的任务。1922年1月，《台湾青年》发表林端明的《日用文鼓吹论》。翌年初，由《台湾青年》改名而来的《台湾》杂志，相继发表黄呈聪、黄朝琴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和《汉文改革论》等长篇论文，大力提倡白话文。黄呈聪在文章中说：“我今年六月到过中国的地方，看过了这个白话文普及的状况，一般得着便利很大，更加确实感觉有普及的必要”。他又说：“若就文化而论，中国是母，我们是子”，“现时中国文化的进行有一日千里之势”，台湾只有普及白话文，才能“永久连络大陆的文化”，才能增加民众的科学文化知识，促使民众觉醒，“来努力改造这个黑暗的社会”。黄朝琴认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前途实在有望”的表现，“我们台湾同胞，亦是汉民族的子孙，我们有我们的民族性”，普及白话文，普及文化，才能保持汉民族文化，保持我们的民族性。同年4月，《台湾》杂志社在台南市成立“白话文研究会”，展开传播白话文的工作。同时，在东京的《台湾》杂志编辑部创刊《台湾民报》半月刊（后改为旬刊、周刊）。这个旨在“启发我岛的文化，振起同胞之气”的杂志，身体力行普及白话文，全部文章都用白话文书写，白话文的普及进入了实践阶段。

白话文的提倡和实践，拉开了新文学运动的序幕。《台湾民报》从创刊号开始，就刊登了大陆各地的新文学作品，接着发表了在上海学习的许乃昌的长文《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将来》，介绍大陆的新文学运动的情况。1924年，在国立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张我军投身台湾新文学运动，继《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呼吁排斥旧体诗和八股文之后，发表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猛烈抨击“暗无天日，愁云暗淡，百鬼夜哭，没有一丝活气”的台湾文学界，介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理论和新文学作品，呼唤文学革命。他明确指出：“台湾的文学乃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甚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张我军的文章，激荡了台湾文坛，引起了新旧文学的论战。经过激烈的辩论，文学革命的主张赢得了支持，旧文人不得不沉默下来。这时，张我军又相继发表了《诗体的解放》和《新文学运动的意义》等文章，提出了“白话文学的建设，台湾语言的改造”的主张。1925年3月，杨云萍、江梦笔创办台湾第一本中文白话文学杂志《人人》(发行2期)。《台湾民报》也开辟了发表新文学作品的文艺专栏。

台湾的新文学创作最早可追溯到追风（原名谢春木，又名谢南光）的日文作品。1922年，他在《台湾》杂志上发表了台湾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小说《她要往何处去──给苦恼的姊妹们》，批判封建的婚姻制度，通过对女主人公桂花觉醒的描写，喊出了妇女要求解放的心声。1923年4月，他以《诗的模仿》为题，创作了《小诗四首》。此后，在上海上学的施文杞相继发表白话诗《送林耕餘君随江校长渡南洋》、《假面具》，杨云萍发表白话诗《这是什么声？》，张我军发表白话诗《无情的雨》、《弱者的悲鸣》等作品。1925年12月，张我军出版了台湾新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乱都之恋》。这些都是台湾新文学创作的最初的收获，但是现代台湾文学坚实基础的奠定，还是在赖和崛起以后。

赖和(1894～1943)台湾彰化人，台湾医学校毕业后在彰化行医。1917年内渡厦门，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1919年返台，一边行医，一边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和文化启蒙运动，成了改革 台湾最热心的青年。1922年开始在《 台湾》杂志发表《刘铭传》、《文天祥》和《阿芙蓉》等具有鲜明民族意识的旧体诗词。新旧 文学论战展开以后，赖和积极支持新 文学运动，同时开始创作。1925年8月发表白话散文作品《无题》，同年12月发表新诗《觉悟下的牺牲》，1926年春发表白话小说《斗闹热》、《一杆“秤仔”》。此后相继发表了《不如意的过年》、《蛇先生》、《可怜她死了》、《惹事》、《丰作》和《善讼人的故事》等小说，《流离曲》、《生与死》、《南国哀歌》和《低气压的山顶》等新诗，《忘不了的过年》、《无聊的回忆》、《前进》等散文，显示了新 文学运动的实绩。赖和一生坚持用中文创作。他的作品以 台湾的农民、工人、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为题材，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尖锐地揭露日本殖民统治者的罪恶，描写 台湾同胞的痛苦生活，同时歌颂他们的不屈和反抗。他赞美蔗农的觉悟（《觉悟下的牺牲》），呼唤秦得参式的以血还血、以命换命的斗争（《一杆“秤仔”》），颂扬挺身面对殖民主义者的毒气、机关枪、飞机、爆裂弹的精神（《南国哀歌》），展示 台湾同胞在黑暗中坚持前进的心志（《前进》），希望在毁灭中求得再生（《流离曲》）。赖和的创作体现了反对奴役、反对压迫、反对榨取的反抗精神，树立了第一面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启示了 台湾新 文学的社会写实的方向，确立了争取民族解放、争取自由平等的传统。赖和长期主持《 台湾民报》和《 台湾新民报》文艺栏的编务工作，他的 文学创作和献身精神直接影响着同时代的作家，不少后起的作家正是在他的鼓励和扶持下成长起来的。“当时如果没有一位象懒云氏（即赖和）那样既有创作上的天才，而且又有对新 文学事业的推展抱着热情和决心的人，来担当、领导这个时期，并担任这艘 台湾新 文学的大船的舵手，则相信 台湾的新 文学，是无由达成若今日的状态和成就，而且一定还要走多少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吧！”（杨守愚《小说与懒云》）“赖和的崛起才奠定了 现代 台湾 文学的基础”。赖和被誉为“ 台湾新 文学的奶母”、“ 台湾新 文学之父”、“ 台湾的鲁迅”。 　　

在这阶段，与赖和一起为台湾新文学奠基的作家还有张我军，他相继发表了短篇小说《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这阶段，杨云萍发表了短篇小说《光临》、《兄弟》、《黄昏的蔗园》，表现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光临》是对充当殖民主义统治走狗者的讽刺，《黄昏的蔗园》则是对日本制糖会社盘剥蔗农罪行的揭露，发出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难道我们永远应该做牛马吗？”的抗议。

繁荣发展时期

进入30年代，新文学创作得到迅速的发展。30年代伊始，台湾新文学运动由分散的自然演进状态，逐步向有组织的、趋向统一行动的阶段过渡。它的舞台也由主要依靠《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等报刊而发展到独立创办文学杂志。1931年王锦江等与日本作家组织了“台湾艺术作家协会”，创办了《台湾文学》杂志（发行6期）。同年，郭秋生等在台北、台中组织了“南音社”，创办了《南音》半月刊(发行12期)。1932年，台湾留日学生张文环、王白渊、巫永福等在东京组织了“台湾艺术研究会”，创办了《福尔摩沙》杂志（发行3期）。1933年，郭秋生、黄得时、朱点人、王锦江等在台北组织了“台湾文艺协会”，创办了文艺杂志《先发部队》（第2期起改名为《第一线》）。1934年，为了团结全台作家，推进新文学运动，由台中作家倡议并筹备召开了全岛文艺大会，成立了包括赖和、杨逵、张深切等80余位作家参加的全台统一组织“台湾文艺联盟”，创办了《台湾文艺》杂志(发行15期)。1935年杨逵又创办了《台湾新文学》，并发行《新文学月报》。《台湾新文学》发行了15期，于“七·七”事变前夕停刊。

文学社团的产生，文艺刊物的创办，为台湾新文学创作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阵地，催生了一批新作家（包括以中文写作和以日文写作的作家）。陈虚谷、杨守愚、杨华、杨逵、蔡愁洞、郭秋生、吴希圣、张深切、毓文（廖汉臣）、巫永福、朱点人、王锦江(王诗琅)、黄得时、吕赫若、翁闹、张文环、王白渊、张碧华、张庆堂、郭水潭、徐玉书、龙瑛宗等相继登上文坛，以他们的诗歌和小说作品，迎来了台湾新文学创作（包括中、日文作品）的丰收。陈虚谷、杨守愚、杨华从20年代后期开始创作，进入30年代，陈虚谷继续创作新诗，写了《草山四首》、《敌人》、《流水和青山》等作品。杨守愚继《凶年不免于死亡》、《谁害了她》之后，写了《一群失业的人》、《决裂》、《十字街头》、《升租》、《鸳鸯》、《赤土与鲜血》等小说，同时写了《人力车夫的叫喊》、《长工歌》、《洗衣妇》、《雨中田舍》、《女性悲曲》等大量新诗作品，在创作题材方面表现了繁复的多样性。杨华在写《薄命》等小说的同时，相继发表了短诗集《心弦集》、《晨光集》和创作于20年代末的《黑潮集》。他们是台湾新诗创作颇具代表性的作家。蔡愁洞在30年代开始创作，他的《保正伯》、《夺锦标》、《新兴的悲哀》、《理想乡》等小说以轻松诙谐的形式、嬉笑怒骂的技法，把日本殖民主义者的丑恶嘴脸讽刺挖苦得入木三分。吴希圣的作品不多，但他的小说《豚》，描写台湾农民的苦况，一时成为文坛议论的中心。毓文既写小说，也写新诗和剧本。小说《玉儿的悲剧》描写不平等所带给妇女的痛苦，《短诗》则唱出了改造旧世界的衷曲：“要是可以睨视青天／占住大地／就算死了／我也愿意／为的（是）洗净这秽浊的全球／我愿倾尽满腔的热血”。巫永福的小说《山茶花》、《欲》，侧重勾画男女的恋情和暴露人性的丑面，这些在以揭露社会黑暗、控诉殖民主义压迫为主潮的台湾新文学中，是不多见的。朱点人当时就被誉为“台湾新文学创作界的麒麟儿”，他的《无花果》、《纪念树》、《安息之日》等小说，侧重解剖人性的阴暗面；而《岛都》、《秋信》、《脱颖》则是深具批判精神的抗议文学。王锦江既有诗作也写小说。他的诗句充满了创造新生活的激情，而小说笔调则比较冷静。小说《雨夜》、《没落》描写投身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实践者的心态，《十字路》则透视了先觉者的行动对民众积极的影响。张庆堂的小说，大都以生活在重压下的劳动人民为主人公，写他们坚持做人的信念和责任，以及在恶劣环境下求生的意志和奋斗的勇气，《年关》、《死亡》较为阴郁，《生与死》、《他是流眼泪了》则明朗得多。吕赫若的小说喜欢取材农村家庭生活。《牛车》描写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悲剧。

在这阶段登上文坛的众多作家中，杨逵是杰出的代表。杨逵(1905～1985)台南新化人。1924年东渡，在日本大学攻读文学。1927年应“台湾文化协会”召唤，回台湾投身农民运动，并被选为“台湾农民联合会”中央常务委员。3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1932年发表中篇小说《送报夫》。此后相继创作了《顽童伐鬼记》、《模范村》、《泥娃娃》、《鹅妈妈出嫁》、《种地瓜》、《萌芽》、《春光关不住》等小说。《送报夫》写的是台湾青年杨君觉醒的历程。日本制糖公司强行低价收购土地，逼死了杨君父亲。杨君离乡背井到东京求职，当了派报所的送报夫。在日本进步工人的帮助下，杨君懂得了被压迫被剥削者要团结奋斗。他参加了工人运动，与日本工人一起斗败了派报所老板。最后满怀信心踏上归途，准备投身故乡的斗争。3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意识开始在台湾传播，1928年到1931年台湾革命运动高涨。杨逵的《送报夫》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通过杨君的思想和生活历程的描写，既展示了民族斗争，又展示了阶级斗争，突破了民族主义的局限。小说主人公杨君的觉醒，还表现在他对于被压迫阶级自身力量、以及争取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认识和实践上。这里，杨逵探索了别的台湾作家没有涉及过的争取民族解放的新道路。杨逵还殷切期望有着新型的社会经济和道德关系的社会的出现。在《送报夫》中，他以极大的热情描绘无产者之间的相互同情和友爱。这在此后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模范村》中，杨逵描写了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对劳动者的同情，甚至在日本殖民统治的“模范村”里，创造了一个与现有秩序完全相反的、同舟共济的、互助互利的理想社会。在《鹅妈妈出嫁》中，杨逵在批判日本帝国主义者高唱的所谓“共存共荣”时，则向往着“不求任何人的牺牲而互相帮助，大家繁荣”的明天。在这些作品中，他一方面进行尖锐的揭露和血泪的控诉，同时以乐观和信心来唤起人们的希望。总之，杨逵的出现，从思想上把台湾新文学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这阶段台湾新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不仅表现在作家作品的众多，题材的扩大和思想的深化，而且表现在艺术技巧的进步上。奠基时期的一些小说侧重描写事件的过程，陈述人物的命运，正面表现人与人的冲突，一般都笔触粗疏，手法较单调。进入30年代后，包括赖和写的《惹事》、《善讼人的故事》等在内的许多作品，在艺术上显得成熟了。作家的视野开阔了，比较注意细节的描写和人物的刻画，情节显得丰富，人物形象较为生动。除了真切的写实之外，创作上还运用了暗示象征的手法，出现一些具有相当水平的小说作品，受到祖国大陆和日本文坛的瞩目。1936年杨逵的《送报夫》、杨华的《薄命》、吕赫若的《牛车》等小说由胡风等翻译收入《山灵》，在上海出版。赖和、翁闹、张文环、龙瑛宗等人的作品或被译成日文或者被日本报刊推荐为“佳作”。台湾新文学运动盛极此时。但这种发展趋势，被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略战争所打断。

沉寂时期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为配合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殖民统治当局下令取缔台湾同胞的一切民族民主运动，废止汉文书房（学馆、私塾），禁止报刊杂志的汉文栏，控制言论阵地，迫使台湾新文学园地──《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等杂志相继停刊。由于发表阵地的丧失，压迫的加剧和战争的激化，台湾作家有的沉默了，有的动摇。曾经蓬勃发展的台湾新文学进入了沉寂期；从“七·七”事变到1940年的两年多时间，几乎是一片空白。

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发展，日本殖民主义者推行“皇民化”（即奴化）运动，强迫台湾同胞穿和服，说日语，改姓日本姓氏，推广日语家庭和日化家庭。1940年，日本作家西川满等人在殖民当局的支持下，组织了台湾文艺家协会，发行了《文艺台湾》。1941年，殖民主义者又成立“皇民奉公会”。对此，在台的日本作家群起响应，陆续设置皇民奉公会文化部，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以“作家自主性的亲睦团体”的名义，诱迫台湾作家“穿上奴化的新衣，去为殖民者卖命”。1941年，张文环等创办《台湾文学》，与《文艺台湾》对垒。两者“在文艺思想及意识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只在民族感情上各据一方而已”（王诗琅：《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的生成及其发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台湾文艺家协会自动解散，以其成员组成台湾文学奉公会，与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互为表里，从事树立台湾皇民文学的活动。1942到1943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使文学更好地为其侵略战争服务，先后两次在东京召开所谓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43年，台湾文学奉公会主办“台湾决战文学会议”，讨论所谓台湾“文学决战态势，文学者的战争协力”，通过了西川满的要求把台湾文学纳入“战斗配置”的建议，并将《文艺台湾》与《台湾文学》合并，发行台湾文学奉公会的机关杂志《台湾文艺》。此后，应台湾总督府情报课的要求，台日作家分别被派到各地工矿、农村和兵营参观，以其见闻写成所谓的“决战小说”，以欺骗台湾同胞，为侵略战争打气。由此可见，1940年以后的台湾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和摧残，特别是所谓的“皇民文学”、“决战文学”，更是一股逆流。

但是，这股逆流并没能真正动摇多数台湾作家的民族感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摧毁台湾新文学的反帝反殖的战斗精神。这阶段，尽管有些作家动摇，有些作家投降，但也有不少作家作着尽可能的抵抗，有的甚至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反帝反封建的台湾新文学仍然在艰难中发展。这时期，杨逵发表了批判日本军国主义，表达台湾同胞的理想和信心的《鹅妈妈出嫁》等作品；以《牛车》一作诉说台湾同胞苦难的吕赫若，接连写了《财子寿》、《风水》、《合家平安》、《庙庭》、《月夜》等小说，透过家庭问题，揭露封建地主阶级的丑恶和必然没落的命运。《风水》，借兄弟为死去的母亲洗骨之争，痛斥了贪图私欲而数典忘祖者的卑鄙无耻，用曲笔批判了日本殖民主义者的“皇民化”运动。

这时期出现了台湾新文学的又一位重要代表作家吴浊流。吴浊流(1900～1976)台湾新竹人。台北师范学校毕业后长期担任教职。1936年开始文学创作，相继发表《水月》、《泥沼中的金鲤鱼》、《功狗》，写知识分子理想的幻灭和妇女的觉醒。在日本帝国主义扩大战争、疯狂挣扎的1943年到1945年，吴浊流冒着危险，秘密写作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和短篇小说《先生妈》、《陈大人》。《陈大人》以辛辣的讽刺揭露和鞭挞了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先生妈》借母子冲突再现台湾同胞抵制“皇民化”运动的斗争。先生是钻营有术而成了财主的医生，在“皇民化”运动中，他带头改用日本姓名，穿和服，建日式住房，还要母亲讲日语。母亲坚持中华民族文化观念，不讲日语，不穿和服，与儿子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作品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无情地暴露了甘当殖民主义者的奴才的丑恶嘴脸。《亚细亚的孤儿》是台湾新文学创作的里程碑。小说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真实地描写了日据时期台湾不同知识分子的思想风貌和生活历程，着重刻画了胡太明（原名胡志明）这个历史“孤儿”的觉醒。师范学校毕业的胡太明，幻想在殖民体制下寻找出路。开始他埋头教书，后又留学日本，想以学问、事业消弥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距离；但是，与日籍女教师恋爱的失败，失业和冷嘲使他的梦想成泡影。他来到祖国大陆，被怀疑为日本特务；返回台湾又被怀疑为中国间谍。殖民统治的种种丑恶，侵略者对同胞的野蛮蹂躏和残酷杀害，中华抗日青年的英勇不屈，母亲、弟弟的无辜遭劫，终于使“孤儿”醒悟。他偷渡到祖国大陆，投入了抗日战争的行列。《亚细亚的孤儿》是日本殖民主义者残酷压迫台湾同胞的历史的见证。吴浊流的这些作品当时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发表，但它的出现，证明台湾新文学的战斗精神的不灭，它的传统继续得到发扬光大。

光复后的台湾文学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0月25日台湾光复。日据时代，台湾人民被迫接受日文教育，习惯用日文写作，如今需要重新学习中文和用中文写作；以往他们身陷孤岛，如今面对激剧变化中的整个中国，一时也难以掌握社会生活的脉搏。因此，不少作家在重新学习中暂时搁笔，但也有一些作家在继续耕耘。这时期，吴浊流发表了上述的《先生妈》、《陈大人》，出版了长篇小说《胡志明》（即《亚细亚的孤儿》），并创作了揭露国民党官吏大发接收财的中篇小说《波茨坦科长》等作品。杨逵创办了《一阳周报》，主编《力行报》副刊，出版了中日文对照的《阿Q正传》，并和从大陆到台湾的张禹合编了《文化交流》杂志（发行2期），介绍祖国大陆的文学。杨逵还明确地提出了“文学回归”祖国的倡议，企望在与祖国内地的交流中，把台湾文学完全汇合到祖国大陆文学的潮流中去。这期间，丁西林、钱歌川、许寿裳、台静农、黎烈文、李霁野、雷石榆等先后自大陆赴台，或主持台湾大学一些院系的工作，或参加文学课程的教学，或从事祖国新文学的介绍，在使台湾文坛与大陆文坛融为一体方面作出了贡献。但国民党的腐败统治，特别是对“二·二八”人民武装起义的残酷镇压，使台湾同胞的爱国热情受到了压抑，一些作家遭到了拘禁和无辜杀害。此后杨逵又因参加进步活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文学的汇合受到挫折。1949年国民党当局自大陆退居台湾，更是人为地造成了海峡两岸的隔绝状态。从50年代起，台湾文学在特殊的条件下，开始了曲折发展的道路。50年代以来的台湾文学大体可分为反共八股泛滥和怀乡文学流行时期；“现代主义文学”鼎盛时期；乡土文学繁荣和发展时期。

反共八股泛滥和怀乡文学流行时期

国民党当局退居台湾初期，由于台湾文学运动进程被打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被阻隔，又禁止刊印和阅读“五四”以来的进步文学作品，孤立的台湾文坛呈现出混乱驳杂的现象。一些随国民党当局抵台的文化人的笔下，流出了“蓝色的忧郁”以及“色情文艺和胡扯白（八）道的洋幽默”。由国民党当局组织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中华文艺家协会”和“青年写作协会”，培植“军中作家”，鼓吹反共反人民的“战斗文艺”。《荻村传》、《旋风》、《蓝与黑》等反共反人民的小说相继出版，还有被称为“三剑客”的军队作家的一些反共小说，以及反共诗歌和戏剧等，一时反共八股泛滥。

与此同时，出现了“怀乡文学”。国民党当局撤离大陆，大批人员也随之来到台湾。他们离开了故乡家园和亲人故旧，成了流落他乡的异客。在台湾呆得愈久，思乡情绪也就愈炽烈，“怀乡文学”也就应运而生，特别是一些女作家如谢冰滢、张秀亚、林海音、孟瑶、潘琦君、华严等人，大都编织过怀乡的歌，流露出了眷恋故土的浓浓的乡愁。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林海音是台湾苗栗人，1919年生于日本，20年代初随家人迁居北京，当过记者，1948年去台湾。她早期的创作“取材的并非她真正的故乡台湾，倒是长大成人的地方──北平”，她的“乡愁并非由台湾引起，则相反……却针对北平而引发的”。系列短篇小说《城南旧事》，以20年代后期北京的社会生活为背景，透过女孩小英子的眼睛，描写了小知识分子、城市贫民、农民，特别是妇女的痛苦生活，表现了作者对童年和北京的无限眷恋。作品形象鲜明，亲切感人，老北京的人情世态、风土民俗无不跃然纸上，引起了思乡者的强烈共鸣。林海音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婚姻的故事》、《烛芯》，长篇小说《晓云》等作品，描写中国女人“所背负的忧患的十字架”，表现“生为女人的悲剧”，执著地思考“最古老又深刻的问题──女人的命运”。孟瑶的长篇小说《心园》以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为背景，描写一个被天花破坏了外形美的护士姑娘的灵魂美。军中作家也写了一些回忆大陆生活的作品，如司马中原的《红丝凤》、《狂风沙》、《路客与刀客》，朱西宁的《狼》、《铁浆》、《旱魃》，段彩华的《花雕宴》等。这些以对故土的情思编织成的“乡野传闻”，也适应了迁台同胞思乡情感的需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作品大多“对于故乡农村生活只凭着记忆”，“以少数实际经验加上大量的想象经验来写”，所以作品中的大陆生活，往往没有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远离现实而显得虚无缥缈。

50年代中期，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国民党“反攻大陆”神话的破产，反共的“战斗文艺”也就难以为继，“乡愁文学”或“回忆文学”也因有逃避现实的倾向而失去吸引力。于是出现了要求文学“说老实话”的呼声。1956年台大外文系教授夏济安在《文学杂志》创刊号上呼吁作者做“反映他的时代表达他的时代精神的人”，写“说老实话”的文学。尽管对“说老实话”内涵的理解因人而异，在台湾说老实话更是谈何容易，但这种呼吁仍然催生了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聂华苓写于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部分作品，诚如她在《台湾轶事》的序文中所说：“那些小说完全针对台湾社会生活的‘现实’而说的老实话”。但所面对也只是大陆流落到台湾的部分知识分子、小职员和沦为贫民者的生活，对于充满矛盾的台湾社会现实、社会最下层的生活，实际上还没有触及。《文学杂志》没有也不可能扭转文学逃避现实的倾向。

这时期真正面对台湾现实生活的作家，是在贫病交迫和寂寞中死去的钟理和。钟理和（1915～1960）祖籍广东梅县，世居屏东。小学毕业后在父亲办的农场里当助手，因与同姓女工钟台妹恋爱受阻，于1938年到沈阳，1941年迁居北京，并开始学习创作。1945年出版了小说集《夹竹桃》。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台湾，继续写作。1960年因肺病复发去世。钟理和写了《雨》、《贫贱夫妻》等50多篇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笠山农场》。短篇小说《贫贱夫妻》是钟理和与钟台妹夫妻生活的实录。它披露了这对夫妻贫病交加的惨苦，同时描写了他们患难与共的深挚爱情，成功地塑造了钟台妹这个甘为亲人的幸福承担最大压力和最大痛苦的艺术形象。《笠山农场》是钟理和的代表作，写的是台湾青年冲破封建习俗，争取婚姻自由的故事。受新思想陶冶的刘致平，在协助父亲办农场时，爱上了同姓女工刘淑华，刘淑华也倾心于他，但他们的爱情为当时台湾同姓不能通婚的旧俗所不容，因而受到了父母的多方阻挠。在痛苦的绝望中，致平携淑华私奔日本，终于获得幸福。小说中溶入了钟理和本人的经历，带有很强的自传性，但又不完全是自传。围绕着这条爱情主线，还描绘了笠山农场的兴衰，揭露出日据时期台湾农村的破败，对不合理的社会发出深沉的抗议，对在贫困中挣扎求存的农场工人又倾注真挚的同情。钟理和始终坚持用普通话写作，克服了先前一些台湾作家因用不纯粹的普通话、日语或台湾方言创作所带来的语言风格上的弱点，较好地奠定了台湾文学的民族风格。但是，钟理和生前发表的作品只有《贫贱夫妻》等几篇。《笠山农场》虽然于1955年获得了台湾“文艺评奖委员会”的长篇小说的二等奖（一等奖缺），可直至他逝世，也未能出版。到70年代，整理出版了《钟理和全集》，他的影响才日渐扩大。

“现代主义文学”的鼎盛时期

从5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日益泛滥。这股思潮的兴起，是因为国民党当局政治上实行高压统治，造成了人们逃避现实的倾向；经济上和军事上处处依赖“美援”，美国式的教育和生活方式也随之大量输入，造成了崇拜西方物质生活和文化精神的社会心理；文化上阻挠知识界与祖国文化的联系，“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除徐志摩、朱自清等极少数作家的作品外，几乎完全成了禁书，造成了文学创作与社会脱节的现象。“在前无‘古人’的空虚和对所谓‘战斗文学’的厌弃中，年轻的一代很自然地转向西方去寻求学习对象”，避开现实世界的矛盾，“走入个人的世界，感官经验的世界，潜意识和梦的世界”，而弗洛伊德的泛性说和心理分析，意识流手法的小说，反理性的诗等等，也成了年轻作者刻意追摹的对象。

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最早可以追溯到50年代初的现代诗创作。1953年，曾在30年代与戴望舒、徐迟等人一起从事诗歌创作的现代派诗人路易士（即纪弦），创办了《现代诗》季刊，从事“新诗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翌年春，钟鼎文、覃子豪、余光中等成立了“蓝星诗社”，并借《公论报》副刊刊行《蓝星周刊》（后改为《篮星月刊》）与纪弦“对立”。同年10月，张默、洛夫、痖弦成立“创世纪”诗社，出版《创世纪》诗刊。形成了台湾早期现代诗创作鼎足而三的局面。1956年1月，以纪弦为盟首的、旨在“领导新诗的再革命，推行新诗的现代化”的“现代派”在台北成立。参加者包括方思、郑愁予、蓉子、罗门、白萩、林亨泰等83位诗人。他们宣称：“我们是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他们认为“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声称要从事“诗的新大陆之探险，诗的处女地之开拓。新的内容之表现，新的形式之创造，新的工具之发见，新的手法之发明”，强调“知性”，“追求诗的纯粹性”。纪弦认为：“新诗作者之所追求的，乃是一个纯粹的、超越和独立的宇宙之创造”。“无所谓‘意思’，不需要‘解释’，……唯高级的心灵与之相默契，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高度享受”，“它是少数人的文学，不是大众化的，它是艺术品的一种，不是供实用的。”覃子豪认为“现代诗常将主题团团围绕兜了半天圈子，结果仍不点题，不了了之，……诗中最高的一层境界恐怕也就是空虚呢。”“现代派”的成立，可以说是台湾现代诗运动的一个高潮；但“现代派”主张抛弃传统、全盘西化，“横的移植”和要打倒抒情诗，强调“主知”，排斥诗的音乐性等创作原则，则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

“现代派”的成立，对台湾新诗现代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导致台湾现代诗歌走上新形式主义、纵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歧途。到60年代初，连纪弦本人对现代诗也极感不满，连续发表文章进行批评：“现在流行的那些骗人的伪现代诗，不是我所能容忍所能接受的，诸如玩世不恭的态度、虚无主义的倾向、纵欲、诲淫及至形式主义、文字游戏种种偏差，皆非我当日首倡新现代主义之初衷。”后来，他干脆宣布取消现代派，要以“新自由诗”这个名称取代“现代诗”，《现代诗刊》也随之停刊。“现代派”解体了，但诸多诗人，仍然沿着现代诗的路径继续“燃烧”自己。如“创世纪诗社”，扩大《创世纪》诗刊版面，强调“诗的世界性”、“超现实性”和“独创性”、“纯粹性”。直到60年代末，《创世纪》才停刊。

继纪弦等人的“现代派”成立之后，夏济安创办了《文学杂志》。如前所述，该刊提倡写“说老实话”的文学，但在艺术上倾向现代主义。它支持现代诗运动，介绍欧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和作品，发表台湾作家的现代主义的作品，对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59年夏济安离台赴美，《文学杂志》停刊。次年台大外文系学生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刘绍铭、李欧梵、戴天等人成立《现代文学》社，出版《现代文学》杂志，介绍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如卡夫卡、卡缪、乔伊思、托马斯·曼、詹姆斯、福克纳等作家，介绍存在主义、意识流、虚无主义、超现实主义小说。同时也以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为师创作小说，他们跟“现代派”、“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社”的诗人遥相呼应，形成了现代文学派。“现代主义文学”主宰了60年代的台湾文坛。

这股文学潮流的流行，冲破了“战斗文学”教条的束缚，在促使文学摆脱国民党当局的政治羁绊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从现代诗方面看，作为一种文学运动，它的功绩，主要“在于奠定‘自由诗体’为新诗的主要形式，语言上的勇猛的实验”以及“导致了诗人们努力的向人类心灵的内在挖掘”。它的弊病则是逃避现实矛盾，走进个人的象牙之塔。它强调“横的移植”，提倡异国情调，形成了盲目西化的倾向；它强调为艺术而艺术，促使唯美主义的流行和形式主义的泛滥；它向内在挖掘，导致了矫饰造作、无病呻吟和晦涩如谜、甚至使“唯性主义”大行其道。所以，步入70年代，在乡土文学崛起的时候，现代诗受到了猛烈的批评。当然，这些弊病是就现代诗总体而言，并非每个诗人，和所有的诗都如此。现代诗运动中的探求者，如纪弦、余光中、痖弦、郑愁予等，在创作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现代派”盟主纪弦（祖籍陕西，1913年生于河北清苑）在新诗“现代化”的呐喊中，不免把空虚和无聊也织进自己的作品，但当他抒发一些真情实感时，也写过如《你的名字》、《槟榔树：我的同类》等确可一读的诗。他的这些诗大都明白畅晓，有惠特曼式的铺排，有精心的意象选择。他所咀嚼着的寂寞，也多少反映了他的孤独处境。“现代派”中的代表诗人郑愁予（本名郑文韬，祖籍河北，1933年生于济南），则实实在在是个“中国的中国诗人”，他的语言、节奏、感情是中国的，笔名也来自“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江晚正愁予，深山闻鹧鸪”等古典名句。他18岁时写《边塞组曲》显示了诗的才华。50年代初即有妙句在台湾流传。《小小的岛》、《如雾起时》、《水手刀》、《错误》等诗作，为他赢得了声誉。他的诗擅长形象描绘：“山是凝固的波浪”、“众溪是海洋的手指”、“你笑了笑，我摆一摆手／一条寂寞的路便展向两头了”。此山，此水，此情都被活现了。他能融传统于现代，化陈腐为新奇。那被广为传诵的《错误》，从浪子的角度写思妇的期盼，读来令人想到温庭筠的《忆江南》。那尽写水手寂寞情调的《水手刀》，在愁苦中弥漫着潇洒的浪漫意识。他的语言轻柔，一如淡烟疏柳。他有时寄情山水，有时怀念故土。并不强烈地触及病态社会，但有时也冷眼觑看人生。他只如他所说的“一面思想，一面游戏”。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生于南京)40年代底在金陵大学读书时开始创作，50年代初出版了《舟子的悲歌》等诗集。50年代中期，“横的移植”之风飏起时，他也成了“一只风中的病蜘蛛”。50年代底写了《我之固体化》、《我的年轮》等诗作，宣告拒绝溶化“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拒绝“横的移植”。60年代初在关于现代诗的激烈论争中，呼唤“回到中国来”。此后开始了“兼容中西，努力创新”的道路，相继发表了《莲的联想》、《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白玉苦瓜》等作品。《白玉苦瓜》是他的代表作，曾被誉为文坛的“不朽之盛事”。他在这些诗作中熔铸了浓重的中国意识和深厚的历史感。尽管他对中国历史的感伤不无偏颇，但他企望吸尽“古中国喂了又喂的乳浆”“成果而甘”。他希望死后葬身“在长江与黄河之间”。他的诗构思奇巧，视域宽阔，杂成语典故，信手拈来，意象翻新，妙想如珠。余光中还是一位散文家，先后出版了《左手的缪思》、《逍遥游》、《焚鹤人》、《听听那冷雨》等多种散文集。他主张“散文革命”。认为社会意义与美感价值不应畸重畸轻；正视现实，才能超越现实；真实的丑优于虚伪的美。他悬想中的散文“应该有声、有色、有光”，“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当他的思想与文字相遇，每如撒盐于烛，会喷出七彩的火花”。他在散文的创作实践中“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搥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在变化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他的散文是诗人的散文，声、色交绘，意象丰丽，文字典雅，清新俊逸而又博丽雄浑。痖弦（本名王庆麟，河南南阳人，1932年生）也是现代诗派的重要诗人。50年代初他开始创作，先后发表了《盐》、《深渊》等诗作。《盐》悲叹国人的历史命运，浸渍着超现实主义的奇思异想；《深渊》似乎在鞭打台湾社会现实中的腐败，“嵌满了怪诞的意象，令人心惊肉跳，如在梦中窥见地狱之窗”。他同情落寞者的命运一如《上校》，叹息生存的无奈一如《如歌的行板》，他也是个浪子，然而“我的灵魂已倦游希腊／我的灵魂必须归家”(《我的灵魂》)。他的诗构思奇特，形式不拘，节奏感强，一如动听的交响曲。他也有现代派诗人的通病，有些诗晦涩难解。覃子豪、洛夫、罗门、蓉子、方思、张默、羊令野、商禽、周梦蝶、叶维廉、杨牧等，都写过一些有一定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的诗，在现代台湾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至于现代主义小说，在早期，不少作家也着迷于以象征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去挖掘人的内心世界、感觉的世界、潜意识的世界、梦的世界，宣泄孤绝感、疏离感和失落感，把弗洛伊德性心理学作为精神支柱，表现心理变态、性变态，图解存在主义哲学。但是，这些小说由于表现了台湾现代都市人的变态心理，曲折地反映了窒息的台湾都市人的精神苦闷与某些人的道德堕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暴露，也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同时，随着对欧美文学观念和艺术手法的介绍，创作技巧得到了提高，手法得到了丰富。在现代派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一些作家或者由于家庭和社会等条件不同，或者由于文化环境的变化和本人的逐步成熟，而先后开始了新的探索。在《文学季刊》上发表了《大山》、《到梵林墩去的人》、《大白牙》、《被杀者》等具有现代主义倾向小说的尉天，因为受到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感染，而真正意识到了历史的责任，开始从自己的“虚无和苍白”中走出来，与现代主义告别。后来，尉天成了台湾乡土文学的坚定的实践者和支持者。陈若曦在回顾自己前期的创作时说：“那时候，我不但爱幻想，更因为受了欧美文学的熏陶，还不知不觉地模仿，《钦之舅舅》和后来办《现代文学》杂志发表的《巴里的里程》便是这种产物”。但到写《最后夜戏》等作品时，就已力图挣脱现代主义的羁绊而面对现实生活了。1963年，她赴美留学，后来到中国内地住了7年，进一步感受到“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确立了自己的写实风格。“年轻时最推崇写作技巧，现在但求言之有物，用朴实的文字叙述朴实的人物，为他们的遭遇和苦闷作些披露和抗议”。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的《尹县长》、《耿尔在北京》等作品，描写了这场动乱对真理、正义、理想和人们美好善良品德的摧残，在揭露这场动乱所造成的破坏后果方面，表现了锐利的批判精神，突出地体现了她所追求的朴实无华的风格。白先勇是《现代文学》的主持者，早期创作表现走向自我、走向内心的倾向，着意人物病态心理的挖掘。但是他从小就受到了中国文学的熏染，1962年，赴美留学。“一出国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了所谓认识危机。对本身的价值观与信仰都得重新估计。虽然在课堂里念的是西洋文学，可是从图书馆借的，却是一大叠一大叠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艺术的书，还有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当他深入体会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命运以后，一种忧患感，使他变得成熟起来。他从虚幻的天空中下降，立足于中国历史的大地，开始了系列短篇小说《纽约客》和《台北人》的写作。《纽约客》写由于中国历史的剧变所导致的一部分流落异国他乡的飘零子弟的生活和心志，倾诉了他们失落迷茫的痛苦。《台北人》里的所谓台北人，其实都是从大陆到台湾后生活在台北的人。他们大都有着辉煌的或者说足以引起怀恋的过去，但又不得不面对衰微、凄凉甚至颓败的现实。尽管白先勇没有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台北人”悲剧命运的历史原因，对于他笔下的“台北人”也不加区别地充满同情，为被历史无情地掀下舞台的没落阶级唱挽歌，但由于他能面对严峻的历史，真实地暴露了一些“台北人”的落魄、颓败、空虚的生活和凄凉落寞的情绪，客观地揭示了他们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命运，使作品具有了真实的历史感和时代感。同时，由于着意表现中国传统文学中一再表现的历史苍凉感，追求社会意识与技巧的结合，将中国传统小说和欧美现代小说技巧熔于一炉，采用融中国传统小说语言于现代的语言，所以，尽管《台北人》、《纽约客》中的一些作品仍然浸渍着现代主义的意识，但从总体上看，则具有了中国文学的风格，在艺术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台北人》的创作，奠定了白先勇的文学地位。

台港文学界通常都把聂华苓归入“现代主义文学”派。她比白先勇他们年长，在重庆、南京等地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时，接触过30年代的小说、戏剧和电影，在文学上并没有完全跟昨天脱节。《现代文学》创刊时，她已有十多年创作历史。在摸索中，她也向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学习。然而她又“始终是那么胆小地揪住现实”，和“依借传统小说的叙述手法来描摹外在世界的‘真实’”。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聂华苓实际上开始了“把传统融于现代，将西洋融于中国”的追求。《爱国奖券》、《姗姗，你在哪儿？》、《王大年的几件喜事》等“针对台北社会生活的‘现实’而说的老实话”的小说，可以说是这种追求的尝试。196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是这种追求的早期的收获。这部小说以抗战时期四川山区生活为背景，通过一个女孩子的心灵的成长，描绘了一些受新思想影响的青年男女对于垂死的封建婚姻制度的抗争。基本上是写实的，但也溶进了现代主义小说的观点和技巧，清新优美，如抒情诗篇，不仅生动地展示了四川农村的风景和风俗，而且抒发了对自由的热烈追求和对生活哲理的思考。写于70年代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是聂华苓这种追求的代表作，但在意识上和技巧上着上了更为浓重的现代主义色彩。小说通过女主人公桑青的悲剧，反映了现代中国历史的变迁中的落伍者的痛苦，为那些被时代列车甩出轨道、流落他乡的“浪子”唱了一曲悲歌。小说以传统的叙事手法来描写事件和细节，以戏剧的手法来结构全篇，以诗的手法来挖掘人物的内心，以寓言的手法来追求作品的两个层面，现实世界的层面和寓言世界的层面，在艺术上作了新的尝试。

於梨华跟聂华苓可以说是同时代人，创作思想也倾向于现代主义文学。1962年出版的以回忆内地生活为内容的长篇小说《梦回青河》，基本上是写实的。《红楼梦》、《家》的影响历历可见，那些以去美国的留学生和各种形式的旅居者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大多浸渍了现代主义意识。她笔下的留学生，特别是女学生，大都有着这种痛苦的经历，即从把“梦”顶在头上的大学生，不得不走到把“梦”踏到脚底下的女人的境地。她们寻找自我，寻找归宿，追寻“可望不可即”的目的物，到头来仍然解除不了精神上的苦闷和空虚。《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是於梨华的代表作。作品揭示了主人公留美博士牟天磊的寂寞飘零的生活历程和心路历程。当牟天磊学成业就“荣归故里”寻找心之所寄的时候，他发现在美国也没有根，在台湾也没有根，祖国大陆又是一个不敢去的地方！他不能不悲叹自己是“没有根的一代”！作品在弥漫着的无根的寂寞和苦闷中，透出了“寻根”、“思归”的信息。小说以意识流的手法向人物的内心掘进，表现出了“心志小说”的特点。文学语言上，则在现代汉语中有机地溶进了欧美的语法和句法，形成了清畅、流利和优美的文学语言风格。於梨华的创作开了留学生文学的先河。后来，张系国等的创作，又把留学生文学向前推进了一步。

至于欧阳子则是个心理写实的小说家，有“心理外科医生”之美称。她的作品虽然题材狭窄，囿于所谓的内在挖掘，但她怀着悲悯，以冷静理智的笔触，把人物“可怕”的内心忠实地暴露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欧美文化侵袭下伦理观念的混乱，精神空虚和寻找刺激的心态。王文兴的长篇小说《家变》，可以说既是伦理小说，又是教育小说，既有写实的层面，又有寓言的象征的层面。它所描绘的“家变”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商业文化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嬗变。七等生古怪的笔所挖掘的“彷徨的一代”的孤绝的灵魂中，也折射了台湾“现代人”的人际关系。姚一苇是文艺理论家，在台湾各大学主讲戏剧理论和文学理论。60年代初开始剧本创作。他提倡戏剧反映人性本质，注意戏剧的各种表现手法和技巧，诗化戏剧语言。他的话剧《红鼻子》等，描写主人公对人生意义的追求，颂扬了利他和互助的价值观，同时，暴露了人性的丑恶，批判了他所生存的社会。此剧1982年在北京、上海、青岛等地公演，反应热烈。60年代中期登上文坛的张晓风，涉猎散文、小说、戏剧、杂文创作；散文创作的成就尤为可观。《愁乡石》等作品的字里行间，熔铸着化之不解的中国情结。尽管她离开内地的时候年仅8岁，可她胸中积满了乡愁。她思念以至于在幻境中拥抱祖国的同胞！她的笔浸渍着古国的文化，不忘情于古典而纵身现代。

在台湾文学的发展中，小说的成绩最大，艺术上比较成熟。现代主义派的一些作家严肃的艺术探索，特别是对于“把传统融于现代”、“将西洋融于中国”的艺术追求，对台湾小说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繁荣时期

乡土文学通常指的是作家描写家乡生活（主要是农村生活），又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作品。日据时期的作品，不少就是这种乡土文学。当代“台湾乡土文学”则指以描写本省城乡生活为内容，具有台湾地区特色的文学。王拓在《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一文中说：所谓“风土”或者“乡土”，“所指的应该就是台湾这个广大的社会环境和这个环境下的人民的生活现实；……凡是生自这个社会的任何一种人、任何一种事物、任何一种现象，都是这种(乡土)文学所要反映和描写、都是这种文学作者所要了解和关心的。这样的文学，我认为应该称之为‘现实主义’文学……”。“台湾乡土文学”，的确就是台湾的现实主义文学。人们所以沿用“乡土文学”这个概念，不过是为了强调它的地方特色──在台湾的“全盘西化”的潮流下，强调这种现实主义文学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风格。

当代台湾乡土文学，是由钟理和、钟肇政、吴浊流和叶石涛等作家承续下来的，它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如前所说，早在50年代中期，为台湾乡土文学奋笔耕耘的钟理和，进入了创作成熟期，写出了代表作长篇小说《笠山农场》。在50年代初开始创作的钟肇政，1961年在《联合报》连载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鲁冰花》，标志着他的创作进入成熟阶段。1962年，他还出版了《浊流三部曲》的第一部。与此同时，廖清秀、许炳成（文心）、陈火泉等也在从事创作。为了能在寂寞中相濡以沫，钟肇政还油印了《文友通讯》，以邮寄的方式，在钟理和、廖清秀、许炳成、陈火泉等人之间传阅各自的作品，切磋技艺。但钟理和由于早逝，作品出版很少，而未能产生应有的影响。钟肇政等虽有作品但影响很小，更由于所谓“战斗文艺”和现代主义思潮此起彼伏，淹没了他们的声音。所以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当代台湾乡土文学尚处在默默耕耘的阶段。

60年代中期，这种文学进入发展阶段。1964年，吴浊流创办《台湾文艺》杂志，他针对当时文坛的状况指出：“现在，大多数的作家，没有采取科学的态度来批判，对外国文学囫囵吞枣地模仿以为能事”，希望“尊重我们固有文学的优点拿来做经线，采取外国文学的优点拿来做纬线，织成最优秀的中国文学，创造有中国文化格律的新作品，才是台湾文艺的使命。”1965年4月，叶石涛在题为《台湾的乡土文学》一文中也指出：“‘战后派’后期的作家，已经没有乡土的观念，或者他们的文学以（从）扬弃乡土上出发，广大的世界，欧美文学的迷惑紧抓着他们不放……他们迷失于弗洛伊特和荣格的潜意识的潮流之中。”他又指出：“本省作家如能从个体的特性挖掘本省特殊的人物、现象、精神或物质生活着手，发扬至纯、普遍的人性追求，人类的理想主义倾向，相信必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永恒的一页”。他们都批评了现代主义，企望坚持台湾乡土文学传统，建设具有民族精神和民族风格的文学。继《台湾文艺》之后，1966年10月，尉天、姚一苇、陈映真等创办了《文学季刊》。他们认为艺术的责任就是促进人们相互了解，带给人们新的理想。为了达到互相了解，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首先就应该把自己置身于现实生活中，实际上他们提出了面对现实，帮助人们树立理想的文学主张。尽管，如尉天所说，《文学季刊》尚残存着“从西洋搬过来的中产阶级的文学理论，或多或少的颓废感伤的现实主义情调、超现实的抽象作风，艺术至上的趋势……等等”，但它发表的作品，则拉近了与现实的距离，催生了不少真正来自台湾下层社会生活的现实感很强的作品。这两个杂志的创刊，为台湾乡土文学提供了阵地。新一代的乡土文学作家如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等相继登上文坛。

陈映真，台湾台北县人。1937年生，1957年入淡江文理学院就读。继1959年发表处女作《面摊》之后，他在《笔汇》杂志连续发表了《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故乡》、《祖父和伞》、《死者》、《那么衰老的眼泪》等作品。《我的弟弟康雄》描写台湾青年知识分子的面影，它的发表曾引起轰动：“我求鱼得蛇，我求食得石”！“处于那个苦闷的时代，映真的理想主义的狂热和他颓废的情调，一时成了大学中的流行语言。”《乡村的教师》尖锐地触及了光复后台湾同胞所经历的精神挫折。《那么衰老的眼泪》诉说了大陆在台人士的落寞。《笔汇》停刊后，他又在《现代文学》上发表了《文书》、《一绿色之候鸟》以及成名作《将军族》，开始探索寄寓台湾的大陆人的沧桑传奇以及他们和台湾本省人之间的关系。作品“将他们置于一个从来不认识大陆人、本省人的社会规律下，以社会人而不是畛域人的意义，展开着繁复底生之戏剧的。”这时期，虽然由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陈映真的作品弥漫着忧郁和浓厚的感伤情绪，但是他面对的却是严峻的台湾现实，没有因现代主义思潮的裹胁而逃避现实。《文学季刊》创刊后，他任编辑。这时期他连续发表了《最后夏日》、《唐倩的喜剧》，尖锐地批判台湾社会崇洋媚外的风气。这些作品，已经摆脱了感伤情绪，而着上了批判的嘲讽色彩。

黄春明6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处女作《男人与小刀》浸渍着存在主义哲学，宣泄生存的荒谬感，认为只有死才是最好的解脱。到为《文学季刊》写稿时，他已挣脱现代主义的苍白和孤绝，面向台湾社会的底层，怀着同情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贫困凄苦无告的处境进行艺术的揭示，以关切的心情描写为保持做人尊严而奋斗的“小人物”，相继写出了《看海的日子》、《儿子的大玩偶》、《锣》等作品。《看海的日子》中的白梅，因为家境贫困，14岁就沦落风尘，但她不甘于污泥般的生活，把自己献给一个老实的渔民以后，抱着新生的希望与过去诀别。《儿子的大玩偶》中的坤树，忍受着充当“广告人”的种种艰辛，把准备堕胎的儿子生养下来，表现了深沉的父爱。《锣》是黄春明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小说主人公憨钦仔原来有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打锣告示。由于时代的前进，打锣被淘汰了。憨钦仔陷入了困顿，但这时他仍不忘要保持自己的尊严，甚至以谎言和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自欺欺人。卑贱的“小人物”，自有其美好的心灵，黄春明珍视而细心地挖掘这一点。王祯和1961年发表小说《鬼·北风·人》，受过现代主义的影响，很快就走上现实的道路。1966年后，他为《文学季刊》写稿，相继发表了《来春姨悲秋》、《嫁妆一牛车》、《五月十三节》、《三春记》等作品，描写渺小人物贫困卑贱的生活，让人们看到台湾社会底层的黑暗角落。《嫁妆一牛车》是他的代表作。主人公万发是个聋子，为了摆脱贫困，他奋斗过，但始终挣脱不了厄运的纠缠。后来为了取得一辆借以谋生的牛车，竟不得不默认自己的妻子阿好和他人通奸甚至同居。小说赋予悲剧以喜剧形式，使悲剧益发显得悲哀。王祯和将悲剧归结为“命运”的播弄和他们自身性格的缺陷，包括生理上的缺陷。尽管这样回答并不完全正确，但他提示的苦难是真实的，他对小人物的同情往往深藏于嘲弄之中。

这时期，新进的作家李乔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飘然旷野》、《恋歌》、《晚晴》；黄娟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这一代的婚约》、《冰山下》，长篇小说《爱莎冈的女孩》；郑清文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故事》；钟铁民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菸田》；季季等女作家也有作品问世。而当代台湾第一代乡土作家文心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生死恋》、《千岁桧》、《泥路》，张彦勳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芒果树下》、《川流》、《骄恣的孔雀》。钟肇政则相继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轮回》、《大肚山风云》、《中元的构图》和长篇小说《八角塔下》、《台湾人三部曲》的第一部《沉沦》。廖清秀、郑焕、林钟隆等也相继写了一些作品。至此，台湾乡土文学已从少数人默默耕耘的局面发展而为新的文学潮流。

进入70年代，由于钓鱼岛等事件的冲击，台湾社会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反对帝国主义和买办经济的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在文学上，西化倾向浓重的现代主义文学则遭到了抵制，甚至受到激烈的批评，从而促使一些现代派诗人和小说家在对待传统和西方的关系问题上调整自己的态度。曾经是《创世纪》诗刊主将的痖弦说道：“现代中国诗无法自外于世界诗潮而闭关自守，全盘西化也根本行不通，唯一因应之道是在历史的精神上做纵的继承，在技巧上（有时也可以在精神上）做横的移植，两者形成一个十字架，然后重新出发”。七等生也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从先前侧重于描写人的内在世界，到放笔描写真实的客观世界，揭露它的矛盾，拉近了作品与现实的距离。一些原来沉醉于西方意识和技巧的作家开始把传统小说的手法和现代小说的技巧熔于一炉。另一方面，以台湾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社会底层人民的辛酸和不幸，批判帝国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具有民族精神和民族风格的乡土文学作品，受到欢迎和鼓励，推动了乡土作家创作思想的升华和创作的发展。这以后，陈映真在创作上摆脱了早期的感伤情调，在系列小说《华盛顿大楼》（包括《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和《万商帝君》中，直逼台湾社会矛盾的焦点，揭露国际资本对台湾政治经济支配性的影响，以及对台湾同胞民族意识的摧残，同时挖掘积极的反抗意识，描写具有民族民主意识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理想。王祯和到了70年代，在《小林来台北》、《伊会念咒》等作品中，把讽刺的烈火烧向洋迷心窍的一群。在一些作品中，他已分明指出小民百姓的不幸，是那些有钱有势而骑在别人头上的人造成的。黄春明在《我爱玛莉》、《莎哟那啦，再见！》、《苹果的滋味》等作品中，对帝国主义经济文化侵略和台湾社会中的殖民意识，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辛辣的批判。原来摆荡在“乡土”和“现代”两者之间的作家，如李乔、季季、施叔青、李昂等，相继从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死亡和性虚无飘渺的幻想中走出来面对社会，坚定地走乡土文学的道路。李乔后来写成了反映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农民苦难生活的长篇小说《寒夜三部曲》（包括《寒夜》、《荒村》、《孤灯》）。

新一代乡土作家杨青矗、王拓、宋泽莱、曾心仪、洪醒夫以及诗人吴晟等也渐次登上文坛。他们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以描写劳动群众的生活为己任。杨青矗没有受过正规教育，通过自学于60年代底走上创作道路，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在室男》、《妻与妻》、《心癌》以及系列小说《工厂人》（包括《工厂人》、《工厂女儿圈》、《厂烟下》）。《工厂人》是他的代表作。凭着他对台湾工厂生活的真切了解，描写了工厂主的卑鄙无耻，满怀同情地描写了普通工人当牛做马、流血流汗、受尽剥削与屈辱的生活，无情地撕开了台湾“经济起飞”和“现代化”的外衣，让人们看到了严重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王拓当过渔民和工人，获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学位后任该校讲师。70年代初开始创作。先后写了《炸》、《金水婶》、《奖金二○○○元》和《望君早归》等作品。描写台湾渔民的困苦生活，对日益商业化的台湾社会道德进行了犀利的解剖。在《奖金二○○○元》和《望君早归》中描绘了为了他人和大众的利益敢于挺身与资本家进行斗争的正面形象，使台湾乡土文学闪现了新的道德力量的光彩。后起的宋泽莱在开始创作时，也曾迷失于现代主义之中，但后来他回归乡土，以农村生活为素材，在广阔的背景上描写在竞争社会中台湾农民的劳苦和辛酸，以及他们在多层的盘剥下的挣扎和奋斗；同情他们的处境，批评他们的迷信和愚昧。先后出版了小说集《打牛湳村》、《粜谷日记》、《骨城素描》和长篇小说《变迁的牛眺湾》等作品。青年女作家曾心仪凭借长期当店员的生活经验，先后写了《彩凤的心愿》、《那群青春的女孩》等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女店员的悲苦，揭出了许多少女为了救援贫困的家庭而沦落风尘的“残忍的悲剧”。

与此同时，当代台湾第一代乡土作家钟肇政完成了长篇小说《台湾人三部曲》的写作。它写的是台湾爱国同胞英勇抗日的斗争史，塑造了台湾抗日民众的英雄群像，字里行间洋溢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和浓郁的乡土气息。

在这期间，不少作家、文学研究工作者和出版家开始搜集、整理、出版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成功大学教授张良泽编辑出版《钟理和全集》、《吴浊流作品集》和《王诗琅作品集》，叶石涛、钟肇政主编出版《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李南衡编辑出版《日据下台湾新文学》（丛书，包括《赖和先生全集》）、杨逵的小说集《鹅妈妈出嫁》、小说散文集《羊头集》。张我军的《张我军文集》也相继出版。被长期掩埋的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得到重新评价，它的反帝反封建的现实主义精神重新放出了光彩。它与当代台湾乡土文学汇合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乡土文学取代流行了多年的现代主义，成了台湾文学的主潮流。

乡土文学的发展所显示出来的锐利批判精神，对“现代诗”批判所引出的文化界对中国近百年命运的反省，以及对当前文化动向的全面批评，使得台湾当局深感不安。他们先是对唐文标、尉天骢和《文季》季刊扣政治帽子进行压制，接着于1977年发动了对乡土文学的围攻，造成了震动台湾文坛的激烈论战。在这次论战中，尉天骢、陈映真、王拓先后发表了《文学为人生服务》、《乡土文学与民族精神》、《什么人唱什么歌》、《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关怀的人生观》、《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拥抱健康的大地》等文章，从理论上对乡土文学的实践进行了总结，对乡土文学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风格作了进一步的阐发。黄春明、杨青矗、王晓波、陈鼓应、高准、蒋勋、何欣以及胡秋原等也纷纷发表文章，对围攻者进行反击。通过论战，乡土作家所提倡的坚持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创造具有民族精神和民族风格的文学的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反映现实，引导人民群众了解世界、认识世界，进而改造社会的文学目的，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扎根于人民生活的土壤，揭露社会矛盾的态度，以及坚持写实主义，吸取各种有益的方法和技巧的道路，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乡土文学在台湾的土地上扎下了根。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台湾文坛出现了新的趋向，民族的现代的台湾文学进一步发展。一批新的作家如吴晟、洪醒夫、李昂、吴念真、蒋晓云、袁琼琼、三毛等相继发表了有影响的作品。马森(山东齐河人，1932年生)先后发表和出版了小说《孤绝》、《海鸥》和长篇小说《夜游》，执著于现代人的孤绝心理和文化意识的探索，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