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
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刘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后汉书》的作者。字蔚宗，小字砖。顺阳（现河南省淅川南部）人，生父为范泰，后过继予范弘之。范晔墓位于河南省淅川县老县城（今老城镇）南35千米埠口街的东侧（已被丹江口水库淹没），共有9座墓冢，世称为“范氏九冢”。
简历
范晔出生于士族家庭，但他母亲是妾，因此身份地位不高（王楙《野客丛书》卷十五：“永嘉以来，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高祖范晷为西晋雍州刺史。曾祖范汪仕东晋，官至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封爵武兴县侯，传至范晔的堂伯父范弘之，范弘之无子，过继范晔为子，故范晔得以袭爵。祖父范宁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父范泰为中书侍郎，桓玄执政时被废黜。曾祖范汪“博学多通，善谈名理”，撰有《尚书大事》20卷、《范东阳方》105卷等。祖父范宁作《春秋榖梁传集解》12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父范泰亦有《古今善言》24卷。
范晔虽生名门，但本人却是妾生的庶子。据说范晔的母亲把他生在厕所里，并碰伤了他的前额，因而有小字“砖”。420年，刘裕代晋称帝，国号为宋。同年，范晔为刘裕子刘义恭冠军参军。此后十余年中，先后担任过尚书外兵郎、荆州别驾从事史、秘书监、新蔡太守，司徒从事中郎、尚书吏部郎等职。由于性格骄慢，经常被贬官。
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时，范晔因“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从而写下了这部史学名著。此书简明周详，叙事生动，故取代以前各家的后汉史。
440年时，范晔一跃为权势显赫的重臣──代行扬州刺史职权并参与决策大权，元嘉二十二年（445年）范晔因谋反被杀，当时《后汉书》志稿乃范晔请谢俨代作，稿虽完成，但谢俨恐范晔之祸及于己身，匆忙将志稿毁掉，宋文帝追之不及。北宋时，有人把晋朝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三十卷与之合刊，成今天《后汉书》。章太炎认为，“史、汉之后，首推后汉书”。陈寅恪曾说：“蔚宗（范晔字）之为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
由于刘裕子彭城王刘义康长期执政而受到宋文帝猜忌。元嘉十七年（440年），文帝以“合党连群，阴谋潜计”的罪名诛杀、流放刘义康的亲信十余人，并贬刘义康为江州刺史。刘义康不甘心失败，准备夺权。他想方设法拉拢范晔。最初，范晔不愿意入伙，但最终还是参加了刘义康集团。是年十一月，造反事发，并有人告密宋文帝，说范晔是政变主谋。范晔不承认参与谋反，孔熙先把他写的文件、信札等物呈上，范晔只得认罪。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的罪名被满门抄斩，其子范蔼、范遥、范叔蒌同时遇害，范晔在狱中写有《狱中与诸甥侄书》。时年48岁。范晔年少时，其兄范晏常说：“此儿进利，终破门户。”终如晏言。《宋书·范晔传》载：“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母止住单巷。唯有一厨，盛樵采，子弟冬无被，叔父单布衣。”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范蔚宗以谋反诛〉，是为范晔翻案的文章。王鸣盛认为宋文帝的三位亲信大臣──沈演之、何尚之、庾炳之因为嫉妒范晔的才干与受宠，以谗言将范晔诬以谋反。但在《南史》中，范晔反驳并证明清白的此些文句被删掉，与庾亮等人之罪成了历史谜案。
历史编纂学成就
范晔是《后汉书》的作者。今本《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其中《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为范晔撰，八志三十卷，为晋司马彪撰。由于《本纪》和《列传》中某些内容较多的篇章，又分上下卷。实际上范著为一百卷，连同八志三十卷，全书为一百三十卷。因为志的部分不是范晔所作，所以在评论范氏的史学成就时，只对《本纪》和《列传》进行分析，而不涉及《志》的内容。
《后汉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乃继承班固的《汉书》而作。从史书的体裁方面看，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通过仔细分析，具体比较，仍然是各有特点的。《汉书》有《纪》、《传》、《表》、《书》4部分，《后汉书》只有《纪》、《传》。《志》的部分原计划是要写的，由于范晔的罹难而过早去世，未能全部完成以致失散了。至于史表，可能范氏本来就没有计划写。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清楚地说过：“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另外在《后汉书·皇后纪》后面所附皇女序中，有“其职僚品秩，事在《百官志》。”李贤注云：“沈约《谢俨传》曰：‘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晔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缺。’”可见范晔是计划要写志的，而且如《百官志》，以及《五行》、《天文》、《礼乐》、《舆服》等五志，在范书中均提到，说明已经撰写成了，其他未提及的，可能是还在搜集材料，准备进行撰写。而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说：“范晔，陈寿之徒，能为《纪》、《传》，而不敢作《表》、《志》。”似为偏激之词，而非确切之论。
从本纪来看，范晔将皇后列为本纪，这是《后汉书》的一大特点。纪传体史书的开创者司马迁在《史记》中，后妃是列入《外戚世家》的，只有吕后因在刘邦死后，她实际上掌握了皇帝的权力，所以列为本纪。《汉书》继《史记》而作，因其不置“世家”之目，所以后妃入于《外戚传》。但是也有例外，如孝元帝王皇后，因其“历汉四世为天下母，享国六十余载”，故班固为其单独立《元后传》，而不入《外戚传》。吕后事则仍循《史记》例，立《高后纪》，不过在《高后纪》前，又置《惠帝纪》。司马迁不为惠帝立纪，只将其史事附于《高后纪》中，是实事求是的作法，是很高明的。刘邦死，惠帝继立，虽在位有七年之久，但国家统治大权却一直掌握在吕后手中，惠帝徒拥有一个空名而已。班固为其单独立《纪》，不过是牵于名分罢了。
《史记》、《汉书》将后妃入《外戚》，只有实际上掌握国家最高统治权的吕后才入《本纪》。而范晔将后妃全部入《本纪》，原因何在呢？从表面看，是前有所承。据《晋书·华峤传》记载，峤于西晋中曾撰《汉后书》九十七卷，计《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三谱、序传、目录三卷。《传》中说：“峤以皇后配天作合，肖史作《外戚传》以继末编，非其义也，故易为《皇后纪》，以次帝纪。”华氏所撰《汉后书》今虽不传，从他的《传》中叙说可见，他是最先将后妃全部入本纪的。又据《史记·外戚世家》标题之下，唐司马贞《索隐》注云：“外戚，纪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汉书》则编之列传之中。王隐则谓之‘纪’，而在列传之首也。”王隐是东晋人，曾著《晋书》八十九卷。他将后妃入本纪，理由是什么，因其书早佚，不得而详。两晋史家撰史时都将后妃入本纪，却是共同的特点。
范晔是在华峤、王隐之后撰写后汉史的，同样将后妃入本纪，看似一脉相承，但具体考察起来，情况并不一样。范晔为什么将后妃列入本纪呢？在《皇后纪·序言》中，作者交代得很明白：“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惟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可见，“权归女主”就是范晔将后妃列为本纪的主旨所在。也就是说如西汉吕后一样，东汉的皇后、皇太后，其中不少人都掌握了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和皇帝处于同等地位，“故考列行迹，以为《皇后本纪》。虽成败事异，而同居正号者，并列于篇。”这和华峤的“以皇后配天作合”为主旨，将皇后入本纪显然是不同的。“配天作合”只是从形式上观察问题，看到皇后是皇帝的配偶，地位大体相当，就认为应当同入本纪，而不应一个列为本纪，一个放在列传。范晔是从当时掌握国家实际权力方面看问题的，正如同《史记》、《汉书》将吕后列为本纪一样。可见，范晔与华峤虽然同是将皇后列为本纪，而指导思想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从形式上看问题，一个是从对历史实际考察的结果。
东汉“权归女主”的情况是很突出的。在14个皇帝中，从章帝刘妲以后的11个皇帝，有9个是皇太后所拥立的。 由于所立者多为年幼小孩，所以皇太后得以临朝称制，代行皇帝的职权。待皇帝长大成人后，皇太后不得不归政于皇帝，但只要皇太后不死，政治影响还是存在的，有的甚至称制终身，如和熹邓太后就是如此。和帝刘肇死，皇后邓氏拥立刚生百余日的刘隆为帝，尊皇后为皇太后，临朝称制。不到一年殇帝死，由邓太后定策，立年仅13岁的刘祜为帝，是为安帝，仍由邓太后临朝听政。到安帝永宁二年（121），太后去世，安帝才得以亲政。 邓太后称制终身，在位掌权达20年之久。而皇后、皇太后为了执掌政权，在挑选皇帝继承人时，多选择那些幼小童稚之辈，以便驾御，即所谓“贪孩童以久其政”。
在东汉一代14个皇帝中，从章帝以后的11个皇帝，即位时没有一个达到20岁，年龄最大的是废帝刘辩，即位时年17岁，最小的如殇帝刘隆，则只出生几个月。在东汉的196年的统治时期中，只有光武帝、明帝、章帝这三个皇帝的六十多年中，权力可以说是掌握在皇帝手中，而从和帝到献帝的137年中， 不少时间均是由皇太后临朝称制，控制着国家的最高统治大权。范晔考察到了这一历史特点，所以把皇后从《外戚传》独立出来而设《皇后纪》，它既不同于华峤《汉后书》中的《皇后纪》是为了“配天作合”而设，也别于《三国志》、《晋书》的《皇后传》。这就是《后汉书》在编撰本纪中的特色。
在列传的编撰中，《后汉书》的特色更为突出。从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史书，是以人物为中心纪事的，列传的记载人物，根据各种具体的不同情况，有一人一传的单传，有二人以上或三五人在一起的合传，有按人物从事活动性质的类别结合在一起的类传。类传中又有以周边少数民族为中心记载的《匈奴传》、《四夷传》等。《史记》有类传十八个，属于记载少数民族的有六个。班固沿袭司马迁开创的规范，在《汉书》设类传十个，其中三个为记少数民族者，七个为一般类传。为什么《汉书》比《史记》要少八个类传呢？除记少数民族的减少三个外，其余五个是《仲尼弟子》、《刺客》、《滑稽》、《日者》、《龟策》。这五个传所记载的内容，多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和史事，因此，班固撰《汉书》时，没有必要承袭，自然就略去了。《汉书》是断代为书，与《史记》是纪传体通史不同。这就是类传比《史记》少的主要原因。《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而作，在类传的设置上，既承袭了《史》、《汉》的几个名目，又增加了七个新传，共计设类传十六个。其中除六个是记少数民族者外，只有三个是沿袭《汉书》的，这就是《循吏》、《酷吏》和《儒林》。至于《史》、《汉》的《外戚》本为类传，因范晔已将它改入《本纪》，就不计在类传中了。
范晔新增设的七个类传中，《方术列传》是继《史记》中的《扁鹊仓公》、《日者》、《龟策》三传而来，严格地说还不算是新创。只是由于《汉书》既无其目，而《方术》又是集三传内容于一处，因此，也就算作新的类传了。至于有的学者提出，还有一个关于记孝子的类传，认为《后汉书》卷三十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是“合诸有孝行者而成的集传”，是未标《孝子传》的类传，（见《中国史学家评传》上，193页，1985年中州古籍出版社）细读《传》中各人行事，不都是指孝子。如赵孝平生行事，不见有孝行，淳于恭亦以友爱著称，无孝亲事迹，新增类传有八之说，未为确论。在七个类传中，《党锢列传》乃为东汉之特有史事而作，以记载当时宦官和外戚两个政治集团把持朝政，排斥名士官僚士大夫集团，曾两次大兴党锢之狱，以镇压其反抗的历史事件的。由于这是东汉时期所特有的历史事件，作为记载其事的类传，也就仅出现于《后汉书》中，以后的各史，就无从沿袭了。至于其他的六个类传，全部沿袭下来。范晔新增类传对后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了。今按原书的顺序，略加论列如下：
第一个是《宦者列传》。宦者就是宦官，也称阉人、太监、阉寺等，是在宫廷内服侍皇帝的仆役。宦官的设置加起源很早，但真正在朝廷中形成一股势力，还是从东汉开始的。当时在太后称制时，往往是通过宦官来发号施令的。当外戚擅权时，皇帝往往就和宦官结合在一起，以夺取统治权力。因此，在东汉中后期，宦官就成了“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显赫人物，由仆役变成了掌权者。这股政治势力可以说是长盛不衰，直到灵帝末年，袁绍领兵入宫大举捕杀宦官，无论少长皆杀之，死者达2000余人，甚至有无须而误死者。这样一来，宦官们被彻底清除，而不久之后，东汉也就随之灭亡了。有这样一个历史现实，范晔新增《宦者传》是完全必要的，是客观实际的真实反映。东汉以后，宦官既然历朝都有，而在各朝的纪传体史书中，也就多有宦官列传的设置。《魏书》称为《阉官传》，其他各史均称《宦者》或《宦官》传。追本溯源，无不沿袭于《后汉书》。
第二个是《文苑传》。文苑是记文学之士的，它与《儒林传》的记儒学之士，有共同之处，由于侧重点不同，因而又可分为二类。在当时对于每个知识分子来说，没有不习儒学的。几部儒家经典是人人必读之书。作为一个儒生，没有不会写文章的，也就是说，文学之士必然都是儒生。但是在各人的成就方面，并不一样，有的以经学著，有的以文章显。这就是为什么仅有《儒林传》尚不足以概括知识分子的各种人才，因而需要增设《文苑传》来反映这一历史情况。《史记》、《汉书》只设《儒林传》，范晔在《儒林》之外，又增设《文苑》一目，就是针对当时这一需要的，因而也是很有见地的。从他创立这个类传以后，历代纪传体史书，多沿其例，不过名称不尽相同，有的称《文学》，有的称《文艺》，但是大多数仍称《文苑》。《史记》、《汉书》虽未设《文苑传》，但对于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是有专传介绍的。如《史记》中有《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汉书》中有枚乘、司马相如、杨雄等列传。在《后汉书》中，著名的文学家如班固、张衡、蔡邕、孔融等均有单的传或合传，而对于一般的文学之士，即载之《文苑传》，以记其事迹和著作情况。《后汉书》的《文苑传》和《儒林传》一样，由于收入的人物比较多，内容丰富，因此都分上下两卷。《文苑传》共收有文学成就的文士22人，附见者7人，共计29人。在这20多人中，有的引录了作品，有的只叙其行事和著作情况。如《杜笃传》中，将其《论都赋》全文刊载了，杜氏主张仍应以长安为国都，不宜改营洛邑。《黄香传》历叙黄香行事累官至尚书令，不仅为文章能手，政绩亦多可称。《王逸传》记载他曾著《楚籍章句》。这部书一直流传至今，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研究《楚辞》的总集。《赵壹传》引载了他的《刺世疾邪赋》，文中对当时社会上种种不良现象的针贬，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最后一篇是《祢衡传》，记载祢衡才高气傲，矫时慢物，最后为黄祖所杀，时人惜之。从整个《文苑传》来看，内容是充实的，为文学艺术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是很有价值的。随着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记载文学之士的《文苑传》也就成了不可或缺的类传了。《后汉书》以后，只有《三国志》、《宋书》等少数几部纪传体史书不设这一类传外，其余绝大多数史书，遵循范氏遗规，均设置《文苑传》。
第三个是《独行传》。从传名就可以看出，这个传所收的人物均是有独特而卓绝品行的人。作者序言中已经指出，具有如下四种行为的人，即被收入本传：（1）“志刚金石，而克捍于强御”；（2）“意严冬霜，而甘心于小谅”；（3）“亦有结朋协好，幽明其心”；（4）“蹈交陵险，死生等节”。范晔认为以上这四种人，其“风轨有足怀者”，故特为其立传。以上所引可见，所收人物的范围还是比较宽的。在本传的24人之外，尚附有13人，共计37人。我们从纪传体史书的类传中可以看出，继范氏设《独行传》的似乎很少，只有《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和《辽史》有这个类传，而名称也略有不同，称《卓行》或《一行》，是不是这个类传在封建史家的心目中觉得不甚重要，因而就很少设置呢？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由于范氏这个类传中所收人物范围比较广泛，后来史家从其中分出了“孝友”和“忠义”二目，专记“独行”这一部分内容就相对地说缩小了。因此不少纪传体史书，就不设这个类传了。而《孝友》、《忠义》这两个类传从《晋书》开始设立后，在纪传体史书中就大多数沿袭下来，很少例外。这样，《独行传》的内容，可以说是一分为三了。这也就是后来史家多不设置《独行传》的主要原因。
具体分析一下范书《独行传》所载24人的行事，可以说其中大多数人可入《忠义》或《孝友》传中。如谯玄、李业均为西汉末年遗老，他们既不愿在王莽的新朝任职，在蜀又不接受征聘，洁身自好，守志不屈，是当时典型的“忠义”一流人物。又如在《范式传》中较详强地记载了范式与张邵笃厚的友情，是历史上有名的“死友”。而陈重与雷义二人的行事，亦为特别重视友谊。两人互相推让被举科名，在历史上传为佳话。这一类人物实际上也是可以归入《忠义传》的。再如张武其人，仅为对父母能竭尽孝道。又如彭修，年15，即能挺身救父而有名于时。这些人与其入《独行传》，不如入《孝友传》更适合一些。其他不少人也是可以入《忠义传》或《孝友传》的，只是范书未立其传目，就一并收入《独行传》了。可见范晔设《独行传》后，对后世还是有影响的。
第四个是《方术传》。上文已经提到《方术传》是继《史记》三传而来。但《史记》尚无其名目。自从范书设置这一类传后，历代纪传体史书的类传中，绝大多数就均有这个类传了，只是名称不尽相同，有的称“方伎”，有的称“艺术”。名称虽不相同，内容都是一样，是记载那些具有医术、占卜、星相等技艺的方术之士的。由于《方术传》收入的人物比较多，内容分量重，所以分为上下卷，收入人物34名，附见者15人，共计49人。在这些人中，多为善于观测星象、预卜吉凶者，还有具有神仙变幻之术者。只有少数医药学家，如名医华陀，即名列其中。这个类传所载的内容，虽以迷信成份居多，在今天看来多不足取，然而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气和习俗。从中可以看出文化的崇尚。在我国历史上，占卜吉凶祸福的活动，在殷商时代便已盛行，一部《易经》就是专讲占卜活动的书。而求仙问卜之事，也很普遍。在秦始皇周围，即有大批术士，为他求神仙不老之术，提供咨询和服务。汉武帝颇好方术。四方术士闻风而至。东汉光武帝尤信谶纬之言。以此作为受命于天的依据。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好尚和倡导，在整个东汉一代，喜好天文、星象、占卜、术数之士甚众，不少儒生也兼习风角、星算、推步等术。如名士樊英，同时还以善术数技艺著称。朝廷每有灾异，常询问于他。东晋干宝撰《搜神记》一书，其内多载神奇怪异的人物故事。有关东汉人物部分，范晔均收入到了《方术传》。这也说明当时这一类人物故事，流传很广，采辑起来比较方便，易于撰集成书。在我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由于科学发展程度的限制，迷信色彩很重的占卜、星象、神仙方术等，一直很盛行，因此反映在史书中的《方伎》，也就莫可或缺了。但在内容方面，记载医药的圣手名家逐渐增多，相对说来，记载神仙术士的迷信传说，乃不断减少。今以《明史·方伎传》和范书《方术传》比较。《方术传》所载的49人中，善医术者不到10人，而《方伎传》的26人中，记善医术者却占了16人。由此可见《方术传》在内容上的大致变化。
第五个是《逸民传》。所谓“逸民”，就是指隐居不仕的那一部分人，也称“隐士”。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有知识，有节操，但是都不愿做官，或者是虽任过官职，最终还是辞退隐居了。这些人既有共同点，但具体情况又是千差万别的。范晔在《逸民传序》中这样表述他们：“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由于这一类人的共同特点是退隐，所以范书以后各史，多称《隐逸传》，只有《齐书》称《高逸》，《梁书》称《处士》，《魏书》称《逸士》而已。为什么范晔创设这个类传后来史家都继之而不绝呢？这就说明是封建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封建史家为这一部分人树碑立传，加以称颂和表扬，事实上也就是对封建统治者赞颂。孔子在《论语》中早就说过：“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因此，在封建社会中，能够注意提拔逸民的君主，就被认为是贤明的君主，在地方官吏中能尊礼逸民的人，也是可以提高本人的官声的。这样一来，逸民本人的身价也就提高了。因此争做逸民者就大有人在，为逸民立传也就代有其人了。
本来作为逸民或隐逸者来说，他们多数具有丰富的学识，高尚的修养，又不汲汲于名利。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他们的存在，既不会影响统治地位的巩固，甚至还可以利用他们来收买人心，笼络群众。但是在范撰《逸民传》中，也收入了几个批评皇帝和官僚的隐士。这是其他《隐逸传》中所未见的。如在《汉阴老父传》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延熹中，汉桓帝出游，抵达沔水边时，当地的老百姓都来看热闹，但是有一位老翁却不去，仍在田间照常劳动。尚书郎张温感到很奇怪，就派人去询问他为什么不去看热闹，老者笑而不答，于是张温亲自走到田边去找老者谈话。老者说：“我野人耳，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圣王宰贡，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这种公开指责当时的皇帝奴役百姓、纵情游玩为可耻的言论，代表了广大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心声。范晔把这种史料收入到《逸民传》中来，说明他多少带有同情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境。由于范氏是私人修史，所以顾忌就少一些。后世纪传体史书多为官修，许多不利于官家的话，自然就不能随便说了。
第六个是《列女传》。范晔把在德才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妇女单独建立类传。这是《史》、《汉》所没有的。在他之先，西汉刘向曾撰《列女传》，但那是作为专著以单独成书的面貌出现的。在纪传体史书中设妇女类传，乃从范晔始。刘、范二氏之书在体例方面并不完全相同。就内容而言，却有共同之处，即采录的范围比较广，注意到了各个方面的妇女人才。因此，《明史·列女传序》中说：“刘向传列女，取行事可为鉴戒，不存一操；范氏宗之，亦采才行高秀者，非独贵节烈也。”重才学德行，不专主节烈。这就是刘、范二人著书的宗旨。后世所立的列女传，事实上既狭隘，在社会生活中也无积极意义，只不过为维护封建礼教的陋习而已。范书的《列女传》所收的17人，内容是比较广泛的：有以才学著称的班昭、蔡文姬，有孝女曹娥、叔先雄，有安贫乐道的鲍宣妻，有事姑至孝的姜诗妻、乐羊子妻，有贞节自守的刘长卿妻、皇甫规妻等。本来要是照刘向《列女传》的规范，贤德的后妃也是应当收入的，但是范书已设有《皇后纪》，《列女传》中就不重复了。自从范晔在《后汉书》中设《列女传》后，后来的纪传体史书，绝大多数沿设这个类传，且份量在逐渐加重，但内容却日渐狭隘。例如《新唐书》为书一卷，收入47人，而《明史》则为三卷，收了266人， 到《清史稿》则为四卷，收入的人数竟达到616人。人数虽众，内容仅限于节烈一端，其意义是不足取的。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范晔所新设置的七个类传，除《党锢列传》以外，对后世史家影响是比较大的。多数类传都为后来的史家所沿袭。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范晔所撰的《后汉书》虽比不上司马迁所著《史记》那样，创立纪传体史书的宏规，也没有如班固撰《汉书》那样，建立纪传体断代史的范例。但是在完善纪传体断代史方面，却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类传的设置。《史》、《汉》类传比较少，一方面是社会历史现实反映还没有这主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史家造作之初，还没有顾及到这些方面。例如刘向在西汉末写了《列女传》，《汉书》为设置这一类传是完全有条件的，而班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又如儒林、文学的分别立传也是有必要的，《汉书》没有分立，到范晔才实现了这一客观需要。从《后汉书》新增了七个类传以后，纪传体史书的类传名目，大体上就齐备了。后来的纪传体史书只在个别传目有所增减外，基本固定下来了。
在本纪方面，范晔将皇后入本纪，在后汉时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后妃临朝称制，不少皇太后实际上掌握了国家统治大权，与皇帝的地位是大体相当的。在以后的各个封建王朝，这种情况不存在了，因此，史家们把皇后入列传，也就成为必然的了。《皇后纪》的设置及没有为后代史家所继承，正如《党锢列传》一样，是范晔根据特殊的历史情况而作出的决策，反映他在修史过程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无神论
范晔是个无神论者。在《后汉书》中，他猛烈抨击了佞佛。认为佛教奇谲不经，尤其不屑于其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的说法。并对信佛的汉桓帝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范晔也反对天命论，认为“天道性命，圣人难言之，况乃臆测微隐，猖狂无妄之福，污灭宗亲，以觖一切之功哉！”他还在《张衡传》中大量收录了张衡反图谶引述的史实和论证。与此同时，范晔论证了阴阳禁忌论的荒谬之处。
著作
范晔的文风笔势纵放，词句绮丽凝炼，颇具骈文句法，有“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之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