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革命根据地
中央革命根据地（汉语拼音：Zhongyang Geming Genjudi），又称中央苏区。由赣西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合并而成，是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开辟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根据地，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群众多次举行武装暴动。在赣西南，建立了万安县苏维埃政权，创建了东固、延福等小块革命根据地，开辟了赣西南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在闽西，创建了永定溪南红色区域和革命武装。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转战赣南闽西，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3月20日，毛泽东在汀州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割据区域，并使之与湘赣边界的割据相连接。4月5日，红四军前委进一步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此后，赣西南、闽西的革命斗争迅速发展。
1930年3月，赣西南和闽西分别成立了苏维埃政府。8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永和会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全军人数达4万人。10月，红军攻占了赣西重镇吉安，清除了赣南与赣西之间的白色梗阻，形成了稳固的赣西南赤色区域，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业。同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建立“苏维埃中心区，中央临时政府建立在此区”。
1930年底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使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苏区范围最大时包括江西的瑞金、会昌、寻乌、安远、信丰、于都、兴国、宁都、广昌、石城、黎川和福建的建宁、泰宁、宁化、清流、归化、龙岩、长汀、连城、上杭、永定等21个县城。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同时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正式宣告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此时，虽然王明“左”倾错误已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统治地位，并于1931年11月召开的苏区党代表大会后在中央苏区逐步贯彻，但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正确主张的同志的抵制和斗争，中央苏区继续得到 发展。1931年12月，赵博生等率领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1.7万余人在宁都起义，组建成红五军团，红军力量大增。1932年4月，红一军团攻占了闽南重镇漳州，7月2日在广东南雄水口击溃粤敌17个团，巩固了中央苏区南大门。同年8月至翌年3月，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仅巩固了根据地，而且打通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此后，中央苏区拥有一、三、五、七、八、九共6个军团10万兵力，以及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5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和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
在中央苏区内，反动阶级被推翻，人民群众成了政权的主人；深入开展的土地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所有制；经济文化事业获得发展，人民群众生活得到改善。在中央苏区这块红色土地上，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治党、治军、治国和从事经济、文化建设的丰富经验，形成了一整套密切联系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发祥地。在中央苏区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而永载史册。
五次反“围剿”
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威胁着蒋介石政府的统治，引起了恐慌。从1930年到1934年，蒋介石先后调集大批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及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根据地进行了五次军事“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正确运用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战术，协同作战，取得了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最终失败，红军主力被迫长征。
第一次反“围剿”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采用“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方针，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在罗坊召开了联席会议，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红军以少数兵力诱敌至根据地腹地。12月30日，红军以优势兵力向进入伏击圈的敌十八师发动猛攻，歼敌师部及两个旅共9000余人，活捉该师师长张辉瓒。1931年1月3日，红军在东韶歼敌一个多旅。至此，红军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第二次反“围剿”
1931年4月，蒋介石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司令兼南昌行营主任，调集20万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在从江西吉安至福建建宁800里弧形战线上分4路向中央根据地发起进攻。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并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积极进行反“围剿”准备。5月16日至31日，红军从东固、富田向东横扫700余里，16天内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枝，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第三次反“围剿”
1931年7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30万兵力，并聘请德、日、英军事顾问，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术，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进行“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从福建千里回师赣南，并以一部兵力结合地方武装，迟滞敌进。8月4日，红军突然东进莲塘，7日至11日，先后在莲塘、良村、黄陂发动攻击，并三战三捷。在兴国休整半月后，对疲惫退敌实行追击，再取三捷。至此，红军在80天内，歼敌3万余人，缴枪1.26余万枝，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
1933年2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采用“分进合击”的方针，分左、中、右三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虽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但“左”倾错误并未在红军中全面贯彻。周恩来、朱德依据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采用集中兵力、声东击西的战略方针，并创造性地采用了大规模、大兵团伏击战术。2月27日至29日，黄陂一战，歼敌五十二师全部及五十九师大部，活捉其师长李明、陈明骥。3月21日草台冈一战，歼敌十一师大部、九师一部及五十九师残部。至此，红军共歼敌3个师，缴枪万余枝，重创敌有生力量，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和200架飞机，向各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围剿”。其中以44个师又4个旅约50万人和100架飞机，采用“步步为营、碉堡推进”战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时蒋在政治上推行“保甲连坐”，经济上严密封锁苏区。面对敌人的“围剿”，掌握红军指挥权的博古和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全面否定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开始时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失利后又推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第五次反“围剿”最终遭到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范围问题
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范围，历来的说法是颇不一致的，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种：
1.李新等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包括赣南、闽西。高等学校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协作组编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即是这种观点。广东省高等学校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讲义》也认为：“赣南、闽西统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2.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包括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和闽浙赣(赣东北)等区……。以上组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上海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也是这个观点。
3.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包括湘赣根据地、赣南根据地、闽西根据地。
甚至同是人大党史系编写的不同的书稿与讲义，讲法也极不统一。
“中央苏区”这一提法的出现，还是比较早的。一九三年八月以后，中央明确指出，湘鄂赣和赣西南两块苏区为中央苏区。这是因为一九三年夏，赣西南、湘鄂赣两块苏维埃区域都得到了发展，尤其是，红一军团从汀州向长沙进军，红一方面军回师攻吉安，推进到袁水流域，使两块苏区一度连接起来。但是，严格讲，这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并未真正形成。
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只包括赣南、闽西，而不包括其他根据地，有如下一些资料作根据：
毛泽东同志说：“历史上，我们只在一九三一年下半年打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以后，江西中央区联合起来有过二十一个县城，但是还没有中等城市。二十一个小城市联合起来，最多的时候，有过二百五十万人口。”(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这里讲的中央苏区的范围，就是赣南、闽西；而不包括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因为那是大家都会知道的：再把其他三块根据地包括进去，岂止二十一个县城，二百五十万人口。我们这种理解与毛泽东同志上述一段话的“注释”的内容完全一致。注释说：“这里所说的二十一个县城，是指江西瑞金、会昌、寻邬、安远、信丰、于都、兴国、宁都、广昌、石城、黎川和福建的建宁、泰宁、宁化、清流、归化、龙岩、长汀、连城、上杭、永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注释第十二条。)
欧阳钦一九三一年九月三日于上海写的《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同年“九月三日自江西瑞金发”的，署名为“特约通讯”的《江西的中央苏区》等文章，在谈到中央苏区的范围时，均没有把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包括进去。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决议案《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苏区党的紧急任务》，在讲到中央苏区的成绩时说：“这成绩特别表现在现时中央苏区已有了贯通闽赣二十五县疆土，……。”
一九三二年九月出版的《少年先锋》第四期，介绍了苏区少年先锋队第一次检阅从开幕到闭幕的盛况。在这个介绍里，两次提到中央苏区各县参加少年先锋队及参加这次检阅的人数。这两次提到的两个名单，都是二十个县，完全一致。这二十县是：永丰、寻邬、安远、兴国、宁都、会昌、公略、胜利、上杭、宁化、宜黄、南广、石城、赣县、于都、瑞金、万太、汀州、长汀、新泉。很清楚，这里根本不包括其他根据地。
一九三三年八月，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编印的《中国地理常识》一书第九课《苏维埃区域》里记载：“……赣江东岸的苏区，并发展了闽西的苏区开展成为最广大的中央苏区，……”
不仅中央革命根据地没有把其他根据地包括在自己的范围内，而且其他根据地亦没有把自己视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版图之列。如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反帝大同盟宣传部出版的《反帝旬刊》第十期里有则消息：一为《读了中央苏区反帝同盟大会的来电以后》；一为《中央苏区反帝同盟大会通电》。从这两则消息的口气看，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视自己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外的一块根据地。
根据上述考证，看得很清楚，中央革命根据地，并不包括湘赣、湘鄂赣、闽浙赣根据地。把中央革命根据地与这三块根据地连在一起，这是苏区中央局指出的任务，是努力的方向，而不是已成的事实。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中央区与湘赣苏区以及赣南零星苏区必须于最短时间内贯通，再进一步与赣东北与湘鄂赣苏区贯通，这样来扩大并巩固苏维埃根据地。”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决议案《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苏区党的紧急任务》，要求扩大和贯通各苏区打成整个一片，并指出：“首先……扩大和贯通赣江上游两岸的苏区，使赣东南与湘赣两苏区完全打成一片，再进而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贯通，……。”
以上几则资料表明，中央革命根据地并没有与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赣东北)三个革命根据地贯通。虽然后来，闽赣根据地曾一度与中央革命根据地连结，但很快又被分割。由于敌人兵力的强大，一直到长征，中央革命根据地结束，湘赣、湘鄂赣、赣东北三块根据地始终没有与中央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