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茂山
大茂山，又名常山、神尖山（阜平、涞源称其为神仙山，唐县称大茂山），古为北岳恒山，又称古北岳，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北岳恒山（公元1661年，即清顺治18年才改祀于山西浑源县），史书记载，恒山在曲阳县西北，主峰大茂山。建于曲阳县的北岳庙，是历代帝王遥祭北岳恒山即大茂山的岳庙。借天时地利之便，历史上大茂山曾建有许多庙宇，现山顶仍存有奶奶庙。如今的唐县大茂山是一座森林公园，有数以百计的自然景观。大茂山野生植物众多，一年四季月月有花开，适宜游览、休闲、避暑和野生植物考察。
古北岳（大茂山）以雄、险、奇、秀闻名于世；要等到次年5月才能融化的“恒山积雪”为大茂山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主峰自古就有“神仙山4O里，山顶有一米，一天滚一寸，几年滚到底”之说来形容其山势之高，借天时地利之便，历史上顶峰曾建有许多庙宇，现仍存有的奶奶庙、北岳庙，至今香火不断。每年奶奶庙会期间（农历三月十三至十五），会有邻县，以及内蒙、东北、山西等地的香客都会不远千里来到这里上香、还愿，保佑平安。
大茂山不仅具有山清水秀之神韵，更有雄伟奇险之气势。大茂山由20多座山峰组成，站在崖顶，就可看到那峰连峰，峰拥峰，峰压峰，峰峰争先的壮观景象。其主峰太乙峰，似群峰之祖，爷爷峰、奶奶峰、媳妇峰、母子峰、贞女峰诸峰环列，登峰极目远眺，天地苍茫，那连绵起伏的群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渐渐远去，古有“恒山如行”一说。
直刺苍天的孤峰，云海蒸腾，雾海茫茫，苍松似海。在不同的时间、时段内大茂山时隐时现，变幻莫测。日出、日落时，随着温度的变化。远看其貌，雾霭弥漫，紫气笼罩，放射着仙气灵光；阴天看其状，是一座黑魆魆的黛青色屏障。阴森恐怖；最好看的是雨过天晴．青山如洗，残阳如血；在平时大部分时间里。神仙山顶部都被云雾包裹着，与天相连，威严而神秘。而在云遮雾障的绝壁上，有神秘莫测的金龙洞、黄龙洞和黑龙洞，洞穴幽深弯曲，洞内有洞，洞内碧水常年不断。这里还隐藏着被称为无底洞的几十座洞穴，都是天然形成的，深不见底。此外，还有72眼天井隐藏在悬崖峭壁之中……
位于顶峰西南的金龙洞，道教称其为三十六洞天的第五洞天，名总玄洞天。据《大茂山总真洞修殿记》记载“宋时守臣薛安抚亲尝三诣龙祠祈之皆得感应于是表上封爵为利泽候后又……加爵为明惠公”
这里有南方山林的秀姿，有北方草原的野趣，有黄山云海，有南岳云雾，是一个入伏不见暑的清凉世界。山顶草原环抱道观，崖上溶洞密藏林间，冬春积雪皑皑，夏秋紫气升腾。翠峰耸立，响泉飞瀑，林涛云海,灌木丛里生长着人参、灵芝、黄芹、党参等数百种中草药，《恒山记》中记载：“上有泰玄之泉，神草十九种，道者服之成仙”。
大茂山森林公园
大茂山森林公园，地处河北省唐县西北75公里处，被誉为“华北碧珠”。大茂山又名神仙山，古为北岳恒山，巍巍太行的主峰之一，海拔1898米，雄居于保定阜平、唐县、涞源三县交界处。这里林涛云海，翠峰耸立，树密草丰，响泉飞瀑。有南方山林的秀姿，有北方草原的野趣，有黄山云海，有南岳云雾，是一个入伏不见署的清凉世界。大茂山原始森林郁郁葱葱，遮天蔽日，脚下蜿蜒小路被横生的灌木挤得模糊不清。越往上爬，山势越险，山林越密，脚下云来如雾，林海生烟。两万多亩山林中，有油松、白桦、山榆、白杨、翠柏、山杏、核桃等多种林木。浓阴下，有人参、灵芝等中草药千余种，黄杨球、野山茶等千姿百态的野花点缀其间，狍子、黄羊、小山猫的身影忽隐忽现。
大茂山有数以百计的天然景观。北沟山泉汩汩，溪水瀑布随处可见。南端有一眼黄龙洞，洞中碧水常年不断。顶峰南侧有数百亩的开阔地，碧草如毯，是十足的草原风光。如遇下雨，雨后在山顶遥看升腾的云雾，犹如轩身仙境。每逢冬春，山顶积雪数日不化，“恒山积雪”成为著名的唐县古八景之一。除观光外，因大茂山野生植物众多，还适宜野生植物考察。阜平境内一带，还有战争年代八路军活动的遗迹，流传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大茂山森林公园是2005年12月被国家林业局批准设立的国家级森林公园，位于唐县西北部，是通天河的发源地，距县城75公里，距北京、天津、石家庄分别为250公里、300公里、150公里，公路直通山脚下。兴建中的石张高速在县城留有出口，大茂山距保阜高速引线40公里，交通便利，水、电、通讯条件良好。总面积1353.33公顷。这里林涛云海，翠峰耸立，树密草丰，响泉飞瀑，山顶草原环抱道观，崖上溶洞秘藏林间，冬春积雪皑皑，夏秋紫气升腾，胜似人间仙境。大茂山海拔1898米，由于山高林密，动植物资源丰富。原始次生林郁郁葱葱，遮天蔽日，森林覆盖率达56.6%，山场上长满了松、柏、杨、桦等树木，特别是那万亩翠绿的油松，以它特有的挺拔刚健之姿，给人以生生不息、欣欣向荣之感。南山上，有数百亩山桃，每当初春，那串串粉红色的花蕾，在春风的抚摸下，由山下向山上逐层开放，花期持续20多天。从春到夏，漫山遍野的野花野草，万紫千红，竞相斗艳，宛如一片花海。
在顶峰南侧的跑马梁上，有数百亩开阔地。据传，这是杨六郎的练兵场。每到温热季节，这里绿草如茵，繁花似锦，徜徉其间，仿佛到了塞外草原。草地上搭建有五彩六色的帐篷，在这里野宿，清晨可以观日出。
古北岳恒山考
早在远古时期，就已有了北岳、恒山之名，且很早就见于史书记载：《尚书·帝典》曰：“有舜“十有一月朔，巡狩至北岳”。北岳即指古北岳的恒山。《尚书·禹贡·导山》记载秦始皇东巡时过“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秦始皇走太行、恒山到碣石，时至今日，太行、恒山的名称依然如此，说明北岳之山恒亘绵长。《禹贡》曰“太行恒山”。
《周礼·职方氏》记载：当时天下“九州各有镇山，恒山，正北并州镇山”。《尔雅·积山》也有关于五岳的记载，且称“恒山为北岳”。《汉书·地理志·常山郡》载：“恒山北谷，《禹贡》恒水所出，东入滱（今唐河）”。这一记载准确说明了汉代北岳恒山与相关河流的关系。秦汉时期设恒山郡，就是因北岳恒山在其辖区内而得名，而且由于皇帝文化中的“避讳”制度，把“恒山”改作“常山”。郦道元在他的《水经注》中描写恒山：“恒山为北岳，在中山上曲阳县西北。由东北至西南走向，它西控雁门雄关，东跨冀北原野，南接五台山，北临大同盆地，连绵数百里。当年古人登临此山，可以俯视河北、山西两省，山势苍茫，气象万千”。又说：“古者天子巡狩，常以岁十一月至于北岳，侯伯皆有汤沐邑，以自斋洁。周昭王南征不还，巡狞礼废，邑郭仍从。秦罢井田，因以立县，城在山曲之阳，是曰曲阳”。
据《恒山志·序》记载：“考帝舜绍尧之后，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盖每州必封袁山之高大者，以为一州镇……”。《周礼》这样的称谓：“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通典》载：“秦祀官所常奉名山十二，其二曰恒山”， “秦始皇朝封天下十二名山，恒山被推崇为天下第二山”。中华十二山的出处，在《汉书·地理志》解释是这样的：“尧时分天下为十二州，每州各有镇山”。所以，在这里恒山为第二也就好理解了。《巍巍北岳大茂山》称：历史上所说的恒山，泛指河北西部连绵不绝的太行山。现在，地理学把河北唐县、涞源、阜平直到山西浑源一带的山脉称为恒山山脉。对于北岳恒山的史料记载零零星星，隐藏在书海之中。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大海捞针，对此进行过整理研究，清代顾炎武先生的《北岳辩》尤为突出。
《北岳辩》指出：考之《虞书》：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周礼》：并州其山镇曰恒；《尔雅》：恒山为北岳，注并指为上曲阳。三代以上虽无其迹，而《史记》云：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邦。《汉书》云：常山之祠于上曲阳。应劭《风俗通》云：庙在中山上曲阳县。《后汉书》：章帝元和三年春三月辰幸中山，遣使者祀北岳于上曲阳。《郡国志》：中山国上曲阳故属常山，恒山在西北，则其来久矣。《水经注》乃谓此为恒山下庙。汉末丧乱，山道不通，而祭之于此。则不知班氏已先言之，乃孝宣之诏太常，非汉末也。《魏书》：明元帝泰常四年秋八月辛未东巡，遣使祭恒岳；太武帝太延元年冬十一月丙子幸邺，十二月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岳；太平真君四年春正月庚午至中山，二月丙子车驾至于恒山之阳，诏有司刊石勒铭；十一月冬十一月南征，经恒山祀以太牢；文成帝和平元年春正月幸中山，过恒岳，礼其神而返；明年南巡，过石门，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礼恒岳。夫魏都平城在恒山之北，而必南祭于曲阳。遵古先之命，祀而不变者犹之。《隋书》大业四年秋八月辛酉帝亲祀恒岳。《唐书》定州曲阳县元和十五年更恒岳曰镇岳，有岳祠。……自唐以上征于史者如彼，自唐以下得于碑者如此，于是知北岳之祭于上曲阳也，自古然矣。
顾炎武先生《北岳辩》的面世，是他以治学的理念公诸于世的一篇论文。顾先生在归纳史实的基础上证明恒山地名由来已久，地望清晰，自古使然。
古北岳恒山地理位置的认定
古北岳恒山地理位置的认定，历史文献多有说明，其结论是：清以前恒山为现今河北的阜平、唐县、涞源三县交界处的山脉主峰大茂山。但是，大家只要注意一下当代地图所标识的三县交界（阜平、唐县、涞源）中就会发现三县之中并没有上文一再提到祭祀北岳的地点河北曲阳县，而且大茂山也没有出现在曲阳县境内。所以，在征引历史文献对古北岳恒山地望认定的论述时，在此特别要交代的是：历史上行政区的划分变更，古县区域多数也是动态的，是随着朝代的变更和统治者的意志而发生改变的。古曲阳县的地域即是如此，也就是说，古北岳恒山原在曲阳县封地内。
光绪年间的《曲阳县志》记载到：“金明昌四年（公元1193年）曲阳县北部境地归置了阜平县”。金元之后，曲阳县被分割，北部设置了一个阜平县后导致了恒山与曲阳县分离。但祭祀恒山神的北岳庙却一直在曲阳县不曾因此而变动。这一点从历代有关的记载上便可知晓一二：
秦始皇统一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曲阳县位于恒山郡中部。曲阳县境北至恒山北谷，邻今灵丘、涞源县；东北至寇水（今唐河），邻今唐县；西北发源于恒山的恒水（通天河）至今阜平县境内鹞子河流于，含今阜平县城以东地带。《前汉书·郊祀志》云：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诏令祭五岳、四海，祀“北岳常山于上曲阳”。常山，即恒山，因避汉文帝刘恒（前179）之讳而改称。上曲阳，即曲阳旧称。《后汉书·郡国志》云：“上曲阳，故属常山，恒山在西北 ”。《汉书·地理志·常山郡》载：上曲阳县（今曲阳县，其范围包括北面的阜平县）“恒山北谷，禹贡恒水所出，东入滱（今唐河）”。《晋书·地理志》和清光绪三十年《曲阳县志》皆云：“上曲阳恒山在县西北有坂号飞狐也”。《魏书·地形志》云：“曲阳，有恒山、嘉山、黑山、尧山、黄山”。《隋书·地理志》记载：“恒阳（旧曰上曲阳），后齐去‘上’字，开皇六年改为石邑，七年改曰恒阳，有恒山，有恒阳溪”。
《元和郡县图志》一书的作者为唐代河北籍地理学家李吉甫，他在《图志》中记载：“北岳恒山，在曲阳县北一百四十里”。按唐代度量衡的计算，唐140里，折合130华里，65公里。与乾隆《大清一统志》的记载：“大茂山，在阜平县东北七十里，接曲阳县界”也完全吻合。《史记评林》云：“正义曰：《括地志》云：恒山在定州恒阳县西北百四十里。”中岳嵩山中岳庙里立有《五岳真形图碑》两块，碑文也如是说。《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一也载有：“隋《图经》云：大茂山，恒山之异名也。”曾出任河北西路都转运使并多次深入考察过太行山的宋代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卷十四中记载：“北岳恒山，今谓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属契丹，以大茂山分脊为界。岳祠旧在山下，石晋之后，稍迁近里。今其地谓之神棚，今祠乃在曲阳。”科学家的记载，比之文人游记要实际，而且更为准确一些。
《大清一统志》载：“大茂山，在阜平县东北七十里，接曲阳县界。即恒山之岭，一名神尖山……大茂山在阜平县东北七十里，接曲阳县界。即恒山之岭，一名神尖山”。笔者认为，神尖山和神仙山是同一座山，应是口误不是笔误。
《文献通考》亦云：“定州曲阳县，北岳恒山在焉……今浑源南二十里之恒山，与旧阜平东北之大茂山，绵亘三百余里，势本连属，第山脉自北而东、而南，腾跃入紫荆、倒马，以达于曲阳，是大茂，乃山之脊；而突起与浑源南者，其来龙也”。《曲阳县志·舆地图》也说：“曲阳自汉以来，幅员最广。考之尚书、周礼、尔雅诸注，皆云恒山在上曲阳。而两汉书地理郡国二志，下及晋魏隋唐宋明诸史皆云县有恒山，是恒山实在曲阳封地域之内”。此《舆地图》所说大茂山长时期在曲阳辖区内，是对大茂山即北岳恒山在曲阳的又一佐证。
《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考据言：“北岳谓之大茂山。岳祠在山下，祠中多唐人故碑。石晋之后稍迁近里。今祠乃在曲阳。曾被视为恒山主峰的地方有五处之多，其中公认的是大茂山，而其它四峰没有明确指认”。至于史料中提到的其它四峰在哪里，诚实地告诉读者，笔者现还在填空中。
另外，《清苑县志·祠祀》还载有保定曾建“北岳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北岳恒山的地望在河北保定的辖区。“北岳庙，在城北二里北关大街东。永乐三年，知府施景昭建。天顺三年知县吴宗庆、弘治六年知县杨敏修；府学教授杨廷用记，略曰：岳者，地祗也，祭之以坛而弗庙。五岳四瀆立庙自拓拔氏始，当时惟总立一庙于桑乾水之阴。逮唐，乃各立一庙于五岳之麓，若北岳，上应毕昴之宿，下镇燕赵之分，今定州恒山是也。保定有庙，以其地在封内。然古者祭五岳之礼视三公，言祭之秩次如三公而非以公爵爵之也。唐先开元间，谓汉以来王亦爵也，位公之右，于是封岳祗而爵之，曰王。宋大中祥符间致隆，岳祠犹以王爵为未崇极，乃尊岳祗而号之曰帝，既庙之而又爵之，既爵之而又肖像若人，意在尊之而已。礼之可，不可有不暇。计我太祖高皇帝以岳渎皆高山大水，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非国家封号之所可加故，照依当时初封定制各以神号，大哉皇心，乃以孔子师表百王，垂宪万世，非有功一方一时者，比尙不敢以帝号故也。庶几名分，以正神人以和”。此《县志》的记载至少又一次说明，明代的保定古城内建有北岳庙，恒山的封地即在河北一带，而且古城的西城门就名曰“瞻岳”。
《大宋重修北岳庙记》有“天下之岳五，独北岳常山，人曰为大茂山，而岳名不著”。此记为碑刻，由韩琦撰文并书丹、（参见本文第一章第五小节专题介绍）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解释：“大茂山，在阜平县东北七十里，即恒山之岭，一名神尖山，晋与契丹分界处”。
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曲阳知县田兰广重修北岳庙竣工，他在撰写的《重修北岳庙之碑记》中说：“大茂在邑之西北，崔蛲截粜，巍然见百里之外”。等等此类记载颇多。
《三家注史记》卷二云：“孔安国曰：‘正义《地理志》：恒山在定州曲阳县西北百四十里’”也是这样记载大茂山和恒山的。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解释：“大茂山在河北阜平县东北70里，接曲阳县界，即恒山之巅，五岳之北岳也。一名神尖石，又曾名常山”。此番解释，虽然是今人沿用古书的说辞，但也说明一点，是对恒山历史的一种认可。
《辞海》载：“恒山，古山名，在今河北曲阳西北与山西接壤处……唐宋一名大茂山”。辞海的解释虽然笼统些，但还是指出了，唐宋时期恒山的另一名称为大茂山，并与其它字典相互印证。
《宗教词典》称：“恒山，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北与山西接壤处，……明定山西浑源县之玄武山为恒山，清开始祀北岳于浑源，此后曲阳之恒山通称大茂山”。此解释对恒山和大茂山的关系与界限有些模糊不清，时间的划分也有出入，但有一点可取：曲阳的恒山通称大茂山。
20世纪80年代成书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载明：“自春秋时期起到明朝早期，北岳恒山一直在河北曲阳和涞源之间，也曾称常山、大茂山；明朝后期和清初，恒山才标注在山西浑源”。 “大茂山”为北宋和辽的界山，曲阳、飞狐分属北宋、辽。当时的恒山山脉称为常山山脉，其中“倒马关” 还出现在金朝的版图里。
北岳庙内还有一块金大安二年（公元1210年）保留下来的《北岳恒山图》碑刻，至今也有700多年的历史。此图描绘了北岳恒山的区域范围，以及河流山脉分布情况及曲阳城的部分地理情形。
还有诗人元好问证大茂山为北岳的诗句：“大茂维岳古帝孙，太扑未散真巧存”。诗人对于恒山的描写，他们大多使用形象思维，认为“山为地之胜，山为地之灵”。有了胜灵之山的蕴育，也就有了“人杰地灵”之说。由于山有灵性，古人信然，所以好山之人多将其引为知己。
而现今山西浑源的恒山，原本名叫玄武山，在战国、秦汉乃至魏晋一直名“高氏山”，或“高是山、崞山”。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经过深入考察，在《水经注·滱水》中准确地记载：“高氏之山，滱水出焉。东经嘉牙川，川有一水南来注之，水出恒山北麓……滱水又东迳倒马关……又东南过中山上曲阳县北，恒水从西来注之……自下，滱水兼纳恒川之通称也。即《禹贡》所谓恒卫即从也”。书中记载的滱水（今唐河）出代郡灵丘县西北高氏山，而这个高氏山就是现在的唐河发源地。所以，高氏山并非恒山原名。在此我们注意到《水经注》的记载，它不同于一般的山水游记，不只是游览风景，而是在进行地理考察。文章重在介绍地势地貌，科学性与文学性相结合，不仅是真实地记录，而且语言优美，对后世山水作品的散文影响深远。
梁勇先生在《再论北岳恒山地望及其历史变迁—兼与王畅同志商榷》一文中指出：宋辽对峙时期，古恒山成为战争要地，北岳的一系列标志性人文景观丧失殆尽，加上恒岳主峰距离北岳庙尚有百里之遥，官员祭祀只到北岳庙而不到恒山，金代析曲阳北部置阜平县后，北岳恒山与北岳庙分属不同县份，导致人们对于北岳恒山的淡忘。
北岳改祀之争与尴尬
中华国度好以中心论天下。中华，就是天下中心最美好的地方。古人认为天下中心的标示是中轴线，而中轴线的位置就是国都的所在地。与今天人为确定格林威治作为地球的本初子午线是同一个道理。以此而论，古代国家秩序的中心、政权中心的划定，并非以疆土国界的地理位置来判断，而是随着不同历史时期国都位置的不同而不同。
“历史上每一个政权的疆域或都城时有伸缩，政区划分时有变革，治所时有迁移地名有时改易”。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朝代的更迭变迁，以国都为中心确定的五岳方位，而且很少随之变化，但特殊现象也有。尤其到了明代，国都迁移到北京后，由于京都的易位，朝廷又几度人为的使北岳恒山失去了准确的地理方位，使偌大的、有着悠久历史的北岳恒山竟然失去了明确的祭祀地点，真的是找不到“北”了。在史料清晰、祭祀地点明确的情况下还要争执百余年，如此的争来吵去，此情此景不能不说这是朝廷政治表现在历史文化间的一种尴尬局面。
在周、秦时代以京城定五岳方位的观念就已形成，秦汉以后成为一种礼制。一直到隋不曾有因改都而改祀岳的。历史上有：太史公所谓秦称帝都咸阳，而五岳四渎皆在东方；西汉、唐朝建都长安，并没有因西岳华山在京城以东而改易；南宋都杭州，也未因东岳泰山在西北而改封；明初建都南京，东岳泰山也在其西北而不曾改变；明永乐年间建都北京以及清初，北岳恒山在其西南都没有变动。所不同的只是，明代朝廷里提出是否北岳改祀，而且一直争论不休。
为了佐证明代朝廷北岳改祀之争史实，将有关史料记载收录若干：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宣帝颁发诏书，定祭祀“东岳泰山于博，中岳嵩山于嵩高，南岳衡山于灊山，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常山于上曲阳”后，南北朝北魏宣武帝年间（公元500—512年）建曲阳北岳庙。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亲临曲阳祭祀北岳，西域十余国前来助祭。唐光启元年（公元885年），晋王李克用到北岳庙祭祀。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开国元勋徐达受朱元璋委托到北岳庙致祭。元初世祖特旨重修，于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完工。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封“五岳”、“四海”等诸神的诏书《大明诏旨》，在河北的北岳庙内为诏旨立碑等有关活动等等，都明确纪实了历代王侯在北岳庙的祭祀活动。
但是，从明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后，因“改都而改祀”，明朝廷内对北岳改祀的争执开始激烈，对祭祀北岳恒山究竟要在哪里，朝中居然分为两个阵营各执一词。主张改祀到山西浑源的一派其理由主要有三：
其一，北岳恒山和祭祀北岳的地点应该在国都的北方，而当时祭祀北岳的恒山是河北的大茂山，祭祀地点在曲阳北岳庙，均在国都之南，与京城（北京）方位不符；其二，改祀到山西的浑源，是因浑源县曾为恒阴县，为恒山的阴面。恒阳、恒阴“皆指恒山”，浑源又比曲阳在国都偏北；其三，交通不便及官宦个人的意愿等因素等。
反对改祀的一派，主张仍在河北曲阳北岳庙祭祀。强调既然“恒阳、恒阴，皆指恒山”，何必改祀。他们运用大量的“改都而不改岳”历史事实，并引经据典地对改祀派给予反驳，以维持几千年历代中央政府在河北祀岳的历史惯例。
祭祀北岳的地点在河北曲阳还是在山西浑源的这场争论，明代朝廷在万历年间采取了折中办法：把河北的大茂山北岳主峰，改封在山西的浑源玄武峰，以示北岳为京都之北，但国家祭祀地点仍在河北的曲阳北岳庙。如此这般一番，当时的中央政府人为的制造两个得以祭祀恒山主峰的局面，埋下了一段祭祀北岳的尴尬根苗，从而使恒山的历史中就有了两个不同地域的北岳，导致后人对其不断的叩问。
司马迁《史记》中有“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四岳各如其方”的以国都为中心论的记载。但是，纵观我国历史，历代的战争火焰大都来自北疆。恒山因其险峻的自然山势和雄踞北方的地理位置等特点，自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地处北方的北岳恒山，也就随着历代战火的蔓延而多次经受考验。因此，北岳恒山神作为奠基北方之神，就有着比其它四岳更多一点的军事保护神的色彩和功能。
北岳“昔三代”后，确实，随着不同朝代国都的变迁在表述地理概念的文字和史料的记载上人为的几易方位，甚至可以看到北岳由于战争几度不属中央政权管辖。为此，在介绍明、清朝廷北岳改祭之争前，有必要了解北岳曾不在中央政权管辖的历史状况：
汉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宣帝颁发诏书，定祭祀北岳常山于上曲阳。但汉朝时的北疆屡遭匈奴侵扰，进行了拉锯战，恒山曾一度不在中原政权管辖之内。汉代帝王在恒山弯曲处建庙祭祀（称下庙或西庙）。
唐“安史之乱”后，河北为强藩所据，曲阳县隶属真定，不为唐所辖。
五代十国时期，后晋皇帝石敬塘为了夺取天下，与契丹族国家——辽国达成协议，将河北、山西幽云十六州割让辽国，并尊称辽国皇帝耶律德光为“父皇帝”，石敬塘自称“儿皇帝”，以换取辽国出兵支援，古北岳恒山遂被划入辽境。
宋、辽两国争战时期，古北岳恒山山脉曾作为两国的边界。《北宋·河北西路图》标明：常山（恒山）处于中山（定州）和真定两府辖区，为宋辽交界处。《梦溪笔谈》载：“北岳常山，今之大茂山，半隶契丹，以大茂分脊为界”。 “宋时，始置河北路，后分东西两路。曲阳县属河北西路定州博陵郡，此地为辽金域”。
上述为古北岳几度不在中央政权管辖的历史状况，由于元、明、清诸代建都北京后，古北岳地居京都北方的地理方位也发生了变化，北岳大茂山的方位所处京城之南，而山西浑源的今恒山地理位置则位于京城之西。其实，从河北移至山西只是避开了京都在北岳恒山主峰正南方的尴尬标的而已。尤其，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将国都迁至大都（今北京）后，就有人奏议朝廷“祭祀北岳于国都之南，于理不顺”，请求改易北岳。就这样一场国家祭祀北岳应在哪里的争论便由此开始。
第一次争论（起因）：明孝宗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兵部尚书马文升上《请厘正祀典疏》于朝廷，要求改祀北岳河北恒山于山西浑源。《典疏》曰：宋失河北，浑源一带为契丹占据，因此，宋祭恒山于曲阳是“不得已权宜之道也……迁都北而真定府却在京师之南，犹祭北岳于曲阳方位与国都不符……”。礼部尚书倪岳针对马文升《请厘正祀典疏》的议论，上疏《议改北岳疏》予以反对：宋代祭祀在河北，不是不得以的权宜之策，而是“自古以来，祭祀恒山皆在曲阳，非自宋代始”。遂朝廷议定“仍祀曲阳，循依旧理”。
第二次争论（复议）：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于第一次交锋时隔九年后，已经升任吏部尚书的马文升又上疏，请改祀北岳于山西浑源州。《续文献通考》郊社考卷十记载：复议期间礼部尚书倪岳又一次引经据典：“曲阳庙祀已久，当仍旧。山在浑源者，修治其庙”。“历汉唐宋以至国朝千年，未之有改。其浑源州号称恒山，亦名北岳，然祀典不闻”。《大明集礼·礼制节文》载皇帝对礼部的复议批复：“诏从之”。礼官言：汉、唐、宋北岳之祭，皆在定州曲阳县，与史俱合。浑源之称北岳，止见于州志碑文，经传无可考，仍祀曲阳。
第三次争论（否决）：《曲阳县志》记载：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户科河南陈公上奏章请罢曲阳之祀，又被朝廷否决。
第四次争论（驳回）：《明史》：“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巡抚胡来贡请改祀北岳于浑源州。礼部礼臣沈鲤上书《议改北岳疏》：汉唐宋北岳之祀皆在定州曲阳县，浑源之称北岳，只见州志碑文，经传无可考”。《大明集礼》也记载了当时礼官所言：“汉、唐、宋北岳之祭，皆在定州曲阳县，与史俱合。浑源之称北岳，只见于州志碑文，经传无可考，仍祀曲阳是也”。
第五次争论（改封不改祀）：同年（公元1586年）即第四次交锋后，《明史·礼志》记载：朝廷改封山西省浑源州玄岳山为北岳，称恒山。尽管当时明王朝改称山西浑源县玄岳（即浑源县境恒山东南之玄武峰）为北岳，并在天峰岭南新建北岳庙，但只是改封了北岳恒山的主峰，国家秩典祭祀仍确定在河北曲阳。曲阳北岳庙明代祭祀碑刻百余通，可证明代在河北曲阳北岳祭祀的无可争议的史实。由于明朝廷中对北岳位置的考虑和舆论的制造，明后期出现了“两个恒山”之说。此舆论在北岳庙的碑刻中也有反映，但只发现了一块。嘉靖十六年（公元 1536年），许赞在《曲阳县重修北岳庙碑文》中说：“恒岳肇名，浑州维始；奇踪显奕，曲阳继兴”。可见朝廷“主张仍祭于曲阳，但是可以修葺浑源北岳庙”。这种折中态度，是否有地方军事保护信仰的需求在里面呢？
第六次交锋（改祭）：清顺治十七年七月（公元1660年）刑科给事粘本盛拟《厘正恒山祭典疏》上奏朝廷，要求改祀，其观点与明代马文升一致，但这次顺治皇帝却御批“移祀北岳于浑源”。朝廷决定：根据礼臣的建议，改祭祀北岳恒山于山西浑源州，罢北岳曲阳之祀。此后，再不见反对此事的奏摺。
就这样，从明代开始的改祭争论一直延续到清初顺治年间，祭祀北岳的地点才由河北曲阳移至山西浑源，封祀合一争论就此落幕。当查找到《明史·地理》一、二卷时，就已看到两种不同的对恒山的解释：《明史·地理一》称：“唐县西北有大茂山，即恒岳也”。《明史·地理二》则称：“浑源州南有恒山，即北岳也”了。同为明史的《地理卷》就有两种解释，足已佐证当时“两个恒山”的说法和北岳改祭的争论。
清代的《清史稿·地理志》记载的古北岳恒山和改祭后北岳恒山的地望为：“曲阳西北恒山，古北岳，顺治末，改祀于山西浑源”。又见《清史稿·世祖纪》载：顺治十七年，“七月丁卯，移祀北岳于浑源州”。
从此，山西浑源就成了国家祭祀北岳恒山的地方，享受曾经古北岳恒山在河北时的政治待遇。待遇不变，说明了北岳虽然经过历代的动乱、复苏和一代又一代王朝的更替，北岳祭祀文化反倒静态的延续和传承下来。
就上述对历史文化遗存的记载而言，过去的文化痕迹是以社会需求程度来确定它的价值的，实实在在的存在于历史长河中。它表明了任何文化只要不是虚构，那么它的存在就有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值得人们去探寻和借鉴。其实，恒山无言，北岳无语，在哪里祭祀都是人为的，是以当政者的喜好和需要而定的。尤其，在封建专制的国度里，这不是一个学术所能讨论出结果的问题，所以，形成祭祀北岳的尴尬局面也就不足以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