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延寿

　　焦延寿，字赣，生、卒不详，西汉梁国（今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或睢阳区）人，西汉中期的哲学家。出身于贫民之家，但自幼发愤苦读，涉猎广泛，独钟于《易》学，并在《易》学方面有所成就，得到地方人的称颂。梁王得知焦延寿的情况后，对其十分欣赏与宠幸，命王室“供其资用，令极易学”（《汉书·京房传》）焦延寿学有所成后，梁王先任命其做郡吏，后来又推荐其做小黄令。

　　焦延寿任职期间，每有盗贼奸邪之事，事情未发之前，便能事先掌握一些情况，并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因此，一些盗贼或奸邪之徒在焦为政期间，从不敢轻举妄动。焦延寿为政爱恤民众，培养贤吏，又用其善占之术“化行县中”，为郡县中的百姓办事。因为焦延寿有惠政，得到一方民众的拥戴，梁王准备对其迁举与提升，但当地的“三老官属”皆上书请愿，挚意挽留，梁王便也顺从民意，让其续留在梁国做小黄令，最终焦延寿死在小黄令任上（《汉书·京房传》）。

　　西汉建国之初，由于秦末以来连年战乱，社会各个方面均遭受很大创伤，人口锐减，经济萧条，民众贫困，国力微弱。根据这种情况，西汉统治者者奉行黄老之术，清静无为，与民休养生息，这种政策一直推行70多年，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至汉武帝时期已经成为盛世。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发展的高潮，各种学派相继出现，于是统治者又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家说顿时登上统治思想的地位。元光二年（前133年），汉武帝终止与四方邻国的和亲政策，开始了对匈奴持续39年的全国性战争。为争取战争的胜利，弥补战争造成的财政经济上的损失，汉武帝采取一系列战时方针政策 ，使阶级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日趋激化。

　　汉武帝的孙子宣帝执政之初，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面：朝内的霍氏家族掌握政治、经济、军事权力，向宣帝争权，并谋杀了宣帝的元配皇后许氏，让霍光的小女儿做了皇后。朝外，同姓宗室暗中培养势力，争夺帝位的威胁亦严重存在。面对种种恶势力，汉宣帝一方面依靠深刑，强化权力；一方面依靠儒术，缓和矛盾；一方面大力宣扬灾异祥瑞，佯称自己“受命于天”，带头刮起了灾异之风。早在昭帝年间，就有传说，说泰山有一块大石自动立起，刻有“上林苑中大柳树折断扑地，一朝起立，生枝叶，有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字样。有个名眭孟的人推阴阳灾异，认为“木阴类，下民象，当有故废之家公孙氏，从民间受命为天子者”。宣帝的祖先汉高祖刘邦本出身于平民，霍光以妖言惑众的罪名，杀了眭孟。宣帝即位后，立即为眭孟平反，认为眭孟所说的“公孙病”指的正是宣帝其人，并任命眭孟的儿子为郎。宣帝一生一直频繁地宣扬灾异祥瑞，使天人感应的神学迷信如火燎原。大臣上书言事、上疏进奏也都有意比附阴阳灾异，一时，灾异告谴成为朝廷上下崇尚的观点。同时，在官吏大臣的任用上，经学之士开始占据重要地位。宣元年间，能通一经的人，不但可以免去徭赋，还可以做官，如魏相、平当、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淄人主父偃等，都以治《易》当了大官。于是，当时人把治《易》作为晋身之阶，纷纷传习，研究、学习、发展《易》学，成为当时的一种世风。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焦延寿为生存，为晋身，学习与研究《易》学是必然的，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焦延寿著成《易林》，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在哲学上能称树一帜。

　　《周易》是一部很具有神秘色彩的古书。据考古证实，春秋时期或更早的远古时代，便有了《易》的萌芽。最早的《周易》经文仅有上、下二篇，由64卦辞和384爻辞组成。另外加《乾》、《坤》卦，“用九”与“用六”。春秋以后，有人作《十翼》，对《周易》进行附注释，邓《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等。到了汉代，《周易》一跃而居六经之首，研究者也渐渐多了起来。到班固作《汉书》时，《易》已有13家，294篇，但多出自一家之传。“要言《易》者，本之田何”（《汉书·京房传》），而焦延寿却能在“易与象数之中，别为占侯一派”，创一家学说，刘向校书认为：诸易说皆祖田何，杨权、丁将军与刘向略同。惟京房认为：“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汉书·儒林传》）《汉书·京房传》记载，京房曾向焦延寿学易。由此可以看出，京房对焦延寿的评价是中肯的。

　　焦延寿的《易林》由4960条卦文组成，占蓍时，经过演算必得得4960条之一，然后对照卦文，再结合占蓍之日的季节、时令、阴睛的自然变化进行推论或演绎而得出吉、凶、祥、瑞的结论。黄伯思说：“焦延寿易分六十四卦，更直曰用事。”（《四库全书提要》）“世人谓延寿之法，凡筮得某卦，则观其所之卦林，以占吉凶，或卦辞不动，则但观本卦林辞爻本。”（黄伯思《核定焦赣<易林>序》）然而，焦延寿的这种方法往往又很灵验。《易林杂识》记载这样两个事例：一件事是“宣和末、长庆府崔相公任州日，其时晏清无事，思此圣书，虔诚自卜，得‘大过’卦云：‘典册法书，藏在兰台。虽遭乱溃，独不遇灾。’之‘遁’卦辞曰”：‘坐席未温，忧来扣门，逾墙北走，兵来我后，脱于虎口’。其时卜后十日，州乱，崔相公逾墙而出，家族不损，无事归京。乃知此书贤人所制，初虽难后，后详无不中节。见者当所敬重，黄金自贵，未能蒙于此书。”另一件事是“绍兴末，完颜亮入寇。时有人以售赣《易林》筮，遇‘解’之‘大壮’，其辞曰：‘骄胡火形，造恶多凶，无所能成，遂自灭身。’其亲切应验若此，虽天纲淳风不能过也，开辟以来，惟亮可以当之，延寿著书，何以知后世有亮也。”所以，唐代人王俞说：“大凡变化象数，莫沈乎易，惟人之情伪最为难知。筮者尚古，忧者为处，赣明且哲，乃留其术……所著《大易通辩》，其卦四千九十六题，事本弥论，同归周易，辞假出于经史，其意合于神明。但斋洁精专，举无不中，而言近意远，易识难详，不可渎蒙以为辞费。”（《周易变卦序》）

　　《焦氏易林》用“分卦直日法”，以“二至二分用事之”。又以“坎、震、离、兑分主四时”，以二十四卦分主二十四卦气，每一节气又三分之，得七十二气，每气管五有余，各有不同的物候标志。如“小寒至立春前一日止屯、谦、睽、升、临”，“立春至惊蛰前一日止小过、蒙、益、渐、泰。”以此类推，“看占卦时值卦管事，即以管事卦宫寻找所占本卦断之，奇验。”（《易林筮仪》）焦延寿的这些思想在哲学认识论上虽属于先验主义范畴，但它不是抽象的玄思，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是一种实证自然科学的方法，如同西方康德的星云说一样，属于天文学领域。西汉中期，支配整个时代的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基本形态是以阴阳五行为模式的天人同类、天人相应及与天人相副，这是自然论与目的论的相互对立与相互影响。这个基本形态决定了它的认识论的经验主义与方法论的重要系统和结构的特征，也决定了各种具体哲学形态的特点。西汉哲学如同它的国家形态一样是雄浑、粗犷的，充满着矛盾与活力、高潮迭起，无奇不有，即是先秦百家思想的汇集与综合，又是魏晋思想的源头与温床。汉代哲学的基础和基调，同样是人的强大有力和人对天（神）的征服。在天人关系中，形式上是天支配、主宰人，实则上是人支配天。人的力量与作用，即可以破坏阴阳五行的平衡，又可以调理阴阳，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宰相陈平曾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有万物之宜。”（《史记·陈丞相世家》）这段话被后人认为是说明当时天人关系的名言。在汉代人的思想中，人是天地的产物，但它与天地是并立而为三的，它的形体、德性是化天而成的。人是天的副本，是宏大宇宙的一部分。焦延寿的《易》学，以六十四卦编排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三百六十天，而宇宙间节气、物候的变化和升降消息都是无限的、流动的，所以就无时无刻都可以以天气的微小变化为依据，进行比附推论，任何个人的政治见解、喜怒哀乐都可以借自然的灾异祥瑞而提出。

　　《焦氏易林》的卦辞文中记录了许多历史典故和当时发生的大事，有事实上的史学价值。有人说《焦氏易林》“辞假出子经史”（《周易变卦序》），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如，焦延寿卦辞文里几次出现的“兵征大苑，北出五关，与胡寇战，平城道西，七日绝粮，身几不全。”大概所指是汉武帝对匈奴的“平城白登山之战”。再如，“羿张乌召，彀射天狼，国柱雄勇，斗死荥阳。”是记述刘邦与项羽争霸的汉楚战争中的荥阳之战。又如，“伯夷叔齐，贞廉之师，以德防患，忧祸不存”，“骊姬谗言，与二嬖谋。谮杀其子，贼害忠孝，申生以溢，重耳奔逃”等，都是历史典故。

　　《焦氏易林》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全书多为四字句用文，排列整齐，在语法特征和语言习惯上有似《诗经》，有的直接引用《诗经》中的诗句。如“江河淮海，天之奥府。众利所聚，可以饶有。乐我君子，百福是受。”“东山救乱，处妇思夫，劳我君子，役无休子。”“式微式微，忧福相关。隔以岩山，室家分散。”“桑之将落，殒其黄叶，失势倾侧，而无所立。”黄伯思对《焦氏易林》的评论颇能中的，评论说：“延寿所著虽十筮之书，出于阴阳家流，然当西汉中叶，去三代未远。文辞雅淡，颇可观览。”

　　《焦氏易林》是一部易书，书中难免带有几分迷信的色彩。用一些玄妙的气氛烘托，才能使人相信其卦辞的灵验。因此，卦变中往往影射隐含，利用比兴手法，捕捉或罗列大量微观现象，制造出一种玄妙幽美的宏观意境。如“疲马上山，绝无水源。喉焦唇干，舌不能言。”“持刀操肉，对酒不食，夫从行军，小子人狱，抱膝独宿。”“河伯大呼。津不得渡，船空无人，往来亦难。”“马惊破车，主坠深沟。身死魂去，离其室庐。”等等。王俞评论《焦氏易林》“言近意远，易识难详”，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焦氏易林》对后世的影响较大。三国时期王弼的《周易注》，唐代的《五经正义》，宋代程颐的《伊川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等都从《焦氏易林》中吸取了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