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鸿
崔鸿（汉语拼音：Cui Hong；478－525），字彦鸾，东清河鄃（今山东淄川东）人。北魏史学家。曾祖崔旷早年随南燕主慕容德南渡黄河，迁居于青州，宋文帝时，官至乐陵太守。祖父崔灵延在宋孝武帝时为龙骧将军、长广太守，受封关内侯。父亲崔敬友，曾任本州治中、梁郡太守。
崔鸿大约生于北魏孝文帝（471年－499年）初年，“少好读书，博综经史”，“弱冠便有著述之志”，与李彪之子李鸿道均以才学闻名于洛阳，时人称“二鸿”，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年），“诏太师、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学才明者三十人，议定律令于尚书上省”，崔鸿和伯父崔光，“俱在其中，时论荣之”。历仕孝文、宣武、孝明三朝，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拜彭城王国左常侍，宣武帝景明三年，迁员外郎，兼尚书虞曹郎中，敕撰起居注。延昌四年（515年），迁中散大夫，又为司徒长史。正光三年（520年），加前将军。正光五年（524年），参与修撰北魏国史，拜黄门侍郎，私下著有《十六国春秋》。卒于北魏孝昌年间（525年－527年）。
生平
崇隆的族望
在秦汉以前，“姓氏”不能合称。妇人称“姓”，男子称“氏”。简言之，“姓”是沿袭母系社会的习惯，“氏”则是姓繁衍的分支，所以在各氏族的谱牒中都有自己姓氏起源的考证。在夏津《崔氏族谱》清同治十二年（1873）续修族谱的“序”中说：“夫人生于世，莫不各有其始。始也者，姓所由起，而氏之所从出也。如吾崔氏系出姜姓，齐丁公之子居于崔，因而氏焉。由来久矣”。
古代中国有着严格的门阀制度，人们也有着浓重的门阀观念。自东汉到六朝的500多年间，这种“门阀制度”和“门阀观念”最为严重。当时形成了“尊世胄，卑寒士”，“取士必问家世，婚姻必问阀阅”的局面。这样一来，人们无不攀附门阀，以标榜自己的“族望”，想方设法跻身仕途。各世族大姓也都纂修“谱牒”（族谱、宗谱）来严格防止“门户的冒滥”。这正象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在《世族表序》中所说的：“族属既严，郡望（亦即族望地）愈重，……虽子姓散处，或本非同居，然而推言族望，必本所始”。
在古代，各姓都有各自的代表人物所建立名望、功业的地方，这就是“郡望源地”，也叫“族望地”。诸如赵氏的族望地在天水，钱氏的在彭城，孙氏的在乐安，李氏的在陇右（陇西）等，不一而足。
崔氏的族望地在清河、博陵。“崔氏清河世望”（《史通通释》），北魏时定世族大姓，以“崔氏为清河第一”。清河曾是郡、国治，管辖范围相当于现在的河北省的清河、南宫、枣强及山东省的临清、夏津、武城、平原一带。清河崔氏在东汉到南北朝期间，名人辈出，高官叠现。据《崔氏族谱》所载录的自一世至二十世（东汉到唐五代）的120人中，达官显宦及有功名者多达115人；在《崔氏族谱》所载录的世系中几乎无人没有功名，无人不任官职，其中任尚书令史、尚书右丞、尚书、将军、太守等高官者不胜枚数。
崔鸿居于崔氏族的“六世”，东汉尚书令史崔琰的嫡派子孙。崔琰，曾师从大经学家郑玄，好击剑，尚武事，在当时很有声望，被曹操辟为别驾从事，是魏文帝曹丕的师傅。曹操为丞相，以崔琰为东西曹掾征事。魏国初建，拜为尚书令史，后又迁中尉；崔鸿的高祖崔辑仕晋为中尉；高叔祖崔州平是三国时的隐士，有极高的文才和名望，与南阳诸葛亮、颍川石广元、徐庶、汝南孟公威相友善。其排名，诸葛丞相为第一，崔州平居第二。在《三国演义》第37回“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草庐”中写道：“（一高士）容貌轩昂，丰姿俊爽，头戴逍遥巾，身穿皂布袍，杖藜从山僻小路而来”，刘备问他，其人曰：“吾非孔明，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也”。崔鸿的曾祖崔旷（《崔氏族谱》中作崔修之）曾仕宋为乐陵太守；祖父崔灵延（《崔氏族谱》中作崔幼孙）仕宋为长广太守；伯父崔光为北魏时的台阁大臣，孝文、宣武、孝明三朝元老。同时，是孝明帝的师傅，主持“迎立”孝明帝即位大典。孝文帝拓跋宏（后改元宏）非常器重崔光，曾夸赞崔光说：“孝伯（崔光本名孝伯，字长仁，‘光’是孝文帝所赐）才浩浩乎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也。”足见孝文帝对崔光的敬重。崔光因“奉迎明帝之功，封博平县公，领国子祭酒。诏乘步挽于云龙门出入。寻迁大将军，仪同三司”。（《北史·崔光传》）可见当时崔光名望崇极一时，权势炙手可热。崔光逝世，“明帝闻而悲泣”，“亲临抚尸恸哭，御辇还宫流涕于路”。至使后来也“言则追伤，每至光坐讲之处，未尝不改容悽悼。”孝明帝对崔光的敬重与感怀之情可谓达到了极至。崔鸿的父亲崔敬友，是“恭宽接下，修身励节”之人，拜为“本州治中”。他乐善好施，心地善良。“自景明以降，岁颇不登，饥寒请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于肃然山南大路之北，设食以供行者”，他的德行为同僚所钦佩，尤其为下层人士所敬仰。后除梁郡太守，因丁内忧（母丧）而没有到任。在崔鸿的近宗叔伯辈中，如崔宗伯、延伯、亮、俊、仲文、仲方、光韶、宏、偃等，概为朝中重臣。其中崔宏（崔鸿的近宗，长一辈）仕魏为吏部尚书，曾主持制定北魏的各种典章制度，国号“魏”即是其所拟定，人称“天官大人”，卒谥“白马公”。崔鸿的从兄弟（叔伯兄弟）崔励、崔劼（崔光之子）及同宗的崔瞻、崔浩亦均为朝中大员。崔鸿的子侄、孙曾等辈中做高官者不能尽数。迄于唐元和年间，崔邠、崔郾、崔鄯、崔郸及他们的子侄辈多为朝中要员，台阁重臣。唐宣宗曾亲笔御题崔氏门额，曰“德星堂”。由上述可见，崔氏一门自东汉至隋唐五代。数百年间隆盛不衰，其族望之重，门第之高，非他姓所能比拟，崔氏之族望可谓誉满九州。
缥缈的身籍
崔鸿是鄃（平原西南）人，即今之山东夏津县人，这在史志中已有定论。然而在各辞书中，对崔鸿的籍贯的载录却不尽一致（籍贯一词，其义为祖居或出生地。籍贯本不能合称。籍，是指祖先户籍；贯，即乡贯。如某省某县某乡人。）。在《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谭正璧编，1934年版）、《中国历史名人辞典》（南京大学历史系编，1984年版）、《山东历史人物辞典》（丁文方编，1990年版）等辞书中均称崔鸿是“东清河鄃（今淄博东南）人，而在《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皆称崔鸿为鄃（今平原西南）人。因辞书中的载录不一致，所以崔鸿的籍贯很令人费解。
至于说崔鸿是“东清河鄃人”，是沿袭《北史》中的说法。这是因为崔鸿的曾祖父崔旷曾经随慕容德（南燕的建立者）南渡黄河，定居于青州之时水（今淄博东北30里处）。慕容氏灭后，其地归刘宋朝，刘宋便于黄河南侨置“冀州”，又因“崔氏清河世望”，刘宋朝廷为拉拢世族大姓，便又侨置“清河郡”，址在今淄博西南40里处，并同时侨置“鄃”。后来北魏南征，疆域扩大，此地归属北魏。为便于同清河郡（今临清东北30里）相区别，故加方位词“东”，而将侨置的这个清河郡称“东清河郡”。这在《北史·崔光传》中也可找到佐证，其传中说：“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长仁，孝文赐名焉。祖旷从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时水。慕容氏灭，仕宋为乐陵太守。（刘宋朝）于河南立冀州（侨置）置郡县，即为东清河人”。崔光是崔鸿的伯父，是北魏的台阁大臣，位极人臣，权势很重。其逝后，“（崔）光葬本乡”（《北史·崔光传》）。另据民国本《夏津县志》载：“今考《崔氏家乘》（即族谱），此墓（崔光之墓）坐落城西三十里崔庄之北，崔楼之南，崔氏仍永远祭扫云。”崔光是“清河鄃人”，即今山东夏津县人，崔鸿是崔光的“从子”（侄），他又自幼跟随伯父一起生活，是伯父崔光把他抚养成人。据《崔氏族谱·五世·崔光》名下载有“（崔）光三子励、劼，‘从子’鸿”。以此记载看，崔鸿既是崔光的侄子，又是崔光的养子。族谱中已将崔鸿列入崔光的儿子之列。故此，崔鸿的籍贯应是清河鄃人，即今山东夏津县人。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了。
至于崔鸿的出生地，从史志书籍中还没有找到依据，更没明确地记载。据《北史·崔光传》载：“父灵延，宋长广太守”，崔光的父亲崔灵延即是崔鸿的祖父，曾任刘宋朝的“长广太守”，长广属东莱郡。后来，北魏势力渐强，青州及即墨一带尽归北魏所有。因此，崔鸿的祖父崔灵延便失去了刘宋朝的官职，遂于北魏献文帝皇兴元年（467）携家徙居代郡（今山西大同市北），“（崔）光年十七随父徙代”（《北史·崔光传》），崔光随迁，其胞弟，崔鸿的父亲崔敬友也一定随迁代郡。代郡址在今山西大同市北。崔鸿的祖父崔灵延徙居代郡后，并未做北魏的官职。大概因失去官职，又兼家居的迁徙，家境便中落了。在代郡时崔灵延一家已是家境贫寒，生活拮据。据《北史·崔光传》载：“（崔光）家贫好学，昼耕夜读，佣书以养父母”家庭生活靠儿子的“抄书”、“謄写”的润笔费来维持，可见日子过得是非常艰难的。但通过上述也可想见，崔氏一门虽然贫穷，但其子弟读书是非常用功的，“昼耕夜读”足见其刻苦之状。因而崔氏子弟的学问都非常深厚，这也为后来出仕打下了基础。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亲政之后，曾大力推行“鲜卑族汉化”的改革措施，他还把姓“拓跋”改姓“元”，以示改革的决心。同时，大力任用汉族大姓望族子弟为官。崔鸿的一家在代郡的居住地距北魏都城――平城（山西大同市东）很近，所以崔鸿的父亲崔敬友、伯父崔光得以于孝文帝泰和六年（482）后，出仕北魏任官职。
自北魏献文帝皇兴元年（467）崔鸿的祖父崔灵延携家迁居代郡始，崔家在代郡居住了27年。根据崔鸿逝世时间为孝明帝孝昌元年（525）左右推算，可知崔鸿应出生于代郡。
关于崔鸿的父亲崔敬友及其子崔子元，在《北史》中均有载述，可是在《崔氏族谱》中却没有载记崔敬友及崔子元。崔鸿在《崔氏族谱》中为“六世”，而在“五世”中没有载录崔鸿之父崔敬友；在“七世”中也没有载录崔鸿的儿子崔子元。据《魏书》卷67及《北史》卷44载：（崔敬友）崔光之弟，性好佛道，昼夜诵经。初为本州治中（为州官的助理，主管文书事务）颇受贿，为御史所案，逃免。后除梁郡太守，以母丧不拜。又据《魏书》卷67及《北史》卷44载：（崔子元）崔鸿子。仕为秘书郎，……后谋反，事泄逃窜，会赦免，旋为其叔父鵾所杀。通过上述，可知《崔氏族谱》中没有载录崔鸿之父崔敬友，是因其犯“受贿”罪的缘故；未载崔鸿之子崔子元是因其犯“谋反罪”的缘故。在我国各氏族的谱牒撰修中，凡犯过罪或德行不佳者，均不得入谱，这是通例，各氏族无不恪遵。崔鸿的胞弟叫崔鹍，在《北史》中有要略记载，而《崔氏族谱》中则没有载录。崔鸿之弟崔鹍杀侄子崔子元的原因，大概是因其犯“谋反”的大逆罪，惧其辱没门庭。至于崔子元有无子嗣，在《崔氏族谱》崔鸿名下及“八世”中均未有载录，只好留待后考了。
非凡的才干
崔鸿是一个读书刻苦、执事勤谨的人。他知识渊博，尤其在史学方面更是学识深厚。崔鸿“少好读书，博综经史”、“弱冠即有著述”（见《北史》）足见他的聪颖和勤励，这使他获得了崇高的声望。
出仕后，崔鸿曾任尚书都兵郎中，朝廷曾“诏太师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学才明者三十人，议定律令于尚书省”（见《北史》）。这次“律令”的修订，崔鸿与其伯父崔光均参列其中，并且是首席人物。这在当时传为佳话，这也可见崔鸿的才学名望之高。
北魏宣武帝延昌二年（512），朝廷要大考百官，崔鸿因“考令于体例不通”，就向朝廷建议“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扬清激浊”，崔鸿主张，为官求才务求贤良，要奖励提拔能人、干才。并须淘汰罢免那些尸位素餐的“庸人”。对“绩效能官，才必称位者，朝升夕进”，并且主张对有才能而且品行端正，有政绩的官员，应随时提拔重用。并应对特出者，可越级提拔，不能限于“一官半级”。他还力陈当时的官场用人之弊端，而且言词激烈，敢于犯颜直谏。他说：“自景明（宣武帝年号）以来，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转一阶，贵*内外万有余人，自非犯罪不问贤愚，莫不上中与不肖比肩同转”这段话指出了当时朝廷用人的腐败现象。对在职官员三年考一次，考一次各提一级，根本不管其才能与政绩如何。有才能的与“不肖”的均各“三扁担或扁担三”。至使具上、中等才能的人与才能低下的人一样升迁擢拔，对这种用人制度崔鸿非常愤慨。他还进一步阐述说：“虽有善政如龚黄（汉代的循吏龚遂和黄霸）、儒学如王郑（东汉时期的大文学家王粲和大经学家郑玄）、文章如张蔡（东汉时的大辞赋家张衡和蔡邕）得一分一寸必为常流所攀”。而且当时选拔官吏的有关部门也不分良莠、不辨优劣“一概不曾甄别，琴瑟不调改而改张”，崔鸿对官场的这些腐败现象给予了严厉的抨击和无情地揭露。同时提出了分别“贤愚”、“陟明黜幽”的用人方法。可是这些正确的建议没被当时的宣武帝元恪所采纳，使得朝野上下无不为之惋惜。
宣武帝延昌三年（513）崔鸿以“父忧”而解任，赋闲在家。也就是这一年，有“甘露降其庭前树”（见《北史·崔鸿传》）降“甘露”（甘美的雨露）古人认为是祥瑞的象征。是年，宣武帝又以原官职起用崔鸿。“四年（514）复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树”，于是升为中散大夫。史书中说的“降甘露”之事，虽系迷信，但崔鸿以其超人的才华，使得朝廷对其念念不忘，这倒是事实。
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崔鸿又加前将军衔。同时朝廷又命他担任孝文、宣武两朝《起居注》（官名。亦指载录皇帝起居言行之文。）的主笔，这也说明崔鸿的才干是非常受人推重的。他的伯父崔光于宣武帝即位之初，便与李彪共撰《魏书》，崔光为主要史官，也就是《魏书》的总纂。可是，崔光在史任，只是拟定了《魏书》的“编目”，书中的内容资料多不翔实，而且又很匮乏。“徒有卷目，初未考证，阙略尤多”（见《北史》）。对于《魏书》的修撰，其伯父崔光感到力不从心，他常说：“此史会非我世所成，但须记录时事，以待后人！”按其伯父的意思说，《魏书》当代人是修不成的，当代人只能是记录时事，进而写成资料长编，以留待后人去撰写。崔鸿担任《起居注》的主笔后，崔光认为机会来了，他便力举侄子崔鸿担任《魏书》总纂。崔光对侄子的能力和毅力是非常信任和赏识的。在这一点上，已是胜过亲生儿子崔励和崔劼。所以崔光临终前把修撰《魏书》的重任交给了侄子崔鸿。对于崔鸿任史官，孝明帝元诩也是十分信任的。“于孝明五年（520）诏崔鸿以本官修辑国史”（见《北史·崔鸿传》）孝昌初年，崔鸿官拜给事黄门侍郎，不久又加官为散骑常侍，并授齐州大中正。给事黄门侍郎在晋以后是一个重要的文官职，掌管机密文件，备皇帝顾问，与侍中同为门下省的主要官员。散骑朝侍又是时常跟随皇帝左右，规谏皇帝过失的官职。这两个官职，只有皇帝最信任的人才可担任。可知崔鸿当时已是一个与皇帝接触多、关系近，权力很重的人。散骑常侍与黄门侍郎又是文人最企慕的官职，可见，崔鸿获得这个官职是与其超人的才学和崇高的声望分不开的。
崔鸿纂修《魏书》是一项兼职工作，是在其担任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政务工作的同时而兼职，当然是以前者为主。但他秉承了伯父崔光的遗愿，又受皇帝重托，所以他做这项兼职工作也是不遗余力，非常勤奋的。但可惜的是他没有完成这一浩繁的文字工程。据《北史·崔鸿传》载：“鸿在史甫尔，未有所就，寻卒。”看来，这们伟大的史学家在接受修撰《魏书》的使命不久便与世长辞了。这是他人生最大的遗憾。这也给后世人留下了更多地惋惜和追念。
业绩
崔鸿是一个以史事为家事，事业心极强的史学家。当时他看到各国兴替频仍，更叠纷繁，各国虽有史书，但体例各异，条贯不一，便决心厘定条贯，将十六国史汇综成书，让这一段历史给后人留一个清晰的脉络和轮廓，这也就是崔鸿编写《十六国春秋》的真实目的。据《北史·崔鸿传》载：“以刘元海、石勒、慕容俊、苻健、慕容垂、姚苌、慕容德、赫连屈子、张轨、李雄、吕光、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冯跋等并因故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鸿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北史·崔鸿传》）
崔鸿撰写《十六国春秋》着手搜集材料是在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之前的太和年间，后因迁都洛阳的奔波扰攘而将材料大多散失，因而在迁都之后又重新搜集，这使撰写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重新搜集资料期间，崔鸿是无拘道路远近，也不论官方私人，只要有所需资料，便立刻前去索求。据《北史》卷44载：“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诸国史属，迁京甫尔率多分散，求诸公孙，驱驰数岁”。可知，崔鸿因史料的散佚，其撰写工作一度陷于停顿。后来各国史料又基本收集齐全，但“唯有李雄《蜀书》搜索未获，阙兹一国，迟留未成”（《北史·崔鸿传》）在各国之史料已撰写成稿后，因缺少《蜀书》而使《十六国春秋》未能完全脱稿。崔鸿为找到《蜀书》又费了七、八年的时间，“辍笔搜求七载于今”。（《北史·崔鸿传》）
崔鸿撰写《十六国春秋》是利用公余时间私下进行的。“谨于吏案之暇草搆此书。”（《北史》卷44）在书稿基本纂成之后，惟恐书中有不符合当朝典章和朝廷意图之处，未敢宣行于世。后来这件事被宣武帝得知，感到很新奇，便派散骑常待赵邕前去索要。并下诏书说：“闻卿撰定诸史甚有条贯，便可随成者送至，朕当于机事之暇览之”（《北史》卷44》）。崔鸿不敢抗旨，便将自己认为“不悖“当朝的部分呈献宣武帝御览。
朝廷的重视，也给崔鸿的撰写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他趁机给皇帝上表，要求朝廷协助他搜寻《蜀书》。他在表中说：“此书（《蜀书》）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久思陈奏，乞敕缘边求采。但愚*无因，不敢动辄。”（《北史》卷44）崔鸿上表之后，搜寻《蜀书》可能得到了朝廷的协助，到孝明帝正光三年（522），终将这本稀有的《蜀书》找到。至此《十六国春秋》的全部史料已收齐，崔鸿又于公务之余埋头案牍撰写。
崔鸿是一个为官清廉，蓄资无多的清官。平时生活十分艰朴，所以撰写《十六国春秋》的资费很拮据，就连笔墨纸张、灯烛膏火之资也时常接济不上。他在给宣武帝的表中也说到了这一点，“臣家贫禄微，唯任孤力（个人），至于书写之资每不周接。”上表之后，其撰写经费，可能也得到了朝廷的资助。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十六国春秋》的编写质量和速度。
编写过程中，崔鸿在所搜集到的各国史书的基础上，再将“时事”（所搜集的各国史书之外的资料）与各国史书相核对，“删正差误”，把虚妄不实，舛错谬误的部分进行删除订正，使之翔实准确，逐步“定为实录”。尔后，再将核考后的史实资料归录于各国史料“条贯”中。经过细致艰苦的考稽、编撰工作，迄于正光四、五年（523－524），《十六国春秋》全部纂修成书。这部浩繁的史学巨著，从孝文帝太和年间（480年左右）着手，到正光四、五年（523－524）全部竣稿，共用了40余年的时间。可惜这部书当时未有付梓，书稿只是藏在崔鸿的家中。
到孝庄帝永安年间，大约在崔鸿逝世5－6年后其子崔子元“乃奏其父之书于朝廷。他在给皇帝上的表中说：“臣亡考……任属记言，撰辑余暇，乃刊著赵、燕、秦、夏、西凉、乞伏、西蜀等遗载，为之赞序，褒贬评论，先朝之日草搆悉了。唯有李雄《蜀书》搜索未获，阙兹一国，迟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购访始得，讨论适讫，而先臣弃世”，由上述可知，在得到《蜀书》将《十六国春秋》全部书稿编成不久，这位伟大的史学家便去世了。其子还在奏表中说道：“凡十六国名为《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为备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缮写一本，敢以仰呈，乞藏秘阁，以广异家。”崔子元呈献给朝廷的书稿是他的手抄本，其父的手稿本仍藏于家中。
年湮日久，世事沧桑。令人惋惜的是，无论藏在家中，还是藏在“秘阁”——国家图书馆中的春秋书稿全都散佚。现在只有清人汤球的《十六国春秋辑补》行世。史稿散佚，丰功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