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
耶稣会（汉语拼音：Yesuhui；英语：Society of Jesus；拉丁语：Societas Iesu，简写为S.J.或S.I.），主要的天主教修会之一。又称耶稣连队。1534年西班牙人伊纳爵·罗耀拉创立于巴黎，教皇保罗三世于1540年正式批准。当时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迅速扩展，天主教会内部亦发起“对立宗教改革”与之抗衡，耶稣会乃应运而生。
耶稣会组织严密，纪律严格。总会设于罗马，由代表大会选出的总会长领导，下设检察长、财务长以及若干秘书。在全世界共有77个教省，合为12个教区。会士除发“绝财、绝色、绝意”三愿之外，还发第四愿即忠于教皇。会规要求会士仿效耶稣在旷野经受40日考验之事迹，按照罗耀拉所著《神操》一书内容，每年40天摆脱会务俗事，潜心祈祷、静修，是为“大避静”（另有为一般教徒实行的三天或一周的“小避静”），日常行为亦须符合“谦逊守则”。该会有系统的会士培训和教育制度，包括信仰、虔敬、忏悔、祈祷等方面的灵性培训以及语言、文学、法律、政治、哲学、神学等方面的知识教育，故其会士多有良好的灵性操行和扎实的学问修养，以致欧洲王公贵族甚至各国君主和教皇本人亦常延请耶稣会士担任灵修导师。
耶稣会为在宗教改革之后复兴天主教会，取消会服，深入社会，积极从事学术活动和文化教育，产生了大量专家学者，对社会文化发挥影响，而且一度（尤其在17～18世纪）积极结交宫廷权贵，参与政治活动，以求对社会政治产生影响，以致在18世纪被一些国家取缔，1773年被教皇克雷芒十四世解散。但在1814年，教皇庇护七世又宣布恢复其组织活动。
从16世纪开始，耶稣会逐步向欧洲以外传教。16世纪末至17世纪活跃在中国明清两朝朝廷和士大夫中的西方传教士多半都是耶稣会士。现在耶稣会仍是天主教中影响巨大的国际修会组织。
历史
修会的成立
15世纪后，当时天主教受到新教的冲击非常大，天主教内产生了一股维新改革的思想，耶稣会的成立即是这股维新势力的一部分。1534年，依纳爵·罗耀拉与其他6名巴黎大学的学生，在巴黎郊外圣但尼小教堂的地下室成立了耶稣会。宗旨即是由内部改革教会，同时希望能以此获得更靠近耶稣的地位。修会的成员必须对教会绝对服从。
1540年教皇保禄三世认可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一个正式修会。此后，这个修会发展很快，不久就在多个国家活动。但在1759年，葡萄牙驱逐耶稣会，1762年，法国国会取缔耶稣会，1767年西班牙驱逐耶稣会，三国君主呼吁教皇取缔耶稣会，被教皇克雷芒十三世抵制。1772年，下一任教皇克雷芒十四世宣布取缔耶稣会。1814年，教皇庇护七世又予恢复。
教育
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对耶稣会士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体现在其系统教育与学习计划中。
耶稣会为使其成员能有效地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特别注意耶稣会士的教育。此培训往往长达15年之久，学习各种语言、文学、哲学、神学、法学、医学以及自然科学知识。在两年的见习期（the noviceship）即初学阶段，入会人员要过着一种严格的耶稣会士生活，即祷告、团体生活、修有关历史、会宪、发愿等方面的使徒体验课，还有要做30日的神操课。
入会的初学生（novices）在结束了两年的初学培育，他们要公开发贞洁、神贫、听命三愿。发愿之后他就成为一个耶稣会世俗助手（lay brothers）或进入研究学者（formed scholastics）阶段，花3－5年研究文学和哲学，同时不断进行简单的发誓。此后，研究学者还要在特定的教廷职务上工作2－3年，通常是在中学任教。
这以后进入为期4年的神学研究阶段，接着是严格的考试；考试通过者可成为耶稣会正式会员。若要成为耶稣会神父，还需有资格特别发第四愿：效忠教皇。
反新教和巴洛克时期
在欧洲，耶稣会在反新教的运动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尤其在学校和大学中他们的影响非常大。他们的布道仪式非常华丽，正好与马丁·路德的新教相反，路德宣导布道仪式要从俭。耶稣会的成员对巴洛克艺术的发展和普及以及当代政治均有重大的影响，因为他们中许多人是国王的忏悔神父。
传教
耶稣会的教士曾到中国、日本、印度和美洲充当传教士。
在巴拉圭，他们在1610年至1767年间甚至建立了一个耶稣会国，以此他们将基督社会体系引入印第安人社会中。
在欧洲，人们对耶稣会在南美洲的传教工作的态度并不一致，尤其西班牙和葡萄牙认为耶稣会妨碍他们的殖民主义行为。1767年，西班牙将在巴拉圭的耶稣会成员驱逐出境。
耶稣会与中国
耶稣会成立之初，会祖圣依纳爵的挚友，被称为东亚宗徒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 S.J.）就到了印度、日本，但是没有能够进入中国大陆，只遗憾的于1552年死在中国广东沿海的上川岛。
就在这一年，利玛窦诞生，三十年后的1583年，作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利玛窦登陆广东，在中国南方辗转度过十八年后，终于在1601年进入北京。尔后十年，利玛窦以其精湛的数学和天文知识，和对中国经典的通晓，在中国的知识份子中建立了良好的形象。这个模式也被其他许多相继来华的耶稣会士采用。
1644年满清入关，顺治、康熙皇帝继续重用西方传教士。耶稣会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相继服务于历局和钦天监等政府机关；全国信徒有27万。
1698年，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来华。后来他介绍中国文化的书信，影响了法国启蒙运动学者伏尔泰。17世纪后期，耶稣会传教士是西方了解中国的最专业的人士。
1724年，从雍正皇帝开始在全国查禁天主教，迫害教徒和传教士，但在北京宫廷里仍留用一批耶稣会士，担任御前学者和艺术家。有意大利籍画家郎世宁（Brother Giuseppe Castiglione S.J.），和负责制作地图的蒋友仁神父（Fr. Michel Benoist S.J.）。
1773年7月，教廷宣布解散耶稣会。从明末到清初，耶稣会总共有472位会士在中国服务了190年。
1814年，耶稣会被教皇庇护七世重新恢复。
1842年7月11日，三位法国籍的耶稣会士南格禄（Fr. Claude Gotteland S.J.）、李秀芳（Benjamin Brueyre, S.J.）与艾方济（Francois Esteve S.J.）重返中国。
1847年在上海徐家汇（当时尚是郊外的一个村庄）正式建立传教中心，包括几所修道院、孤儿院、天文台、土山湾印书馆、气象台、博物院、藏书楼以及男女中学等；徐家汇圣依纳爵堂至今留存。作为上海教区的主教座堂耶稣会以徐家汇为中心，逐渐将天主教传遍教廷委托其负责的江南代牧区（江苏、安徽两省），至1920年左右，信徒有20万人。
1856年，耶稣会开始负责新成立的直隶东南代牧区。主教座堂最初位于威县赵家庄，不久迁移到献县张家庄，建造了华北著名的大教堂献县张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和规模庞大的教会建筑群，是耶稣会继上海之后，形成的第二个在华传教中心。
在1900年的义和团事变中，直隶东南代牧区受到重创；5万多名教友中有5000多人丧生，其中有3000多名都是7月20日在景州朱家河同一日被杀。不过，事变后，直隶（河北）的天主教徒的增长速度愈加迅速。
1925年以前，在中国的2所天主教大学均为耶稣会创办：即1903年在上海创立震旦大学，1922年创立天津工商学院。1925年以后，中国共有3所天主教大学（仅在北京增设一所辅仁大学，本笃会创办，不久由圣言会接办）
1950年前，有913名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占全世界（4650人）的1／5。他们在中国负责河北、江苏（含上海）、安徽3省的10个教区，五百多座教堂。
- 法国耶稣会神父集中在最早和最重要的2个教区：上海教区和献县教区。这2个教区在1950年以前，都改由中国主教负责。1949年，从上海教区分出的海州监牧区由法国耶稣会负责。
- 西班牙耶稣会神父负责的安徽省芜湖教区（由上海教区分出）和安庆教区（由芜湖教区分出）。
- 意大利耶稣会神父负责蚌埠教区（由芜湖教区分出）。
- 加拿大耶稣会神父负责徐州教区（由上海教区分出）。
- 匈牙利耶稣会神父负责大名教区（由献县教区分出）。
- 奥地利耶稣会神父负责景县教区（由献县教区分出）。
- 1931年，美国加州的耶稣会士到中国，在上海创办金科中学，在南京创办弘光中学。1949年由上海教区分出的扬州监牧区也由美国耶稣会神父负责。
- 香港、澳门两地也有耶稣会士的教育事业。香港的会士大多属爱尔兰籍，澳门的则属葡萄牙籍。
1952年，中国政府驱逐外籍教士。
由于天主教在中国大陆遭到政府压制，包括耶稣会在内等天主教组织大多迁移至香港与台湾，继续从事教务活动。
1960年在天主教中国主教团、圣言会及耶稣会合作之下，辅仁大学于台北新庄复校，成为全球十四所天主教大学之一。辅仁大学的法学院及管理学院为耶稣会辖区，此外耶稣会并且在辅大校区之中设立了中华耶稣会神哲学院（现称“辅仁大学圣博敏神学院”），此学院已在2011年被教育部承认。
截至目前为止，天主教耶稣会在台湾的行政组织，称之为财团法人天主教耶稣会。
除了辅仁大学之外，耶稣会在台湾各地也开办了新北市徐汇中学与新竹县内思高工两所学校。此外，著名的媒体机关光启社，以及台北市公馆的耕莘文教院亦是耶稣会在台湾的分支机构。
耶稣会与日本
1549年8月15日，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在一位日本朋友弥次郎的引介之下，携同两位耶稣会士（岛来斯神父、斐迪南修士）经麻六甲海峡，辗转抵达弥次郎的家乡－日本南部九州的鹿儿岛。成为第一位踏上日本国土的天主教传教士。同年底，鹿儿岛已经有一百五十人、附近地区有四百五十人领洗入教。
16世纪中叶的日本是个极端封闭的社会，所以当时的日本人对西方的新奇事物和信仰非常倾慕。加以当时的日本处在封建诸侯割据，各自为政的分裂局面，不少诸侯为了表示自己不受中央的指挥管辖，往往以选择信仰天主教来显示自己的独立自主。
1551年，山口领主大内义隆和丰后领主大友义镇都宣布天主教传教自由。因此，此后几十年间，日本皈依天主教的人数直线上升，九州和京都与东京一带奉教的人最多，总共达三十万。当时的罗马宗座视察员，意大利耶稣会士范礼安神父（Alexandre Valignani），是日本初期教会传教工作计划的最主要负责人。
可惜，好景不常，来自欧洲的水手，水兵和传教士之间的意见不合、目的不同，又加上16世纪末叶，日本德川幕府诸将军极欲统一日本，对不服从中央的诸侯大加讨伐，那些倾向或选择天主教的诸侯和他们的臣民更是幕府将军征讨的对象，何况天主教在日本的发展已经引起佛教和神道教的不满与反对。
就这样，日本天主教的教难成了预料中的事。1597年二十六位传教士和教友在长崎致命；其余的迫害事件，或大或小也接踵而来，传教士和教友受到的酷刑虐待令人发指。1637年，教友人数很多的有马（Arima）一带，居民因为国君的横征暴敛，苦不堪言，而群起反抗，结果遭军队追击，逃至岛原（Shimabara），史称岛原之乱。在这里，凡不背教者都遭屠杀，计有男女和儿童三万五千人。从此，日本与外界完全隔绝，处在封闭中达两百年之久。这期间，虽然没有神父，但长崎一带仍有一个教友核心团体残存下来，他们保持信德，世代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