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文学理论批评

金代文学理论批评，金代的文学批评，主要针对当时颇为活跃的形式主义文风。在金代文坛上，由于卢仝、李贺和江西诗派作品的某些消极方面对一些作家的不良影响，刻意追求尖新险怪的倾向比较突出，周昂、赵秉文、元好问、王若虚等人，对这种倾向进行了有力的批评，推动了金代文学的健康发展。

周昂没有留下专门的文学批评著述，其文学观点主要反映在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刘祁的《归潜志》以及《金史》等书中。周昂一生不喜“雄豪奇险，善为新样”的北宋诗人黄庭坚，认为前人关于黄庭坚得法于杜甫的议论是浮浅的看法（《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八），并且对于以他为首的江西派的作品进行了大胆的抨击，指出“宋之文章至鲁直，已是偏仄处；陈后山而后，不胜其弊矣”（同前，卷三十九）。他强调“文章以意为主，以言语为役”(《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把思想内容放在第一位。在传授其甥王若虚文法时曾经说过：“凡文章巧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得首肯。”（《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七）除了理论上的主张而外，他的创作实践也能体现自己的观点，其作品以杜甫、韩愈为法，内容翔实，文笔高雅，在当时颇有影响，“诸儒皆师尊之”（《中州集》卷四）。元好问在《中州集》中选存其诗达100首之多，是该书收入作品最多的一人。

周昂之外，元好问在文学批评方面也颇有建树。其所作《论诗绝句三十首》、《自题中州集后》、《论诗三首》、《杜诗学引》、《杨叔能小亨集引》、《陶然集诗序》、《东坡诗雅引》、《新轩乐府引》以及《中州集》中的某些作家小传等，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理论观点。在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上，他主张广泛吸取前人的经验，加以熔铸变化，从而达到“学至于无学”的境界。他指出杜甫所以能够卓然自成大家，是“九经百氏古人之精华”“膏润其笔端”的结果(《杜诗学引》)。他提倡学习前人，是为了自成一格的创造，而不是亦步亦趋，生硬模仿。相反，他对“窘步相仍”、“俯仰随人”的作品不屑一顾。他提倡豪迈慷慨和自然天成的诗风，反对柔靡纤弱的倾向和“切响浮声”的习气。鉴于某些宋诗只注意在文字上花样翻新，斗靡夸多，忽视饱含着真实性情的鲜明形象，他在推崇北宋代表性诗人苏轼的同时，对苏轼、特别是黄庭坚也有所不满，提出了“沧海横流却是谁”的批评，表达了“北人不拾江西唾”的郑重态度。并且认为“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唐贤所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陶然集诗序》)，指出苏轼在艺术上所以能够取得较高成就，在于有真性情，“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新轩乐府引》）。在艺术和现实生活关系的看法上，元好问强调客观实际所激发的真情实感，斥责为文造情的虚假伪饰风气。

与元好问同时的王若虚，是金代的重要学者。王若虚直接继承和发扬了他舅父周昂的文学观点，其《滹南遗老集》中的《文辨》、《诗话》和两组《论诗诗》，集中反映了他的文学主张。他从“文章以意为主，以言语为役”的观点出发，反对“不求是而求奇”（《诗话》中）、“不求当而求新”（《诗话》下）的形式主义倾向。对于“穿凿太好异”(刘祁《归潜志》卷九引语)的黄庭坚、“东涂西抹斗新妍”（《论诗诗》语）的王庭筠、“好作险句怪语”(刘祁《归潜志》卷八引语)的李纯甫、“好用恶硬字”(同前)的雷渊，他都作了尖锐的批评。甚至斥“江西诸子之诗”为“斯文之蠹”（《文辨》四）。而对于白居易，则加以充分肯定，批驳了宋、金一些文人对他肆意轻视和贬抑的言论。

除上述三人以外，活动时期早于元好问、王若虚的赵秉文，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文学主张，对于提倡平易畅达、朴实自然的文风，纠正夸多斗靡，艰险奇涩的倾向，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