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溪惨案
红溪惨案又称巴城大屠杀（荷兰语：Chinezenmoord；印尼语：Geger Pacinan，意为“中国城骚乱”），指1740年10月，荷属东印度当局在爪哇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大规模屠杀华人的事件。因肇事地点之一为城西一条名为红溪的河，故以此命名。
1619年荷兰殖民者占领雅加达，当地劳动力甚缺，荷兰殖民者不择手段从各地诱骗华侨，甚至到中国东南沿海掳掠人口，供其役使。后殖民者嫉视华侨在发展经济上所起的作用，又怕他们同当地人民联合起来反抗殖民统治，转而采取严格限制入境，乃至推行排华政策。1727年和 1736年作出规定，逮捕“失业”和无居留证的华侨。1740年7月，殖民当局下令捉拿被诬为窃贼的华侨。有些无辜被捕的华侨或被虐杀，或被投入大海。城内华侨纷纷逃往城外，公推黄班为首领，准备进攻巴达维亚城。但走漏消息，殖民当局有所准备。
10月9日，殖民者以搜查军火为名，命令城内华侨交出一切利器，荷军挨户搜捕华侨，不论男女老幼，捉到便杀，对华侨进行血腥洗劫。屠杀持续7天，城内华侨被杀近万人，侥幸逃出者仅150人，被焚毁和劫掠的华侨房屋达六、七百家，财产损失，无法估计。城外华侨在黄班指挥下，与荷军激战，伤亡千余人，后转战中爪哇，斗争持续到1743年。
背景
1619年，荷兰殖民者燕·彼得逊·昆占领雅加达，并将其更名为巴达维亚。当时的巴达维亚人口稀少，缺乏粮食供应，同时四周也面临当地穆斯林王国的敌视和威胁。为了增加劳动力，发展经济，巩固据点，在荷兰本国人不愿意移民，当地土著又很少的情况下，荷兰殖民当局开始从南洋各地诱迁华人来巴城定居。同时还颁布优厚政策诱使中国商船来前来贸易。到1682年，巴达维亚的华人已达3101人。1690至1730年间是巴达维亚最繁荣的时期，荷兰人把甘蔗种植引进爪哇，甘蔗种植业的迅猛发展导致了更多中国人的涌入。
随着华人的大量涌入，凭借其杰出能力逐渐建立了社团，有凌驾在荷兰人之上的趋势，殖民当局认为威胁到了其殖民统治。从1690年起殖民当局先后颁布了限制和禁止中国人移民巴达维亚，但收效甚微。1727年，殖民当局规定，凡是10年至12年内居留在巴达维亚的华人，未申领当局颁发的居留准许证者，一概配遣出境。1736年进一步规定凡是1729年入境的华人，只有被认为有用的人才允许领取居留准许证，其他一概遣返。这些被驱逐的“无用”华人，很多人没有回到故土，倒是被发配到锡兰、好望角等其他荷兰殖民地充当苦力。
经过
1740年，随着制糖业的衰退，失业华人增多，盗贼四起。由于警察抓获的罪犯大多是穿黑衣黑裤的华人，殖民当局下令，凡是看到穿黑衣黑裤的人，一律捉拿。大批华人受到无辜的牵连，华人与荷兰殖民者之间的不满进一步加剧。殖民当局强迫被捕的华人到锡兰做苦力，在华人中逐渐有传言这些流放者会在途中被抛入大海。
一部分华人不愿坐以待毙，逃至城外，公推黄班为首领，准备自卫。但是一个叫林楚的叛徒向殖民当局告密，使得当局有所准备。10月9日，殖民当局以华人准备攻城为借口，命令城内华人交出一切利器，同时挨户搜捕华侨，不论男女老幼，捉到便杀，对城内华人进行血腥洗劫。从9日至12日，城内华人被杀近万人，即使关在监狱和卧病在医院的也不能幸免，侥幸逃出者仅150人。而城外华人不知消息已泄露，依旧按原计划攻城。从9日至11日激战三天，伤亡千余人，终因孤军奋战，攻城失败，被迫转战中爪哇。荷兰法院将事件归罪于华人领袖连富光（Ni Hoe Kong），1746年将他放逐到安汶岛，他于同年底去世。
中国清朝政府的反应
“红溪惨案”发生后，荷兰及殖民当局担心中国清朝会采取报复行动，影响对华通商，使经济利益受到损失。1741年殖民当局派专使携带“说帖”前往中国，但是这份“说帖”并没能传呈到北京朝廷。同时福建总督策楞、提督王郡将此事上奏朝廷。后来经过反复商议，清朝政府决定将此事认为：被杀华侨是“自弃王化”、“系彼地土生，实与番民无异”、是“彼地之汉种，自外圣化”，因此华人遭屠杀，“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圣朝”无须加以责备，但恐怕之后通商的外贸商人被残害，先禁止彼此之间的通商贸易。
《皇朝文献通考.卷297》䇿楞又奏，言：“被害汉人，乆居番地，屡邀寛宥之恩，而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干严谴。今被其戕杀多人，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但噶喇巴以地隔重洋，恃其荒逺，㒺知顾忌，肆行残害，恐嗣后扰及商舶，请禁止南洋商贩，俾知畏惧，俟革心向化，再为请㫖施恩。”
荷兰政府的反应
因为此事件，东印度总督华尔庚尼尔（Adriaan Valckenier）1741年被撤职，1744年被判死刑，所有财产没收，但仍可上诉。1751年死于狱中，入狱九年多，此案尚未定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