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理论批评

宋代文学理论批评，宋代的文学批评比起唐代来，又有了不少新的发展。它的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论争更激烈，而且和时代的演变以及文学创作中的不同倾向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给予文学批评以明显而深刻的影响。王禹偁、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戒、陆游、杨万里、戴复古、刘克庄等人，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继承唐代韩、柳古文和李、杜诗歌的优良传统，分别批判晚唐体、西崑体和江西诗派的文风和诗风，要求文学积极反映社会现实，关心国计民生，发挥教化作用。

文论

宋代文论，主要特点是环绕对“道”的理解以及“道”与“文”关系的论争开展的。

宋初的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等人针对当时片面取法晚唐、五代的华靡文风，提倡古文，推尊韩愈，要求文章阐述儒家之道，辅助教化，被称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他们的主张又有小异。柳开要学“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与文（《应责》），先学韩愈，后期又抛开韩愈，“所著文章与韩渐异，取六经以为式”（《东郊野夫传》）。但他的散文，不免艰涩，影响不大。王禹偁主张“文，传道而明心”，反对“句之难道”，“义之难晓”，赞美韩愈文的“必出于己”（《答张扶书》），成为后来欧阳修提倡古文革新运动的先声。柳开、王禹偁后，杨亿、刘筠的西崑体兴起，愈加讲究辞藻、声律、对偶，讲究骈文。穆修专学韩愈、柳宗元，称“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余所敢知也”（《唐柳先生集后序》）。石介稍后，著《尊韩》，要学韩愈，不提柳宗元。著《怪说》，强烈反对杨亿的西崑体。他们都主张学古圣贤之道。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论文也强调明道尊韩。但他所讲的道，不同于柳开等人的古圣贤之道，也不同于王禹偁的“传道而明心”。他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即从关心百事中求道。在道与文的关系上，他说“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同前)。但他又认为“其见于言者则又有能有不能也”（《送徐无党南归序》），即其次要注意文辞之美。他又认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基志》）。这就同柳开、石介坚决反对骈文的见解有所不同。

北宋后期的文论，主要有曾巩、王安石、苏轼等继承欧阳修的文论，加以发扬光大。曾巩的文论，关心史事，主张“畜道德而能文章”，要“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加上“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南齐书·目录序》)。对人物，要能辨别“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寄欧阳舍人书》）等。王安石同样强调文章要以适用为本，“文者务为有补于世”。他认为“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又认为“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上人书》）。他把文辞比做器物上的“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然容亦未可已也”（《上人书》），认为文辞也要讲究。他以“礼教治政”为文，比欧阳修的关心百事显得狭窄。

此外，道学家周敦颐提出“文所以载道也”（《通书·文辞》），发展到程颐的“作文害道”(《语录》)说。他们所讲的道，主要是关于身心性命的义理之学。他们由重道轻文，进而重道废文。

苏轼的文论，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他主张文须“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文集序》)。他论文言“道”，在《日喻》中提出“道可致而不可求”，强调只有在不断的生活实践中，才能掌握事物的特征及规律。这就比欧阳修的关心百事更进一步，要从实践中去体认道了。他又高度重视文采、技巧，倡言辞达，他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他赞赏的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又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文说》)结合苏轼从长期的体会中去认识道，这个认识要通过文辞来作出充分表达，这就象系风捕影了。正由于他在长期实践中对道有深切体会，所以他的文思象“万斛泉源”，这种文思的表达，又有“随物赋形”的特点。因此，苏轼的文论成为北宋后期最杰出的文论。他的散文创作也能够贯彻他的文论，有卓越的成就。

南宋的文论，有的强调道德与养气，胡铨说：“德，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德盛则其旨也必远，理也。”（《答谭思顺》）陆游论文，称“文以气为主，出处无愧，气乃不挠”（《傅给事外制集序》）。又把文采和道德品质结合，称“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声，江海之涛澜，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实，乃有是文”（《上辛给事书》）。当时道学家朱熹继承周、程的观点，提出“文道合一”说，认为只要修道明理，文便“从道中流出”，不必舍此而求文（《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后来真德秀的《文章正宗纲目》，只从“明义理，切世用”着眼，不注意文章的艺术性，暴露了道学家文论的缺点。但道学家的文论影响不大，代表南宋的文论，还是胡铨、陆游等的文论。再象陈亮说“大凡论不必作好语言，意与理胜则文字自然超众”(《书作论法后》)。他讲的“意与理胜”，反对道学家的空言性命与心性，认为它是“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送吴允成运幹序》）。他论文要求讲求天下之实，理百事。叶適的文论，认为“观众器者为良匠，观众方者为良医，尽观而后自为之，故无泥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法度总论一》）。所以他的散文比较切实明通。

总的看来，宋代文论的一个特点是：提倡平易通畅的文风。王禹偁反对“句之难道”，“义之难晓”(《答张扶书》)。欧阳修的散文，苏洵称为“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容与闲易”（《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是平易流畅的。宋代文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散文的艺术性。象苏轼崇尚自然，提出要“随物赋形”(《文说》)，讲求形象；又称“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使“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认为下笔前做到“胸有成竹”（《文与可画篔筜谷偃竹记》），才能达到内外一致、心手相应的境地。这样看来，宋代文论的成就，主要在北宋，南宋只是结合当时的需要作了一些发挥罢了。

诗论

宋代的诗论，在北宋时与文论并茂。到了南宋，渐次发展，成为文学批评的主要领域。宋代的诗论，同诗歌创作流派与风格的盛衰消长，紧密呼应。

宋初诗歌，基本上沿袭晚唐、五代。王禹偁反对“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哀高锡》)。他论诗推崇白居易，但影响不大。稍后西崑体兴起，更加注重形式的华丽。石介批评他们“淫巧侈丽，浮华纂组”（《怪说中》）。梅尧臣论诗，提倡《诗经》和《楚辞》的传统，主张“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诗必须真正有感而作，用比兴手法来表达。他还提出作诗要“意新语工”，“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语）。在风格上，他提出“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平淡是用朴素的语言写出“意新语工”的诗来。欧阳修论诗，推重梅圣俞诗的“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感人之至”(《书梅圣俞稿后》)，主张诗体雅正、风格变化和诗的感染力，他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主张（《梅圣俞诗集序》），又赞美“子美（苏舜钦）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梅尧臣）覃思精微，以深远闲谈为意”（《六一诗话》）。因此，他能领导北宋的诗歌革新运动，作出了贡献。王安石论诗重视政治内容，喜爱杜甫，对李白诗则有微辞。他在晚年提倡用事和对偶的工巧，有助于诗歌创作艺术技巧的提高。苏轼的诗论，既称“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又赞美“苏（武）、李（陵）之天成，曹（植）、刘（桢）之自得，陶（渊明）、谢（灵运）之超然”，又赞美“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书黄子思诗集后》），能够赞赏各种风格。苏辙称他“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东坡先生墓志铭》）。苏轼对诗歌的艺术规律作了多方面的探讨，提出了“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评韩柳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等独创见解。黄庭坚论诗主张“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还要“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答洪驹父书》），即就作者所接触到的外界事物，进行陶冶，从中产生主旨和情味，再就古人的陈言加以熔铸，点铁成金，成为创作。他的诗歌创作和理论，影响很大，形成了江西诗派。流弊所及，使一些诗人只注意“取古人之陈言”，以文字为诗，以学问为诗，而忽略了他的“陶冶万物”，“有宗有趣”的主张，因此受到后人的批评反对。

南宋初期，苏黄诗体风靡一时，而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流弊日益显著，引起不少人的批评。反映在诗论上，首先是张戒，在他的《岁寒堂诗话》中，激烈地反对“子瞻（苏轼）以议论作诗，鲁直（黄庭坚）又专以补缀奇字”，反对“苏黄用事押韵之工”。他主张“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要求“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陆游早年受江西诗派影响，后来从生活与创作实践中深刻领悟到“工夫在诗外”(《示子遹》)，提出“大巧谢雕琢”(《夜坐示桑甥十韵》)。杨万里最初也是取法江西诗派，以后逐渐摆脱束缚而自成一家。他感到“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雔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诚斋荆溪集序》），着重写生活中的感触。姜夔论诗也受过江西诗派的影响，后来“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南宋最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具有比较完整的系统和纲领。严羽不满意苏黄以来“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诗风，猛烈抨击江西诗派。他力主“妙悟”，创诗有“别材”、“别趣”之说，推崇汉魏盛唐诗，强调“咏吟性情”，“唯在兴趣”，以及笔力雄壮、气象浑厚、音调铿锵等，在探讨诗歌的艺术特征、辨别时代风貌和体制等方面都有精到的见解。然而他又把盛唐诗作为极限，把“熟参”古人作品当作“悟入”诗道的唯一途径。以禅喻诗是《沧浪诗话》的一大特点，严羽认为盛唐诗人的高明在于“妙语”，如“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与严羽大体同时，还有江湖派中杰出的诗人戴复古和刘克庄的诗论。戴复古作《论诗十绝》，反对模拟藻饰，崇尚独创精神和雄浑的诗风。刘克庄批评作诗“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竹溪诗序》），击中了宋诗的弊病，但他也肯定宋诗自有发展、创造之处。戴、刘诗论的影响虽不及严羽，但他们对江西诗派的批评，却比严羽更为激切。总的看来，北宋的诗论，从梅尧臣的“意新语工”，到欧阳修的“覃思精微”，到苏轼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都着眼在思理上。这跟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密切相关。南宋的诗论，主要是对江西诗派的争论，围绕着这一论争，诗论家们对于诗歌与政治、诗歌与生活、诗品与人品，以及诗歌的形象、意境、趣味、韵律等理论问题，发表了许多卓有见地的看法，从而丰富了古典诗歌的美学理论。

宋代产生了“轶事小说”体的“诗话”，是一新型的文学评论形式。第一部诗话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头即表明“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继它而起的司马光《续诗话》和刘攽的《中山诗话》，都是以“记事”为主，品评诗句，表达了一些对诗歌的理论见解。宋代的诗话失传了不少，从现存的40多种诗话来看，其“轶事小说”成分逐渐减少，而文学批评成分则相应地增多。北宋中叶以后的诗话，如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等也叙述遗闻轶事，但密切地联系着当时诗歌的实践，给诗歌写作以具体的指示，有了新的内容。到了南宋，出现了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和严羽的《沧浪诗话》。这三部诗话，已不再着重掌故的记述、用事造语的考释和寻章摘句的批评，而是发挥了对于诗歌理论的比较全面和根本的意见。诗话在明清两代愈益发达，成为中国传统的诗歌评论的主要形式。此外，宋人还编诗话，把散见于各种书籍里的诗文评论和掌故搜罗在一起，象阮阅的《诗话总龟》、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魏庆之的《诗人玉屑》，都是比较流行的诗话汇编。

词论

宋词虽存在着许多流派，但从总的说来，是以晏殊、欧阳修等人的婉约派和以苏轼、辛弃疾等的豪放派为主。这样分只是取便说明，不尽确切。象苏轼、辛弃疾都有写得宛转含蓄的词，象姜夔的词风格峭拔，跟婉约也有区别。这两派词作的风格不同，因而也产生了不同的词论。苏轼把文学革新的精神扩展到词的范围，他提出词是“古人长短句诗”（《与蔡景繁》），主张词要写得“句句警拔”，有“诗人之雄”(《答陈季常》)，这就把词从“倚红偎翠”、“浅斟低唱”的风气中解放出来，从内容、形式、风格各方面，提高到与诗相同的地位。这种词体解放的追求与提倡具有冲决传统的意义。但他的改革，却受到一些正统词人的批评。他的门下陈师道和晁补之就不无微辞地说他的词“要非本色”（《后山诗话》），“不是当家语”（《复斋漫录》）。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的《词论》，对北宋词坛提出了总结性的意见，对前辈名家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不满：“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批评柳永词，“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晏（幾道）苦无铺叙，贺（铸）苦少典重，秦（观）则专主情致而少故实”。她认为词“别是一家”，要讲音律、铺叙、典重、故实，还要高雅。她理想中的词，当指周邦彦的《清真词》。到南宋，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新形势下，对苏辛词的评介，成为词论中的主要内容。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认为苏词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胡寅也在《题酒边词》中提出词应继承风、骚传统，并断言苏词的出现，打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陆游驳斥了前人对苏词的责难，指出苏轼并非不懂音律，仅仅是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老学庵笔记》）。范开在《稼轩词序》中指出辛词声闳意远，乃源于作者器大志高，蓄积深广，意气充沛。刘克庄更极力颂扬辛词“自有苍生以来所无”（《辛稼轩集序》）。他批判雕琢纤艳的词风，指责“美成（周邦彦）颇偷古句”，同时也指出（陆）放翁、（辛）稼轩“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刘叔安感秋八词》）。

上述诸人的词论，围绕着对苏、辛二家的评价，反映出南宋词论的进步倾向。但以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人为代表的另一派着重追求格律形式的词风也在发展。反映在词论上，张炎的《词源》独尊姜夔，以协律、雅正、清空和意趣高远为标准。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则独尊周邦彦。他论词提出四个标准：“音律欲其协”，“下字欲其雅”，“用字不可太露”，“发意不可太高”；提倡绵密妍练的风格。他们两人的词论，代表了格律派词人的艺术观点。他们都很精通音律，在论词的格律以及技巧方面颇为精当，在使词论发展成为专门的词学方面，也有值得肯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