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陶瓷器

辽金陶瓷器（Ceramics of the Liao and Jin Dynasties），辽、金时代的陶瓷器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地域特点。

辽代陶瓷器

多为酒具、茶具、盛食具、贮藏器和日用杂器。大都为民窑产品，也有供辽皇室和契丹贵族使用的官窑制品。民窑产品粗朴，官窑产品精致。已发现重要陶瓷窑址7处。其中民窑4处，为辽宁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辽阳江官屯窑、山西大同青海窑村窑；官窑3处，为辽宁林东上京窑、内蒙古赤峰缸瓦窑和北京龙泉务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辽宁、黑龙江、吉林、河北、山西、内蒙古和北京地区的辽契丹贵族墓和汉人墓中均出土有辽窑烧制的白瓷和酱、黄、绿色釉及三彩陶器。传世品中辽陶瓷以黄、绿单色和黄绿白三彩釉陶居多。

辽代瓷器有白釉、黑釉、白釉黑花瓷。陶器有黄、绿、黑、白单色和黄、绿、白三彩釉陶。民窑制品胎质粗糙，均施化妆土。白瓷釉白微黄，胎色白带红、黑色杂质点；黑釉瓷釉色纯黑；白釉黑花瓷胎色白，黑花呈色黑黄。官窑白瓷胎质细白，釉色纯白或白中泛青，釉质莹润，佳者与定窑上品相类，有的于器底刻“官”或“新官”款。北京发现的辽应历八年 (985)辽赠齐王赵德钧墓和赤峰发现的应历九年(986)辽驸马墓出土的“官”和“新官”款白瓷盘、碗是辽早期受定窑技艺影响的作品。北京辽重熙二十二年 (1053) 王泽墓、内蒙古昭盟辽寿昌五年(1099)尚崶墓和山西大同卧虎湾2号辽墓都出土有精美的白瓷。黑釉瓷胎质细白，釉色黑中闪绿，积釉处如堆脂，光泽较强；白釉黑花瓷的胎色白中闪黄，有黑色杂质点；单色釉和三彩釉陶器的胎质细软，作淡红色，施化妆土。官窑三彩色釉娇艳光洁，民窑三彩色釉鲜艳不足，釉层易剥落。白釉陶器釉质欠润泽，白釉上点绿彩者颇为美观。辽阳统和四年 (984)耶律延宁墓、法库叶茂台辽墓、朝阳前窗户村辽墓出土的黄、酱和绿色釉陶器及锦西大安五年(1089)萧孝忠墓出土的黄釉与三彩釉陶器，具有辽彩釉陶器的典型风貌。

陶瓷器造型分为中原形式和契丹形式两类。中原形式大都仿照中原固有的样式烧造，有碗、盘、杯、碟、盂、盒、盆、罐、壶、瓶、瓮、缸，还有香炉、陶砚、棋子、砖瓦等；契丹形式则仿照契丹族习用的皮制、木制等容器样式烧造，器类有瓶、壶、盘、碟，造型独具一格，如鸡冠壶，仿契丹族皮囊容器样式，整体由壶身、管状流和不同形式的系构成，壶体上做出仿皮革缝制的痕迹和皮条、皮扣等附件。后人常以皮制品痕迹的多少区别鸡冠壶时代的早晚。鸡冠壶有五种样式，即扁身单孔、扁身双孔、扁身环梁、圆身环梁和矮身横梁式。内蒙古赤峰应历九年 (959)辽驸马墓出土的白瓷、绿釉鸡冠壶、扁身单孔，是鸡冠壶的早期形式。河北迁安辽开泰六年(1017)韩相墓出土的绿釉带盖鸡冠壶，是稍晚的扁身双孔样式的典型器。辽宁1、2号辽墓出土的白瓷鸡冠壶和绿釉鸡冠壶，是辽晚期盛行的圆身环梁式鸡冠壶的作品。凤首瓶为凤头口、旋纹长颈(或做竹节式)、高体、丰肩、瘦胴、圈足。辽宁北票水泉辽墓出土的凤首瓶、凤嘴啣珠，是凤首瓶的早期样式。辽宁义县二号辽墓出土的花口凤首瓶，凤首托起花口盖，秀丽挺拔，最为常见。鸡腿瓶为小口、丰底，器身细高，上丰下敛，形如鸡腿，以弧棱形弦纹为饰，是契丹族普遍使用的贮藏器，产量很大，瓶体上常有刻划符号。盘口穿带壶，亦称背壶，古代名为携壶，是游牧民族用以盛甜酒、奶浆等饮料的容器。壶式有扁体和圆体两种，体两侧有沟槽和环系，可系绳，便于骑马携带。辽宁义县清和门西村辽墓、法库叶茂台七号辽墓和北票水泉辽墓出土的穿带壶，展现了扁体或圆体壶式的特点。方碟仿木碟样式，花边敞口，四方形，浅身平底。白釉印花方碟精美，但产品极少。三彩印花方碟颇多，辽晚期墓葬中时有出土，西弧山大安五年(1089)辽墓、建平和乐村大安六年(1090)辽墓出土的三彩印花方碟为代表作。海棠花式长盘系仿金属制品式样，浅壁，平底，作八曲海棠式，以黄、绿、白三色釉花者居多，样式美观，色彩娇艳。一些模仿自然界物品烧造的鱼壶、鸳鸯形壶，均形态生动，实用美观。辽宁凌源县出土的三彩鸳鸯壶，高19厘米，鸳鸯式壶体卧在荷叶式托上，嘴为流，背上贴五瓣花式口，与腹腔相通，花口下部至尾端连以曲柄，以黄、绿、白三彩釉遮体，羽纹清晰，色彩斑斓。还有依照印度神话中“摩羯鱼”制作的兽首、鱼身壶和灯，设计新巧，造型优美，宁城出土的三彩摩羯壶为代表作。辽代陶瓷造型实用性强，粗犷、质朴，富有民族特色。

辽代陶瓷受中原装饰技法的影响，有刻、划、剔、印、彩绘和色釉装饰，以简朴豪放为特点。如取法于磁州窑的黑绘装饰，多以散点式构图展现简洁的纹样，有疏朗洒脱的美。建平五十家子辽墓出土的白釉黑花瓶，三组花蝶环列器体，笔致稚拙有力，颇具野趣。有的在器物表面涂硃画彩或描金装饰，别具一格。单色和三彩釉饰是辽陶瓷的一大特色，娇艳的黄色或葱翠的绿色给人以美感。装饰题材以花卉中的牡丹、野芍药居多，取材于自然界的飞禽、动物、鱼虫、花草、水波等纹样也广见于装饰画面，还有传统纹样中的龙、兽面、骑士、力士、火珠、流云等。

金代陶瓷器

前期陶瓷多利用辽瓷旧窑烧造，工艺水平较低，制品多粗糙，民族风格和地域色彩较明显。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辽宁抚顺大官屯窑和辽阳江官屯窑是金前期日用陶瓷产地，品种有黑、白、酱釉和茶绿色釉等，胎质粗厚多杂质，釉质混浊不光润。器类以碗、盘为主，带三系、四系的瓶、壶、罐是地域特点突出的器物。装饰简单，仅见白地黑彩装饰，刻、划、印、雕、加彩等极少见。黑龙江双城县出土的白釉黑花四系瓶上的黑色草叶纹，自由奔放。辽宁彰武县出土的白釉黑花葫芦形壶，贴在壶流上的坐式老人，新颖罕见，展现了金前期陶瓷器的特殊风貌。迁都燕京后的陶瓷生产，集中在大定年间或以后发展起来的河北曲阳定窑、磁县观台窑、河南禹县钧窑和陕西铜川耀州窑、山东淄博磁村窑等。

陶瓷品种，定窑以白瓷为主，刻、印花为饰。带纹饰的细白瓷，以覆烧工艺装烧，器均“芒口”。民用粗瓷，以创新的砂圈叠烧工艺烧制，形成器物内底一圈无釉的特点。1975年北京通县大定十七年(1177)金墓和北京先农坛金墓出土的白釉刻花盘、碗、洗、壶等瓷器与1977年江苏江浦县庆元元年(1195)章氏墓出土的白釉印花鸳莲纹碗，都是金代定窑的代表作。磁州窑品种丰富，有白釉、黑釉、酱釉、白釉划花、白地黑花、红绿彩瓷和色釉陶器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大定二年(1162)铭白地黑花鸟纹虎枕，河南新乡博物馆藏大定己亥(1179)绿釉刻莲花纹枕，1972年河北献县出土的白釉黑花牡丹纹瓶，1976年河南济源县出土的三彩刻人物纹枕，磁县彭城镇出土的红绿彩俑，均为不同品种的代表作。钧窑主烧天蓝色乳光釉瓷。辽宁辽阳金墓、山西侯马金墓的出土物胎质细腻，色灰，釉面润泽，有片纹、显晕斑或小黑点，工艺不够精细的钧窑器物和山西大同明昌元年(1190)金墓出土的钧釉小炉，初步揭示了金代钧瓷的特征。耀州窑主烧青瓷，兼有黑釉和白地黑花瓷。青瓷胎质粗色浅灰，釉色姜黄或淡青，釉层薄，光润不足。青瓷装饰以印花居多，刻花趋少。1959年陕西铜川耀州窑遗址金代层出土的青釉刻花碗和1980年北京丰台金墓出土的青釉刻牡丹纹碗，刻线流畅，花纹洒脱，为代表器。淄博磁村窑主烧白瓷，白地黑花、黑釉、白釉黑边、酱色釉、绞釉等次之。黑釉白线纹(俗称为粉杠)是金瓷最有特色的品种之一。磁村窑出土的黑釉白线纹罐，在黑色鼓腹上，凸起白线纹，色白而粗，十分醒目。加彩器在白瓷上施加红、绿诸彩，色彩鲜艳绚丽。有的器物底部墨书“泰和”、“正大”等字款。山西境内的浑源窑，安徽境内的萧窑，宿州窑与泗州窑，分别烧制钧窑、定窑、磁州窑风格的产品。

金代陶瓷器类以盘、碗、罐、瓶、壶为多，杯、洗、炉、盏托、瓷枕、玩具等次之。日用器物造型多袭宋式，时代特点鲜明的造型有双系、三系、四系瓶，双系罐和高体的长颈瓶、鸡腿瓶等。大官屯窑出土的瓷雷、江官屯窑出土的黑釉桃形壶是罕见的特殊器物。装饰趋简，有刻、划、印、剔花、笔绘、塑贴、加彩等。刻、划花装饰以定窑为最，在白釉盖缸的口沿下刻一周锯齿纹，腹体刻密集的凸凹线纹，有浅浮雕的效果，时代特点突出。笔绘装饰以磁州窑系为代表，用笔简练，线条明快，画面生活气息浓郁。大官屯窑出土的白釉黑花缽，磁县观台窑出土的白釉黑花罐，是代表器。装饰构图除宋代多用的带状缠枝式、单独纹样的均衡式和满花式外，还善以开光样式突出主题纹样，耀州窑遗址金代层出土的青釉刻花卧牛碗，河南鹤壁市博物馆藏的白地黑花婴戏莲纹枕、白地黑花盆花枕，都以菱形开光托出卧牛、婴莲和盆花主题纹饰。等分线内的单独纹样构图也很盛用，吉林省博物馆收藏的酱褐釉印花碗为典型之例。一花一叶的构图，疏朗简洁，画面中的一枝荷莲、一枝萱草、一尾游鱼，均生意盎然。吉林省博物馆收藏的定窑白釉刻花匜是其代表器。白釉黑绘的构图，极近于国画的章法，画面上秋雁残荷，一派深秋景色，有水墨画的清幽意境，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白地黑花虎形枕是其代表器。装饰题材以花卉居多，水波、鱼、鸭、鸳鸯、鹭鸶、飞凤和婴戏纹也常见于画面。画面中的孩童多身着朵花衫裤，头梳抓髻，一改宋时那种光头、赤裸身躯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