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

　　袁宏道（汉语拼音：Yuan Hongdao，1568～1610），中国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湖广公安(今湖北公安县)人。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二十三年选为吴县令，三十七年，迁稽勋郎中，赴秦中典试。事毕请假归里，定居沙市。袁宏道在明代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与兄袁宗道、弟袁中道时号三袁，宏道实为公安派领袖。他的一套系统理论，成为公安派文学纲领。他反对盲目拟古，主张文随时变，其目标是去伪存真，抒写性灵。他认为，性灵能导致文章的趣和韵，而它们是由“无心”或“童子之心”得来的。他推崇民间的通俗文学是“无闻无识”的“真声”。袁宏道的散文极富特色，清新明畅，卓然成家。今存其尺牍280余封 ，各类随笔200余篇。作品真切感人，语言浅显，无斧凿之迹。作有各体诗歌1700余首，成就不如散文。著有《敝箧集》、《锦帆集》、《解脱集》、《广陵集》、《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破砚斋集》、《华嵩游草》等。今人钱伯城整理有《袁宏道集笺校》。

生平简介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又号六休，宗道二弟，“公安派”的主帅，他性格直爽，喜游山水。宏道青、少年时期，在乡塾习读就显露出早熟的文学才华和组织能力。十五六岁时，在县城南结文社，自为社长，咏诗、作文，“社内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袁中道《行状》）。17岁应童试入学，所作诗文已集子，长诗《古荆篇》，讽谕神宗皇帝对著名宰相张居正“刻薄寡恩”（张死后被抄家毁墓），更表现其胆识过人。1588年（万历十六年），他参加乡试，主考官“见其后场，出入周、秦间，急拔之”（见《行状》）。第二年考进士落第回家，与因公归里的哥哥宗道朝夕切琢学问。1590年（万历十八的）春，李贽到公安游览，三袁兄弟及举业师王以明等前去拜访，求救解惑。次年，宏道又去麻城龙湖拜访李贽，“大相契合”。李贽赠诗道：“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见《行状》）。宏道对李贽更为倾服，题诗颂道：“李贽便为今李耳，西陵还似古西周。”留居三月有余，李贽送他回武昌，才依依而别。1952年（万历二十年）考中进士。第二年，他又与兄宗道、弟中道同去向李贽求教学问，其思想及诗文，“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有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其未有涯也”（见《行状》）。

　　1593年（万历二十三年）3月，他出任吴县（今属江苏）县令。当时吴县是江南人文荟萃之地，他把衙门作为雅集场所，广结文人学士，并首次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见《叙小修诗》）的文学主张。他的行为引起上司不满，责问道：“你的衙门里，怎么尽多的是喝酒、做诗、弹琴三种声音？”宏道针锋相对地答道：“贵衙门里，也尽多三种声音：算盘声、天秤声、打板子声”（见冯明之：《中国文学史话》）。其时他一上任，就“清额外之征凡巨万”，准许人告发官吏的不法行为，还清查匿名诬告之徒，做到赏罚严明。不到两年“一县大治”，“吴民大悦”。但他厌恶官场陋习，曾七次上书辞县令之职。获准后，“为人贷得百金，”作妻室生活费用。宰相申时行赞叹说：“二百年来，无此令矣！”（均见《行状》）宏道离任后，遍游东南名胜，写下《虎丘记》、《晚游六桥待月记》等名篇，与公安派的作家陶望龄、黄辉、江进之、曾可前、雷思霈等人，作诗论文，互相唱和，进一步阐述文学革新主张。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他再次入京，先后任京兆校官、礼部仪制司主事，又和宗道、中道及部分“公安派”作家，在北京城西崇国寺组织“蒲桃社”，谈诗论文，游览山水，作《满井游记》、《徐文长传》等名篇。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宗道不幸病逝后，他悲痛不已，于是告假归里，在公安县城外西南（现在斗湖堤郊区）柳浪湖滨建柳浪馆，栽花种柳，吟诗著文，参禅悟道，闲游山水，时间长达六年之久。

　　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宏道在长辈和亲友的督促下，又入京任礼部仪曹主事。两年后，调任吏部验封司主事，着力整顿吏治，将一贯鬻爵的猾吏送刑部治罪，制定和健全考核官吏的条例制度，忠直的老臣都叹服“今得公（宏道）矣、国家之福也”（均见《行状》）！著名的《摘发巨奸疏》就作于这时。

　　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宏道被子派往陕西任主考官，对“以避嫌”、“不过搜求”而“落选”的考卷重新复查，纠正了考官们阅卷的舞弊行为，结果录取人才居全国第一。事毕以后览骊山，游嵩山，登华山。第二年春天，获假南归，在离开京城时，上书吏部尚书孙丕扬，建议对内辨别忠奸，荐用贤能；对外选派良将，加强边防。返里后，在沙市置一“砚北楼”居住。“砚北”取唐代作家段成式“杯沥之余，常居砚北”之意。同年九年初六日因病去世，终年43年。人们在他“囊中仅得五十金，稍乞货，当物，市棺，吏部郎之清如此”（袁中道《游居柿录》）。

　　宏道的文学主张，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强调文学要表现个性，道出真情，“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答李元善》），随着时代前进，文学应不断创新。他称赞“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是“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带头写民歌。还重视小说、戏曲、民间曲调等通俗文学，认为这是“古之至文”，说《水浒》比起《史记》来，“文学益奇变”。清初诗人钱谦益说：“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列朝诗集小传?袁稽勋宏道》）。

　　他的作品，现传世的有诗歌1700首，游记、书札、序跋、碑记、传状、日记、杂文等近600篇。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山水游记，清新轻俊，自成一家。“公安派“作家江盈科写道：”中郎所叙佳山水，并其喜怒动静之性，无不描画如生，譬之写照，他人貌皮肤，君貌神情”（《解脱集序二》）。晚明散文家张岱说：“古人记山水乎，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寓山注跋》），这代表了人们对他山水游记的恰当评价。他的文学革新理论及文风，而且影响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三十年代的文学界还出现过“袁中郎热”。虽然一度被有的文人“画歪了脸孔”（鲁迅语），但很快得到了鲁迅的纠正。他说：“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均见《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的一部分作品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局限于描写自然景物及身边琐事，抒发士大夫阶级的闲情逸致，表现了复杂的消极思想。

　　袁宏道的著作版本很多，后人将他的全部诗文编为《袁中郎全集》。建国后有钱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袁宏道集笺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