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

隋唐五代文学，隋唐五代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封建社会中期。这是由长期的南北分裂进入统一，达到空前强盛，而最后又陷于大分裂的时期，也是封建经济和文化获得高度发展的时期。

隋朝统一中国以后，采取了一些加强中央集权和恢复生产的措施，在政治、经济上，为继之出现的唐帝国打下了初步基础。隋代文学，基本上承六朝余绪，成就不高，但也提出了改革浮靡文风的要求，这一时期为由六朝文学向唐代文学的过渡时期。

唐朝前期，经过太宗贞观年间到玄宗开元年间100多年的发展，对封建的政治、经济关系作了一系列调整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和劳动者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唐王朝达到了国力强大、经济高涨的全盛阶段。同时，唐代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也出现了全面高涨的形势。唐代的经学、史学、书法、绘画、建筑、音乐、舞蹈等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文学更放射出绚烂的异彩。特别是唐代诗歌。经过“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对齐梁余波的扫荡，以及发展其韵律、艺术表现手法方面的新形式，出现了后世所称道的“唐音”，体现了唐代新的精神和新的风格。在盛唐诗坛上，还产生了李白、杜甫以及王维、孟浩然、高適、岑参等大诗人，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高峰。清代学者沈曾植指出：“开元文盛，百家皆有跨晋、宋追两汉之思。”（《菌阁琐谈》）这种“凌跨六代”的壮志，正是盛唐时代精神的特征，是封建政治、经济高度发展在文化、文学上的反映。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以后，中央政权削弱，藩镇割据形成，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唐德宗贞元年间到宪宗元和年间，遭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朝廷也曾一度振作，希图中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发出了革除弊端、裨补时阙、挽回颓势的呼声。反映在文学领域，便出现了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等人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产生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有为而作的诗文，形成了唐代文学开元、天宝以后又一个高潮。同时，由于城市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兴起，传奇小说、曲子词、变文等适应城市生活需要的文学样式也兴盛起来，较之唐前期，文学创作有了更多方面的发展。贞元、元和时期文学的显著特征是思想内容上谋求改革，艺术形式上追求创新。诗人作家大都怀抱壮志，自觉继承盛唐文学精神，而以复古为口号。所以沈曾植说：开元、元宝以后，“经大历、贞元、元和，而唐之为唐也，六艺九流，遂成满一代之大业”（同前）。

但是，唐宪宗元和中兴的局面并未能持续很久。自唐文宗以后，随着唐王朝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社会危机愈演愈剧，终于爆发了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敲响了唐王朝的丧钟。晚唐杜牧、李商隐的诗歌，虽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但已不免抹有衰亡感伤的色彩。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诗文，继承了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的传统，批判现实也较多地显露出愤激的情绪。与此同时，新兴的传奇、曲子词却更趋活跃。传奇的侠义神怪色彩更浓；温庭筠、韦庄大量创作曲子词，促进词的发展。进入五代十国以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文学趋于萎缩。只有西蜀和南唐相对说来较为安定，词在晚唐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为宋词的兴盛开辟了道路。

唐代文学，除受上述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制约外，还有一些唐王朝制订的制度、政策方针及社会风气的因素，对它的发展繁荣也有着显著影响。

唐代选拔人才，承袭并扩大了隋代的科举制度。其中最受重视的进士科以诗赋取士，以致写诗成了当时士人的必修科目。伴随科举而来的“行卷”风尚，也有助于锻炼士子的写作技能。只要诗文写得好，便可获得赏识，谋取官职，这对于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士人从事文学创作，无疑是具有刺激作用的。正是他们，构成了当时作家队伍的主要力量。同时，唐代统治者大都爱好文艺，有的本身就会写诗作文，影响所及，从宫廷、官邸到酒楼、妓馆，吟诗唱曲成了普遍的风气。这也为文学创作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唐代作家作品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大大超越了前代。仅《全唐诗》所收，就有诗人2200余家，诗作48900余首。《全唐文》所收，则有作家3000余人，文章18400余篇。而且各种艺术风格纷呈，各种文学流派争胜，使得整个唐代文学园地呈现出了繁荣景象。

唐代统治者对意识形态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历朝除武后隆佛外，都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但同时提倡、扶植佛、道。这也有助于人们思想的活跃和文学创作的活跃。唐太宗曾命孔颖达等修《五经正义》，以指导士子学习、理解儒家经义，并颁布天下，规定为科试经义的依据。当时科举中的明经科，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在文学上，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诗文及文学主张，都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佛教在唐代极盛。玄奘、义净等高僧曾先后游历天竺(今印度)，带回上千部佛经，大量翻译传播。除纯粹取自天竺佛学的法相宗外，当时还出现了结合中国特点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佛教宗派。道教在唐代视如国教，老子李耳被认作皇室的祖宗，尊为太上玄元皇帝。李林甫、贺知章、颜真卿、李泌、元载等著名官员，都是道教信徒。当时佛道两教的寺院，成为遍布全国的大小庄园，影响及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文人中，王勃、王维、梁肃、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隐等，都与佛教发生过密切的关系。在他们的集子里，有不少为佛教寺院而写的碑、记一类文章。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诗，往往将写景与禅趣结合在一起。即使是反对佛教的韩愈，其名篇《南山诗》连用51“或”字的句式，也是从《华严经·入法界晶》、《佛所行赞》学来。王梵志、寒山、拾得一派的诗，则擅长用通俗的语言阐说佛理。佛教故事，对唐人小说也有影响。如《酉阳杂俎》引述顾守绩令人守丹灶的故事，出自《大唐西域记》；《续玄怪录》中杜子春的故事，袭自天竺。传奇中的剑侠故事，与密宗经典记载的“成就剑法”和种种神通也不无关系。变文更是由佛经直接演变而来的，它那种讲唱合体的形式，又影响了《长恨歌》和《长恨歌传》一类诗文的写作。佛都谈神悟境界，谈象外之说，还影响到文学批评，导致了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这一派诗论的出现。道教与当时文学的关系，也并不亚于佛教，李白就是深受道教影响的大诗人。《枕中记》等传奇小说，便明显地带有道教神异色彩。五代杜光庭的传奇集《神仙感遇传》、《墉城集仙录》和沈汾的《续仙传》等作品，都辑录了大量的神仙传说。还有为数不少的游仙诗和道观的碑记等，内容也与道教有关。但这些作品中消极成分往往占有很大比重。儒、释、道三家对唐代文学的影响，都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消极的方面。

唐代中外文化和国内各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音乐、舞蹈、绘画等各种艺术的普遍繁荣，也给文学增添了绚丽的光彩。当时与唐帝国通商的有高丽、日本、天竺、大食以及东南亚、中亚等地的40余国。除上述佛教文化对唐代文学具有重要影响外，还有从波斯传入的景教、祆教、摩尼教，从大食传入的回教等，也都对唐代文学发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少数民族和外国的音乐、舞蹈传入中土，不仅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题材，而且促成了新的文学体裁的产生，如曲子词是配合燕乐乐调演唱的，而燕乐则大多采用或融合了少数民族和西域的音乐。另一方面，唐代文学也给了少数民族和外国以很大的影响。如古文家萧颖士，当时日本国人愿以为师；张志和的《渔父》词流传到日本，嵯峨天皇即有和作，成为日本词学的开山；白居易的诗集，也曾传到新罗和日本，为嵯峨天皇所爱赏，并为管原道真等人所仿作。在新疆，回族人坎曼尔不仅抄读白诗，学习其批判现实的精神，而且还会用汉文写诗。这种文化的大交流，无疑对中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都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唐代丰富多采的文学创作实践，还为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唐代的文学理论家，既有重视作品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的一派，如陈子昂、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皮日休等；又有侧重于探讨作品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的一派，如皎然、司空图等。他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主张，都是从创作实践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反过来又指导、推动了创作实践。其中有些理论如“文以载道”说、讽喻说、象外说等，对唐代文学和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五代文学，主要是唐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学已发展到成熟的阶段。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各种基本的文学形式在唐代都已出现，诗和文的创作更取得了高度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