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
高句丽（汉语拼音：Gāogōulì 或 Gāogōulí、注音：ㄍㄠ ㄍㄡ ㄌㄧˊ、谚文：고구려），在公元5世纪到7世纪的东北地区和朝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被史学界称为三国之一。
高句丽后又称“高丽”；“高句骊”最早见于《汉书》，“句骊”是它的简称；“高句丽”最早见于《三国志》，“句丽”是它的简称；“高丽”最早见于《宋书》、《魏书》，是南北朝至唐朝的正式称号；中原王朝开始以“句骊”作为“高句骊”的简称，后以“句丽”作为“高句丽”的简称，南北朝时期应高句丽统治者的请求，改以“高丽”作为“高句丽”的正式简称，高句丽的统治者也被冠以“高丽王”的称号，并且逐渐以“高丽”作为正式国号，常被中原王朝封为“高丽王”，取代了“高句丽”的称号。自此“高丽”长期作为历史地理名称，对朝鲜半岛产生了重大影响。
据《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引用传说(一些史籍推论是公元前37年)，夫余王子朱蒙建立高句丽。高句丽建国后，迅速扩张。5世纪好太王和长寿王统治期间，高句丽进入全盛时期，之后的1个世纪里，保持了在朝鲜半岛对新罗、百济的压倒性优势，控制了今朝鲜半岛大部和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隋唐时期，高句丽不断与隋唐王朝交战，国力陷落，668年八月为唐朝与新罗联军所灭。有三万多户高句丽人被唐迁移至唐朝，在唐末五代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目录
名称与族源
高句丽，又称高丽。其名称的由来及含义，迄今尚元定论，有说系“山高水丽”者，有说系“高大黑马”者，也有说是“高城”、“铜马”者，莫衷一是。
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早在高句丽立国之前，汉“武帝灭朝鲜，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至（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冤。玄菟复徙居句丽”。这里所说的高句丽、句丽在今辽宁新宾一带，曾是汉代玄菟郡的属地，该地的早期居民貊人也被称做高句丽人。
另据《汉书·地理志》载“玄菟、乐浪，（汉）武帝时置，皆朝鲜、秽貂、句丽蛮夷”，此处朝鲜与句丽并称，说明古朝鲜与高句丽当时是两个不同的部族群体。《后汉书·高句丽传》也指出，高句丽南与朝鲜相接。说明高句丽当时并不领有古朝鲜，古朝鲜也不包括高句丽。
高句丽的族源应是秽貊族系。高句丽是秽貊族系的一支。高句丽的王族，出自夫余，夫余是秽貂族系的另一个分支。故史书称高句丽是“夫余别种”。夫余活动在今吉林。长春及其周围地区，高句丽则主要分布在今浑江流域。高句丽国的主体民族应是吉长地区的秽貂族系（夫余）和浑江的秽貂族系（高句丽）的后裔。
高句丽名称释义
关于“高句丽”一词的含义，历来是研究高句丽早期历史的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学术界对“高句丽”一词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槁离”说 主张这种说法的学者认为“《魏略》所称之槁离，音近句丽，当即古之高夷，亦即《后汉书》之高句丽”。（金毓黻：《东北通史》第81页）“高句丽”这一称呼来自于汉代学者王充《论衡•吉验篇》中的“橐（亦写作槁）离国”。（刘子敏《高句丽历史研究》第3页，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山高水丽”说 这种观点认为，“高丽亦取山高水丽之意，盖山水之胜，甲于天下”。（刘子敏《高句丽历史研究》第4页，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高大黑马”说 这种观点认为，“古代称黑马为骊”，“高骊即高大的黑马，可能由夫余的马图腾氏族演变而来的”。（傅郎云、杨旸：《东北民族史略》第4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到高丽建国以后，国王喜骑骊马而取名为高骊”。（刘子敏《高句丽历史研究》第4页，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介莱”说 这种观点认为，“高与介古音相近，可通转互代”，“高丽之丽为莱转，莱音先秦正读如今之丽”，“高丽一名为复合族称，高丽民族的主体即由同姓、同一族系的介、莱两族所组”。（李德山：《高句丽族称及其族属考辨》，《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1期）
“高台建屋”说 这种说法认为，“高夷”或“高句丽”中的“高”字，一方面同古之“高辛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高夷人因擅长在土台上建筑木屋有关，“丽字很似两屋并列，似一屋住人，一屋畜养牛豕禽畜，今朝鲜族人甚爱清洁，建屋也往往建于土台上，人畜分成两屋，正像高丽之意”。（刘子敏《高句丽历史研究》第7页，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双足驰行于高山曲谷间”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高句丽”三字，“句丽”可单列，为其族称本意，前面冠以“高”字，应系方位词。“句”是象形字，小篆所书，其字体呈勾曲纡回之状，而“丽”字为会意字，本意为双足并行。因此，高句丽就是“以双足驰行于高山曲谷间之民族”。（王绵厚：《古代高句丽族称探源》，《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2期）
“铜”或“黄铜”说 朝鲜学者认为，朝鲜语中“铜”和蒙古语中“黄铜”的发音与“高丽”相近，因此高句丽可能就是“铜”或“黄铜”之意，而“高句丽”则为“黄铜之国”。（刘子敏《高句丽历史研究》第8页，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中京”或“中国”说 韩国学者认为，“高句丽”原音为“kauli”，其意为“中京”或“中国”，而“kauli”、“中国”、“高句丽”是同义词的异写。（刘子敏《高句丽历史研究》第8页，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首邑”或“上京”说 韩国学者认为，“高”为“首位”之意，“句丽”则为高句丽语中的“golo”,用汉语音译为“忽”，而“忽”为“城”，即“城邑”或“国邑”之意，因此“高句丽”的本意为“首邑”或“上京”。（刘子敏《高句丽历史研究》第8页，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太阳”说 这一说法的学者认为，高句丽的“句”不读“勾”，而应读“驹”音。“句丽”可音转为“朱离”，朱离是东夷人对太阳的称谓，故句丽即为太阳，高句丽即高阳。高句丽得了日名，那是借了东方的地利。（梁志龙：《高句丽名称考释》，《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1期）
“大城”说 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根据《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沟漊者，句丽名城也”一语，考证高句丽意即大城。（白鸟库吉：《高句丽名称之考》，《白鸟库吉全集》第三卷）
“高城”或“建筑于高山上的城堡”说 有的学者认为，高句丽是“高+句丽”，高是汉语，“句丽”是高句丽语“沟漊”的同音异写，汉语的意思是“城”。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成了“高句丽”这样一个合成词，意谓“高城”或“建筑于高山上的城堡”。众所周知，高句丽的早期城堡都是山城，高句丽族就是善于在高山之上建筑城堡的民族。
“高山曲谷中结伴旅行的鹿” 有的学者认为，《说文解字》释高为“崇也”，释句为“曲也”，释丽为“旅行也，鹿之性，见食急，则必旅行”。这样，丽字起初作为“鹿之旅行之专字”，应释为“一对结伴同行的鹿”。如果我们不是凭主观想象，而是按中国古文的原意正确的解释“高句丽”的含义，应为“高山曲谷中结伴旅行的鹿”。（曹德全：《高句丽名称辨疑》，《高句丽史探微》第14——31页，中华国际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高句丽的都城
高句丽的都城共有五处，三处在今中国境内，两处在今朝鲜境内。
1．纥升骨城
朱蒙自夫余避祸南逃，于公元前37年（汉元帝建昭二年）在卒本川建国称王。公元前34年，筑纥升骨城，以为王都。此为高句丽的第一个都城。纥升骨城，学术界大都认为系今辽宁省桓仁县境内的五女山城。高句丽在此定都计明年。
2．国内城
邹牟死后，其子琉璃明王即位，公元3年（汉平帝元始三年），因迫于北部夫余强大的军事压力和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的需要，琉璃明王放弃故都和纥骨城，迁都至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市古城），并筑起防守坚固的尉那岩城（又称丸都城）作为卫城。定都于此计425年。
3．丸都城
公元209年（汉献帝建安十四年），高句丽山上王时，又移都丸都城。丸都城在今吉林省集安市城北5里的山城子。每当遇到战争时，高句丽王常从国内城移至丸都城固守，或国内城遭到破坏后，也留在丸都城暂住。
4．平壤城
公元427年（北魏始光四年），高句丽长寿王时，为躲避北魏的威胁，以及巩固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高句丽都城再迁至平壤城（即今朝鲜平壤市东北六七公里处的大圣山城和安鹤宫城）。定都于此历时156年。
5．长安城
公元586年（隋文帝开皇六年），高句丽平原王将都城由平壤城迁至长安城（即今朝鲜平壤市区），直至高句丽灭亡。历时83年。
历史
据《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引用传说，公元前37年，扶余王子朱蒙因与其他王子不和，逃离扶余国到鸭绿江沿岸的卒本扶余，建立高句丽。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3宋元丰五年（1082）二月己巳条中记载：“盖自朱蒙至藏，可考者一姓九百年，传二十一君而失国。其后，复自为国，而名及世次兴废之本末，与夫王建之所始，皆不可考。”一些史籍推论：高句丽建于公元前37年或公元1世纪中期。不过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濊貊人自称自己为高句丽。首次将高句丽和濊貊部落联系起来的是《汉书》对公元前14年高句丽起义摆脱玄菟郡的记载。琉璃明王西伐居住在今太子河流域的梁貊，进而袭取了西汉玄菟郡的高句丽县。公元28年，东汉辽东郡太守发兵讨伐高句丽。大武神王高无恤坚壁清野，退入国内城。
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新成立的东汉接受高句丽的朝贡。
高句丽人在其成立的初期是由濊貊人和扶余人组成的。据《三国志》记载，濊的“言语法俗大抵与句丽同”。
据公元4世纪的好太王碑记载，高句丽的始建者朱蒙是扶余国王(解慕漱)与河伯女儿柳花夫人的儿子,后被金蛙王收养。朱蒙遭到带素的谋杀后，逃离东扶余，来到卒本扶余。朱蒙与卒本扶余国王的女儿(召西奴)结婚，后又成为卒本扶余国国王，创建高句丽国。建国第一年驱逐勿吉,公元前36年，高句丽灭沸流国；公元前33年，灭荇人国；公元前28年，灭北沃沮。大武神王时代杀东扶余王带素。有观点认为高句丽一名，来自沸流国的高夷。高句丽的王族是桂娄部。沸流国的高夷是高句丽基本族源，溶入一部分扶余与貊人，汉人。高句丽一字有人以它字根桂娄解释，说是城池，另一说法是貊人。
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认为高朱蒙是在古朝鲜部落句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于公元前27年建立朝鲜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主义国家。在主体史学中，高句丽为朝鲜的第二个国家主体。
高句丽的起源与成立
史书中多记载高句丽为扶余别种。论语疏云：“东有九夷：一玄菟，二乐浪，三高骊，四满饰，五凫臾（扶余），六索家，八倭人，九天鄙。”）。高句丽可能出自曾隶属于扶余人的别支。扶余四出道中（东部）有马加部，是个以马为图腾的氏族，高句丽可能是马加人的后裔。汉武帝元封年间（前110年），曾在高句丽分布地区置高句丽县，隶玄菟郡。高句丽建国后，仍隶属汉玄菟郡管辖。
中国史学界更多认为高句丽以扶余等民族为中心建国，属于中国东北的古代民族国家[25]。高句丽人其实是在高句丽县中发展的民族（主体是沸流国的高夷）融入貊人，濊人，一部分扶余人，朱蒙未出现在卒本前，沸流的消奴部是高句丽族头人（松让在见朱蒙时指自己累世为王），后松让与朱蒙斗，不胜，让位朱蒙，高句丽人在桂娄部之下建国。高句丽源出扶余是指朱蒙一族来自金蛙王。高句丽有五部：桂娄部称黄部，内部是高句丽王族，消奴部是以前沸流国王松让领那一部，绝奴部来自扶余，桓那与贯奴是沸流中分出的。卒本与沸流的土著才是高句丽人的主流，朱蒙只是带了一部分扶余人走了，《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汉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鲜，杀满孙右渠，分其地为四郡，以沃沮城为玄菟郡。”《三国志》提到玄菟郡后来“徙郡句丽西北，今所谓玄菟故府是也，沃沮还属乐浪”，“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真番郡并入玄菟郡之后，玄菟郡才包括真番人，沃沮人和句丽人。玄菟郡所辖句丽见于史书记载远早于朱蒙所部南迁，句丽并不是指朱蒙所部，与后来的高句丽族也不是同一民族。《汉书·地理志》高句骊县注引应劭，认为高句丽县是“故句骊胡”，而高句丽由于在大武神王时代，高句丽为汉朝对扶余作战有功，在公元前37年（汉元帝建昭二年）被册封为高句丽王。高句丽国名晚于句骊胡和高句丽县出现。高句丽建国得名于玄菟郡的第二个郡治高句丽县，并长期臣服于玄菟郡，但与玄菟郡时有冲突。404年，高句丽乘中原内战之机，占领辽东全境，玄菟郡为其占领，设玄菟城管领。
卒本城时期（公元前34－公元3年）
传说中高朱蒙自夫余避祸南逃，大约于公元前37年在卒本川建国称王。前34年，筑纥升骨城作为王都。纥升骨城，学术界大都认为高句骊在此定都历时40年以上。有关早期高句丽国君之记载，主要见于1145年的《三国史记》。而《三国志·魏书》有关这段时期的记载与之差异颇大，故难以相合。三国志中多以太祖王之后的历史为主，而后来的北朝魏书又追述了高句丽开国的神话。
三国史记的作者认为高句丽迅速向外扩张，先后吞并太白山东南人国和北沃沮，[39]并击败鲜卑使其臣服(琉璃明王时代)。而三国史记的种种无依据的记载也深深影响了后世对于朝鲜半岛历史的研究。
国内-丸都城时期（公元3－427年）
公元3年，高句丽迁都国内城，并在国内附近建筑丸都城和平壤城（非乐浪郡）作为卫城。公元12年，王莽强行将高句丽人编入辽西郡进攻匈奴等民族。由于高句丽士卒脱逃，王莽怪罪于高句丽王并改高句丽为“下句丽”，又名乐鲜，仍属幽州。公元14年，琉璃明王西伐居住在今太子河流域的梁貊，进而袭取了西汉玄菟郡的高句丽县。
公元37年大武神王向鸭绿江南的乐浪郡发动进攻，一度占据。七年后（44年）—，光武帝派兵渡海收复了乐浪，阻止了高句丽的扩张。
高句丽太祖王时期，高句丽得到进一步的扩张和加强。公元56年，太祖王吞并东沃沮, 后又吞并东濊一部分领土。高句丽在这时期也开始接受其周边国家的朝贡，也“遣使如汉”。与此同时, 高句丽对乐浪郡，玄菟郡和辽东多次发动攻势，意图完全摆脱汉朝的控制。118年，高句丽联合濊貊攻打玄菟郡华丽城。121年，太祖王“攻玄菟、辽东二郡，焚其城郭，杀获二千余人”。同年夏，太祖王合鲜卑共八千人攻辽东，太守蔡讽以下百余人战死；同年冬，太祖王合马韩、濊貊共万余攻玄菟郡，但是由于扶余对汉军的援助，高句丽的攻击没能取得胜利。146年，太祖王袭扰乐浪郡，杀带方县令，掠乐浪太守妻子。高句丽的扩张与集权化，导致了与汉朝玄菟、乐浪二郡的直接武力冲突。汉朝军事压力迫使高句丽迁都到丸都城。
179年，新大王传位给故国川王。三国史记中叙述184年，故国川王亲自领兵打退乐浪军。191年，故国川王采纳精英政治制度，依照才能聘任大臣和官员。其中包括任用农民出身的晏留、乙巴素（被任命为高句丽国相），使高句丽出现了治世。
197年，故国川王去世，其三弟山上王继位，遭到其兄反对，引发内乱。《三国志·魏书八·二公孙陶四张传第八》和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一》记载汉献帝时控制辽东的公孙度攻打高句丽，‘王辽东’，但后世三国史记记载公孙大败。据三国志等记载公孙度之子公孙康在公元197年大破高句丽军，攻陷高句丽都城旧丸都城。使山上王改建尉那岩城为新都城新丸都城。209年，新丸都城建立完毕后山上王将都城迁移。
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曹魏太尉司马懿灭公孙渊，设高句丽、高显、辽阳、望平四县于玄菟郡。正始七年（246年），幽州刺吏毌丘俭破高句丽东川王，东川王败走，毌丘俭又屠杀旧丸都内官员数千人，之后退兵。不久又再次进攻，东川王逃到买沟，毌丘俭又派玄菟太守王颀追击到沃沮。魏军进一步追击。但高句丽王终于在部下的忠诚保卫下击杀一小队魏军而得以隐匿。王颀军主力则进一步向东北行，一直抵达北沃沮与肃慎的边境地带。而刘茂、弓遵也成功击溃了濊（huo）貊（mo）各邑，逼迫不耐濊侯举邑降。整个征剿行动至公元245年初基本结束，最终毌丘俭等刻石纪功并于245年5月回师凯旋。
曹魏的毌丘俭焚烧了丸都城后以为高句丽灭亡了，所以很快就撤离了。70年后（267年），高句丽重建了旧丸都城，并开始袭击辽东、乐浪和玄菟。随着高句丽对辽东半岛的挺进，313年，高句丽美川王侵略原汉四郡的最后一郡——乐浪郡。高句丽在朝鲜半岛北部处于强势。
高句丽的对外扩张几次招来险些亡国。342年，前燕慕容皝侵入高句丽，虏走了高句骊百姓五万多口，最后一把火烧了高句骊王宫，并将新丸都城再次夷为平地。343年（东晋咸康八年），高句骊重修由于前燕慕容皝东征而被摧毁的新丸都城，并于同年秋天又一次移居新丸都城。4个月后，旧丸都山城就再次毁于战火。371年，百济近肖古王袭击高句丽最大城市平壤（前乐浪郡治所），并在战场上杀死了高句丽故国原王。
高句丽小兽林王继位后，开始加强高句丽国内的稳定和统一，仿照中原公布“律令”（当于宪法和刑法）。372年立佛教为高句丽国教，并建立国家教育机构“太学”。小兽林王还对高句丽军队进行了改革。
鼎盛时期
从高句丽好太王继位起，高句丽开始进入鼎盛时期。根据好太王的儿子长寿王为他所立的好太王碑记载，好太王在一次与扶余的战役中就攻克了扶余64个城池，1,400个村庄。好太王与辽东地区的后燕也互有征战；并降服了北部的扶余国和靺鞨部落；大败百济；瓦解了伽倻；并在新罗与百济、伽倻和倭的战争中将新罗变为高句丽的保护国(399年)。就这样，在好太王时期，朝鲜半岛形成了一个长达50年的松散统一局面。好太王时期，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面积已达到半岛面积的1/2。北部包括今中国辽东半岛大部分。
平壤城时期（公元427－586年）
413年，高句丽长寿王登基。由于百济和新罗的对抗，427年，长寿王迁都到平壤以加强对百济和新罗的控制。长寿王延续了其父好太王的扩张政策。5世纪末，长寿王于475年攻破百济首都汉山城，杀百济盖卤王，并吞汉江流域，使国家在半岛领土的面积增加成3/4，他又吞并了一些扶余，靺鞨和契丹部落；与北魏交锋。到长寿王末年时，高句丽人口增加到九万户，疆域也空前扩大，其南境自牙山湾经鸟岭、竹岭到平海与百济、新罗相接，扩大到今朝鲜大同江、载宁江、临津江、汉江沿岸，为高句丽全盛时期。据《魏书·高句丽列传》载，其“民户三倍于前魏时，其地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余里”。即东临日本海，西滨黄海，南到汉江流域，北抵辽河为界，是东北亚地区最为强大的王国之一，此时的高句丽声震中原，南北朝双方朝廷都对高句丽王以“乐浪郡王”的册封。但由于其扩张方向已经转向朝鲜半岛，故未见于后世的中国历史中，而东西魏之前的高句丽在传统的历史图中被标注成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491年长寿王死后，扶余被勿吉国灭亡后扶余人内附于高句丽，国力达到最大状态。
而在朝鲜半岛也形成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态势。
长安城时期（公元586－668年）
高句丽在6世纪达到鼎盛后，开始走向平世。高句丽安藏王被刺杀后，其兄安原王继位。在安原王时期，王室间的纷争加剧。两政治集团对王位继承进行争斗，最后年仅8岁的阳原王登基。不过对权力的争夺并没有结束。反对派的幕僚们开始建设自己的军队，对自己的领地进行实际上的控制。内忧外患，6世纪50年代，高句丽北疆受到契丹的袭击。但高句丽内部的幕僚争夺依然继续。551年，百济和新罗联合开始攻打高句丽。公元586年（隋文帝开皇六年），高句丽平原王将都城由平壤城迁至长安城（即今朝鲜平壤市区），直至高句丽灭亡。历时83年。
注：唐军攻陷高句丽长安城后，唐史学家认为高句丽长安城就是平壤城，而古籍中的平壤城更接近于国内城的卫城，而非今天的朝鲜平壤市。
6世纪末和7世纪初的混乱
6世纪末和7世纪初，高句丽开始与隋，唐频频交战。高句丽与百济和新罗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很复杂，一会儿是友，一会儿是敌。
丢失汉江流域
551年，百济和新罗联手攻打高句丽。高句丽从此失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朝鲜半岛中部之肥沃的汉江流域。百济新罗联盟的主战者百济在对高句丽的战争几乎精疲力尽。553年，新罗以帮百济的名义出兵。但却对百济发动了攻势，最后将整个汉江流域全部纳入囊中。怒于新罗的背叛，百济圣王第二年攻新罗西部以报复，但被新罗擒住，后被处死。
朝鲜半岛中部的战争，对朝鲜半岛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罗对百济的攻击使百济成了朝鲜半岛的最弱者。新罗由于窃取到了人口众多，富饶的汉江流域，给其日后统一朝鲜半岛奠定良好基础。相反，高句丽却因丢失汉江流域而国力大减。另外新罗获得汉江流域后，疆域西界毗邻黄海，使其可以和中原王朝直接贸易和建立外交。这样新罗就不再依赖高句丽而是直接从中原王朝学到先进的文化与技术。新罗与中原王朝的直接沟通与联盟最终使得在七世纪中期邀请唐军赴朝鲜半岛作战，给高句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高句丽与隋的战争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四月，隋灭南陈后，开始要求周边国家为其臣属。高句丽与隋朝的关系逐渐进入战争状态。开皇十年(590年)，高句丽平原王“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随时准备迎战隋朝大军。开皇十八年(598年)，高句丽先发制人突袭辽西的营州，激怒隋文帝，引发高句丽与隋朝第一次战争。隋文帝遣三十万兵分水陆两路攻打高句丽。但隋军因遭大雨，运粮困难，水军遭遇风暴，与高句丽交战损失惨重。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杨广发现高句丽与隋朝的藩属突厥汗国联盟。导致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亲率三十万军队兵分陆路和海路同时征伐高句丽，但遭到高句丽的强烈抵抗，隋军溃败。大业九年(613年)和大业十年(614年)；隋炀帝再次率军亲征高句丽，但因杨玄感起兵反隋炀帝和高句丽投降并交还叛逃的隋将斛斯政使得隋对高句丽的这两次战役无功而返。大业十二年(615年)杨广又打算进攻高句丽，但由于隋内乱加剧，攻高句丽的计划没实行。
隋对高句丽的战争使隋朝国力衰落，早在征伐高句丽之前的大业六年（610年）和七年（611年）就先后爆发了民变，但被迅速镇压，在这之后就爆发隋末民变。619年，隋朝灭亡。不过隋与高句丽的战争也削弱了高句丽的实力。
唐与高句丽的战争和与新罗的联盟
隋朝攻打高句丽失利后，国内发生民变而灭亡。高句丽对于继起的唐朝仍然敌视。631年，高句丽开始在辽东建千里长城以防止唐朝的进攻，并与突厥联盟。而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则以高句丽据有的“辽东”（当时的“辽东”的概念略同于汉朝四郡的范围，即中国东北辽河以东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北部）为“旧中国之有”，而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决心将对高句丽的征伐作为中国九州统一战争的最后部分，但是唐对高句丽的进攻起初很不成功，在无数次的战役中失守战略要点。在击败高句丽的盟友东突厥后，唐与新罗联盟。642年高句丽将军渊盖苏文刺杀荣留王后，渊盖苏文对唐的挑衅使唐与高句丽的关系紧张。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再一次对高句丽发动进攻，但高句丽在渊盖苏文和安市城主（18世纪以后朝鲜的笔记小说称其名为杨万春）的带领下击退了唐的入侵。649年，直至唐太宗离世前也一直经营海军意图大举拿下高句丽。660年，唐和新罗的联军灭了高句丽西南的盟友百济。又随后的661年—662年，唐与新罗的联军持续进攻高句丽。虽然唐的攻击给高句丽带来损失，但在渊盖苏文在世期间，唐和新罗一直都没能击灭高句丽。
662年后，渊盖苏文离世后渊家族内部斗争间接导致了高句丽失去对辽东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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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高句丽王位以世袭方式传承，王以下有部落首领，称大加、相加或古雏加，合称为“诸加”，与扶余国相同。王的臣僚包括沛者或对卢（即宰相）、主簿、优台、丞、使者、皂衣、先人，而诸加同样有类似臣僚制度。诸加可支配下户（百姓）、奴婢，数目达万人。受支配的下户、奴婢需向诸加供以谷物、鱼盐。
高句丽由诸加审理共论犯法案件，重罪者死，其妻没为奴婢，窃盗罪赔偿12倍。诸加也评论国政，高句丽的王有时也受制肘。
社会
高句丽人民以农业、渔猎为生，但农作物产量不多，使人民习惯节食[70]。每年10月举行秋收祭典“东盟”，祭祀国祖神、隧穴神（衪有农业神的性质，从洞穴中迎出，移到鸭绿江边国内城的木制神象，象征水神与日神交接，东盟的高潮），阳光与水是作物生产基础，有求丰收之意，其间人民饮酒歌舞庆祝。也有养马，朱蒙的果下马是高句丽的土种马。高句丽与勿吉、鲜卑不同，不剪发与辫发，而是结发为髻(与扶余相同)，这种东盟祭不是只是在桂娄部进行，五部也进行，但整个过程中主祭是国王。
高句丽社会崇尚厚葬，以石为棺，加以金银等贵重陪葬物，外层多次封坟，砌成石冢。高句丽有二座神庙，一是祭祀扶余神（柳花夫人）由朱蒙立祀，一是祭祀登高神（朱蒙）由大武神王立。周书/卷49中记载：“一曰夫余神，刻木作妇人之象；一曰登高神，云是其始祖夫余神之子。并置官司，遣人守护。盖河伯女与朱蒙云。”旧唐书卷199上记载后世的高句丽“颇有箕子之遗风”，“其俗多淫祀，事灵星神、日神、可汗神、箕子神。”。
婚俗方面，高句丽行一夫一妻制，并允许男女以己意自由婚配，即所谓“有婚嫁，取男女相悦，即为之”。成婚后男方入住由女家准备的“婿屋”（在婿屋中受辱，通过外家考验，可结婚，待儿女长大，男方才可携妻儿返回男家），是母系社会产品。高句丽社会虽实行一夫一妻制，但“其俗尚淫”，并不认为男女之间有染可耻。在这种风俗之下，“男女多相奔诱”。可见未婚男女和已婚男女中，性关系随便而不受约束，“兄死妻嫂”（如山上王续娶兄长故国川王之妻），寡妇改嫁，均属常见。“多诈伪，言辞鄙秽，不简亲疏，乃至同川而浴，共室而寝。风俗好淫，不以为愧。有游女者，夫无常人。婚娶之礼，略无财币，若受财者，谓之卖婢，俗甚耻之。”
国王世代与绝奴部通婚，通过婚姻关系确保自己的政治地位。
== 文化 ==
宗教信仰
高句丽人信仰多神崇拜，是萨满文化的反映。《新唐书·高丽传》载高句丽“俗多淫祀”，表明高句丽的多神文化。据《后汉书·东夷·高句丽传》记载高句丽“以十月祭天大会，名曰“东盟”（祭祀朱蒙与柳花）”，可见高句丽有祭天的风俗，并在每年的10月份举办盛大的祭天仪式。高句丽壁画墓多绘有日月神像，表明其有日月星辰崇拜。高句丽五盔坟四号墓“日月神绘于北角二层抹角石上，人首蛇身。日神居左，男相，披发，双手捧日轮于头上，日中有三足鸟，月神居右，长发女相，双手捧月轮于头上，月中有蟾蜍。”长川一号墓后室藻井顶部绘日神（三足鸟）、月神（塘蜍与免）和北斗七星图。高句丽古墓壁画中也有位列中国史籍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中的三皇伏羲、女娲和神农氏，箕子表明高句丽深受传统中国文化影响。
高句丽人崇拜三足乌、龙和凤。高句丽的三足乌文化由中国中原地区传入。三足乌又被称为金乌，体现古代中国人对鸟和太阳的崇拜。高句丽人对三足乌的这种崇拜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中有描述。
随着佛教从中国传入高句丽，佛教地位在高句丽不断提高。故国壤王时期，佛教被定为高句丽国教（据《三国史记》：故国壤王“九年（392）三月，下教，崇拜佛法，求福”，国王以政令形式要求国人信奉佛教，这标志着佛教正式成为高句丽“国教”。）。
舞蹈
高句丽是个喜歌擅舞的民族。《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高句骊》记载：“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相聚，相就歌戏”。高句丽壁画上也绘有各种的舞蹈，其中中国集安高句丽古坟壁画绘有“长鼓舞”，朝鲜黄海道安岳第三号坟墓和八青里坟墓群的壁画上绘有“刀舞”。这些舞蹈形式在朝鲜族的传统舞蹈中传承。高句丽壁画上的“西瓜游戏”“扇舞”也可以看到现代朝鲜族“西瓜舞”“扇舞”的影子。
据《旧唐书·音乐志》："宋世有高丽、百济伎乐。"可见当时被称之为"高丽伎乐"的高句丽乐舞已传至刘宋。6世纪末，北周灭北齐，高句丽曾向北周朝贺献乐。北周诗人王褒观看后，写下诗句："倾杯覆碗催催，垂手奋袖婆娑。"盛赞高句丽乐舞技艺精湛。隋唐时，高句丽乐舞传人隋唐宫廷，被列为宫廷的重要节目之一。甚至有的大臣还善高句丽舞，可见其影响之一斑。
尽管高句丽乐舞有如此的影响，但史籍中关于这方面的详述仍然匾乏，实力憾事。所幸考古发掘发现许多高句丽壁画墓，其壁画上的生动形象资料，为今人了解。研究高句丽乐舞提供了方便和可能。
高句丽舞蹈源于民间，据《三国志·东夷传》载："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相聚，相就歌戏。"这说明高句丽歌舞在民间有着广泛深厚的基础，百姓喜歌善舞，并以歌舞为俗。由于贵族们享乐的需要，这种民间歌舞转而成为他们助兴的内容。在民间歌舞为统治阶级表演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进入宫廷以后，鉴于需要，歌舞无论从服装。伴奏乐器，都得以不断完善和提高。特别是在吸收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舞蹈技巧后，高句丽舞蹈推陈出新，韵味无穷。
高句丽舞蹈在早期主要是来源于民间的集体舞，从公元三四世纪起，各种表演舞蹈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独舞、双人舞、群舞、假面舞等各种表演形式先后出现。就舞蹈动作而言，分为轻柔曼舞和铿锵健舞：高句丽妇女主要跳轻柔曼舞，舞姿炯娜，柔美优雅；男子主要跳铿锵健舞，舞姿刚健，可体现高句丽人的英雄气魄。
从壁画上看，高句丽妇女在跳轻柔曼舞时，舞衣一般为长袖，飘然轻盈，翩翩临风。这种形体与舞衣相结合的舞蹈表现形式，可见古时中原舞蹈的影子，使我们相信古代汉族舞技与高句丽的舞蹈艺术之间存在过影响，《后汉书》所载汉武帝曾"赐鼓吹使人"给高句丽，便是这种影响存在的佐证。
从《旧唐书·音乐志》记载的高句丽舞："工人紫罗帽，饰以鸟羽，黄大袖，紫罗带，大口裤，赤皮靴，百色绦绳"和"椎髻于后，以绛抹额，饰以金珰的情况看，高句丽舞蹈在唐朝宫廷表演时是化妆的。而在其贵族壁画墓的壁画上所见，一般都不特殊化妆，仅强调了衣服的整齐划一。显而易见，化妆程度的多少，反映出了观赏主人的地位。
为了便于跳铿锵健舞，高句丽男子的装饰简洁明了：头戴折风，身穿短上衣和裤子，尤如劲装，这种装柬非常适于做钢健剧烈的动作。李白赞赏高句丽舞的诗、篇之"金花折风帽，白马小迟回"，便是对高句丽男子舞蹈的装束，舞姿的具体写照。
高句丽的乐器分弦乐、管乐和打击器三大类。据统计，文献记载的高句丽乐器达十五种；高句丽壁画中描绘的乐器多达二十一种。
弦乐器：壁画上描绘的有四弦、六弦等弦琴和阮咸。文献记载的有弹筝，掬筝、竖空篌、风头空篌和五弦琴。
管乐器：壁画中描绘的有角笛、长笛、横笛、排萧、螺贝、文献记载的有义嘴笛、笙、胡芦笙、小筚篥、大筚篥、桃皮筚篥等。
打击乐器：壁画上见到的有各种鼓、担钟、铙等。文献上记载的有铁板等。鼓可细分为建鼓、悬鼓、马上鼓、担鼓、腰鼓、揩鼓、靴鼓等，根据不同场合和不同的用途使用之。
通过壁画不难看出，在上述乐器中，使用率较高的有：玄琴、阮咸、大角笛、横笛、排萧、揩鼓、建鼓和马上鼓。
高句丽乐器有供独奏和合奏的两种。
独奏乐器细分之，又分用于室内和室外。室内用的独奏乐器有玄琴、阮咸、长笛、横笛等。大角笛由于音量大，可室内和室外兼用。吹奏者一般为男性青年。
合奏乐器有四弦琴、玄琴等。合奏分类有管弦乐和吹鼓乐。管弦乐具有音律优美、适于为舞蹈伴奏的特点。因此，由长笛和阮咸等组成的管弦乐伴奏团体，经常与舞蹈者同时出现在壁画上。吹鼓乐也适于伴舞，由于其声音较大，适合较大空间应用，如在高句丽宫廷为舞者伴奏等。当然，吹鼓乐还有作为军乐和仪仗队用乐的功能。
世界文化遗产
在2004年举行的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苏州会议上，朝鲜的“Complex of Koguryo Tombs”（高句丽墓葬群）和中国东北的“Capital Cities and Tombs of the Ancient Koguryo Kingdom”（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分别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两项独立的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包括王城3座、王陵14处及贵族墓26座—王城：五女山城、国内城、丸都山城。 王陵：麻线0626号墓、千秋墓、西大墓、麻线2100号墓、麻线2378号墓、七星山0211号墓、七星山0871号墓、太王陵及好太王碑、临江墓、禹山0992号墓、将军坟及1号陪葬墓。
贵族墓：角抵墓、舞踊墓、马槽墓、王字墓、环纹墓、冉牟墓、散莲花墓、长川2号墓、长川4号墓、长川1号墓、禹山3319号墓、五盔坟1号墓、五盔坟2号墓、五盔坟3号墓、五盔坟4号墓、五盔坟5号墓、四神墓、禹山2112号墓、四盔坟1号墓、四盔坟2号墓、四盔坟3号墓、四盔坟4号墓、兄墓、弟墓、折天井墓、龟甲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