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时

　　王造时（1902-1971年），江西省安福县人，学者、博士、教授、“七君子”之一。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十四岁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的前身北京清华学校。当时安福籍的彭文应、罗隆基亦在清华读书，同学戏称他们为“安福三杰”。

　　王造时在清华度过了八个春秋，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和“五卅”运动的锻炼。1925年秋，他在清华高等科毕业后，官费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他专攻“政治学”，试图从研究世界入手，联系中国的政治实际，寻求解救中华的方策。他在威斯康辛留学期间，博览群书，刻苦攻读，还利用暑假到芝加哥大学去听署期课，极少把宝贵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活动方面。他在学校第三年便获得学士学位，第四年获硕士学位，第五年获博士学位，正是连中“三元”，在当时是罕见的。他的博士论文题为《1919年以来大国对外政策纲领中的裁军问题》，全文长达409页，有理有据，论文涉及的问题都是当时的现实问题，故颇受社会活动家及学者的关注。这篇论文，至今仍然保存在威斯康辛大学。

　　1929年夏，王造时游历了美国一些大城市以后，八月间，由纽约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作为研究员跟英国当时国际上有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家、思想家拉斯基学习。拉斯基是费边社的社员、费边社会主义的阐述者，后来担任英国工党主席。1930年5月，王造时离开伦敦，到欧洲大陆各国考察，访问了苏联，取道西伯利亚回到中国。当时家乡父老如同欢迎“状元及第”那样欢迎他。王造时却千方百计做工作，劝老乡们不要吹吹打打，不要燃放爆竹，但是劝说无效，老乡们仍是放了一阵鞭爆。对此，王造时深有感触地说：“中国人民受封建主义的影响太深，要改变确非容易啊!”于是他向群众宣传鼓动，把矛头指向专制独裁的国民党。

　　1936年11月23日，《华美晚报》头版头条新闻，最早披露：“沈钧儒等七人，今日清晨被捕”。记者报道王造时(江西安福县人)被捕情形：“系在今晨三时，探捕三人，深晚叩门，并出示公文，王即随之而去，阖家男女虽颇惊醒，但王自知无他，故均分别安慰，家中人虽颇惊恐，尚镇定。”24日，《申报》刊载中央社消息：“关系方面云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等七人，组织非法团体，勾结赤匪，煽运罢工、罢课、罢市，阴谋扰乱治安，企图颠覆政府。经政府当局依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会同租界捕房，予以逮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1937年6月11日下午，“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一法庭”在苏州开庭审判“七君子”。27位律师从上海赶来，为被告辩护，新闻记者和旁听群众，人山人海，把整个法庭围得水泄不通。7位被告个个学识渊博，才智过人，其中沈钧儒、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皆为大名鼎鼎的律师。7位被告昂头挺胸风度不凡，伪审判长身穿法衣，满脸冷汗，坐在审判席上发问：“被告王造时，你们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是不是要推翻现政府?”王造时，这位威斯康辛大学的政治博士对法官的提问报以轻蔑的一笑，然后便在法庭上讲起政治学概念来：“审判长先生，你把‘政府’跟‘政权’混为一谈了!政府，乃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机构的组织部分。政权，则是指国家权力机关，亦即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权力，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保证其实现……审判长先生，你所问的以某某政权推翻某某政府，这样的问题本身就逻辑混乱，概念错误!”被告滔滔不绝，弄得审判长十分狼狈、难堪，旁听席爆发出一阵阵嘘声。审判长赶紧改换话题，问道：“被告王造时，你为什么鼓动上海日本纱厂工潮?”王造时针锋相对地答道：“审判长先生，日本纱厂的工人，也是我们的同胞。同胞无饭吃，无衣穿，我们怎么不应该援助他们呢?他们也是审判长先生的同胞。审判长先生为什么对自己的同胞毫无同情之心，一味替日本资本家说话呢?”审判长被反问得脸一阵红、一阵白，十分尴尬。

　　伪审判长受蒋“委员长”指示，为开庭准备了几个月，谁知事与愿违，一上堂反象被告。

　　王造时胖胖的个头，看上去笃实敦厚，戴着手铐，巍然屹立在“被告席”上。据邹韬奋回忆：“王造时是一位名教授，又是一位有名的演说家，他在法庭上立在法官案前被审问的时候，原是朝着法官回答询问的。但是他好象把法庭看作救亡运动的讲演大会，回答时侃侃而谈，口若悬河，挥手大作其演说家的姿态，边说边把身体慢慢向后转，先转30度，慢慢增加，差不多斜对着他后面挤挤满堂的观众。法庭客气地请他把脸回转来，他只好照办，但倾刻间又慢慢由30度而向后转，引得全堂大笑。”据《“爱国无罪案”听审记》的记载：“第三个受审的是王造时先生，他又会发挥演说的天才，最会打动人们的心欣。经法官再三的阻止，才被动的停下来。‘我们需要统一的抗日政权’这是他特别重提的一句话。”

　　经过长达五小时的反复辨难，审判长在“七君子”面前连连败北，宣告退庭。

　　审判“七君子”，激怒了民众。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谴责蒋介石迫害上海爱国领袖的罪行。一天，一位气宇轩昂的中年妇女，在10多位穿着讲究的男女簇拥下，来到苏州“高等法院”。她就是“国母”宋庆龄。法院院长听说孙夫人驾到，躲着不见，宋庆龄说：“就是你们的蒋委员长，我要见，他也不敢不见。你们的院长为什么不出来?”院长听部下告知后，张皇失措地出来见孙夫人。宋庆龄严肃地说：“若爱国无罪，则与王造时等七人同享自由，请立即释放他们;若爱国有罪，我等随行10人与他们同受处罚，今日特此自请入狱!”院长听罢，吓得全身发抖。

　　当孙夫人返沪，报界竞相刊登孙夫人苏州之行的消息，配有“七君子”被囚照片舆论，轰动上海，轰动了“首都”南京，报纸又登出“西安事变”中《张扬通电》八项主张中的第三项：“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和毛泽东代表中共发表的《关于蒋介石的声明的声明》中关于“释放上海爱国领袖”是六项条件之一的消息。

　　中国的大事件牵动了全世界正义的人们，科学巨匠爱因斯坦、美国哲学家杜威等十六位拥有国际声誉的人们，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七君子”。国民党要人李宗仁、冯玉祥等头面人物，也实在看不下去了这场戏，分别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七君子”，在这重重压力下，蒋介石终于被迫下令释放“七君子”。

　　1937年7月31日，王造时、沈钧儒等七人踏出狱门，守候在门外的数万群众欢呼山动，鼓乐齐奏，鞭炮轰鸣。34岁的王造时博士，带着在狱中译完的拉斯基名著《国家的理论与实际》一书，结束了8个多月的铁窗高墙生活。8月1日，“七君子”到达上海，各界群众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8月3日，王造时等七人到达南京，与马相柏、杜重远共商抗日大计。王造时响应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号召，再次向报界重申：“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非全国一致，不分党派，不分阶层，大家团结起来御侮不可。”

　　上海“8·13”抗战开始后，王造时作为救国会的代表、一个爱国民主战士投入了后援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