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

　　汉口（汉语拼音：Hankou；英语：Hankou），历史上曾作为一个独立的汉口市存在。1949年以后，“汉口”不再是一个官方的行政区划名称。

　　历史上，汉口与汉阳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同步发展的。直至明代成化十年（1474年）汉水改道（汉水在历史上改道不下8次）从龟山北麓入长江以后，汉口才独立发展，仅有500多年的历史。

　　汉口后来迅速成为一座新兴商埠，名声和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武昌和汉阳。明末清初，汉口已与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并列为全国四大名镇，海外誉为“东方芝加哥”。

　　1927年初，武汉国民政府将武昌与汉口(辖汉阳县)两市合并作为首都，并定名为武汉。今天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合而成的“武汉市”，其历史只有70余年。汉口与武昌、汉阳不同，武昌、汉阳至今仍是区级行政区划的名称，而汉口由于规模过于庞大，被分割为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东西湖区四个区级行政区划。同时，汉口也是武汉市委市政府以及其它市级政府部门的所在地。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政府行政建制中，从来没有汉口这个区划，但是在一些系统之内还是常常将它们在武汉市的机构冠以“汉口”二字。例如铁路系统的汉口火车站（此外另有武昌火车站和武汉火车站），水利系统的汉口水文站，汉口银行等等。

　　汉口自鸦片战争后开埠通商，西方列强凭借种种政治特权和经济、技术优势，纷纷来汉开设洋行，创办工厂。既倾销洋货，又利用内地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加工农副产品运销国外，同时直接生产商品占领中国市场。沿江租界地区先后有8国商人建立银行，开办汇兑、信贷、储蓄存款、买卖货币、发行钞票等业务。这些外国银行80%建立于清末时期，少数建于民国前期，1920年达到18家。最早在汉开设银行的是英国的麦加利银行，它于1863年率先来汉在英租界设立分行，随之英国又开设汇隆、汇丰、丽如、利生银行共5家。美国有花旗、友华、万国银行3家，日本有正金、住友、汉口银行3家，还有德、俄、比利时、意大利、法国等国开办了德胜、清华、华比、义品、东方汇理银行等。在众多的外国银行中，历史悠久，业务最活跃，势力最大，作用最突出的要算汇丰银行。

　　随着外国银行越开越多，汉口成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中心，它们使外商洋行获得资金融通的便利，经营超过其本身营运资金许多倍的业务。1902年汉口进出口货物共值10032.1万两白银，1910年增加到15219.9万两白银，汉口外汇行情完全由外国银行操纵。汉口海关关税也由英国汇丰银行控制，英国以汇丰银行为海关金库。

　　汉口从它形成之日起，就与商业紧密相关。直至今日，汉口仍然是武汉市的商业中心。汉正街位于汉水北岸，是汉口形成最早的一条街道。

历史

　　自明代中期至清末，汉口归汉阳府所属汉阳县管辖。明嘉靖年间（1522-1566），汉阳县设巡检司管理汉口镇。

　　清康熙年间（1662-1722），汉口巡检司治所由汉阳的崇信坊迁到汉水对面汉口侧。雍正五年（1727年），巡检司分为仁义、礼智两分司，管理汉口居仁、由义和循礼、大智四坊。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实行“阳夏分治”，在汉口置夏口厅，治所二盛巷。

　　民国元年（1912年），夏口厅改为夏口县。民国15年（1926年），国民政府设汉口市；次年，在境内天元善堂（旧址在今民主街）建汉口市政府大楼。

　　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即武昌、汉阳、汉口)之后，于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将武昌、汉阳、汉口三镇作为“京兆区”，统称武汉市，并正式从广州迁都武汉。

　　1927年的宁汉合流之后，恢复汉口特别市。

　　1929年，裁撤了夏口县。同年，汉口改为湖北省辖市。

　　1932年4月，改为特别市，7月又改为普通市。

　　1938年10月至1945年8月，武汉会战后武汉三镇被日军侵占。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7年改为汉口院辖市，直属南京国民政府。

　　1949年5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武汉，汉口市与武昌市、汉阳县城区合并为武汉市。

明朝

　　在武汉三镇中，武昌和汉阳都是拥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古城，而汉口作为商业集镇，形成最晚，但是发展最快，后来居上。

　　由于近代汉口经济的极度繁荣，汉口作为武汉三镇中最年轻的一员，反而声名崛起得最高。在香港九龙尖沙咀，至今还有汉口道；在上海、南京、青岛，甚至台湾的台北市、台中市，现在还有汉口路。

　　根据当地地方志的记载，汉口的历史肇始于明朝中叶。在明朝成化以前，汉水是从汉阳城以南注入长江，汉阳的地名本身就是他曾经位于汉江北岸的明证。今天汉口所在的地方，原来只是汉阳城北一片荒芜的低洼沼泽地带（后湖）。但是明朝成化年间，由于汉江几经改道，改从龟山北面的集家嘴注入长江。汉水改道后，北岸的汉口开始与汉阳分离。不久，由于汉江在河口一段的江流系向北岸凹进，风浪较小，宜于商船停泊，同时，这里拥有同临两江（长江、汉江）的地理优势，迅速兴起。

　　汉口最早的居民是张天爵一家，他们在明代天顺年间，汉水改道的前夕，从萧二手中转包了龟山北麓一带的河滩地，建屋定居，每年的地租是三分白银。

　　嘉靖年间，开始设置汉口巡检司管理这个新兴市镇，下设5坊，其中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都位于汉水北岸，只有崇信坊位于汉水南岸（汉口巡检司最初设置在汉水南岸的崇信坊，康熙年间始由南岸移至北岸）。一般认为这是汉口正式设镇的标志。嘉靖四年（1525年），根据丈量结果，镇上建有房屋1281间。嘉靖二十四年，汉口已有居民1395户。

　　到明朝末年的万历年间，汉口开始成为湖广省（今湖北、湖南）的漕粮与淮盐两项大宗物资的转运枢纽。当时，以盛产稻米著称的湖广地区（俗谚“湖广熟，天下足”）不仅有大量漕粮需要在此集中，经长江转入京杭大运河北运京城；而且有同样数目可观的粮食在此集中，经长江和运河运抵苏州枫桥米市，弥补江南城镇以及闽粤沿海粮食的不足。湖广地区的食盐供应来自两淮盐场（今江苏北部），在仪征集中后，转入长江运至汉口，再分运湖北、湖南各府州县每年由汉口转销湖广的食盐为777200引，大致在3亿斤左右回空盐船普遍装载土特产品下行。

　　到明末天启、崇祯年间，汉口已经相当繁华，形成一座规模可观的商业集镇。

　　由于汉口地势低洼，对城镇发展的最大威胁是每年夏秋之际的洪水。于是在崇祯八年（1635年），汉阳府通判袁瑁在镇北主持修筑了一条长堤，西起汉正街西端的硚口，东到汉正街东端的堤口（四官殿码头），同时堤外开挖两丈宽的玉带河，河上建有30多座桥梁，有六渡桥、广益桥、三眼桥、燕山桥等。长堤以内的区域即汉口早期的镇区，东西狭长。

　　汉口早期建筑的特色，是汉水江边的延绵数里的吊脚楼。楼的一半在岸上，一半搭在水上。同时，汉水江中常年“帆樯满江”[12]。，桨声喧哗，也有为数众多的船户常年生活在水面上。

1644年－1860年

　　到清朝初期，汉口凭借其地理位置的优越，经由长江上通四川，下通江西、安徽、江苏；经由汉水上通陕西、河南；经由洞庭湖水系可达湖南以及贵州乃至云南；有“九省通衢”之说，拥有其它城市无可比拟的交通优势，因此商业更为繁盛，吸引了外省众多商帮前来经营，形成五方杂处的商业大都会，虽然其行政级别只是一个镇，却发展达到当时罕见的城市规模：“火烟数十里，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座，船泊数千万，九州诸大名镇皆让焉。”雍正五年，将汉口巡检司分成仁义、礼智二分司。至清嘉庆年间，汉口与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并称“四大名镇”；并开始流行将汉口与北京、苏州和佛山并列，称为“天下四聚”之一的说法：“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

　　汉口的居民构成，一向以外省客商为主。来此经营的商帮有山西、陕西、徽州、江西、宁波等帮。根据当时的记载，“茶庵直上通桥口，后市前街屋似鳞，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

　　当时汉口的行业与商品种类繁多，其中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而其市价行情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已经十分显著，足以影响全省人心动向。

　　汉口在这一时期的繁盛程度，还可以从乾嘉年间2次“汉口镇火”的侧面记述中亦可见一斑：乾隆末年，毕沅任湖广总督期间，汉口镇“失火烧粮船一百余艘，客商船三四千只，火两日不息。嘉庆十五年四月十日，镇上又失火，延烧三日三夜，约计商民店户八万余家，不能扑灭。”

　　汉口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城镇，最突出的建筑物是各地商帮的会馆建筑。街道名称中以商品和行业名称命名的比例极大，“街名一半店名呼”，如花布街、白布街、绣花街、打铜街、牛皮巷、灯笼巷、豆腐巷、药帮巷、造纸街等。

1861年－1911年

开辟五国租界

　　清朝晚期，依清政府与外国政府缔结的天津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汉口被辟为长江沿岸最早的三个通商口岸（镇江、九江、汉口）之一。汉口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

　　从19世纪开始，有五个国家在汉口开辟了租界，这使得汉口外国租界的数目在中国的各个通商口岸中仅次于天津。在汉口旧市镇的下游，沿长江江岸，从上游往下游，依次排列着:汉口英租界、汉口俄租界、汉口法租界、汉口德租界和汉口日租界。按照开辟时间的先后，则依次是：汉口英租界（1861年）、汉口德租界（1895年）、汉口俄租界（1896年）、汉口法租界（1896年）和汉口日租界（1898年）。其中只有汉口英租界开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其余四个租界均开辟于甲午战争结束后的数年中。此外，比利时也曾经策划在汉口开辟租界，由于种种原因，计划最后落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政府首先收回了德租界和俄租界；汉口英租界收回于1927年反帝运动的高潮中；法租界和日租界则一直维持到1940年代。

　　共有十余个国家均选择汉口作为他们在中国中西部省份开设领事馆的首选地，驻汉口的外国领事馆的辖区常常包括中国中西部的八九个省份，占中国本部十八省的将近半数。除了开辟租界的上述5个国家外，在此设领事馆的国家还有：美国、比利时、瑞典等。

　　汉口从开埠之初，作为当时主要的出口物资——茶叶的集散地，其发展前景就为外国商人所看好（英人癖好红茶，俄人则嗜食砖茶），英、俄、德、美等国商人来此开设洋行，经营大宗进出口业务。在所有洋行中，英资怡和洋行（1862年开设分行）一直稳居首位，被称为“洋行之王”。

　　汉口的贸易量很快就超过了传统的商埠广州，仅次于上海。到20世纪，虽然天津、青岛等北方港口也发展起来，汉口仍然继续长期牢固地保持着中国三大港口的地位。1902年汉口进出口货物共值10032.1万两白银，1910年增加到15219.9万两白银。

　　与其他港口不同的是，早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前，外商在汉口很早就大规模投资于工业，最初是英、俄商人开设的茶叶加工厂，其中尤以俄商开设的顺丰砖茶厂（1863）、新泰砖茶厂（1866）和阜昌砖茶厂（1874）在汉口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后发展到其他农副产品的加工，利用华中地区丰富的人力和农产品资源，参与投资的外商以英、德两国居多。其中，英商开办的隆茂打包厂、平和打包厂；德商开办的美最时蛋厂、礼和蛋厂，都拥有相当的规模。

　　外资银行业在汉口也曾经拥有庞大的规模，开办汇兑、信贷、储蓄存款、发行钞票等业务。这些银行属于7个国家，大部分建立于清末，到1920年其数目达到18家（英国5个，美国、日本各3个，其他属于德、俄、比利时和法国）。它们操纵着汉口的外汇行情，甚至控制汉口海关关税。其中设立最早的是英资麦加利银行（1863年），规模最大的则是英资汇丰银行。这些外资银行于20世纪初在租界沿江建造的西方古典式分行大楼，至今仍是汉口江滩十分醒目的景观。

　　由于汉口工商业的繁荣，周边农民也大规模地涌入汉口。至20世纪初，汉口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城市，被称为“东方芝加哥”。

旧市区的变化

　　1864年，由于受到捻军南下的威胁，汉阳知府主持修筑了汉口城堡（俗称后城），上起硚口，下到沙包（一元路），长11华里，开门8座：玉带门、便门、居仁门、由义门、循礼门、大智门、通济门、便门。

　　后城筑成以后，长堤失去防水功能，玉带河也变成干河。于是长堤演变为一条手工作坊集中的街道——长堤街。

　　1904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修筑了长约30华里的张公堤。1905年，京汉铁路通车。1907年，存在了40多年的汉口后城被拆除，改筑为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

1911年－1926年

辛亥革命期间

　　1911年11月30日，清军败退时，冯国璋下令火烧汉口街市，大火延烧四天四夜，使得汉口旧市区受到严重破坏。

收回德俄租界

　　1917年，中国对德国宣战，收回汉口、天津两地德国租界。汉口德租界收回以后，改为第一特别区。

　　1924年，汉口俄租界交还中国，改为第二特别区。

1926年－1949年

　　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之后，于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将武昌、汉阳、汉口三镇作为“京兆区”，统称武汉市，并正式从广州迁都武汉。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中将三镇合并为一个行政区划。党政机构分设于汉口和武昌：国民政府设在后城马路的南洋烟草公司大楼，外交部设在一元路，交通部设在京汉铁路局大楼，财政部设在汉口军警监督处，全国总工会设在友谊街程汉卿公馆。中央党部和司法部则设在武昌。

　　鲍罗廷发动声势浩大的反英运动，1927年1月，数万名示威群众冲进汉口英租界，英国侨民匆忙撤离。随后，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方进行交涉，迫使英国将汉口英租界交还中国。汉口英租界交还中国以后，改为第三特别区。

　　1927年的宁汉合流之后，武汉市又被拆为汉口特别市（类似目前的直辖市）、武昌市和汉阳县，直到1949年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才重新合并为武汉市至今。

汉口市历任市长

　　刘文岛（1893—1967年），号尘苏，胡北武穴市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一届毕业生，又先后以勤工俭学留学法国、日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少年有爱国思想，不满清政府的腐败政治，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国民革命。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刘任第八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参加汀泗桥和攻克武汉诸役，屡建战功。10月，出任汉口市长。

1928年，省市改制。刘文岛受命任汉口特别市市长。任内任人唯贤。颇有建树。此前，沿江大道从桥口至江汉关一段，马路狭窄不平，江边居宅多系矮小吊楼，刘令建设局、财政局合作，建筑沿江石驳岸，开辟大道，沿用至今。开辟民族、民权、民生和三民路，筹建孙中山铜像，兴建中山公园，还鼓励私人集资建造模范区大片住宅等等。

1931年汉口特别市政府改为省辖市后，刘调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那年洪水淹没了汉口市。市面行舟，刘虽调任民政厅长，仍日日夜夜赤脚草鞋，驾着小船到处巡视，救济难民，把馒头、面包等食物送到灾民手中。

1932年蒋介石试图与希特勒发生联系，选定刘文岛去完成这一任务，派刘为中国驻德国公使。到任后，由于与希特勒联系排不上队，无法完成所负的任务。刘见意大利比德国容易攻关，且外长齐亚诺从中沟通，产生交谊，可能与莫索里尼联系。回国述职时，刘将此情况报告了蒋介石，得到蒋的允许，即调刘为意大利公使，刘通过与齐亚诺的接触，不仅与莫索里尼取得直接联系，还得到公使升格大使的许诺。刘文岛即被任命为驻意大利大使，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从此，各国相继升格都改为大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刘文岛东调回国，由于他没有派系，在蒋介石面前无人为其推荐，因而在重庆以大使级领俸，过着清苦的生活。

刘文岛学识渊博，著作颇多。在巴黎大学时与其同学、前夫人廖世劭合著《新军论》、《民约论》，在重庆附居时著有《政党政治论》，又著有《行业组合论》、《行业组合与近代思潮》、《意大利史地》等，分别列入共学社丛书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

1945年日本投降后。刘文岛并未能改变清苦的生活，只不过多了一个立法委员的头衔。以后在台湾被闲置了十几年。最后以一个空头立法委员终其身，死后萧条。继夫人陆继劭和5个子女都去了美国。

刘文岛一生清廉正直，热爱祖国，子女们虽远在大洋彼岸，还经常去信告诫:“绝不能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一有机会就应为振兴中华出力。”子女们也谨遵父训，共兴父母之邦。

1972年，刘文岛的二子刘共展，以美国好莱坞广播公司经理兼中美文化交流负责人的身份，随尼克松总统一道来中国访问，受到周总理的接见。返美后，复回国拍摄《大鸟在中国》的电视剧，宣传新中国建设成就，对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作出了贡献。刘文岛之女刘共定，1981年利用暑假到沈阳东北工学院讲学，效果良好，尤其是谢绝院方高薪待遇，受到党政领导的高度赞扬。

　　万声扬，原名午亭，字武定，光绪四年(1878年)生于武汉市黄陂县。幼颖慧，性豁达，精书法，宗欧阳询及汉隶，字迹骨气劲峭，法度严整。其祖父登云，系儒医，刚正自持，万声扬深受其影响。

1901年，万声扬常在武昌花园山李廉方处与吴禄贞、耿伯钊诸人聚会，倾诉抱负，畅谈革命。次年与黄兴同赴日本.入东京宏文书院肄业，加入同盟会，与刘成禺、李书城等主编(湖北学尘界努和《汉声》杂志，鼓吹革命运动。同时将《猛回头》、《海天潮》等10余种进步刊物秘密输入国内。

1909年万声扬归里报国，竭见湖北提学使梁鼎芬，陈述改革教育之意愿，梁未于采纳和任用，万声扬愤而走沪，寻访故旧，组织昌明科学仪器公司，被推为公司总理。该公司以经营普通书刊为名，暗中却发售革命书刊，并作为国内外革命者的联络点，传递海外消息。

其后，万回鄂担任两湖优级师范理化专修学堂堂长(高等师范专科)和支那师范学堂监学，井在武昌三道街成立数学研究所，自任所长，所著《中学适用算术新教科书》，为清末学校通用教材。在理化专修学堂，万声扬主讲大代数，且在课外讲述时事，借以激发学员读书不忘报国的爱国思想，

武昌辛亥首义时，万声扬任湖北军政府顾间、政事部文书局副局长、编制部副部长。(汉)阳、夏(汉口)保卫战时，黄兴任战时总司令，万为该司令部秘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又任陆军部秘书。1913年，万声扬参加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二次革命”。1915年，袁世凯称帝复辟，蔡锷在云南起义，万声扬在北京进行联络活动。倒袁运动失败后，万任北京农业大学、陆军大学教授。1924年汤芗铭来鄂任武阳夏商场督办，邀万声扬任督办公署秘书长。其间，万声扬在共产党员李汉俊的影响下，亦认为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常以商场督办处为李汉俊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庇护所。1926年冬，北伐军攻占武昌后，万任湖北政务委员会军政股股长兼拆城办事处主任。此后又转而从事教学和数学研究。

1931年初武汉市改为汉口市，万任市长。到职后，由于财政困难，市政建设难以开展，官场请托频繁，穷于应付。在当年大洪水暴发前，即辞职而去。

1938年武汉沦陷，形势危殆之时，万声扬迁居重庆北碚，依靠同乡老友资助与求书法者的馈赠维生。1940年秋病逝。

　　何葆华，小字鸳祈，原黄冈三里畈人，解放后三里畈划归罗田遂为罗田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民国初年毕业于湖北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

民国14年(1925年)，何葆华任北京官产处处长，以受当时白朗农民起义军的牵连而被捕，后经方本仁保释。民国20年(1931年)，何成浚任武汉行营主任兼湖北省政府主席，经方本仁推荐，何成浚委派何葆华为汉口市市长。当年长江大水，何葆华兼任两湖防汛主任，妄将防汛麻袋每个提价1.5元，并将规定麻袋的豆、沙比例之七三成，改为三七成，从中大肆贪污，张公堤因而溃口，大水冲入汉口市区，市民生命财产遭受空前巨大损失。张难先向蒋介石面诉，经查属实，除将何葆华撤职外，井将他在江西煤矿公司股金1万元(银元)和汉口胜利街房屋一拣，予以没收。何伪装死人，将贵重财物用棺材装往上海，匿居上海北京西路和平里。

民国21年(1932年)，国民党四十七师、五十四师来罗田“剿共”，何葆华除曾赠送该师银元800元以壮行色外，并由上海回到汉口，在汉口汉正街鼎昌油行召集麻城东八夔土豪劣绅开会，成立“冈北麻东清乡委员会”。会中主要负责人，何葆华委之于何文奇、范廷玉等9人，并由何文奇任主任，范廷玉任清乡团团长。在黄冈但店杀害地方党员曹觉印、何子英等，到了三里畈杀了何国成、何文华等。在黄冈枫树湾勒索赔偿2150贯钱，作为赔偿何葆华家被烧毁的房屋。

民国36年(1947年)刘邓大军南下，地方地、富都逃到武汉，何葆华又召集同安公会成立“冈北麻东难民委员会”，在汉口胜利街何家办公，维持地、富的生活，并呈准武汉行营派遣三十四旅进剿冈北麻东一带。此时，新四军五师张体学独立旅退往麻城，只留下第三团在冈北麻东进行游击。何葆华为了要彻底消灭革命势力，特组织“还乡团”，并筹款购置机枪2挺，子弹500发，收集步枪90多支，由他的侄儿何维正率领，在金儿寨放火烧山，活捉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毕峻一、张莲鹏、刘正武等，在三里畈河街施以剜眼、割鼻、抽筋等酷刑。民国37年(1948年)农历三月初十，何维正又捉了地下工作者邱际云、王双河等13人。何葆华还说，“对革命人士要斩草除根”，要“多杀一个土八路。等于念了十芷经”。随后将邱际云等人在邱家咀河杀死。

1949年，武汉解放，何葆华为表示拥护革命，捐赠大米500石，另购买建设公债2000万元(即现人民币2万元)。不久。何葆华任中南区法政委员会委员。为平息地方民债。何还自动退出了l000万元(即人民币1万元)，作为赔偿他以前勒索地方的房款。但由于地方人民要清算他的罪恶，1950年遂由武汉市公安局予以逮捕，后被保释。

何葆华被释后，竟赴北京申诉，以开明入士自居。当时中央来令湖北省公安厅，要有人证物证，否则以后不准乱捕。因此地方群众检举了他的3项罪证:一是他曾主持“清乡委员会”；二是他组织“还乡团”；三是他曾摊派枪款，每个民众5元，对倾向革命而有嫌疑者，重派每人30元以及杀害革命群众等事实。当时中南区正宣传春耕生产政策。何葆华是中南区法制委员，未予逮捕。直到1951年黄冈县人民政府才派人到上海将他逮捕回县，当即在三里畈河坪处决。宣布他的罪状是:两次“清乡”，共抄21家，杀戮84人。

　　潘宜之，字祖义，广济(今武穴市)潘秀二垸人，1896年生。幼随家南京就学，毕业于南京陆军测绘学校。经兄祖礼介绍到福建民军张贞部当文书。累擢至团长，被保送进保定军校，后因病辍学归队。

1923年，潘宜之任福建民军总司令张贞的参谋长。1926年北伐军兴，白崇禧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潘在总部任中校秘书。潘有仪容，擅辩才，又与白同为保定三期生，颇得赏识，多所谋划。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克南昌，白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选任潘为总指挥部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东路军克淞沪，白兼任淞沪卫戍司令，潘改任淞沪卫戍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中央日报》社长。后又担任市政府秘书长。白在沪成立“清党委员会”，潘为策划者之一。

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这时败退长江以北的军阀孙传芳趁机纠集残部，并联合鲁军张宗昌的主力，共5万之众，聚集在南京与镇江之间的龙潭，孤注一掷，发起向何应钦的第一军阵地猛烈进攻，妄图长驱直入，围攻南京。何与白崇禧分别指挥第一、第七两军主力与孙军激战龙潭。潘在上海得知龙潭战况，率“楚同”、“永安”两艘军舰溯江而上，赶赴龙潭江面参战，以炮火猛轰孙军侧背，给酣战中的孙军官兵造成精神和心理上极大威胁，在北伐军的正面攻击下，孙传芳全军覆没。是役，潘为南京政府立下战功。

1928年9月，潘以第四集团军总部政务处长随军进驻武汉，后受任汉口市长，除加强财政管理，为新桂系筹借军费外，无多作为。他还兼市党部执行委员、党训所教育长，亲自讲课，为胡宗铎、陶钧反共清乡培训骨干。

1929年“蒋佳战争”爆发后，潘代表李宗仁负责与冯玉祥、阎锡山联络。后随桂军败退到宜昌。遭蒋介石明令通缉。次年，阎锡山、冯玉样、李宗仁联合反蒋，发动了中原大战。潘出任阎锡山的总部军政处处长兼交通司令，并主办《民报》。第二次倒蒋失败，潘得阎资助留学英国牛津大学，专攻政治。1934年回国，到广西任第四集团军总政处少将处长，又担任新桂系秘密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政治委员会副主任、宣传委员会主任兼南宁《民国日报》社长。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潘曾被派去龙州迎蔡廷锴到南宁共商大计。9月蒋桂重新妥协，潘晋升中将。李宗仁派他与宋子文谈判，解决广西“桂钞”与法币比值问题。

1937年抗战爆发，潘随白崇禧参加南京国防会议，商讨抗日事宜。9月，同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合谋在桂搞“第二次清党”，后随李宗仁到抗日前线，任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兼抗敌青年团教育长，又兼任湖北省政府委员。秉承李、白旨意，趁机经营桂系“第二基地”，扩充实力与地盘，在他控制的抗敌青年团内，接纳了一批地下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当教官和学员，也跟共产党有些联系。国民政府迁重庆后，潘任经济部常务次长兼中国茶叶公司董事长。1944年上调交通部常务次长。年底即被讽示“自行辞却”，仅委以行政院参事。是时，潘在宦海中丢官罢职，加之家事矛盾深重，深以为苦，无奈只身出走，1945年初飞往印度加尔各答养病。同年夏回昆明。其时抗战胜利消息传来，蒋介石发表他为救济总署广西分署署长，他认为降格使用十分沮丧。9月10日，闭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吴国祯，字峙元，湖北建始县人，生于1903年10月。吴国祯幼随父居北京，12岁进天津南开中学，以优秀成绩毕业，考入清华大学。1921年毕业，赴美国留学。先获爱葆华州格林内尔大学经济学士学位，后在普林斯顿大学获硕士学位及政治系哲学博士学位。

1926年回国，任国立政治大学教授，翌年任外交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郭泰祺)秘书兼交际科科长，后调外交部第一司副司长(帮办)及条约委员会委员。

1928年到湖北，历任湖北省税务局长、汉口市政府参事、工务局长、土地局长、财政局长、湖北省财政厅长等职.

1932年吴国祯继何葆华任汉口市长。直至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任期最长。时在汉口大水灾之后，市政建设百废待兴、物价上涨、人民生活痛苦，吴上任后改善经济，稳定人民生活，继续完成张公堤堤身加高加固工程、中山公园整修和扩建工程、沿江马路工程等。在市政经费困难条件下，集资在汉口水厂附近建立了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后改为市二女中，今为十七中学)，一所完全小学(定名九小，今为六渡桥小学)。加强督学制度，举办中、小学生各项学科比赛。

吴国祯在市长任期内是有几分硬气的。当时湖北省会(武昌)公安局长蔡孟坚按照省主席杨永泰的办法，推行保甲制度，昊国祯却在汉口闻风不动。在一次省政府会议时，蔡对吴提出责难。吴说“什么保甲长？不过是些地痞流氓。”结果19省会保甲长邀集上百名到汉口请愿和质问，吴自巍然不动。

当年发生一起新闻报道风波。缘《太阳灯》小报记者丁某，看到吴国祯的汽车，停在某青年女艺人的家附近，捕风捉影编造吴国祯与女艺人莫须有的消息，吴见报后，即向汉口地方法院以毁谤罪控告报馆写稿人。“市长打官司”的新闻轰动武汉。结果，写稿记者败诉，被判拘留了事。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吴国祯调任重庆市长。1941年6月，日机夜袭重庆，较场口大隧道发生窒息惨案，成千上万人伤亡。蒋介石下令惩处主管防空人员，吴以市长兼防空副司令受到免职处分，改任外交部政务次长。宋子文部长一度出国，吴代理部长，曾充任互换中英条约全权代表。

1945年8月27日，吴继王世杰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46年5月，接任上海特别市市长。

1948年8月，蒋经国以经济督导员身份，赴沪“打老虎”。吴国祯从经济观点着眼，认为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经济问题，抵制蒋经国的“经济改革”，两人产生龃龉。

1949年，大陆临近全面解放，蒋介石在台湾设置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吴国祯为设计委员。7月，蒋介石应菲律宾总统的邀请，飞赴菲律宾，参加“碧瑶会议”，吴为蒋随员。12月，陈诚辞台湾省主席取，吴国祯接任台湾省主席。

1953年4月，吴辞台湾省政府主席职务，留任陈诚内阁政务委员。5月，请假离台湾飞美。以后，蒋介石请人致书吴氏。嘱他回台担任总统府秘书长职务，吴以“政府年来措施，并不与祯之一贯主张相同”，函复拒绝。

1954年、吴在美国纽约《民气日报》及芝加哥“WNG电视台”对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台湾国民党一党专权，违反民主法治精神等问题，台湾当局极为不安，明令撤除吴国祯行政院政务委员职务，并经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决议，开除吴国祯党籍。

吴初抵美国，任《芝加哥论坛报》远东版编辑两年。1965年，迁居乔治亚州萨凡纳市，应聘为州立阿姆斯壮大学史学教授，晚年致力于中国历史与政治之研究，整理从政史料，并有英文著作问世。1984年6月6日，因病在萨凡纳市去世，年8 2岁。

　　徐会之(1901一1950年)，原名徐亨，湖北黄冈县人。徐父映奎(又名必龙)清末曾留学日本习武，徐2岁时父离世，随母投靠外祖母家维生。

1919年徐会之中学毕业，入武昌甲种工业学校和中法高等学校学习。1924年黄埔军官学校成立，徐会之潜往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在入伍生第一队，毕业后留校，在教导第一困(团长何应软)任某连党代表；1925年东征时，教导一团扩大为第一旅(旅长何应钦)，徐在该旅一团(团长刘峙)一连任党代表；1926年北伐，国民党革命军第一军成立，由何应钦任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周恩来以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徐系第一师一团第一连党代表，参加赣、浙一带进攻孙传芳等北洋军阀的战争。

“四·一二”事变后，徐会之于1928年4月与黄埔一期同学韩浚等在上海组织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反对蒋介石的政治路线，并于同年冬亲往平、津，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

“七七”事变发生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刚实现，徐会之于1939年9月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政训处少将处长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第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以“中央军事联合视察团”到石家庄视察，徐曾召开隆重的欢迎大会，公开号召全体官兵，“向行动果敢、善于打游击战的八路军学习，密切配合，消灭敌入”。该部所属之第四政治大队中，队长潘焰和分队长赵亚夫等20余人，被人指控为“激进分子”，有被加害的危险，徐会之为了保护这些人员的安全立即采取措施，将潘焰送到建始师范学校学习，又以政治部的名义，将赵亚夫等分发到第二十五补充兵训绪处任各连政治指导员，体现了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伉战的精神。1938年，平津及河北保定等地相继沦陷后，徐会之先后担任第五战区政治部副主任和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继于1939年担任川、鄂、湘、黔四省边区主任公署(驻宜昌、刘峙任主任)政治部中将主任。1940年秋，陈诚辞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后，由张治中继任，周恩来仍继续任副部长，徐会之被调往该部担任第二厅中将副厅长，1942年改任第五战区政治部驻老河口中将主任，1943年经陈诚提请蒋介石批准，徐会之调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湖北省政府鄂北行署主任、湖北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1945年8月日本投降，经陈诚、何成浚推荐，行政院将徐会之调任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汉口市市长，直至1948年底，徐辞职经李宗仁代总统任命为“总统府上将参军”。

徐会之忠于民族和国家利益，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均曾做出积极贡献。

　　晏勋甫(1893一1961)湖北省汉川县人。1910年在陆军第三中学肄业时，加入同盟会。翌年武昌首义发生，晏勋甫与部分湖北籍同学返鄂参战。1912年回校复学。毕业后先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后于1919年毕业于陆军大学。

北伐战争时期，晏勋甫任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处长，第八军第二师副师长。十年内战时期，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武汉行营第一处处长。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参谋长，天水行营(西北行营)参谋长。战地党政委员会秘书长，军令部第四厅厅长，主管全国的地形测量事宜。1946年5月蒋介石调晏勋甫为国防部测量局局长，主管业务仍旧。晏勋甫基于国防保密理由，因坚决反对美方冲洗航空摄影底片与陈诚发生冲突。遂于1947年退役。

1949年2月，晏勋甫任汉口特别市市长。武汉临近解放时，晏的同乡好友、武汉商界知名人士林厚周早与人民解放军江汉军区城工部的邱肱良取得联系，接受“反搬迁”的任务，这时便与其妻阮冰主动找晏，力劝这位市长弃暗投明，不要逃走。另一方面，地下党员又做了晏勋甫之叔晏道刚(曾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西安事变后被撤职，永不录用)的工作，由晏道刚劝晏勋甫不要出逃。于是晏勋甫从原住址暗地里迁往另一友人严敬住宅隐蔽起来。

5月14日，晏勋甫同林厚周夫妇在严敬家里，接受几个老朋友的意见，以电话指挥市政府所属单位(尤其是警察局和水电公司)所有工作人员，在汉口真空时期，必须严守工作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并要加强值班守卫，严防敌人破坏。

武汉解放不久，以原国民党汉口特别市政府为一方(市长晏勋甫、秘书长杨锦昱)，新成立的武汉市人民政府为一方(市长吴德峰、副市长周季方、秘书长赵飞克)，原市府全体工作人员和部分南下干部参加，举行接交仪式。吴市长在讲话中，赞扬原汉口市府在晏市长主持下，接受地下党的领导，投向人民，原有的档案、武器、车辆、机器及其他物资都保存完好，这是有功于人民事业的。事后，晏勋甫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武汉市分部筹备委员会委员、民革武汉市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