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
敦煌学（英语：Dunhuang Studies），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中国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敦煌是甘肃省的一个县级市。境内有一座鸣沙山。在此山的山岩上，不同朝代的供养人开凿了许多石窟，已发现并正式编号的有492个，大小不一，高低不同。1988年起又在北区清理了一些石窟，主要是当年的居住区。窟中有佛像，有壁画，都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这些石窟都是人们所熟悉的。但是在一个并没有什么特色也并不大的石窟的复窟（今编号为第17窟）中藏有大量的珍贵文献残卷，最初却不为人所知。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说二十五年），这些残卷被发现，在窟中保藏了将近千年的4万余件六朝、隋、唐以至宋代的写本和木刻本及各类文物终于重见天日。其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哲学、宗教、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涉及通过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许多方面。写本和刻本使用的语言文字，除汉文外，还有藏文以及古代西域语言。这是人类近代文化史上一次重大的发现。中、日、欧、美许多学者争相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由此形成了一门新兴的学科，即敦煌学。
第一个使用敦煌学这个名词的是中国的陈寅恪。他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一书所写的序中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这个名称从此就沿用下来。敦煌学最初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新发现的文书及相关的问题上，后来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凡与敦煌石室所发现的文献以及敦煌石窟建筑、壁画、雕塑以至敦煌的历史文化等有关的问题，都是敦煌学研究的对象，成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与敦煌学有密切联系的是吐鲁番学。吐鲁番学也是一个新名词。从20世纪初起，东西方许多国家的一些所谓探险家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掘出大量的文献和文物，许多国家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种学问被称为吐鲁番学，它也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由于两者关系密不可分，有时候合称敦煌吐鲁番学。
敦煌和吐鲁番这两个地方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而丝绸之路又是古代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对于它的研究，是当今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学问之一，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条大动脉像一条红线，把许多中国境内的地方，比如龟兹、于阗、楼兰等以及中国境外的一些地名连接起来，标志出中国先民和外国商人、僧侣、外交使节等活动的情况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光互影。
清代后期，注重对中国西北史地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种历史趋势。要想深入研究西北史地和文化，就必须有新材料的发现。王国维说：“自古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陈寅恪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在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文献和文物，可以说就是王国维和陈寅恪所讲的“新发见”、“新材料”。这些新材料的发现给原来已经形成的研究西北史地的风气助长了声威。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从事这种研究的中国学者接踵而起，叶昌炽、罗振玉首开其端，整理遗籍，撰写论文，做出了可喜的成绩。他们实际上走在了欧、美、日本学者的前面。五四运动以后，刘复、向达、王重民等亲赴英法，了解那里收藏敦煌卷子的情况，抄回来了一些残卷。王国维、陈寅恪等撰写了一些开拓性的文章。罗常培、姜亮夫等语言学家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胡适对神会和尚的研究也自有其意义。同时编纂敦煌遗书目录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陈垣的《敦煌劫余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张大千、常书鸿等著名画家临摹的作品，在国内外引起了重视。近数十年来，中国大陆地区的敦煌学研究又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台湾和香港地区，也有不少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成绩辉煌。饶宗颐、潘重规、苏莹辉等，领袖群伦。
敦煌吐鲁番学内容异常丰富，甚至有点庞杂。它对中国文化史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约略言之，可有以下几项。
对研究中国历史和地理的价值 在敦煌和吐鲁番（以及新疆其他地区）新发现的史料，给中国本来已经够丰富的史料增添了异样的光彩，弥补了许多以前想不到的空白。比如，在唐代，吐蕃乘安史之乱占领了敦煌，到了大中二年(848)，张议潮驱逐吐蕃镇将，归唐后受赐号为归义军节度使。其后，张氏归义军和曹氏归义军相继统治敦煌地区，大约一直延续到1036年党项取敦煌。张、曹两家统治敦煌，前后达200年。这一段历史牵涉到中国国内民族文化交流的关系，都是过去所不详者，只是靠着敦煌文献的帮助才弄清楚。这些文物和文献，还可以帮助了解唐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情况。有关土地制度的文献，使人们知道了均田制度实行的细节；一些户籍、差科薄、契约、社司转帖，可以帮助了解徭役、兵役等制度；许多关于唐律的文书，可以与现存的唐律互证；水部式记载了水利管理条例；许多文书还反映了唐代的烽堠制度、借贷制度、氏族制度、官制及老百姓储粮的情况；还有许多社会史的史料，使人们能够了解唐代的物价，劳动力的价值，僧尼的生活，人民的服饰、食品、游乐情况，以及喜庆宴会、婚丧嫁娶等一些风俗习惯。
中国地理学的研究有极其悠久的历史。唐代是地理知识日趋丰富、地理著作日益增多的时代，这种情况也反映在石室藏书上。石室中藏有不少的地理佚书，比如《沙州图经》、《西州图经》、《贞元十道录》、《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沙州伊州地志》、《敦煌录》、《西天路竟》、《沙州地志》、《释家地志》、《寿昌县地境》、《沙州城土境》等，连著名的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石室中也藏有抄本。所有这些地理书，对研究中国中古史地有重要价值。
对研究中国文学的价值 敦煌石室藏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影响，超过其他方面。首先是变文的发现。所谓变文是一种韵文和散文混合在一起用于说唱的通俗文学体裁，有人把它归入俗讲。至于为什么叫“变文”，中外学者至今尚无一致的意见。变文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佛教故事，比如《降魔变文》、《地狱变》等，其中很多是写本。一类是中国历史上的故事，比如《舜子至孝变文》、《王昭君变文》等。这种新文体实际上开了宋代“平话”的先河，可是过去人们对此毫无所知。其次是诗歌。著名文学家韦庄的《秦妇吟》，在他的全集中未收入，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诗中保存了许多晚唐农民起义的史料，对于研究唐代历史和文学都有极大的帮助。属于俗文学范畴的还有一些辞赋、歌曲、俚曲、小说等。长篇叙事歌曲《董永行孝》、《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以及《晏子赋》、《韩朋赋》等，都是新发现的文学史史料。
通俗文学，过去不大为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所注意，甚至被摒于文学史之外。在诗歌和散文方面，中国的先民确实有极其辉煌的成就，但是他们的作品毕竟不能代表中国文学史的全部，事实上，许多正统文学都是从通俗文学发展出来的。敦煌石室的发现，使人们对于这一点认识得更加清楚了。
对于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的价值 石室中壁画、绢画、雕塑、书法、石窟建筑及壁画中表现的音乐、舞蹈等，内容丰富，数量巨大。从六朝一直到宋、元各朝作品，在这里都能够找到。这些作品对于研究中国艺术和中国艺术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敦煌石窟中的壁画以及吐鲁番和新疆其他地区一些石窟中的壁画，琳琅满目，美轮美奂。从题材上来看，佛经故事居多。也有一些世俗的内容，比如说《张议潮统军出行图》等。山水画也不少。在这些画中，人物和事物多种多样，有采果、伐木、狩猎、耕作、捕鱼、取水、操舟、角抵、习射、修塔、扫除、建屋、肩舆、贸易、背纤、守卫、收获、扬谷、沐浴、游泳、屠场、挤奶、车、马、车夫、马夫、武士、力士、农民、小贩、小市民、各种植物、野兽等，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人民的生活实况。在雕塑方面，敦煌和吐鲁番等地石窟中的雕塑，透露出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关于音乐和舞蹈，从壁画中大体上可以看出一些音乐场面和舞蹈场面，其中反弹琵琶的形象是非常有名的。还有许多乐器、乐谱和舞谱。数量巨大、形制宏伟的石窟建筑本身，也已成为古建筑学者的研究对象。
对于研究语言学、音韵学的价值 敦煌石窟中保存了一些同中国语言学和音韵学有关的古籍残卷，比如《字宝碎金》、《俗务要名林》、《千字文》等。在吐鲁番发现了西汉人史游的《急就篇》残卷。在敦煌卷子中常常可以碰到一些俗字和俗语，对研究中国文字、语言发展和演变有重要作用，这在别的文献中是找不到的。一些音义的书和韵书，如玄应和慧琳的《一切经音义》残卷，陆法言的《切韵》残本等，也都很有价值。
敦煌石窟中发现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卷子，比如说古藏文、窣利文、西夏文、于阗文、龟兹文、回鹘文等的卷子，都有重大意义。古藏文卷子不但保留了藏族的材料，而且还能用来补证汉文《尚书》等古籍。在新疆发现的古代民族语言也有回鹘文、吐火罗文、窣利文、于阗文。回鹘文残卷保存了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材料。于阗文和窣利文都属于伊朗语系。今天中国新疆帕米尔高原还有说属于伊朗语系方言的民族。至于吐火罗文，其价值更为突出。它的发现给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提出了新问题，促进了这门学问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吐火罗文A（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同回鹘文本一样，给中国文学史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一些现已不存在的民族的语言，过去毫无所知，只是由于敦煌和吐鲁番文献的发现，才使它们重见天日。
对于研究宗教问题的价值 首先是佛教，唐代敦煌地区佛教流行，僧尼在人口中占有不小的比例，寺庙也很多。寺庙都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役使人数不少，有的还放高利贷。在石室藏书中，佛典占90％左右。多数是手写本，少数为刻本，有的还有题记。有的佛经已经失传，有的译本与现存的不同。佛经中最多的是《妙法莲华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金光明经》、《维摩诘经》等，这些都是僧尼日常念诵的。这些古老的刻本和写本，对于研究佛经的版本，有一定的用处。石室中道教的经典也不少，如《太玄真一本际经》等。最引人注目的是老子《道德经》、《老子道德经序诀》、《老子道德经义疏》、河上公简注和释文等。此外还有一些佛道争衡的材料。也有不少儒家经典，如《孝经》、北齐写本《春秋左传集解》和唐写本《春秋穀梁传集解》、《尚书》、《论语》等。这些都对古籍校勘有重大的价值。此外，还有少量过去曾一度流行过而现已绝迹的摩尼教和火祆教的经典，引起了中外学者极大的兴趣。他们利用这些新资料写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文章，讨论这些宗教在中亚一带和中国新疆及内地流传的情况，弥补了宗教史研究中的一些空白。
对于研究古代科技及其他方面的价值 除了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以外，还有不少有关科技方面的资料。石室中有《本草》残卷，医方残卷；有天文历算的书籍，如二十四气七曜历日。从石室写本使用的纸张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造纸、潢纸、印刷术的进展。中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北宋沈括详细记述了活字印刷的情况，实际上雕版印刷始于唐代后期。敦煌石室保存了一份唐咸通九年(868)刻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全世界现存的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印刷物。它刻印精美和纯熟的程度告诉人们，印刷术在这以前至少已经经历了大约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国书籍的装帧是由卷轴到册页，这个特点的演变过程，从敦煌文献中也可以看出来。简策、卷轴、蝴蝶装、裱褙装的书籍在里面都能找到，有些写本书用的是朱丝栏或乌丝栏等，有的书中有朱墨点校，从这里都能够看到唐代书籍的式样。此外，还有一些绢、量器、军器，形象地说明了当年社会的生产水平。
对于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价值 敦煌石窟的存在本身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没有中外文化交流，就没有敦煌，它是文化交流的见证。敦煌、吐鲁番和新疆其他地区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孔道，沿着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痕迹，像石窟、古庙、古城到处可见。在建筑、石窟艺术和雕塑、壁画等的风格上，到处可以看到外国文化的影响以及中外文化交融的痕迹。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梵文本《心经》，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梵文佛经写本，其中也有文学作品，如佛教大诗人马鸣的著作，在印度久佚，它的发现弥补了印度梵文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莫高窟壁画上画着玻璃器皿，有的表现出萨珊的艺术风格，说明西亚地区的玻璃器皿已经输入中国。新发现的丝织品上也有伊朗风格的图案。这些都说明了东西文化互相影响的情况。在敦煌石室中还发现了唐代新罗（今朝鲜）僧人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受到了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学者的高度重视。中外僧人的旅行记录数目不少，有的已佚，有的还保存到现在。必须提一下一张有关中印技术交流的敦煌残卷(P.3303)，这份残卷只有九行字，里面讲到印度甘蔗的种类以及制糖的方法。过去虽然有人注意到了，但没能加以探讨。其实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文献，它透露了中印在科学技术方面交流的一个侧面。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从上面讲到的许多情况中，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几种文化的汇流及其产生的影响。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文化汇流能够促进彼此文化的发展，提高彼此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平。从人类发展的远景来看，文化汇流的研究更有特殊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