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香港文学
现代香港文学，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鸦片战争后，香港为英国侵占，但香港居民绝大部分仍是中国人。在各方面都与祖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文学工作也不例外。
现代香港文学的特点
进入现代以后，香港的新文学同样是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在香港从事文学活动的文学工作者，经常往来于内地与香港之间，文学书刊更是相互流通，两者之间的文学也就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和区别。可以说，当时香港的文学和内地的文学是连成一片的，很难说有什么独立的香港文学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内地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而香港由于历史、政治和社会制度等种种原因，与祖国处于暂时隔离的状态，香港的文学由此也走上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开始形成自己的特殊形态，与内地的社会主义文学有着明显的区别。然而，香港的文学仍然是生活在当地的中国人用中国的语言文字创作出来的，所反映的也仍然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从“五四”时期开始的新文化的传统并没有被切断，两地人民、文学工作者和文学作品之间的交流也没有完全隔绝。因而，当代香港文学仍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一个具有自己特殊形态的组成部分。
香港文学的特殊性，除了它作为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而区别于内地的社会主义文学之外，还由于香港的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文化环境而形成其几方面的特点：
①地区性。香港文学的地区特色是逐步形成的。50年代以前并不明显，到50年代末叶以后，随着当地作家队伍的成长，他们着力描绘香港社会生活图景，而从内地来港的作家也转为面向香港现实，香港文学才日益确立自己的特色；随后出现的反映下层社会人情风貌的“乡土小说”，揭示商业城市种种矛盾的“都市小说”和表现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变态形态的现代派作品，进一步使香港文学的地方色彩更加丰富而独特。
②开放性。香港是一个国际性的贸易港口，多年来，香港成了东西方各国经济交流的一个中心。随着自由贸易，东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和文艺形态也纷纷流入，香港文学也因为中西交融、新旧并蓄，而显得五光十色、流派纷纭。由于特殊的政治地理位置。香港既是沟通台湾海峡两岸文学的渠道，又是海内外华人文学的汇集地，不但丰富了民族文学的内容，也推动了当代中国文学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
③商品化。香港是一个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商品城市，在这里，一切都成了商品，文化也不例外。不少专业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职业的“写作机器”。他们为了谋生，不得不服从市场经济的规律，听命于“文化老板”的需求，大量制造那些具有竞争能力的“文化商品”。这给香港文学的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
在这样特殊的复杂环境里，香港还是存在着进步、健康、严肃的文学创作。它们有的和祖国内地的社会主义文学紧密联系，歌颂社会主义祖国，抨击资本主义的香港社会；有的继承“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用批判的眼光描绘香港社会生活现实，关怀下层人民的命运，就是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产生的一些文学创作中，也不难从中看到以象征、变形等方式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与艺术水平。
香港的新文学传统
虽然港英当局为了巩固统治，竭力鼓吹“尊孔读经”的奴化的文化教育，五四运动所体现的进步潮流是不可阻挡的，香港的知识青年，在新的历史潮流的指引和鼓舞下，冲破重重阻力投入新文化运动。1927年香港基督教青年会的进步青年热情邀请鲁迅赴港演讲，就有力地打破了当地沉滞的气氛。大革命失败后，不少进步青年从内地来到香港，也给香港文坛带来一股朝气。几年间，罗西（欧阳山）等青年作者作品的纷纷发表，显示了香港新文学开创时期的可喜局面。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许地山，于1935年秋，去香港大学任教。他以五四运动的精神，对香港大学的文科教学进行改革，同时为培养文学青年、组织文学活动热心奔走。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地山又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的工作，全力投身爱国抗日的文学运动，直到1941年8月病逝。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上海、广州等城市相继沦陷，大批爱国进步的文化界人士来到香港，他们当中有蔡元培、陶行知、萨空了、邹韬奋、茅盾、夏衍、欧阳予倩、蔡楚生、司徒慧敏、于伶、章泯、叶以群、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戴望舒等人。这么多文化名人汇集香港，造成新文学运动的空前活跃和繁荣。一时之间，香港与延安、重庆、桂林等地一样，成为中国抗战前期的文化中心之一。
对抗战前期香港文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作家首推茅盾。茅盾于1938年和1941年两度来港，各留居9个月。在港期间，他除了从事文艺界的团结和抗战工作，主编文学刊物，培养文学青年之外，自己还创作发表了不少小说、散文和评论，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阶段的故事》和《腐蚀》两部长篇小说。
1946年夏，第三次国内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当局加紧镇压内地的民主运动，大批进步人士又陆续移居香港。这次南下的除了茅盾、夏衍、欧阳予倩、蔡楚生，还有柳亚子、郭沫若、黄药眠、冯乃超、孟超、巴人、周而复、邵荃麟等，以及一些在抗战烽火中成长起来的岭南作家。香港新文学再度高涨，成为争取民主进步的一个重要文化据点。这时文艺出版物相当繁荣，文学刊物有《文艺生活》（司马文森主编）、《野草》（夏衍主编）、《小说》月刊（茅盾主编）、《大众文艺丛刊》（邵荃麟主编），还有《华商报》的副刊《茶亭》（夏衍主编）、《文汇报》的《文艺》（聂绀弩主编）等。
一批岭南作家的作品的出现，以鲜明的南国色彩和浓烈的海洋风情，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如归侨作家司马文森以海外华侨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南海淘金记》，香港本土作家侣伦的以香港沦陷前后为背景的中篇小说《无尽的爱》，陈残云的反映珠江水乡人民斗争生活的电影剧本《珠江泪》，尤其是黄谷柳的长篇小说《虾球传》，都是富于地方特色的作品，对于后来的香港文学发生了深远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除了一部分人留港坚持进步文化活动外，大部分爱国进步的文化工作者陆续回到内地，香港文学结束了它对全国文学运动都产生广泛影响的辉煌篇章，翻开了相对独立发展的新一页。
现实主义文学在曲折中成长
现实主义在香港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但是香港的现实主义文学所走过的道路却是相当曲折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临着喧嚣一时的反共文化和泛滥成灾的黄色文化，曾经一度出现青黄不接状况。
进入50年代后期，随着反共的“美元文化”的退潮和内地南下作家们对香港社会生活的逐步深入了解，香港的现实主义文学突破了以前的局限，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以阮朗（唐人）为例，他在1957年以后创作的20多部小说和近10部电影剧本中，反映香港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占了大多数，艺术技巧也趋向圆熟。60年代初期，叶灵凤编选的六人创作集《新雨集》和吴其敏主编的《五十人集》、《五十又集》，显示了这一时期香港现实主义文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质量上都取得了进步和发展。
推动现实主义文学进一步繁荣发展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在香港成长的本地作家的崛起。他们大多在40年代接受了“五四”新文学的熏陶，又对香港现实生活，尤其是中下层社会的人物语言、民情风俗有深切的感受和了解。因此，他们的创作就以生动的生活气息和浓烈的地方色彩而明显区别于内地来的作家。在50年代前期，活跃在香港文坛的仅有三苏（高雄）、侣伦等少数几个本地作家；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年轻一代的香港作者就作为新生力量崭露头角了。1962年出版的青年短篇小说创作集《市声·泪影·微笑》和青年散文创作集《海歌·夜语·情思》，共收30多位作者的60多篇作品，集中地展现了当地青年作者的文学风貌。舒巷城从50年代初期的《鲤鱼门的雾》到70年代中期的《雪》，不乏隽永清新的佳作。196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太阳下山了》，更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以朴实无华的笔调和浓郁鲜明的乡土色彩，描绘了香港底层社会的众生相，展现了繁华都市背后劳动人民的辛酸；他也因此被人称为“香港的乡土作家”。
香港的现实主义文学，继承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优良传统，同时也接受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影响，在反映香港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以及海外华侨生活，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和本质方面，都作了可贵的努力。它有别于内地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以及台湾的“乡土文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的一个文艺流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