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振武
方振武(1885—1941)，字叔平，又名运策，安徽寿县瓦埠人。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祖辈世世代代以农为业。父亲方椿良，为人慷慨仗义，好结交穷朋友，年青时在城关六合染坊帮工，后回家乡开设油坊，经营小本生意。母亲孙氏，生子三人，振武排行老二；长兄运震早殁，其弟振廷。继母金氏，亦生二男（运鉴、运朋）、二女。
少年时代，方振武家境艰难，无钱上学读书。十三岁开始在瓦埠街上卖凉水。辛亥革命前夕，到广东加入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不久，他受同盟会委派回到安庆，同徐锡麟等在安庆积极发动革命。1906年7月6日，徐锡麟枪杀巡抚恩铭于警校礼堂，并发动武装暴动，但因力量悬殊太大，起义失败，徐锡麟不幸被俘受害，方振武亦被抓进监狱。后来经各界人士多方营救，用钱买通狱卒，方振武才得以逃出。
武昌起义爆发后，方振武投入革命军，参加了南京战役。接着，他随军北上，攻打徐州。袁世凯窃夺革命果实后，全国各地掀起了讨袁运动。1913年7月，黄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方振武这时在黄兴麾下任辎重兵营长。方作战英勇，曾亲率一营兵力，抗拒袁军数千，激战七昼夜，身中数弹。讨袁军战事不利，7月下旬，南昌、南京相继失陷。在这种情况下，黄兴认为讨袁败局已定，他和孙中山再次东渡日本。方振武虽讨袁坚决，但身为营长，兵力有限，对扭转局势无能为力，也只好逃亡日本。方在日本进了国民党在日本的机关浩然学校。毕业后回国，到广州投入海军陆战队，担任营长。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东组织“中华民国政府”，就任总统。这年秋天，孙中山亲自带兵北伐，方振武任北伐军大队长。次年，方振武率兵独进安徽，继续北伐。但正当他与皖军张文生激战之际，陈炯明在广东发动武装叛乱，北伐失败。于是，方振武被迫率部退回浙江，遣散军队，只身逃往上海。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了，方振武经上海到浙江，充任卢永祥部别动司令。卢永祥兵败后，方振武再次回到上海。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班师回京，捣毁曹吴政权，直系军阀一败涂地。冯、奉两军进入天津后，争先恐后地收编吴佩孚的败兵，张宗昌以山东人为号召，收编人数最多，实力迅速增长起来。这时卢永祥从日本回到天津，同奉军勾结起来。方振武经卢介绍，充任奉军第一军张宗昌部先遣第二梯队司令。1924年冬，方振武随张宗昌南下渡江，沿京沪线进攻燮元军，直抵上海。在这次南下战斗中，方振武壮大了自己兵力，成为张宗昌军阀阵营里的一员大将。不久，他被任为第二十四师师长兼兖州镇守使。
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方振武毅然于12月20日在肥城举事，率部连夜开拔，渡汶河，经汶上、梁山、郓城，辗转到曹州，向河北、河南边界挺进。到曹州后，方振武集合全军讲话，宣布脱离张宗昌，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正式改为国民第五军，方就任军长。这期间方振武曾以“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为题，让每个军官作一篇文章，对这次倒戈提出自己的看法，表明自己的态度。
1926年3月，冯玉祥被迫去苏考察。这时国民军群龙无首，面临瓦解。1926年秋，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召集旧部在五原誓师北伐。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任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方振武为副指挥兼第一路司令。接着，国民军全体官兵加入国民党，成立了“最高特别党部”，方振武、刘伯坚等11人当选为特别党部执行委员。
五原誓师后不久，吴佩孚派刘镇华进攻陕西，西安被围，国民军杨虎城、李虎臣等部危在旦夕，亟盼援救。国民军派孙良诚率部驰援，但兵到咸阳以东的三桥附近，就被刘镇华部围困住，情势很危急。冯玉祥接到报告后，命令方振武率国民第五军火速赴救。方部由五原出发，经宁夏、固原、平凉、分阝州、乾州，日夜兼程赶赴咸阳，于猴儿寨大败刘镇华部，解了孙良诚之围。猴儿寨战役之后，方振武率部以灞桥为目标，向西安的北部包抄。刘镇华眼看他的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急忙撤军，狼狈东逃。被围八个月之久的西安军民终于得以解围。
方振武因不是冯玉祥嫡系，终难得到冯的信任。西安解围后，方振武率部继续东进。当时方部给养不足，弹药得不到补充，向总部求援，冯玉祥却置之不理。因此，方振武便下决心脱离冯玉祥领导。1927年4月，国民军东出潼关时，方部被改编为第九方面军，方即乘机向南阳、荆襄开发，意在另寻出路。方振武与冯部孙良诚时相龃龉，矛盾日益激化。蒋介石利用方与孙之间矛盾，千方百计将方振武拉到自己这方面来。蒋将方部改编为第十一路军，方振武任总指挥。这时，方的势力发展很快，全盛时曾达五万余人。
1928年4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誓师，进行所谓“二次北伐”。方振武奉令改编为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方任军团总指挥，率部由湖北襄阳出发，沿京汉线到达郑州，不久进入山东。四月下旬，方部奉命继续北进，在汶上、肥城一带不断与孙传芳展开小规模激战。28日方部乘胜夺取万德、张夏一线，与津浦路正面的一军团刘峙部会师，对济南发起总进攻。5月1日拂晓，方振武首先带兵攻入济南。方振武在这场军阀混战中，以卓越“战功”被任命为济南卫戌司令。不久，方振武奉命继续“北伐”。进入北平后，方部驻防通县、怀柔、密云、古北口一带。
第二次“北伐”结束后，蒋介石为扩大自己势力，并吞其他集团军，在南京召开了一次编遣会议。会后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被取消，方振武改任第四十五师师长，兵权大为削弱，蒋介石这种排除异己，独裁专制的行为，引起了方振武的不满，他对自己不断受到蒋的摆弄，心中愤郁不平。蒋介石这时对方振武也已有芥蒂，认为方不是自己的亲信，在“指挥”上往往不怎么顺手，更担心方振武倒戈，再回到冯玉祥那里。1929年春，蒋介石以方振武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为名，把方的队伍由北平南调。方振武奉命开拔，但当方的先头部队开到黄河北岸，正派人联络接收济南时，蒋介石又发来了第二个电令，叫方振武与原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对调。这是因为蒋介石感到山东与河南接壤，仍未脱离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的势力范围，所以又改变了原来的主张，把他调到安徽。方振武接到蒋的第二个电令，知道这是蒋介石调虎离山之计，但此时他已无可奈何了。至此，方与蒋之间的矛盾有了进一步发展。
方振武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后，很想做出一番成绩，为老百姓干一点“好事”。为此，他制定了许多治皖措施，很想除弊兴利，为人民造点“福”。但是，他的治皖措施，违背了蒋介石的意旨，也遭到地方封建官僚势力的竭力反对。这些人造出种种谣言，说方振武对蒋介石三心二意，想在安徽搞“独立王国”。这股风吹到蒋介石耳朵里，蒋便决心撤掉方振武的职务。9月25日，蒋介石电召方振武到南京开会。方接到蒋的通知后，知道蒋要对自己下手了。他一方面派人到南京打听消息，一方面在安庆报上发表谈话，表示“打算暂时不去南京”。后方振武派到南京探听消息的孙光谱发来密电（孙是方的表兄弟，少将政治部主任）说：“见过戴季陶，戴劝方即来南京，以息外间谣言”，并说“戴以生命担保安全”。于是，方振武乘安丰兵舰东下，经大通、芜湖赴宁。不料方到达南京的当天，就被蒋介石软禁起来，并立即下令免去方的安徽省政府主席职务。
1930年12月7日，安徽省政府主席石友三因公到南京，顺道会晤方振武。数日后，石友三倒戈反蒋。蒋介石认定方振武是石的同谋。他本来就想杀害方，但始终没有找到有力借口，这次石友三倒戈，蒋认为有了确凿“证据”，便决心拿方开刀。后经戴季陶等人说情，方振武才免于受害，但却被蒋介石投入了陆军监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当时形势，不得不将胡汉民、居正、李济深、方振武等释放出来。
1932年上海抗战时，他变卖全部家产，用作抗战经费。接着，他到山西，与吉鸿昌取得联系，起兵晋南，率领驻在介休、孝义地区的所部两个师，成立抗日救国军，并出任总指挥，北上抗日。蒋介石对方振武的义举异常恐惧，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拦，又指令交通部门不拨车皮给方振武运送兵员，逼令方部在邯郸候命。方振武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全军步行到定县。何应钦又派员前往定县，强令方振武就地将部队改编成两个旅。方振武严辞拒绝了何的无理要求，继续率部开进徐水、满城地区。何应钦急忙调集七个师的兵力，进行堵截。方振武身先士卒，带领部队将何应钦派去堵截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
1933年5月10日，方振武发出通电，坚决表示：“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耿耿愚忱，可质天日。”是年五月底，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冯任总司令，吉鸿昌任总指挥。冯、吉通电就职后，方振武当即通电响应，再申驰赴前线杀敌的决心：“振武不敏，实率数万健儿，竭诚拥护，修我刀剑，歼彼凶残，胜则为少康之一旅；败则为田横之五百。”这时，蒋介石在强力堵截的企图未能实现，收买分化的阴谋又未得逞的情况下，加上全国舆论的压力，只得允许方振武率部通过河南省境，开往察北。但是，对方部行军路线，却限令迂回历史上著名险恶之地，如乌凤洞、倒马关等处。这些地方道路崎岖，人马难行，粮械运转尤其艰难。但方振武抗日心切，毅然亲率全军，昼夜赶行。行军速度有时一昼夜竟达二百余里。这样终于在五月底抵达察哈尔的宣化地区。
到达宣化地区以后，方部根据民众抗日同盟军总部的命令就地编成两个军，方振武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前敌总司令。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援，很快发展、壮大起来，由原来的几千人迅速扩大到十来万人。6月15日，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各军将领六十一人参加了会议，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九人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开了五天时间，通过了一系列抗日决议，确定了抗日救亡的方针和路线。这次大会还选出了军事委员会委员三十五人，候补委员二十九人。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佟麟阁等十一人当选为军委会的常务委员。
8月14日，冯玉祥在内外压力下，自动辞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之职，张家口一带抗日形势出现了暂时逆转，方振武、吉鸿昌等坚持抗战的少数爱国将领，这时也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冯玉祥走后，方振武代理总司令。他和吉鸿昌继续领导抗日军队坚持抗日。不久，他们根据中国共产党前线委员会的建议，作出整编队伍的决定，将“民众抗日同盟军”改为“抗日讨蒋军”。蒋介石亦调集部队，勾结日、伪军，对“抗日讨蒋军”实行围剿。1933年10月中旬，吉鸿昌部主力在顺义牛栏山地区陷入日、伪、蒋军的重围，处境极端困难。吉鸿昌不忍抗日官兵遭受无谓牺牲，10月10日，应国民党第三十军军长商震，及北平慈善团体代表的邀请，吉鸿昌和方振武亲往第三十二军驻地，同商震等进行谈判。吉、方两位将军一到商震的驻地——顺义附近的马家营时，就被关押起来。何应钦命令商震立即把方、吉二人押解北平审问。方、吉在押解途中，想方设法逃出了虎口。当方振武逃出后，跑到一位姓张的农民家里。张大爷听说他是参加抗日的方振武，立即把他藏到山芋窖里，躲过特务搜查。方当夜化装出走，到了天津。蒋介石得知方振武、吉鸿昌逃走的消息，非常恼火，下令通缉以方振武、吉鸿昌为首的一百七十余名抗日将领和知名人士。方振武对此义愤填膺，他说：“我们抗日，今天竟成了‘罪人’，我和蒋介石不共戴天。”
蒋介石派特务到处搜捕方振武等人，方振武不敢久居天津，旋即由天津化装乘意大利皇后号轮逃亡香港，接着流亡英国伦敦、意大利威尼斯。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迫不得已，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作出各党各派共赴国难的决定，并撤销了一些通缉令，方振武等因此也有了行动上的自由。当方振武在海外听到国内团结抗日消息时，颇为振奋，立即由意大利威尼斯起程，经香港回到桂林，然后乘兵舰到达南京。后来蒋介石任命方振武作“军事参议院参议兼办公厅主任”，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头衔。这个任命弄得方振武哭笑不得。他在接到委任状后，苦笑着说：“蒋先生要把我姓方的关进画眉笼子里边去啊！”南京沦陷的前一天，方振武偕同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深由南京乘招商局的江新轮去汉口。这时方振武眼看国事日蹙，而自己却一筹莫展，内心感到非常痛苦。后又随李济深到重庆，也干不出什么事情来。在参加抗日无望的情况下，方振武到了桂林，办起了农场，收容了一批安徽籍难民和流亡学生，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并通过华侨捐款，购置枪支子弹，准备再度奔赴抗日疆场。此事很快又被蒋介石知道，蒋派特务对方进行监视，于是方振武只好迁居香港。
1941年12月8日，日寇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香港形势也随之紧张起来，英国人要求重庆当局迅速派知兵大员协同英国皇家军队保卫香港，当时避居香港、九龙的一部分爱国人士和华侨互相商议，打算请方振武出来领导港、九同胞武装抗日，但此事后因多种原因终未实现。港、九被日本占领后，方振武即去九龙边界乡间一位老朋友的家里暂避。不久，方振武决心回国参加抗日工作，但刚入广东省境，就被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忠义救国军”杀害，时年56岁。
方振武一生光明磊落，为官清廉。在他为官从政和做高级军事将领时，并未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势，鱼肉乡民，谋求私利。他老家寿县有他的继母和同父异母兄弟，他也没有给他们买田置地；祖上留下的三亩多田地，一直到土改时都“原封未动”。他不准自己亲属在家乡凭借自己权势去欺压别人，他的继母和兄弟解放前一直过着清贫生活。建国后，在他的家乡——瓦埠镇为他修复了故居，建了陵园，成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