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理论批评

明代文学理论批评，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新旧势力斗争加剧的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兴起，市民阶层壮大，叛逆思想抬头，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与此相适应，文学理论上出现了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和戏曲、小说理论的繁荣。这两方面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构成了明代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前期和中期文学理论

明代前期，洪武至天顺近百年间，生产缓慢恢复，社会生活较为平静，哲学上承朱熹，文学理论则基本承续元代格局，成就不大，且已露出复古端倪。宋濂接郝经、刘将孙余绪，熔道学家、古文家观点于传统儒家文论，倡天道、事功、文章三位一体，主师古而不师心、师其意不师其辞。高棅沿着戴表元、杨士弘道路，发展严羽“以盛唐为法”之说，撰《唐诗品汇》，尊盛唐品格。戏曲、小说论著尚属寥寥，仅朱权《太和正音谱》较为重要。这是现存最早的杂剧曲谱，也是当时官方戏曲主张的体现。它重教化，倡“颂太平之盛”、“致人心之和”；重声律，认为“虽字有舛讹，不伤于音律者，不为害也”；同时抬高“鸿儒硕士”，贬抑俳优。

明中叶，成化至嘉靖百余年间，朝政已见腐朽，地主阶级开明派要求革除弊政，振兴国家。与此相关，文坛上掀起批判台阁体浮靡文风、提倡汉魏盛唐格调的复古思潮。茶陵派首领李东阳于《怀麓堂诗话》中以古律的体格、时代的音调论诗，首倡格调说。前七子继起，李梦阳力主以古代雄健高华的格调为法，古体尊汉魏，近体尊盛唐，六朝与宋以下不取；何景明又以“领会神情”、“不倣形迹”为补正。后七子延展何景明理论，使复古主义更趋圆活完善：谢榛《四溟诗话》提出广采初、盛唐诸大家之“花”，酿成自己之“蜜”，“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王世贞《艺苑卮言》再演为运以才思而入于格调、“师匠宜高”而“捃拾宜博”等一套观点。通观前、后七子之说，旨在倡导学习各种诗体极盛时期的高格，以振兴正统封建文学。但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王阳明心学的兴起和市民文艺的活跃，文学理论上也表现出了另外一种倾向。就在前、后七子之间，有唐宋派提倡“直写胸臆”、“委曲详尽”的唐宋古文。李开先宣传“直出肺肝”的“市井艳词”，他们都对复古思潮有所冲击。即使是前后七子本身，也有人对民歌、戏曲、小说表示欣赏，李梦阳还有“今真诗乃在民间”的说法。戏曲、小说论著亦渐增多。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的论曲部分，后人辑为《曲论》，重本色，说填词应如“寻常说话”；但更重声律，提倡“宁声叶而辞不工，无宁辞工而声不叶”。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论曲部分，后人辑为《曲藻》，要求“俾风教”，更要求事藻绘，提倡有“大学问”、有“琢句之工、使事之美”。小说论著方面有数篇序文比较重要，其中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是第一篇长篇通俗小说专论，肯定语言通俗，强调教化功能。这些论著促进了戏曲、小说理论的发展，但所持观点又多与整体上的文学复古思潮相通。总的来说，明代中叶既是复古思潮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又是趋新倾向产生的时期。

后期文学理论

明后期，隆庆至万历50余年间，市民阶层登上历史舞台，掀起多次反抗朝廷矿监、税使的暴动，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哲学上从王阳明心学中分化出“非复名教所能羁络”(黄宗羲《明儒学案》)的泰州学派。文学理论上则出现了反复古主义思潮高涨与戏曲、小说理论兴盛的局面。反复古的先驱者徐渭，在后七子势盛之际，即已向复古思潮宣战。稍后，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相继而起，革新主张声势大振。反复古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观点，一是呼吁打破传统思想与格调的束缚，实行创作自由。李贽是持此种观点的最激进者，他提出“童心说”，认为“天下至文”都出自不夹杂任何传统观念的童心，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汤显祖强调“情有者，理必无”，指责当世“灭才情而尊吏法”。袁宏道倡“性灵说”，创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二是要求文学同时代一道前进，发展“今日之文”。徐渭指出：古代的《康衢》已变为今日里中的优唱，古代的《墳》已变为今日里唱的宾白；李贽宣称：“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变而为六朝、为近体、为传奇、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袁宏道则进而建立起一套中国古代较彻底又较系统的文学发展论，认为“人事物态”、“乡语方言”都在不断变化，以语言反映世事的文学也不能不因之而变化；有识之士当主动“隄其炖而通其所必变”；每一时代的文学都需以自己的时代特征获得文学史上的地位，“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故当代之文应“宁今宁俗”而不傍古人。三是提倡愤世骇俗之作，倾向浪漫主义。徐渭以“冷水浇背，陡然一惊”为“兴观群怨之品”。李贽称“世之真能文者”，皆“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乃至“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汤显祖则进而提出了更全面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他不仅认为文学应表达“奇迫怪窘”、“不可一世”的“至情”，而且认为这种“至情”的表达需“上下天地、来去古今”的神思与“奇僻荒诞”、“可喜可愕”的事物，并提出“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反复古主义文学思潮的这些观点，具有同正统封建文学观念对立的性质。

反复古思潮的理论家，同时又都高度重视戏曲、小说、市井民歌等新兴文学。袁宏道以“《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来称赞《水浒传》，认为明代仅有《擘破玉》、《打枣竿》（又名《打草竿》）之类民歌可以传世。而徐渭、汤显祖与李贽，更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戏曲与小说理论家。徐渭《南词叙录》是第一部论南戏的专著。此书坚决维护南戏“即村坊小曲而为之”的本色，反对“文而晦”的藻绘风气，主张“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反对拘守宫调，主张使“畸农市女顺口可歌”。并就曲词创作发表了“文既不可，俗又不可，自有一种妙处，要在人领解妙悟未可言传”的见解。汤显祖也强调曲词当“以意趣神色为主”，对“按字摹声”的做法多有批判。他在戏剧艺术基本特征与情节结构等理论问题上更有开创性见解，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提出，戏剧能够“极人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把经过加工提炼的社会生活再现于舞台。在《红梅记》等戏的评语中又指出，情节设计须符合生活情理；剧情既要富于曲折变化，又不可“略于细荀斗接处”，至使观众不解；次要情节的安排，“妙于串插结构，便不觉文法沓拖”。汤显祖对“按字摹声”的批判，主要针对同时的沈璟而发。沈璟在《词隐先生论曲》中发展何良俊的理论，以“合律依腔”为“词宗宝藏”；又有“读之不成句，而讴之使叶，是为曲中之巧”的说法。汤、沈各有拥护者，遂演为后人所称临川派与吴江派之争，有力地推动了戏曲理论的发展。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认为《水浒》是对“大贤处下，不肖处上”不合理现象的发愤之作，说一百八人“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虽有封建思想局限，却充分肯定了《水浒》的社会意义和梁山起义的正义性。他曾热情评点戏曲、小说，尤以《水浒》评点最负盛名。但现存署“李卓吾”评点的《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人多疑为伪作。这一时期戏曲、小说理论的主流，同文学理论整体上的反复古思潮完全一致。

明末文学理论

明末天启至崇祯间约20余年，内地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满族政权入侵的威胁，也愈益严重。东林、复社倡导“复兴古学”，泰州学派的异端思想趋于衰落。文学理论上也发生了正统儒家观点上升、反复古思潮下降的变化。

此时期诗文理论无重大建树。继公安派而起的竟陵派虽有矫公安末流俚易之弊的可取之处，但以“幽情学绪”、“孤怀孤诣”为真性灵，重弹“以古人为归”，实际是对社会现实的偏离与向复古思潮的倒退。以陈子龙为代表的爱国文人虽“忧时托志”，发愤为文，但又倡“文以范古为贵”，重蹈前后七子的覆辙。戏曲、小说理论则呈方兴未艾之势，并达到高潮，但其内容则已变为在强调封建教化前提下探讨艺术技巧。

万历后期起，戏曲论著大增。虽倾向各异，但多折衷之谈，对王世贞、何良俊、沈璟、徐渭与汤显祖诸家各有取舍褒贬。其中吕天成《曲品》、王骥德《曲律》与臧懋循等，略偏于何、沈；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与沈德符等，略偏于徐、汤；凌濛初《谭曲杂劄》、张琦《衡曲麈谭》与徐复祚等，对徐、汤虽有批评，但主旨是批判王世贞、何良俊、沈璟之论。其中理论贡献最大者是王骥德，其次是凌濛初。王骥德的《曲律》是明代规模最大、系统性最强的戏曲论著。基本思想是提倡“关风化”，既“守音律”又“尚意趣”，既“用本色”又“用文调”。对结构、宾白、科诨等问题颇有精辟见解：提出“审轻重”，“紧要处须重著精神，极力发挥使透”，“若无紧要处，只管敷演，又多惹人厌憎”；宾白之难“不下于曲”，须“令情意宛转，音调铿锵，虽不是曲，却要美听”；“插科打诨须作得极巧，又下得恰好”，“若略涉安排勉强，使人肌上生粟，不如安静过去”。《曲律》对清初李渔的戏曲理论有明显影响。凌濛初的《谭曲杂劄》说沈璟“审于律而短于才”，而实不过以“鄙俚可笑”、“生硬雉率”的语言冒充本色，以生编硬造、破绽百出的情节眩上眼目，指出王世贞之论是七子思潮在戏曲上的表现，均有见识。

小说序文、评点也自万历后期起渐渐增多，冯梦龙、叶昼为明末最重要的小说理论家。冯梦龙“三言”的三篇序文，虽署名各异，都属自撰。《喻世明言序》恰当地概括了中国古代的小说发展史，《警世通言序》就小说的真实性问题提出了“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的著名观点，《醒世恒言序》高度评价了小说的社会意义。署李卓吾的《水浒》百回本评点，据考乃叶昼所作。评中正确说明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说“《水浒传》文字原是假的，只为他描写得真情出，所以便可与天地相终始”。评中着重分析了人物形象的塑造，说书中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分，一毫不差，半些不混”，又富于典型性，“说淫妇便像个淫妇，说烈汉便像个烈汉”。叶昼是第一个自觉地研究人物形象塑造的小说理论家，他的小说理论代表了明代的最高水平，是金人瑞小说理论的先驱。冯梦龙、叶昼之外，凌濛初的《拍案惊奇序》、笑花主人的《今古奇观序》等强调反映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人情世态”，亦有重要意义。

明代文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新观点，特别是反抗正统封建文学观念的激进与猛烈，小说、戏曲理论的发展与繁荣，更是前所未有的。但多偏激之词与门户之争，立论未尽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