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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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通义》丛书集成初编本(民国影印清刻本)

  《白虎通义》英语:Comprehensive and Interpretative Discussions on Classics at the White Tiger Temple),又称《白虎通》,共4卷,东汉班固撰。是中国汉代讲论五经同异,统一今文经义的一部重要著作。班固等人根据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经学辩论的结果撰集而成。因辩论地点在白虎观而得名。《白虎通义》继承了董仲舒以后今文经学神秘的唯心主义思想。它以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为基础,解释自然、社会、伦理、人生和日常生活的种种现象,对宋明理学的人性论产生了一定影响。

  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令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参加者有贾逵、丁鸿、杨终、班固、李育、楼望、成封、桓郁等数十人,有今文经学家,亦有古文经学家。这场大讨论的由来,一是由于古文经学出现之后,在文字、思想、师说各方面都同今文经学派发生分歧,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自西汉武帝时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派,为保住自己的地位,急需利用皇帝的权威制成定论,以压倒对方。二是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提出一整套“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后,用神学解释经学之风便愈刮愈烈,到西汉末年,封建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谶纬迷信盛行起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提倡,迅速弥漫于学术思想领域。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封建皇帝也乐于出面,组织一场大讨论,以便使谶纬迷信和封建经典更好地结合起来,使神学经学化,经学神学化。在白虎观,博士、儒生纷纷陈述见解,章帝亲自裁决其经义奏议,当时撰有《白虎议奏》,统名《白虎通德论》,后又命班固撰成此书。

  《白虎议奏》亡于隋唐时期,《通德论》亦渐废不存,独以此编传世。《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六卷,不载作者名氏;《新唐书·艺文志》亦载为六卷,始题班固之名;《崇文总目》载作十卷,凡十四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作十卷,凡四十四门。今传本为元代大德年间刘世常所藏,共四十四篇,与陈氏《解题》同。但卷数却为四卷,与宋及其以前各家书目并不相同,盖历代有所分合所致。

  此书为作者集两汉今文经学大成之作,主要内容为记述白虎观会议关于经学之议论,大部分为复述董仲舒的学说及基本观点,并有所发挥。关于天地万物生成,书中引图《易纬乾凿度》所说:“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阳唱阴和,男行女随也。”编造出了一套唯心主义的神学世界起源说;把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神学化,在这一神学世界观中。天地、阴阳、五行都是有意志的东西,“天之为言镇也,居高临下,为人镇也”;“地之言施也,谤也”,“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五行“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亲事,故自周于行。尊于天也”。很显然,天是最高神,地是它的“妻子”,五行是它们生万物的材料,整个宇宙发展过程都是由最高的神安排的。

  如此,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也就具有了封建伦理的性质。天造就了人,人就事事模仿天、指出“王者父天母地”,“天覆地载”,“上法斗极”;其对朝廷的事务。大到礼与刑,小到吃饭,都作了“王者法天”、“天人合一”的神学解释:由于天人是合一的,人神是一体的,所以天与人就互相感应。

  《白虎通义》在董仲舒的基础上,对三统说作了更详尽的发挥,认为“三统”是“本于天”的,“正朔有三。伺本?天有三统,谓三微之月也。明王者当奉顺而成之,故受命各统一正也”,指出“三统”循环,变的只是形式,旧王朝灭亡了,新王朝成立了。正朔、服色、都城等可以改变,但“三纲”、“五常”的大道却不能改,肯定“王者有改道之文,无改道之质”,三统循环论实际不止是封建一统不变论。关于性命论,书中认为,人是天研生,是“天之贵物”,人体象八封。人性生于阳,人情生于阴,人的寿命分为“寿命”、“遭命”、“随命”,三命均为天定。并提出了“三纲”、“六纪”的伦理金条,“三纲”是“署为数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为“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认为“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六纪”是从“三纲”而来,是“三纲”之纪,把封建社会的伦理关系说成合乎天意的、永恒的自然关系。

  关于学习,书中亦十分强调,但其所讲的“学”,不是学习客观世界的知识,而是学“圣人之道”,它把圣人描绘成无所不通,无所不晓、能与天地鬼神交通的人,所以,它对“学”的阐述,实际上是“神学知识论”:同时,又把《五经》神学化,指出“《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何以要学《五经》?“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如此,圣人为天的代言人,《五经》也就成了“天书”、“圣经”。全书大量引述纬书为论断根据,把神学、经学合为一炉,在董仲舒改造孔子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附加谶纬迷信成分,把儒学改造为神学,把孔子改造为学者与教主的双重身份,把儒家著作改造为《圣经》,给孔孟传统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增加了更多的神学内容。

  《白虎通义》继承了今文经学的传统,以阴阳五行为基础,解释自然、社会、伦理、人生和日常生活的种种现象。所列门目对社会生活、国家制度和伦理原则等方面作了基本规定。如爵、号、谥,规定了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士、庶人社会各阶层的等级;三纲六纪,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亲戚、师友等社会关系的纲维伦纪;礼乐、乡射、辟雍,规定了文化教育礼仪制度;三军、诛伐、五刑,说明了国家的防御、征讨和维持社会秩序的镇压手段;耕桑、商贾,说明了农业和商业的社会需要。实际上成为一部以今文经义为依据的国家法规。《白虎通》有明抄本,清陈立作《白虎通疏证》有光绪元年(1875)刊本。

  《白虎通义》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刊布于世, 肯定了"三纲六纪" ,并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同时还把当时流行的谶纬与儒家经典糅合为一,使儒家思想神学化。

  《白虎通义》肯定了儒家经典的非凡特殊价值和特殊地位:“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白虎通义》有一节专门讨论“辟雍”。“辟雍”是当时的一种学宫,贵族子弟从10岁开始就要寄宿于城内的“小学”,至15岁时进入郊外的“辟雍”。男性贵族子弟在里面学习各种技艺,如礼仪、音乐、舞蹈、诵诗、写作、射箭、骑马、驾车等。

  《四库全书总目》评论《白虎通》曰:“方汉时崇尚经学,咸兢兢守其师承,古义旧闻,多存乎是,洵治经者所宜从事也。”《白虎通义》用阴阳五行等概念普遍解释世界的一切事物,使五行思想成了当时人们认识世界的钥匙。

版本

  传本较多,主要有《四库全书》本,清卢文绍抱经堂校刻本,《四部丛刊》本等。 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收录(清)陈立《白虎通疏证》(上下册)点校本。

评价

  《白虎通义》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白虎通义》问世以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它是由皇帝亲自钦定的,内容又包罗万象,在政治、思想、伦理等各个方面,都为人们规定了行为规范。《白虎通义》用阴阳五行来普遍地具体地解释世界的一切事物,大者如“三纲五常”,小者如婚丧嫁娶、日常生活现象,都可以用阴阳五行说去说明,不管如何牵强附会,如何荒唐,说者言之凿凿,听者深信不疑,使阴阳五行成了人们认识与解释世界的万能的“金钥匙”,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定式,这对学术的更新、思想的解放无疑是一种致命的桎梏。

  《白虎通义》融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与谶纬迷信于一体,企图统一经学,建立神学经学,并将其奉为永恒的真理,要人们世代相沿,习之、诵之,不许怀疑和批判,这只是统治者一厢情愿的梦想,历史发展的事实告诉,经学一旦发展为神学,它的生命力也就接近枯竭了,这是《白虎通义》给的启示。从这个意义讲,《白虎通义》宣告了经学的衰落,是经学走向没落与衰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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