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运动

白话文运动（ Vernacular Movement），中国近代书面语言变革运动。经历了清末提倡白话文到五四运动前后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两个阶段。

清末白话文运动

清末较早提出变革文章语言的是黄遵宪。他在成书于1887年的《日本国志》中，借鉴西方文字变革经验，论述中国“语言与文字离”的弊病，希望“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戊戌变法期间，改良派从开通民智、鼓吹维新出发，大力提倡白话文。1896年，梁启超在《沈氏音书序》和《变法通议》中，批评“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语”，指出是否用“今语”写作，关系民智、国强。1897年，裘廷梁在《苏报》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激烈批评文言是“愚天下之具”，指出了文言与专制统治的关系；进而论证白话有“八益”，响亮地喊出“崇白话而废文言”。此文经梁启超在《清议报》转载后，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此后提倡白话文之声日盛。1900年陈荣衮在《知新报》发表《报章宜用浅说》，斥文言为“祸亡中国”之一端，提出“变法以开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1902年，黄遵宪在《与严又陵书》、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进一步指出：“今日已为二十世纪之世界矣，东西文明，两相结合”，“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论述了“言文合”的必然性。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十分重视用白话文宣传反清，鼓动民众。从清末到民初，白话报刊大量涌现，到1918年已达170余种。全国许多省市，乃至边陲的黑龙江、西藏，以及海外留学生，都创办了白话报。其他报刊如《中国日报》、《中国女报》、《大公报》和《复报》等也刊登白话文。其间出现众多白话文作者。最突出的是《中国白话报》的创始人、自号“白话道人”的林獬（1874～1926）。革命派宣传家陈天华所著全用白话或通俗文，其《猛回头》、《警世钟》等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最为盛行。“文章巨子”如梁启超、秋瑾、柳亚子、刘师培、《大公报》主笔英华等，都曾用白话写作评论、报道、杂文。

提倡白话，对其他文体的语言也有所影响。梁启超在《小说丛话》中已提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清末小说大多是白话小说。到辛亥前后，部分翻译小说和短篇小说的语言，已接近现代白话。诗歌中一些以“歌”为名的作品，以及学堂乐歌的歌词都明显口语化。白话报刊多刊登小说、戏曲、歌谣、弹词、时调、寓言、演说等通俗形式文学作品。但清末白话文只是报刊文体之一，主要以识字不多的民众为对象，以普及知识、宣传政见为目的。由于大多数作者和主要读者还是受过传统教育而接受新思想的文人，因此报刊上占主导地位的是文白参半的“新文体”，同时许多诗文作品仍使用文言。白话未能成为主要书面语言。但近代白话文运动提出和宣扬的语言变革的理论主张，指出白话取代文言的必然趋势，为新文学的诞生作了思想和实践准备。

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首倡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陈独秀因势利导，于1918年1月将《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文，以此作为指挥白话文运动的中心。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显示了白话文运动在文艺方面的实绩。《每周评论》、《新潮》等白话刊物相继问世，为白话文运动大造声势。古文家林纾带头维护文言文，攻击白话文为“引车卖浆者言”，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等据理驳斥，引起一场关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论战。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白话文运动突飞猛进地发展。新文学的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相继成立。1921年以后，《学衡》、《甲寅》等杂志，先后对白话文进行反攻。鲁迅等采取“以毒攻毒”的方法，用古书作法宝，证明鼓吹文言的“学衡”派和“甲寅”派实际自己也作不通古文，错用典故，因而击退了反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