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西唐诗之路
浙西唐诗之路，在浙江西部的新安江流域，与“浙东唐诗之路”相对。“浙西”二字是一个地理概念。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商业等方面都出现过空前的强盛、繁华及高度的发展。唐朝的诗歌创作是我国古典诗歌创作中最辉煌的黄金时代，连鲁迅也说，诗到唐朝已经作完。此话虽有偏颇，但有一定的道理。俗话说，窥一斑而观全豹，仅从当时在建德新安江流域出现的诗歌创作的数量与质量，就足以见出唐朝诗歌创作的繁华程度。
1、浙西唐诗之路
浙西唐诗之路讲的是唐朝浙江西部这一区域内发生的诗歌创作繁荣的情况。这一提法最早由浙江省建德市政协文史干部朱睦卿先生提出，经其大声呼吁并提供有关资料，如内部出版的《浙西唐诗选》（与李树凡合作）一书，朱还在《浙江学刊》等杂志发表论文，进一步阐述这一观点。当然，朱睦卿这一提法，也非空穴来风，而是受竺岳兵先生的影响，进而提出适合建德特色的提法。竺岳兵先生是浙江新昌人，饱读诗书，在阅读大量有关越中唐诗之后，还多次沿着唐朝诗歌走过的足迹实地考察了从曹娥江、剡溪至新昌、天台等地，从而提出“浙东唐诗之路”这一新鲜课题，得到了傅璇琮、吴熊和、袁行霈等专家的首肯，称誉竺岳兵先生“为中华民族找回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既有“浙东唐诗之路”，是否也存在一条“浙西唐诗之路”呢？这是最正常不过的逻辑思维。通过翻阅《全唐诗》，发现唐朝诗人在浙江西部的新安江流域的确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诗作。
“浙西唐诗之路”中的“浙西”二字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查《辞海》，“浙西”二字，则有两个解释，一是唐方镇名，浙江西道的简称。二是路名，两浙西路的简称见“两浙”。路，在唐代是地方区划名，后为宋金元三朝所沿袭。唐代道制曾分境内为二十一路。查《辞海》：“两浙”说两浙西路治所所在地临安府（今杭州市），辖境相当今浙江衢江、富春江、钱塘江以西和上海市及江苏镇江市、金坛、宜兴以东地区。元废。我们今天所讲的浙西与古代人所讲的浙西大同小异。不过，我们这里讲的“浙西唐诗之路”，主要指新安江流域里发生的唐代诗人游玩吟赏后留下的宝贵诗篇。
唐代这些著名诗人为什么钟情于新安江流域呢？
首先是这里风景优美。两岸青山峙立江边，高低起伏，连绵不绝；一江清水，碧如翠玉，清沏见底，直视无碍。这里如诗如画的山水，曾被历代文人称为“锦峰秀岭，山水之乡。”南北朝文学家吴均在《与朱元思书》中写道：“风烟俱净，天山共色；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新安江是钱塘江上游的正源，她发源于安徽省休宁县西南，皖、赣两省交界处怀玉山脉主峰之一六股尖的东坡，流经安徽省的休宁、屯溪、歙县；进入浙江省后，流经淳安、建德，于建德梅城与兰江相合，流入富春江，钱塘江。
正因为新安江两岸风景如画，唐代诗人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千古名篇。如李白的《清溪行》就是描写新安江风光的优秀经典诗作。原诗是这样写的：
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
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
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
向晚猩猩啼，空悲远游子。
这是李白天宝十二年，即公元573年写的作品，写于李白的第二次漫游时期。清溪出安徽石台县，流经贵池县与秋浦河汇合后流入长江。李白写清溪水色之美，突出一个“清”字。用众星捧月的手法，写出清溪的水色清丽之美。但诗人笔锋一转，马上就写到了新安江，可见新安江也是如清溪一样，水色非常清丽，否则，如何用得着用新安江这一广泛被世人认同的江水清丽来衬托清溪之水呢？有些李白诗歌解说者认为，是李白此时想到了沈约写过的《过新安江贻京邑同好》一诗，因诗中有这样几句赞美新安江的诗句：“洞彻随深浅，皎镜无冬春。千仞写乔木，百丈见游鳞。”当然，这种解说只是主观猜测，没有有力的佐证材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我倒是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李白过去来过新安江，即使没有来过，也从别人的介绍中了解到新安江的山水优美，但未必一定是南朝的沈约；二是有可能李白游了清溪后就来到新安江游玩，面对眼前秀美山水，禁不住发出设问式的赞叹：“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新安江之清，说一千道一万，“见底”二字是说到点子上的，如水浑浊，何能见底。“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这一句是承上启下，人在明镜中行走，还是进一步写水之清，接下来则由水写到山，笔触深发开去。“向晚猩猩啼，空悲远游子”。梁园虽好，并非久留之地。诗人笔锋又一转，写到傍晚，猩猩哀鸣，让在羁旅生涯中飘泊的诗人感到非常的悲情伤感。最后篇末点题。由此可见，前面所写的一切，均是为最后一句作铺垫。
这首诗中的“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一句，成为后人广泛引用的描写山水优美的名句，诗人用比喻手法来正面描写新安江水之清澈，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就这样说过：“《复斋漫录》云：山谷言：‘船可天上坐，人似镜中行’。又云：‘船可天上坐，鱼似镜中悬’。沈云卿诗也。……予以云卿之诗，原于王逸少《镜湖》诗所谓‘山阴路上行，如坐镜中游’之句。然李太白《入清溪山》亦云：‘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虽有所袭，然语益工也。”
描写新安江山水最脍炙人口的诗篇是孟浩然的《宿建德江》，这首诗虽只有四句，二十个字，但写得非常逼真、传神。
孟浩然原本是一个很有理想抱负的青年，他在诗中说：“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四十岁时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天不从人愿，结果名落孙山。另外，他想通过献赋，让名人为自己推荐，以求闻达诸候，谋一官半职，结果也不能如愿。带着这种失望压抑的痛苦心情，他开始了“山水寻吴越”这一旅程，希望在美好的山水徜徉中放松自己的心情，排遣自己的苦恼。
孟浩然《宿建德江》的诗是这样的：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这首小诗开头一联，就开门见山，直抒胸臆，点出“客愁新”三字。一反诗人先写景后抒情，先铺垫后点题的写法。同时，我们由诗及人，可以想见其人的直率坦诚。日暮与客愁，仿佛是一对孪生兄妹，有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古时交通欠发达，离家飘泊，旅程漫长，每遇黄昏，总易愁上心来。这时的袅袅炊烟，仿佛诗人的愁思，聚积浓重，然后随风渐渐飘散。这在常人是这样，但在孟浩然这些失意潦倒的文人，这种愁思就更强烈，如不写诗抒发排遣，将会何等的郁闷。情感的郁积、爆发，则会写出优秀作品，满含情感的诗作，既打动着作者自己，更会打动读者。这郁积的过程，就如同蚌壳长时间郁积会生出熠熠闪光的蚌珠一样的奇异。
下一联写出了秋天建德三江口一带广阔壮丽的场景，“野旷天低树”，虽只有五个字，可这五个字，笔力千钧，以一当十，既凝练又形象。“江清月近人”，点出新安江水至清，月之明。“江”与“月”是清凉之物，更衬出孟浩然悲凉凄清的心境与愁怀。但悲凉之中也有一些安慰。月亮与诗人孟浩然，相互亲近。大有“同是天涯沦落人”、“惺惺相惜”的感觉。这首诗浑然天成、毫无板刻雕琢之迹。
孟浩然对新安江山水是情有独钟的，他最少游过一次新安江，也可能游过二至三次。他另外还写过《经七里滩》和《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等诗作。其中“湖经洞庭阔，江入新安清。”、“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都是有名的诗句。在《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一诗中，孟浩然还写到建德，诗句是这样的：“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表现对建德美好山水告别时的依依惜别之情。
新安江是一条充满灵性的江，是一条具有诗情画意的江，是被唐朝众多诗人赞美过的江，为此说她是浙西唐诗之路，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因为这些诗篇记录了唐朝诗人来过新安江的足迹，是历史的见证。但客观地说，对新安江的赞颂，并非从唐朝开始，在南北朝时，就有山水诗的开山鼻祖谢灵运到此游览过，写下了《七里濑》一诗，对建德七里泷一带的山水风光有着较为出色的描写：“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与谢灵运同时代的任昉也写过一首《严滩》的诗，诗是这样的：“群峰比峻极，参差百重嶂。清浅既涟漪，激石复奔壮。神物徒有造，终然莫解状。”严滩之水是既清浅又奔壮，是秀美与壮美的有机统一体。南朝诗人中描写新安江风光，写得最好的要数沈约，他的《过新安江贻京邑同好》一诗，一直为后代诗人所赞颂。诗是这样的：
眷言访舟客，兹川信可珍。
洞沏随深浅，皎镜无冬春。
千仞写乔树，百丈见游鳞。
沧浪有时浊，清济涸无津。
岂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
纷吾隔嚣滓，宁假濯衣巾。
愿以潺湲水，沾君缨上尘。
全诗清丽可亲。诗中的“洞沏随深浅，皎镜无冬春。千仞写乔树，百丈见游鳞”几句已成为描写山水清丽之景的名句，广泛被后世所引用。写新安江水之清丽不是目的，诗人笔锋荡开，走向深入，为的是要表达用清丽之水洗去衣缨上的世俗尘埃，让自己的内心世界永远保持清丽之境，这才是诗人要表达的意义之所在。
唐朝诗人热衷于新安江山水风光，不能说不受到唐以前诗人的影响。
唐以后，宋元明清几个朝代游玩新安江、吟咏新安江的诗人也大有人在，如宋朝的梅尧臣、范仲淹、苏轼、陆游、杨万里、朱熹、姜夔等，元朝的赵孟頫、方回等，明朝的商辂、唐伯虎、祝允明、董其昌、吴伟业等，清朝的黄景仁、洪升等都写过大量歌咏新安江山水的诗，但数量上不如唐时诗人，尤其是质量上，更是难以逾越。所以我们说浙西唐诗之路，而不说浙西宋诗之路或浙西明诗、清诗之路，这是有她一定的道理的。
唐代诗人对新安江山水感兴趣，除自然风光之外，人文景观严子陵钓台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吸引失意文人前来游玩的原因之一。文人大抵志大才疏，好高骛远之人为多，如李白说的：“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这一类人非常之多。在现实生活中难免到处碰壁。一碰壁就大发牢骚，认为自己是怀才不遇，内心就非常苦闷，如何排解呢？只有纵情山水，在山水游乐中忘记烦恼。无奈之中学起严子陵皇帝来招也不去，做一个优美山水中的垂钓者。实际上这些失意文人与严子陵还是不一样的，你是人家皇帝或朝廷不要你做事，严子陵是皇帝叫他去做事他不去。这些失意文人内心大有阿Q精神在那里，你不要我，我还不去呢？其实真要他，他们早去了，乐得屁颠颠，早把学严子陵枯守寂寞岁月的事忘到爪哇国去了。所以，我们看这些诗人的作品，许多是与严子陵有关的。如张谓《读后汉逸人传》一诗就这样写道：“子陵殁已久，读史思其贤。……夜卧松下月，朝看江上烟。钓时如有待，钓罢应忘筌。……于今七里濑，遗迹尚依然。高台竟寂寞，流水空潺湲。”张继也写过一首《题严子陵钓台》的诗，诗是这样的：
旧隐人如在，清风亦似秋。
客星沈夜壑，钓石俯春流。
鸟向乔枝聚，鱼依浅濑游。
古来方铒下，谁是不吞钓。
张继面对严子陵钓台遗迹，很有感触，发出了深深的感叹。
唐朝诗人在新安江流域写下的瑰丽诗篇中，有许多篇目写到严子陵及严子陵钓台，现仅以朱睦卿、李树凡编的《浙西唐诗选》为蓝本统计，这本小册子共选诗作500首，其中写到严子陵及钓台的就有61首，占到十分之一还多，可见了严子陵在社会上的影响以及他在诗人心目中的地位。他们诗中写到严子陵及其钓台无非是借他人之酒浇自己胸中的块垒。
唐朝诗人在新安江流域能写下较多诗篇的第三个原因是诗人间相互交往，一是当地诗人之间的交往互访，二是外地诗人与当地诗人交往互访时写下的诗篇。
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在唐穆宗长庆二年，即公元822年出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刺史任上曾专程拜访淳安诗人皇甫湜。在白居易诗集中有多首写到皇甫湜。一首是《访皇甫七》，皇甫湜可能家中排行第七。原诗是这样的：
上马行数里，逢花倾一杯。
更无停泊处，还是觅君来。
另一首《寄皇甫七》，则写得富有生活气息与情趣。原诗是这样写的：
孟夏爱吾庐，陶潜语不虚。
花樽飘落酒，风案展开书。
邻女偷新果，家僮漉小渔。
不知皇甫七，池上兴何如。
诗的首联从赞美陶潜的“孟夏爱吾庐”一语展开，表现了诗人饮酒作诗，风花雪月的理想生活。诗的最后虽是问皇甫湜：“池上兴如何。”实际上正是写出白居易自己超凡脱俗的内心世界以及将皇甫湜引以为知己，并在知己面前，展现自己清雅的理想生活，以求得知己者在心灵上的共鸣。
令人遗憾的是此人命不长。往往富有才情的聪明之人有时就是如此。杜甫在《天末怀李白》一诗中就说过：“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可惜皇甫湜才华横溢，英年早逝。皇甫湜的过早去逝，使老朋友白居易十分伤心。为此，白居易专门写了一首题为《哭皇甫七郎中湜》的诗，诗中对皇甫湜给以高度评价，对他的逝世表示痛心与惋惜。原诗是这样的：
志业过玄晏，词华似弥衡。
多才非福禄，薄命是聪明。
不得人间寿，还留身后名。
涉江文一首，便可敌公卿。
人生在世，草木一秋。虽然人的寿命有长短，但寿命的长短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与贡献的标尺，有的人寿命很长，但去世之后，却什么也没有留给后人，有的人寿命虽短，却凭借自己的才华与智慧，为后人留下光辉的业绩，不朽的诗文。所以说白居易诗中说的“不得人间寿，还留身后名”的诗句，既是对皇甫湜的中肯评价，同时也道出了人世间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命题。
另外，唐诗人张籍与睦州分水（今属浙江桐庐县）诗人施肩吾交往密切，曾有多首诗写给施肩吾，如《送施肩吾东归》一诗，对施肩吾的诗名颇有赞扬：“早闻诗句传人遍，新得科名到处闲。”施肩吾虽很有才气，也颇有诗名，但光有诗名又有什么用呢，张籍在《赠施肩吾》一诗中说：“世间渐觉无多事，虽有空名未著身。”同时又真诚地劝慰诗人不要太潇洒，如同“上天人”一样好高骛远，不切实际，还是要现实一点，干些实事，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也只有真心朋友，会说这样的知心话。
唐朝诗人刘长卿曾在睦州任司马，他前后有好几年住在碧涧别墅，曾与皇甫曾、李穆、李嘉佑、秦系、严维、耿湋等人有友好来往及诗作上的应酬。方干与李山甫、罗邺、翁洮、唐彦谦、崔涂、尚颜、可朋、吴融、贯休、周朴以及李频与张乔、曹松、张蠙、姚合等有诗作来往及较深的情谊。
2、睦州诗派
睦州是古代的州名。查《辞海》，知道是“隋仁寿三年（公元603年）置。治所在雉山（今淳安西南），唐移至建德（今市（县）名）。辖境相当今浙江省桐庐、建德、淳安三县地”。
民国《寿昌县志》上有一句明人的诗，叫“寂寞元和音，飘零睦州谱。”这句诗下面有一个注解：“谢翱《睦州诗派》记自元和至咸通间以诗名凡十人。”说的是谢翱编了一本诗集，共收了睦州一带的十名诗人，集子取名为《睦州诗派》。另一说法是谢翱为友人翁衡所编《睦州诗派》诗集作序，谓“自元和至咸通间以诗名凡十人”即喻凫、周朴、翁衡、施肩吾、方干、李频、翁洮、章八元、徐凝、喻坦之、皇甫松。“取十先生编为集，名曰《睦州诗派》”。这十人中喻凫为江苏常州人，因与睦州诗人方干亲善，被编入睦州诗派。十人中翁衡名气较小，不见经传，遍查无着，连他的诗作也不见一首。从现存资料看，后一说法更可靠。
谢翱是南宋诗人，字皋羽，号日希 发子，福安（今属福建）人。后迁居浦城（今属福建）。元兵南下时，曾参加文天祥抗战部队，任咨议参军。后文天祥被俘就义后，谢翱特别伤心，特地选了一个山水风光很好的地方——严子陵钓台去祭奠文天祥，为此还写下了很有名的散文，题为《西台恸哭记》。正因谢翱对睦州这一带山水特别热爱，特别熟悉。所以他愿意为好友翁衡的《睦州诗派》一书题写序言。
明朝有两位文学家谈到睦州诗派。一位是宋濂，他在《故诗人徐方舟墓铭》（《宋学士全集》卷十九）一文中说：“先是睦（州）多诗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频、施肩吾，宋有高师鲁、滕元秀，世号为‘睦州诗派’……”。另一位是胡震亨，他在《唐诗丛谈》一书中说的“谢翱《睦州诗派》载新定（按指睦州）之以诗鸣于唐者，二人（指喻凫和喻坦之）实并列焉，尤（犹）文献在本乡足据者也。”
谢翱作序的《睦州诗派》一书现在已找不到原书，但查《全唐诗》古睦州一带较为有名的诗人不只十个。较有名气的有：徐凝、方干、李频、翁洮、喻坦之、施肩吾、章碣、皇甫湜、皇甫松、周朴、章八元、马异、章孝标、许彬、崔涂等。
翻阅睦州诗派诗人的诗作，觉得他们的诗作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和唐晚时期的时代特色，总括他们的诗作，觉得在内容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他们出生在江南一带，对江南风景、风俗、风物均有较多反映，而且诗歌的主要风格是清丽淡雅。
徐凝，一说桐庐分水人，也有说是建德人的。早年与白居易有交往，元和十四年曾有《寄白司马》诗。长庆三年至杭州谒白居易。时诗人张祜亦至杭州，值州试进士，两人各希首荐。此事在五代王定保的笔记著作《唐摭言》中有较细致的记载：白乐天典杭州，江东进士多奔杭取解。时张祜自负诗名，以首冠为己任，既而徐凝后至。会郡中有宴，乐天讽二子矛盾。祜曰：“仆为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嘉句？”祜曰：“《甘露寺》诗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势尽来’，又《金山寺》诗有‘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凝曰：“善则善矣，奈无野人句云：‘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祜愕然不对。于是一座尽倾，凝夺之矣。
徐凝与张祜打雷台获胜，不光为他个人获得了荣誉与名声，也为家乡人，为睦州人获得了荣誉。徐凝原诗的题目是《庐山瀑布》，原诗是：“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整首诗描写逼真，气势恢宏。庐山瀑布是较有江南地理特征和代表性的景点。唐朝诗人李白也为庐山瀑布写过诗，李诗如下：“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当然，李白的庐山瀑布诗更为出名。徐凝的庐山瀑布诗与李白的庐山瀑布诗可相互媲美，成为诗史上的双碧。
皇甫松的《采莲子》二首较好地反映了江南的风俗风物。皇甫松，浙江淳安人，著名古文家皇甫湜的儿子。《采莲子》二首抄录如下：其一，“菡萏香连十顷波，小姑贪戏采莲迟。晚来弄水船头湿，更脱红裙裹鸭儿。”其二，“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这两首诗生动描绘了江南年青女子采莲时活泼动人的情景。尤其是“更脱红裙裹鸭儿”，“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几句更是写出江南女子的憨态可掬。
章八元，浙江桐庐人。从小喜爱诗歌创作。曾经在邮亭偶题数语，诗人严维看见后觉得很有文采，大感惊奇，就找到章八元，问是否愿意跟他学诗。章八元非常高兴能拜严维做老师，就爽快高兴地答应了，在严维的精心指导下，章八元进步很快，以至元稹、白居易在慈恩寺塔下，看到先辈章八元题在塔下的诗句，命和尚拂去尘埃，二人移时吟味，尽日不厌。于是命僧人将塔下其他人的诗句抹去，唯独留下章八元的诗在那里。白居易还说：“不是严维，谁能带出这样优秀的弟子！”于是两人竟然不在塔下题诗了。此一故事大有李白黄鹤楼上见崔颢题诗一样，“眼前有景题不得，早有崔颢在上头。”
这首令白居易、元稹望塔兴叹的诗是这样写的：《题慈恩寺塔》：
十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
却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
回梯暗踏如穿洞，绝顶初攀似出笼。
落日凤城佳气合，满城春树雨蒙蒙。
全诗写出了诗人春天登塔的感受，写出了塔之高，塔之险，塔下景色之美，是咏塔诗中不可多得的好诗。
章八元另一首诗《新安江行》，写出故乡山水之美。诗是这样的：“江源南去永，野渡暂维梢。古戍悬鱼网，空林露鸟巢。雪晴山脊见，沙浅泪痕交。自笑无媒者，逢人作解嘲。”
这首诗反映出作者观察十分细致，写出江南冬天景色的特点：“空林露鸟巢”。冬天来了，森林里的树木叶子掉光了，连树上的鸟巢也露出来，让人看去十分醒目。“雪晴山脊见”，诗中描写的是冬天下大雪，大雪厚厚地覆盖着山的脊梁。后来雪停日出，冰消雪化，最后山的脊梁也露出来了。写出江南冬天景色变化这一渐变的过程。因为这首诗写得细致，而且对周围景色的变化非常敏感，故这些诗句被后人称为“此得江山之壮貌矣”。（《中兴间气集》）
二是睦州诗派这些诗人基本上都处于社会下层，出身贫寒，热衷功名，追逐科举，以中举及第为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为人十分辛苦，许多人屡试不第，屡败屡考，长期奔走在农村与京城之间，这种颠簸风尘的生活，在诗中都有较多反映，而且诗人们常常为此苦恼，悲叹。
喻坦之，浙江建德人，曾与李频千里寻师到长安拜谒姚合。与张乔、郑谷、张蠙等十人以诗出名，合称为“咸通十哲”。与诗人李频、曹松、方干友善，有诗唱和。其诗以五律为佳，内容多为记游题咏，寄赠送别之作。集中有一首题叫《陈情献中丞》的诗，就是写自己希望得到推荐，早日考取功名这种迫切心情的，原诗是这样的：“孤拙竞何营，徒希折桂名。始终谁肯荐，得失自难明。贡乏雄文献，归无瘠土耕。沧江长发梦，紫陌久惭行。意纵求知切，才惟惧鉴精。五言非琢玉，伤嗟骨每惊。尘襟痕积泪，客鬓白新茎。顾盼身堪教，吹嘘羽觉生。依门情转切，荷德力须倾。奖善犹怜贡，垂恩必不轻。从兹便提挈，云路自生荣。”
诗中写出自己痛苦郁闷，进退两难的矛盾心理。希望得到名人推荐，可是又有谁肯替我相荐呢？进无“雄文献”，退呢又无瘠土耕。“尘襟痕积泪，客鬓白新茎。”写出了他为功名之事在外奔波，风尘仆仆，多次流泪也无济于事，只是双鬓白发越来越多，既是辛苦，更是忧心。从“十载看迁莺”，一句可见他多次名落孙山，时间越长，他希望及第的心情越迫切，诗中有“依门情转切”一句就是这种心情的写照。诗人最后向中丞大人提出，希望得到提挈，如诗中说的那样，“从此便提挈，云路自生荣”。
章碣，浙江桐庐人，后迁居杭州，一说他为章孝标的儿子。咸通以后，他的诗在当时就已很有名气，但就是不能中举及第。他曾写过一首题为《下第有怀》的诗，诗是这样的：“故乡朝夕有人还，欲作家书下笔难。灭烛何曾妨夜坐，倾壶不独为春寒。迁来莺语虽堪听，落了杨花也怕看。但使他年遇公道，月轮长在桂珊珊。”
章碣真是空有诗才。在别人看来，他是很有才气，但就是中不了举，及不了第。虽然他在京城，十分思念故乡，但却不好意思回去。即使有熟人回故乡去，也不好意思下笔修书，请他们带回。在当时这种全社会都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唯有中科举是正路的氛围下，你未能及第，就无颜见江东父老。内心痛苦，只有借酒消愁。莺迁花落，年复一年，时不我待，忧愁与紧迫感随时间过去而不断增强，真是其情何堪，其心真苦。最后二句，还是写出他对未来寄托了一点点希望，“但使他年遇公道，月轮长在桂珊珊”。在唐朝这样的封建社会，完全的公道也是没有的，科举制度也葬送了一大批有才华的正直之士，章碣从这个角度说，不能不说是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乾符四年，礼部侍郎高湘知贡举，将他自连州带到京城来的举子邵安石给予及第，而这一年章碣再一次落第。章碣得知高湘之事，为自己落第感到委屈，同时也感到非常愤怒。最后，他愤而作《东都望幸》诗一首予以讽刺。这首诗还有一段小序，序云：“纪事云，高湘侍郎南迁归阙，途次连江，连州邵安石以所业献，遂挈至辇下。湘主文，安石擢第，碣赋东都望幸刺之。”诗是这样的：“懒修珠翠上高台，眉月连娟恨不开。纵使东巡也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面对 这样不公平的竞争，诗人无力回天，只有满腔愤怒。虽然这件事看起来是一个个案，但实际上反映了唐朝在录用人才体制上的弊端。一个王朝的没落体现在它的方方面面上，而用人的腐败却是一个社会最大的腐败，是催促社会走向衰亡的腐败，是最要不得的腐败。
马异，有说是河南人的，也有说是建德人的。唐兴元元年进士及第。《唐才子传》说“少与皇甫湜同砚席”，实际上是皇甫湜赴举，马异有诗相送，这首诗是这样的：“马蹄声特特，去入天子国。借问去是谁，秀才皇甫湜。吞吐一腹文，八音兼五色。主文有崔李，郁郁为朝德。青铜镜必明，朱丝绳必直。称意太平年，愿子长相忆。”马异的诗通俗易懂，虽有些口语化，如“马蹄声特特”一句，因为用了像声词，使人读来琅琅上口，音韵悠然。从“青铜镜必明，朱丝绳必直”一句，我们可以看出马异为人之正直，做事之光明磊落，至少是心中希望这样做。
马异来自民间，对民间的情况比较了解，对百姓的疾苦十分同情，他在《贞元旱岁》一诗中写到：“赤地炎都寸草无，百川水沸煮虫鱼。定应焦烂无人救，泪落三篇古尚书。”诗人对百姓在赤地炎都中颗粒无收的境况非常同情，禁不住流下了难过的眼泪。
翁洮，浙江建德寿昌人。唐光启三年（公元887年）考取进士，曾官主客员外郎，后辞官归隐征召不起。他所写的关于四季山水景物的诗歌均休闲散谈，有几首反映乡村生活的诗倒是很清新自然，有生活气息。如《芦坂春耕》：“雨足郊原万物荣，扶犁芦坂乐深耕。喜闻布谷调新舌，厌听黄鹂弄巧声。”另一首《拓源晓牧》：“漫漫村路雾蒙蒙，破暗骑牛入拓峰。短笛吹残斜月外，蓑衣高挂白云中。”还有一首《嵋麓樵归》：“草树荒凉路欲迷，鹧鸪声里日沉西。荆薪急束归嵋麓，不管仙人对下棋。”这些反映山村自然风光、田园生活的诗，读来让人感到轻松自然，感到诗人淡泊的心怀。说实话，只要一般生活能过，在乡村田园中做一个散淡的读书人，何乐而不为，为什么非得在名利场中争得你死我活，自寻烦恼与痛苦呢？看来，翁洮真是一个看透一切的人。如果翁洮未能考取进士，没有当过官，写就这些诗，人们会说他是装隐士，是矫情，其内心还是想及第想当官的，而实际情况是翁洮早已考取进士，已经官主客员外郎，本可以在仕途大展鸿图，他却选择了急流勇退，隐居乡里，过起隐士生活，真是让人佩服，不容易啊。
三是由于当时战乱频繁，边塞不安，对于心忧天下的读书人来说，他们是关注边关局势发展的，为此，边塞战乱这类题材均在他们的诗作中有较多反映。
皇甫松有一首叫《怨回纥歌》的诗，反映了边塞风情，原诗如下：“白首南朝女，愁听异域歌。收兵颉利国，饮马胡芦河。毳布腥膻久，穹庐岁月多。雕巢城上宿，吹笛泪滂沱。”多年征战，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痛苦。
崔涂，浙江桐庐人。他有一首《申州道中》的诗，就反映了人民对战争的厌恶。全诗如下：“风紧日凄凄，乡心向此迷。水分平楚阔，山接故关低。客路缘烽火，人家厌鼓鼙。那堪独驰马，江树穆陵西。”
战争的破坏性是巨大的，不光给百姓生活带来许多不便，还使百姓迅速陷入贫穷之中，甚至连生命也朝不保夕。所以崔涂的诗中对可恶的战争表现出强烈的谴责。崔涂在另外几首诗中也写到战争，如《秋夜兴上人别》一诗中就写到“南国初闻雁，中原未息兵”。冬天来了，大雁南飞，回到了它的南方家园；而人尽管十分思念自己的家乡，却就是回不去，因为中原交战，交通阻绝，行人无法往来，真要前往，就有可能生命不保。在另一首《南山旅舍与故人别》的诗中就写到“那堪试回首，烽火是长安”。连国都长安都是烽火一片，可见国家动荡，民不聊生，虽然旧的一年即将过去，但新的希望的征兆却一点也没有，作为读书人出身的诗人，其内心的郁闷痛苦是非常深重的。
施肩吾，浙江桐庐分水人。元和十五年登进士第。施肩吾诗名早播。张籍《送施肩吾东归》诗云：“早闻诗句传人遍”。《全唐诗》卷四九四录施肩吾诗一卷。施肩吾身为读书人，却心系天下安危，记挂守边将士。他的《赠边将》就是这样的一首诗：“轻生奉国不为难，战苦身多旧箭瘢。玉匣锁龙鳞甲冷，金铃衬鹘羽毛寒。皂貂拥出花当背，白马骑来月在鞍。犹恐犬戎临虏塞，柳营时把阵图看。”诗人笔下的将军是一个身经百战，轻生奉国的好将军。二、三两联写出了守边将士生活的艰苦，第四联写出了守边将军的担忧与尽心尽职。“犹恐犬戎临虏塞，柳营时把阵图看。”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与环境下，能尽心边事，确非易事。施肩吾还写过一首《归将吟》的诗，诗不长，只有四句。 “百战放归成老翁，馀生得出死人中。今朝授敕三回舞，两赐青娥又拜公。”诗中这个年老的归将真是幸运，能活着回来的将士自古有几人呢？大多未能到老，即战死沙场，殉职边关，而他却能活到老，且老而能归，还受到朝廷的奖赏。这个幸运的老人，既让人羡慕，也让人感到悲衰，他们前半生牺牲了多少家庭的温情，天伦的乐趣以及多少欢快而有作为的青春岁月。和施肩吾同题的诗歌，还有章碣也写了一首《赠边将》，诗为：“千千铁骑拥红尘，去去平吞万里空。宛转龙蟠金剑雪，连钱豹躩绣旗风。行收部落归天阙，旋进封疆入帝聪。只有河源与辽海，如今全属指麾中。”这首诗不象施肩吾的边塞诗写得凄苦悲壮，而是充分体现自我张扬的个性，气势恢弘而豪迈，大有气吞万里如虎的壮阔勇猛，整首诗漾溢着乐观昂扬的激情，对未来满怀着必胜的信心。
四是睦州诗派中的部分诗人由于科场、官场失意，由原来的满腔热情，积极进取，转向悲观失望，消极遁世，由儒家理想转向道佛境界，由入世转向出世。最明显的是方干与施肩吾二人。
方干（分元809年至888年），字雄飞，睦州清溪（今浙江淳安）人。为人质朴野俗。每见人则连跪三拜，当时人称他为“方三拜”。但因像貌丑陋，不为世人所重。他很小就表露出自己的聪明才华，当时著名诗人徐凝十分看重他，就教他做诗的诗律。后来，姚合在金州当刺史时，方干不远千里，前去拜见求教。开始，姚合见其容貌丑陋，嫌弃他。后见到方干的诗作，又为他的诗才而欣喜，大为叹赏。后来，方干几次考进士不中，就失去信心，隐居于绍兴的镜湖，纵情山水，吟诗作文，悠闲度日。从方干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寄李频》这首诗应该是早期作品，他在诗中写到：“众木又摇落，望君还不还。轩车在何处，雨雪满前山。思苦文星动，乡遥钓渚闲。明年见名姓，唯我独何颜。”此诗写诗人与李频赴京赶考，又是落木萧萧，众芳摇落的秋冬季节，该是回家过年的时候了，问李频你回不回去，同时又担心自己考不中，回去无颜见家乡父老。应该说这个时候方干还是很有上进心的。他在《送喻坦之下第还江东》一诗中还劝喻坦之“文战偶未胜，无令移壮心。”虽是劝慰别人，实际上也是自己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在《中路寄喻凫先辈》一诗中说：“求名如未遂，白首亦难归。”写出自己考又考不到，归又归不去，这种矛盾心情有时是非常痛苦的，他在《除夜》一诗中写到：“永怀难自问，……心燃一寸火，泪结两行冰。”除夕之夜本是非常开心的时刻，让后人读罢他的诗也难免不为之同情唏嘘。后来，他这颗热情如火的心，逐渐冷却，信念开始动摇，在《自艾原客》一诗中他说：“闲言说知己，半是学禅人。”社会现实对他太残酷了，让他由失望到绝望。最后干脆皈依佛教，专事学禅。从此专心作诗，“才吟五字句，又白几茎髭。“（《赠喻凫》）”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贻钱塘县路明府》）
与方干相比，施肩吾是幸运的，他考取了功名。但他在诗作《上礼部侍郎陈情》中却十分担心：“九重城里无亲识，八百人中独姓施。弱羽飞时攒箭险，蹇驴行处薄冰危。”因怕官场险恶，最后官也不当就离京回乡。他酷好道教神仙之术，在此中寻找乐趣，悠闲度日。
唐朝末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官场更加腐败。许多正直的诗人对现实社会都感到非常失望。如章孝标在《游云际寺》一诗中就写到：“云领浮名去，钟撞大梦醒。”为自己过去为了浮名，孜孜以求而感到惭愧，过去追求的理想仿佛做梦一般，如今梦醒了，再也无所求了，心怀淡泊。诗人许彬在诗中也表达了同样的心情，《湘江》一诗中，他写到：“异日谁为侣，逍遥耕钓群。”在另一首《重经汉南》的诗中又写到：“须同醉乡者，万事付江流。”对现实社会非常失望，对前途失去信心，只有放情山水，才能寻找其中的乐趣。有的诗人还归隐山间寺庙，与僧侣为伍，如周朴在《全唐诗》中共存诗45首，就有16首是写道观寺庙的。周朴在一首叫《赠大沩和尚》的诗中说：“我问师心处，师言无处心。”“又登尘路去，难与老僧期。”（《宿玉泉寺》）。“初日长廊下，高僧正坐禅”（《玉泉寺》）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在思想上已完全皈依佛教，愿意与古佛青灯下的老僧交朋友，了此残生。在这些诗人中，皇甫湜最大胆，直接抨击当时浑浊肮脏的社会，他在《出世篇》这首诗中说：“生当为大丈夫，断羁罗，出泥涂。……上括天之门，直指帝所居。……与天地相始终，浩漫为欢娱。下顾人间，溷粪蝇蛆。”应该说，这些诗人在当时是属于那种觉醒了的知识分子。
五是唐朝末年的咏史诗非常发达，这在睦州诗派所属诗人的作品中也有较多的反映。唐朝咏史诗发展势头好是有它一定背景的。唐代的统治者比它前代的君王更加重视以史为鉴，唐太宗就明确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此话见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二、〈任贤第三〉）。唐代大规模的编修前代史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是这种历史意识的具体实施。何焯在《义门文书记》中，是这样评价左思的《咏史》诗的：“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直抒胸臆，乃又其变。”其实“直抒胸臆”正是“咏史”的一贯传统。这一传统对后代咏史诗影响较大。于是咏史诗就有了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一诗专咏一事，不再有一诗中杂咏数事的情形；二是诗中的感喟或议论都以精警、含蓄的方式表达出来，最佳的形态就是意在言外。
睦州诗派诗人中咏史诗写得最为有名的是章碣的《焚书坑》。虽然章碣留下来的诗作不多但真正让后人记住章碣的是他写的《焚书坑》这首诗，诗是这样的：“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元来不读书。”
这首诗将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与刘项揭竿造反、推翻秦朝统治有机结合起来，专门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你秦始皇为了统一思想，做下了令后人十分反感的焚书坑儒之事，只可惜真正推翻你统治的刘邦、项羽原本不是读书人，再说你的思想也未必能统一全国，而且你建立的朝廷倒是个短命的朝廷。可见暴政不得人心，从长远统治来说，还是应该施行仁政。
章碣当时适逢战乱，因此也很容易想起《焚书坑》这个题材，很能借这个题材抒发自己的感慨。后来章碣流落到毗陵等地，就无声无息，不知所踪，真是可惜。
睦州诗派中咏史诗写得最多的是崔涂和徐凝二人。崔涂在《全唐诗》中有七首，徐凝在《全唐诗》中有四首。崔涂在《过昭君故宅》一诗中高度赞扬了“以色静胡尘”的王昭君的高尚的牺牲精神。王昭君以牺牲一人的幸福为代价，换来了千百万人“免劳征战力”的结果，真是让人可歌可泣，肃然起敬。诗人在《屈原庙》一诗中对屈原不幸的遭遇非常同情，“谗胜祸难防，沈冤信可伤。”崔涂在诗中最关心的是历史名人的出路问题，如他在《读留侯传》一诗中写到：“男儿遭遇更难知。”在《赤壁怀古》一诗中写到：“勤王谁肯顾元勋。”在《东晋》一诗中写到：“兴亡竟不关人事。”仿佛胜败无凭，任何事情都是天意。另外，诗人在《续纪汉武》、《读庾信集》、《过洛阳故城》等诗中都有较多历史的感叹。
徐凝的咏史诗与上面讲到的崔涂的咏史诗相比，显得更细腻，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中去。如《汉宫曲》一诗：“水色帘前流玉霜，赵家飞燕侍昭阳。掌中舞罢箫声绝，三十六宫秋夜长。”皇帝宠幸赵飞燕，昭阳宫中歌舞兴盛热闹，但另外三十六宫却遭了殃，夜夜无寐，企盼有那么一天能得到皇帝的宠幸，但这希望是多么渺茫。这一强烈反差与对比，使诗人同情的天平倒向了那些不幸的宫人，诗从另一侧面揭露批判了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揭露了皇帝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
徐凝有多首咏史诗的题目中以览古为题，如《长洲览古》、《金谷览古》、《汴河览古》，光看题目顿时让人要发思古之幽情。其中《长洲览古》与《题伍员庙》二首是写吴王夫差的。《长洲览古》中有一句说：“吴王上国长洲奢。”着一“奢”字，写出了吴王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不由不使我们想到唐诗人李商隐《咏史》诗的名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诗人李商隐是在总结了几千年历史兴衰之后才写出这两句感慨深沉，饱含哲理的诗，可以说是具有历史纵深感的高度概括。“夫差亡国已千秋，拜奠青山人不休。”青山依旧，亡国千秋，后人感慨难以用语言相形容，诗人没有对历史史实多加评论，只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大有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意思。《金谷览古》一诗中，诗人对历史上的美人绿珠寄于无限的同情，“绿珠歌舞天下绝”，然而，红颜薄命，绿珠坚守贞操，不畏强权，宁可坠楼身亡，不愿屈从逼迫。她与石崇的坚贞爱情成为千古绝唱，为后代许多诗人反复吟咏，还成为戏剧等文学体裁创作的素材。《汴河览古》一诗中写到“炀帝龙舟向此行”、“为是杨家怨思声”，批评了隋炀帝下江南阔气铺排的场面，劳命伤财，给百姓带来巨大的痛苦。诗中隐约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内容。
睦州诗派诗人方干写过两首关于严子陵的诗，第一首是《暮发七里滩夜泊严光台下》，这首五律诗的前三联是写七里滩一带优美的风光，最后一联才写出带有批评意味的诗旬：“前贤竟何益，此地误垂竿。”方干的第二首写严子陵的诗，题目是《题严子陵祠二首》第一联写出汉光武帝对同学严子陵的友谊与赏识“物色旁求至汉庭，一宵同寝见交情”。第二联写严子陵不肯接受汉武帝刘秀的邀请进城做官，官没做成，但名气却从此大增。“先生不入云台像，赢得桐江万古名”。从此严子陵先生的名气大增，为此还带动了桐江的万古名声。严子陵为什么不肯去做官呢？实在是这里的山水太美，洗涤了他那为世俗蒙尘的心灵，从而升华了他的灵魂与精神世界。“苍翠云峰开俗眼，泓澄烟水浸尘心”。最后诗人篇末点题：“惟将道业为芳饵，钓得高名直到今。”同样是以严子陵为题材的诗作，很明显，这后一首比前面那首在内容上要挖掘更深一些，给人的思考与启迪更多一些。
诗人施肩吾写过二首关于古时大美人王昭君与西施的诗，一首是《昭君怨》、一首是《越溪怀古》。这两首七绝立意不深，语句平常。诗人虽喜欢吟咏名媛仕女，但却不肯在诗句上下功夫。
皇甫松的五绝诗《登郭隗台》短则短也，倒有些意思：“燕相谋在兹，积金黄巍巍，上者欲何颜，使我千载悲。”此诗作者由古人联想到自己，感慨万千，怀抱远寄，让人掩卷长叹。“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这种怀才不遇，难为人识的痛苦是千古相同的。即使是在高度文明发达的今天，人们也还有相同的遭遇与感叹。
章孝标的《诸葛武候庙》一诗赞颂了诸葛亮一生的主要功绩，表达了诗人及后人对诸葛亮的崇敬之情。
咏史诗会写或欢喜写的人很多，但真正要写好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综观睦州诗派的诗，他们在艺术上有这样几个特色：
一是可喜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如皇甫湜在《出世篇》中就矛头直指现实社会：“下顾人间，溷粪蝇蛆。”并号召当世，要“生当为大丈夫，断羁罗，出泥涂。”崔涂在《申州道中》一诗中就写出了老百姓的厌战情绪。另外如章孝标的《闻角》、周朴的《边思》等诗都描写了战争的残酷和戍边将士的艰苦生活，这些都对统治者穷兵黩武，老百姓民不聊生的现实有了一定程度的揭露。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对唐末诗人皮日休、陆龟蒙的小品文曾给以高度评价，称它们为“是一塌糊涂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如果我们借用鲁迅的话，也可称这些具有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诗篇为晚唐诗坛这“一塌糊涂泥塘里的光彩与锋芒”。
二是苦吟色彩浓重。唐朝诗人白居易与姚合都曾任过杭州刺史，都对睦州诗派的诗人产生过重要影响。《诗人主客图》曾说：“广大教化主。白居易。……及门十人：费冠卿、皇甫松、殷尧蕃、施肩吾、周光范、祝天膺、徐凝、朱可名、陈标、童翰卿。”白居易门人中有三人为我们睦州诗派中的诗人，如皇甫松、施肩吾、徐凝三人就是。皇甫松父亲皇甫湜还曾与白居易交游。后皇甫湜去世，白居易还有诗哭之。另外李频、方干、喻坦之、翁洮等人都受到姚合的指教与影响。由于姚合与贾岛的交往较多，两人不光诗风接近，关系又非常密切，为此，凡与姚合亲近并受姚合影响的后辈诗人，均与贾岛友好并受到贾岛的指教与影响。当然，在这群诗人中于苦吟方面下功夫最多的是方干，他在诗中深有体会地说：“吟 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赠路明府》）“才吟五字句，又白几茎须”。（《赠喻凫》）因为他的苦下功夫，孜孜以求，的确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让人回味无穷的诗句，如“野花多异色，幽鸟少凡事”，“无酒能消夜，随僧早闭门”，“野烟新驿曙，残照古山秋”，“地下无馀事，人间得盛名”，“鹤盘远势投孤屿，蝉曳残声过别枝”，“驯鹿不知谁结侣，野禽多是自呼名”等。
三是淡雅清丽，通俗明快，这是睦州诗派中这些诗人的共同之处。也许是受到古老睦州明山秀水，钟灵毓秀的影响，亦或是受到白居易、姚合、贾岛诗风的影响。他们的诗清丽而充满灵性，如同山里人的心灵，那么透明伶俐。他们的诗与韩愈诗的古奥艰深相比，简直是完全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他们的诗是充满乡村风味的质朴，完全不同于李白的豪放飘逸，也不同于杜甫的沉郁顿挫。他们的诗看去非常浅显，但却浅得可爱，浅得透明。
四是直抒胸臆，较少寄托。睦州诗派这些诗人都是正直率爽之人，有什么事说什么事，有什么感慨发什么感慨。不像李商隐有那么多的隐晦曲折，他们大多是乡野之人，既不担心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没有那种曲里拐弯的说话习惯。即使是咏史诗，也是自自然然，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较少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