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福祥
董福祥（1840年1月9日－1908年2月10日），清末著名将领，甘肃提督、随扈大臣，赐号阿尔杭阿巴图鲁。字星五，汉族，清代甘肃固原州（今属宁夏）王朝山人，生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五（1840年1月9日），卒于清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九（1908年2月10日），官至尚书衔提督（上将），因其曾官加“太子少保”，故人称“董宫保”。
1864年，组织汉民民团反清，后在陕北被左宗棠部刘松山击败，投降清军，所部改编为董字三营，先后从刘松山、刘锦棠剿灭陕西、甘肃、西宁（今属青海）等处回民起义，升为提督。1875年，又随刘锦棠进兵新疆。以收复乌鲁木齐等地及平定南疆阿古柏骚乱有功，得左宗棠赏识。1890年，擢喀什噶尔提督。1895年，率部至甘肃消灭回民起义。后调甘肃提督。1897年，奉调防卫京师，所部编为荣禄所辖武卫后军。1900年，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清廷采取“招抚”策略。董福祥部士兵纷纷加入义和团，杀死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并参与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董福祥率军护卫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逃。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议和过程中，外国侵略者要求处死董福祥，清廷不允，旋被解职，禁锢家中。1908年病死于甘肃金积堡（今属宁夏吴忠）。
生平简介
率众反清
董福祥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生于环县毛井，其父董世猷为当地“哥老会”首领，为人直爽，打抱不平。董福祥自小受家风影响，嗜好练武而不喜读书，青年时代喜欢结交绿林中人，经常往来于帮会，因而地方绅民对其皆存畏惧之心。
同治初年，董福祥利用其父与“哥老会”的关系组织地方团练，建立强大的汉族武装，护陵卫民，保卫地方安宁，一时追随者络绎不绝。势力不断壮大。当时安化县把总王蔼臣看到董福祥影响力不断扩大，遂以莫许有罪名将其逮捕，押在囚笼中施以沸水烫顶之刑，禁卒同情董福祥，偷偷将其释放。董福祥大难不死，遂重整旗鼓，在安化县发动起义。他的部队既要对抗回军的掠杀破坏，又要抵抗官兵的进剿，力不从心。
同治三年（1864年），董福祥接受环县县令翁健邀请，防守环县城。不久，又倒戈反清，他联络回军与捻军在金积堡大败清军，缴获无数。
同治六年（1867年），董福祥势力已控制陕甘10余州县。
反正平乱
同治七年（1868年），董福祥自封为陕甘自卫总团大元帅，手下号称30万，控制区域南及延安，北达伊克昭盟，东起绥德，西至环县、固原。原在陕西境内活动的捻军西入山西，清朝政府遂命令尾追而来的湘军北上攻打董福祥。董福祥率部围攻绥德数次均失败，被迫转入防御。1869年，湘军将领刘松山任陕西各部清军总指挥，以一点开花，中心突破的战法直接突破董福祥的外围防线，大胜董军于瓦窑堡。同年十二月，董福祥全军投降清军刘松山部。
董福祥投降清军后，刘松山赏识其军事才能，委以前敌总指挥。董福祥所部经过精减，被编为“董字三营”。
董福祥率领“董字三营”，冲锋陷阵，屡立战功，很快打消了左宗棠、刘松山等人对其的疑虑。
同治八年（1869年）12月11日，董福祥在攻打吴忠的战斗中亲身肉搏，虽受伤不下火线，为夺取吴忠立下头功，左于是同意正式将董字三营编入官军序列，成为刘松山手下的一支劲旅。
同治九年（1870年）2月，在金积堡战役中，刘松山不听董福祥的劝告，亲自前往马化龙营中受降，不料中弹身亡，临终前他将侄子刘锦棠托付与董福祥，董福祥遂忠心辅佐刘锦棠。
同治十年（1871年）3月2日，马化龙在被围将近两年后投降，被刘、董以藏匿武器的罪名处死。董福祥其后受命镇守金积堡，将其改建成董部的大本营。同年，董福祥用开花炮猛轰马家滩回民军堡寨，回军死伤惨重，一日之内回寨尽毁。
同治十一年（1872年），董福祥率部进军河州，打败甘肃回军马占鳌部，迫使马占鳌投降，被提拔为参将。董福祥在战斗中对待敌军十分凶残，“以鲜血染红顶子”这句名言便是出自董福祥之口。
同治十二年（1873年）9月，董福祥进剿西宁回军，回军首领白彦虎连吃败仗，逃入中亚。
收复南疆
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率大军以刘锦堂为先导，“董字三营”为主力，西征新疆，反击阿古柏侵略势力。“董字三营”系西北土生土长的部队，不惧风沙，冲锋在前，大破天山木里河、古牧地后，一举收复乌鲁木齐，攻克玛纳斯城，首战告捷。
光绪三年（1877年）4月：左宗棠令诸军三路并进，直取南疆，董福祥率甘军翻越天山，急行军1200多里，攻克南疆门户达坂城，杀敌甚众。接着步马兼程，收复托克逊城，俘敌2万余众。五月，阿古柏被部下所杀，白彦虎向俄境逃窜。八月，清军开始追歼南疆残敌，董军任先锋，接连攻克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城，接着又马不停蹄，穿越人迹罕至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收复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以及和阗四城。至此，南北疆全部收复。阿古柏政权灭亡后，英俄对此并不甘心，仍然扶持残部不断窜扰中国西部边境，董福祥率军驻守喀什噶尔，屡歼入侵之敌。
光绪四年（1878年）1月，新疆除伊犁外，宣告占领全境。董福祥自此名震新疆，被叙为战功第一，加封云骑尉世职，任阿克苏总兵，赐号阿尔杭阿巴图鲁。
光绪五年（1879年），布鲁特酋阿布都勒哈反叛，董福祥在两日一夜之内，率部急驰300余里，在木吉击溃叛军，歼敌2000余人。
光绪十六年（1890年），擢为喀什噶尔提督，总统南疆军事，光绪十七年（1891年）调任乌鲁木齐提督。
董福祥在新疆驻守19年，御敌戍边，兴修水利，开垦屯田，整修道路，政绩卓著，赢得朝野赞誉。
仕途变迁
光绪二十年（1894），清廷为慈禧大办六十寿典，光绪皇帝颁谕旨，钦点各省文武大员进京，赏加福祥尚书衔。九月，抵京。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青海回族、撒拉族起事，河州、西宁、碾伯、大通、丹噶尔厅等地回民纷起响应。五月，陕甘总督杨昌濬电奏朝廷：“请饬董福祥率全部星夜回甘”。清廷命福祥督办甘肃军务。七月，离京赴甘肃。八月二十一日，离平凉，冒雨西进。月底，至安定，聚集各路兵马。九月十二日，至狄道。十月，渡洮河，攻克河州，并遣将开往西宁。十一月，由乌鲁木齐提督迁甘肃提督。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自请解西宁围，克上、下五庄，收复大通、多巴。十月，加太子少保衔，赏都骑尉世职。年底，移节兰山书院。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廷再次调董福祥甘军移防京都近畿。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复出“训政”，由荣禄领导组建武卫新军，武卫新军共编五军：甘军列为武卫后军，董福祥任统领，驻蓟州，兼顾通州，拱卫京师。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甘肃河州、湟中等地又爆发回族和撒拉族的农民起义，董福祥被任命为甘肃提督，率部进剿，平定匪乱后加封为太子少保，赏赐骑都尉世职。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董福祥奉命率甘军进京。戊戌政变后，董军被编入武卫军，成为北洋三军之一。董福祥任武卫军统领，驻防直隶、山西。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董福祥复任甘肃提督。
庚子事变
1900年是庚子年，在清朝的历史上，是一个屈辱的年份。这一年，义和团运动方兴未艾；朝廷对义和团的态度由“剿”改“抚”，想和列强赌一把。到了6月，八国联军向中国开战，开始大举进攻北京。
当时京津一带爆发了规模很大的义和团运动，清军中一些将领和义和团的关系很密切，董福祥就是其中之一。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慈禧太后为加强宫廷保安，召董福祥入京。6月9日董福祥率部进入北京，驻守永安门。6月11日，董部奉命开入永定门，刚好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乘车欲出城郊探望经清廷总理衙门批准到使馆区保卫日本使馆的日本警卫队24人，董军营官喝问“何人”，杉山彬据实回答，然未说完已被营官抽刀刺杀，其尸体被甘军肢解，并剖腹取出腑脏，塞入马粪，再弃于路旁。杉山彬死后，慈禧太后派荣禄及启秀到日本使馆致歉，并召董福祥及端郡王载漪面斥，但李鸿章以如惩罚他则恐甘军哗变为由劝阻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本想拟谕旨惩凶的计划也只好作罢。事后，载漪称董福祥是了不起的好汉。
6月20日，清廷命令荣禄攻打使馆区，荣禄因怕当替罪羊负责任，先是装病交出兵权，后因懿旨难违，便命没有大炮只有土炮的董福祥部围攻东交民巷的使馆区，而按下自己有德式装备的武卫中军。董部甘军自6月20日至6月23日一连四天每日发炮三百多发，但无法对使馆区造成大损害。6月25日，荣禄奉旨停攻使馆，并派人送西瓜蔬菜等慰问品到各国使馆，又派人假扮走私贩将大量先进德制后膛枪等军火入使馆以加强使馆区的防卫。6月28日，甘军又恢复攻击，其后打打停停五十余日直至8月14日，始终未能攻下使馆区。
8月14日，八国联军自通州攻打北京，董福祥率军在广渠门与英国军队作战，下午2时，广渠门被攻占，董福祥后撤至东便门、朝阳门、正阳门一带继续抵抗，击毙沙俄军团长安宁科夫，击伤其将军。8月15日，慈禧携光绪帝西逃，董福祥担任随扈大臣。10月26日抵达西安。
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议和期间，董福祥被八国指控为“首凶”，要求清政府将其处死。慈禧因其护驾有功，百般回护，最终以革职永不叙用论处。董福祥对此一决定非常不满，一度计划自行招募军队赴山西继续战斗。慈禧恐其破坏和谈，令光绪帝赐其手书“他日闻鼙鼓思将帅，舍尔其谁属哉”，要求他守时待变，以图再举，董福祥方才回乡隐居。
晚年生活
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01年2月13日），董福祥在列强的压力下被清廷革职，他苦心经营的甘军（25000人）也遭分化瓦解。至此，在中国近代史上显赫一时的董军门基本走完了他的军旅之路，时年六十二岁。落职归里的董福祥先暂住固原老家，期间一年多时光。不久，举家迁居“塞上江南”的富庶之地——宁灵厅金积堡，大兴土木营建“宫保府”，归农屯垦兼营工商，终老田园。
据《庚子国变记》载：“董福祥夺官回甘肃……，治塞上名田，连亘百余里，牛羊骡马橐驼以万计，岁入三百万，大起第宅，后房妇女数十人，实拥重兵为观望”。这段资料对董福祥晚年主要活动做了概括。文字不多，但内容涉及了董在金积堡的屯田、务农经商、建造府邸等，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屯田马家滩
光绪二十九年（1903）九月，董福祥旧部开始屯田于马家滩。马家滩在金积堡之西，距城四十里。即当时南至峡口，北达叶升堡，黄河岸边的一大片土地，这里本来是伊斯兰教主马化龙的田产。同治十年（1871），清军攻克金积堡后，马家滩（今青铜峡市中滩乡一带）的回民据堡寨以自卫，“老湘军与“董字三营”攻马家滩”，一日之间回寨尽毁。湘军统帅刘锦棠以董福祥颇堪驱策，将马家滩回众田产全部交给董福祥使用。金积回民起义被镇压后，湘皖各军开往河州，左宗棠为防后患，令“董字三营”酌留所部以资镇慑，董福祥驻金积堡鸿乐府，张俊驻吴忠堡，李双良驻王洪堡。同时，清廷计令“董字三营”的眷属二千三百余口从陕北迁来金积，择地安插。这期间，董曾屯军马家滩，予以开垦，不久，率部转战新疆，土地荒芜。但仍为董所有，凡二十余年。
董革职回甘后，因所率旧部无所事事，坐吃山空，为解决这些人的生计问题，他接受了陕甘总督崧蕃的建议，再次开放马家滩恢复屯垦。董福祥专为此事启奏朝廷：“臣部下诸将皆关陇百战之士，帐下亲兵皆六郡良家之子，一旦闲居，必居寇心，宜处与田宅，俾各安其业。……马家滩田多沙近黄沙今拟令兵士开垦，以将官督促，庶公私两益”。慈禧太后也怕董福祥及其旧部无事生非，便顺水推舟，准许其屯田请求。董福祥将荒置二十余年的马家滩重新督兵垦殖，一方面解决了旧部的生计问题，另一方面对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开发亦有所裨益。据董文伦忆述：“余幼闻家父言，马家滩系马化龙之牧马场，棘草丛生，更无灌溉之田亩。先曾祖（董福祥）私人用粮款开垦荒地，从南到北开通渠道，修建引水渠。旋从中宁灾区移民数百家，迄今该滩仍攥中宁口音” 。董福祥自住金积堡，屯田马家滩后，从此闭门思过，口不谈时事，只管屯田，开始了他的田园生活。
在金灵地区的工商业活动
董福祥退居金积堡期间，虽革职而落迹田园，但出于种种原因，清廷仍给以正一品优厚待遇。他的三千卫队，虽大都在金积、马家滩安家落户，各谋其业，但仍按三营编制每年从甘肃总督府领取饷银，直至去世。“董宫保府”的拔地而起，堪称“河东第一宅”，使金积城顿然失色。董之旧将如姚旺、周天才、杜锡斌、朱邦科等（均加提督衔）亦弃官迁居金积，在董府周围各建府第。于是，董府周围便绕以诸多小府，如众星捧月般突出了董府的中心地位。外围又是一般官兵的住所，建有整齐的街道，颇具规模，时人称为“董营村”（今吴忠市秦渠乡田洼子村）。至今人们还习惯如此称谓。据宁灵厅抚民同知饶守谦、贡生岳廷献留下的《宣统宁灵厅地理调查表》数据显示：董营方共有847户5763人，方内关帝庙一座，董家寨两座，姚家寨一座，杜家寨一座，薛家寨一座，贾家寨一座，南依马莲渠，井十四口。当时董营村无论堡寨建设规模，还是户籍人口数量，均超过宁灵厅城和金积堡（附城），居宁灵厅所辖41个村镇堡寨之首。
董氏家族及数千食客欲保持养尊处优的生活，董福祥只有广开工商一条路可走。于是，董用其在陕甘的声望，在金积、吴忠一带大肆开行设铺，做起生意来了。当然，具体跑腿经营的主要是他手下的旧属和贴身，董福祥只不过偶尔出头撑撑门面而已。在清末，金积堡和吴忠堡是灵州的两大名堡，为河东的“菁华之地”，素有商业贸易的传统，以“水旱码头”而闻名西北。董福祥的回归及其涉足工商界，自然以其雄厚的实力逐步取得了两堡的工商统治权。
金积堡旧城始建于西夏。清同治初年，马化龙在城西一里之外筑修“保生寨”，后毁于清军战火，同治十一年（1872），经左宗棠上奏朝廷准许，将宁夏水利同知改设为宁灵厅抚民同知驻金积。光绪九年，在原“保生寨”旧址扩筑新城，东西二里半，全城九里三。光绪二十六年由商绅岳廷献等“捐修东西瓮城、月城、环城壕沟……，城外东西各建官桥一座” {48}。光绪三十四年（1908），宁灵厅同知成谦再次倡议捐款修葺城池，并选派贡生岳廷献监工，三月乃成。以金积堡为中心，南八里许有中营堡，东八里许有汉伯堡。三堡均设有集市，金积堡逢二、五、八日交易，中营堡逢三、六、九日交易，汉伯堡逢一、四、七日交易，商旅云集；金积西北十里许有秦坝关古老渡口，为物资集散之地{49}。这样金积堡一带就形成了行业齐全、供销一体的商业贸易网络。董福祥无疑是看中了这里得天独厚的优越商贸条件，不失时机地跻身于工商界。没有多长时间，金积县城便出现了以新代旧的行业局面，显示出一种店铺林立、商业兴旺的新景象。仅董家的商号就有天泰裕、天泰当、泰昌魁、祥泰魁、祥泰和等，且派人常跑塞外，以董福祥多年在朝为官的面子和各种关系，调来本地紧缺的物资商品，获利巨丰，财源滚滚。金积堡董家商号以“祥泰魁”最具代表性，铺大且商品齐全，批发兼零售，日进斗金，店铺后置住房一院，董福祥常闲居此处。秦安名士安维峻曾往金积堡，谒董福祥于泰魁商号，酒酣时畅谈同治年之事，董公犹酬答如流，顾盼自雄。逢金积集日，董家各店铺商栈最为顾客青睐，利润翻倍。实质上，董福祥这一时期掌握着这里的市场命脉，操纵和垄断着行业商品经营权，控制着这里的商品经济。同时，董还从塞外、新疆等地引进牛、马、羊、骆驼良种，于马家滩牧场养殖，“数以万计”。其他随居官员亦趁机发迹，斗揽生意。曾给董府当过差官和管家的董英斌、冯希天、张勋臣等人都腰缠万贯，成了大地主{50}。由此不难想见董福祥当年在金积堡发迹之情况之大略。时人说他“岁入三百万”是有其根据的。
董福祥在吴忠堡的工商活动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吴忠商业贸易历史悠久，清末时已相当发达，“吴忠堡列市数十处，逢三、六、九交易，逢集至者骈肩累足，极为繁盛”。自光绪二十年（1894）至宣统三年（1911），吴忠堡市场开设的较大坐商号，共有十五家之多，主要销售批发“京货”包括绸缎、布匹、大小百货、杂货山货、海味、五金用品及民族宗教用品等；主要商号有祥泰祯、祥泰元、祥泰成、自立忠、自立长、自立新、庆泰恒、义成杰、义兴杰、义顺当、自和当、恒兴泰、同盛长、兴盛全和天心协，是当时吴忠的大商家，其中一半是董福祥，张俊等清廷官吏经营的。可以说，董福祥与张俊兄弟联手左右着吴忠堡的行业经营局面。
在金积堡间的赈济及办学
光绪三十年（1904）夏秋以来，黄河洪水大涨，宁夏各干渠多有决口，淹没农田、民舍甚多，自中卫至平罗，沿河灾情严重，居民流离失所。董福祥允将马家滩部分土地拨让给灾民耕种和定居。皋兰一带水灾加蝗灾，人民苦不堪言，董又捐白银二十八万两赈济灾区，清帝奖其孙董恭以道员加二品衔，记名简放。另外，董福祥临终前将遗产储银四十万两上交以充国帑，其中一半“归农开办实业”，1909年7月26日，陕甘总督升允奏准政府，从董“归农开办实业”的二十万两赈银中，动用十万两为皋兰修渠抗旱。这期间，他为当地筑路开渠、兴修水利、修缮庙宇等亦时有捐赠，为修缮固原东岳庙捐银600两、划拨寺田给吴忠兴教寺。
据王伯祥先生《董福祥史料》反映，当时回族伊斯兰教哲合忍耶门宦教门在金积堡的重新创复，得到董福祥的很多帮助和支持。此外，他对金积堡官办教育和公益事业也做过一定贡献。特别是董福祥在董营村兴办私塾之举，开当地教育办学先河。
董福祥“少时家贫”和深受“读书未竟”之苦，他的悲剧结局某种程度上是因其“乃一介武夫，无所知识”，少于心计所致。因此，他晚年十分重视子孙们的启蒙教育，倡导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士绅、豪富人家设馆办学。董营村学馆中以董家私塾最为有名。董福祥在董府专修私塾三间，供儿孙和族人子弟读书。为提高办学质量，董家从甘肃靖远、秦川（天水）、皋兰等地聘请有真才实学的先生住在董府授课，开设主要课目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和《论语》等。学生毕业后转入金积县城官学。董福祥去世后，董府大管家、董营村绅士董英斌又继其雄志，收学童办学。在此基础上，后来董英斌会同原金积县军政名流祁尚仁、王伯祥等人集资在董营村方神庙内创办了该村第一所完全小学——董营小学。
董府家居生活
“董宫保府”内庭由三宫六院组成，这里依次按照每一个人在这个家族所居的身份、等级、地位，而分别占有位置不同的院落和房屋。中院的后院（二层楼房结构）是全府的中枢所在，也是董福祥生前居住和处理军务家务的地方，有家兵日夜守护。中前院住董福寿（福祥胞弟）、董天锡（董福寿次子）；南北各院由其孙董温（北院）、董良（南后院）、董俭和董让（二人住南前院）几家分住；贴身佣人、账房先生、管家住在各院厢房；亲兵、勤杂人等在府院外寨另有住所，府之西侧内寨墙根下有私塾三间，是供董家儿孙读书之所。南北各院的上房专供奉神与祖宗的牌位，中院正西楼殿堂则是整个家族权力的象征——“祖先堂”。据董文伦先生回忆，除正庭门上端悬挂御赐“宫保府”金匾（竖式）外，董府三院还有匾额十二块，如中院上房匾上书：“功在西陲”；北院上房匾上书：“万里长城”；南院过庭是慕寿祺举人手书柏木匾“望重北斗”；安泾（沣）、安澄颂董少保匾：“威震华夷”；张世禄颂董少保匾：“勋德垂芳”；吴折桂等颂董老夫人匾：“起居八座”等，下款都是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所挂{72}。这些无疑在标示着董氏家族的身价。透过董府房屋的设置和牌匾上的溢美之辞，至少可以折射出当时董福祥的家居生活状况之大略。其家庭模式是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封建大家族，董氏全家居住在“宫保府”高墙深院内，以董福祥这个大家长为中心过着一种环形封闭、密不透风、井然有序的奢华生活。每个家庭成员，对家族的清规戒律必须无条件地绝对服从。不过，对于各人来说，八米多高的围墙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家庭中的男性出入朱门比较自由，而女性，特别是媳妇们则限制极严，不但不准随便出门，各院之间也不许随意走动，要恪守妇人之道，孝敬公婆，平时只能在本院转悠，回娘家时要征得公婆、丈夫的许可。董家子孙更要严守家训，坚持早晚向长辈请安。在长辈面前，不可坐下，当长辈发话让坐下时，不能再站着，但要侧着身子只坐椅子的一半，以示恭敬。由此可见，董福祥的家教传统，受儒家封建礼教的影响之深。这从他的孙辈取名就可窥一斑，“温、良、恭、俭、让”恰好是孔子所倡导的做人之“五德”，而“宫保府”内庭正门砖刻楹联之“铭怀四字”（忠、孝、节、悌）更暴露了董福祥的内心所向。因此，他对家居日常生活礼节尤为重视。除各院上房均供有神位，要按时祀拜外，逢旧历除夕，清明和祖先忌日还要隆重祭祖。中院祖先堂是董府最神圣的地方，须董福祥亲自带领方能进入，祭祖时，全家老少皆素服，不得搽脂涂粉，按辈分、长幼顺序排列上香祭奠。完成了对亡人的祀礼之后，还要到各屋按辈分、尊卑对活着的长辈行三跪九叩之礼。
董宫保之死
董福祥戎马一生，百战百从，负伤累累。他谪居金积堡时，常向人诉说自身的枪伤、刀伤和矛伤，对亲近客人还撩起衣服让他们看伤痕。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冬之交，因寒疾触犯旧伤，病情日渐加重。清廷曾几次下诏慰问，并派京医、省医前来诊治。
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初八日（2月9日），董福祥自感不久于人世了，忽整肃衣冠，向北展拜，手捧朝廷慰问诏书庄诵，回顾一世沧桑，不禁涕泪横流，渍湿了衣襟，口中念念有词：“休短有数，吾疾不瘳天也，惟自憾无以报朝廷耳”侍从家人闻声而至，他“神智弗暓”，留下遗嘱：“吾闻子孙之贤而多财则损其智，愚而多财则盖其过。吾俸所赢约四十万，诚天恩之高厚也！今新政迭行，需款恐亟，悉举以助帑，母违吾言，子孙自食其力可耳”。言讫端坐，家人叩之亦不复与语。同时，上交洋枪一千六百支运存宁夏。后经陕甘总督升允代请其中二十万两拨给地方，“归农开办实业”。延及正月初九日亥时（1908年2月10日晚10点左右），与金积堡宫保府溘然长逝，享年七十岁。是年八月，董福祥遗体由其孙董恭扶灵归葬固原南乡十里墩（今固原南郊乡大马庄村）官山新阡。同年建“董少保故里碑”，由固原知州王学伊书，立于南乡官道。
当年，在金积董宫保府北侧旧府内建有董福祥祀祠，祠门上有砖镌对联一副：“万里封侯，威震铁塞；一朝名将，望重银川”。以此联概括董的一生，基本上是公允的。
家世及其后裔的变迁
据董文伦先生讲，董家原有家谱系祖上所留，代代相传，视为家宝，可惜“文革”时被迫焚毁。关于董福祥的家世，目前的资料仍很简略。董氏世居陇东固原王朝山阳，福祥曾祖董万随，祖父董焕章，曾祖母石氏，祖母高氏，世代以农为业，家境贫寒。
父亲董世猷，字壮廷，“天性浩落，好振人急而嫉恶如仇，世居固原王朝山村”。农民出身，但不事农业。是清末固原地方哥老会首领，人称“王朝山大爷”，很有势力。整日活动于帮会和赌场中，行侠仗义，老谋深算。董福祥深受乃父影响。同治年间，福祥以其父在哥老会中的声望，倡集团练，反清抗暴。同治七年十二月（1868），董福祥在陕北与湘军交锋屡败，退避大本营镇靖堡（靖边县东北十八里），“镇靖堡极为坚固，董福祥恃为巢穴，其眷属则窃据靖边县城”。时董福祥自府谷东去葭州。十二月十八日，刘松山率全军马步围剿镇靖堡。“董福祥父惶惧，率众归诚”。随后，董世猷向刘松山诉称：“各股徒众叠蒙截剿，其畏诛者，或向榆林、米脂一带，或向延安窜逸。董福祥随身三四千人，未知窜向何处，已传人前去唤回，禀恳宽限数日”。刘松山准降，并令董世猷劝子归顺。董福祥遵其父之命，率部十余万人降清，精壮者整编为“董字三营”。此后，董世猷因其子尊贵而享受清廷优待。晚年居固原和金积，庚子事变前去世。1902年，清廷降旨筹款，要董福祥为其故父母建坊。
董母王氏，固原州人。家庭妇女，以其子贵赠一品诰命夫人。
董福祥继母、董世猷侍室陈氏“慈教有方，惠心夙著，德爱每过于所生，流令善之声，恩不殊于自出”。董福祥兄弟对待陈氏“让善于亲褒德，无殊先后耳”。皇清诰封陈氏一品夫人。
董世猷、王氏、陈氏皆葬在金积董府西南之汪家闸附近，建坊有石碑、石旗杆，墓均在“文革”前被当地群众平毁。现墓碑分别存于青铜峡市文管所和董府。
董福祥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其兄董福禄曾参与倡集团练，反清抗暴运动。刘松山湘军围镇靖堡时，董福禄与其父畏惧声威，献城乞降。后死于战乱中。董福祥之弟董福寿，字星垣，出生于王朝山，“天资英挺，忠孝性成，有古名将风”。一度从军，官拜建威将军，配夫人庆阳廉氏。董福祥任阿克苏总兵时，曾陪护其母千里赴疆探望，后期与董福祥一起生活于固原和金积董府，福祥亡后，董福寿代兄主持董府家务，卒于金积宫保府。与其妻廉氏合葬于董府以东之马莲渠近地，墓前原有石碑、猪羊石生像，石旗杆等，均毁于“文革”期间。现青铜峡市文管所收藏有《董星垣并德配廉夫人墓碑》。
董福祥生前有过四房夫人。原配张氏，固原人，“性情静淑”，“以纯孝闻于乡里”，皇清诰授一品夫人，葬固原南乡十里墩官山，有墓碑残存于此；侍室赵氏，“性淑敏慧尤严正，操持内治，上下翕合”，葬固原河泉；三太太姓氏无从考证；四太太是个维吾尔族女人，系董福祥西征攻陷玛纳斯城后，私纳作妾，乔庄男人藏于军中带回来的。该妾妥善骑射，其老人是新疆起义军中的首领人物，因而她在当地亦有一定声望，曾协助董福祥在新疆的军政事务，人称“四夫人”，最后随董来往金积，董宫保府的家务由她全权主持。董福祥死后，董府家兵、雇工因所欠银饷在府内闹事，经四夫人与董恭跪求，事始平息。维吾尔族夫人见人死势去，居留金积无所依靠，乃留董福寿之子天佑和天锡、孙董温、董良、董俭、董让等于金积，自携其孙董恭一家移住固原，借董福祥旧部固原提督张行志的照料，以策安全。死后葬固原南乡十里墩官山。
董福祥一生妻妾成群，却没有生育一儿一女。其弟董福寿生有四子，其中老三过继给了董福祥。据《董星垣并德配廉夫人碑铭》记：“公（董福寿）生有四子，长子天祜，次子天锡，三子天纯，四子天佑。初，宫少保（董福祥）无子，常谓太夫人与公谓：‘长子无子，庶子不得有其子’。故於四子中先以二少君嗣，三少君嗣又不禄（未成年而亡——笔者注）{95}，而已有子，今其孙恭议叙二品衔候补道，则宫少保无子而有子，无孙而有孙，皆夫人（廉氏）赞襄其中也” {96}。这样一来，董福祥便有了继承人。碑铭所记与董氏后人反映“董宫保无子嗣，在诸孙中，过继董恭（因其父天纯少亡）”之说基本相符。
《董少保墓志铭》载：董福祥“嗣子天纯，一品荫生”娶妻张氏，生董恭。董恭，字敬斋，少保福祥之孙也。光绪甲辰皋兰水灾出金赈济，议叙候选道加二品衔，袭云骑尉世职，不满十岁时即穿小靴、小补服，世袭坐家道员，人称“小道台”。最得董福祥宠爱。1908年秋，随其祖母“四夫人”移住固原。清宣统三年（1911）十月，辛亥革命武昌首义，陕西率先响应。董福祥之孙董恭则积极维护清政府的利益，导演了一幕保皇的闹剧。据《清实录.宣统政纪》载，陕西总督曾电奏清廷：“已故提督董福祥之孙董恭及其侄董温，承其祖母之命，愿招集旧部，自备粮饷，率赴前敌”。清廷见此电，深以为动，复电曰：“董恭之祖母董赵氏教训有方，毁家纾难，洵属声明大义。董恭等秉承家训，愿效驰驱，忠勇之忱尤其嘉赏。著即照所请，赶紧招集，速赴事机，傥能建树功绩，朝廷必加以不次之赏，所需军械由该提督（长庚）酌量拨给”。仓卒间又组织了一支董家军，成为辛亥革命期间十二路大军之一。董恭率部参加了围剿陕西革命军的西线战事。相持三月，由于清帝逊位共和已成大势，各路“勤王军”撤出陕境，董恭所部也退回甘肃。董恭保皇之举，实质上也是对董福祥革职的一种心理不平所致。说明董氏家族在向朝廷表明：董家向来未有反叛之心。这支董家军是近代甘军的余光返照，此军建置于宣统三年（1911），裁撤于民国二年。由陕西撤回固原后，其部番号仍称“武卫后军”，驻防固原。北伐战争中，马鸿逵还请董恭出任团长。民国十九年（1930）任陇东游击第二旅旅长，民国二十年（1931）病卒于任{100}，死后葬在固原南乡十里墩董氏祖莹。
民国中期，董福祥胞弟董福寿之子董天佑携子董温（字励堂）、董良（字弼臣）、董俭（字节庵）、董让（字益行）等住在金积堡董宫保府各院。民国十九年（1930）夏，土匪李心虎被政府收编驻进董府，忽尔一夜关了府门，不让董家人役出入，挖遍大小房屋地皮，据说劫走黄金三千两，步枪百余支（张慎微《董福祥轶事》）。不久，董天纯的三姨太和四姨太因土匪和战乱辗转至西安、兰州两地。此后，董家没落贵族日衰，生活凄凉，门可罗雀。据董文伦先生忆述，时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主马震武曾请董府大管家董英斌奔走游说各院房主，欲用二十万现洋购买董府，许愿如事办成，给董英斌活动一个县长的位子。因而，董英斌急不可奈，极力促成此事。董天佑已有所心动，但董温、董让等坚决反对，认为有愧于祖先，再穷也不能卖祖业，才制止了此事。直至解放前，董家后人仍居住董府。
董福祥、董福寿三世孙以“伦”字命名：正伦、钦伦（董良子）；文伦、明伦、徽伦、宁伦（董温子）；鼎伦、鼐伦（董让子）。唯董恭与其四夫人李芝英之子取名董毓麟，排行第九，兰州大学化学系毕业在兰州教育学院化学系任教，系董福祥之一脉相承。董明伦解放前自金积考入西北农学院读书，后随校转上海同济大学，改名贺霖（随母姓），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刘邓大军参战大江南北，在北京中央军委工作（中将衔）；文伦（永宁回民中学退休教师，区文史馆馆员）、正伦、鼐伦（住吴忠金积镇董府西侧）皆在宁夏；徽伦（明吾）毕业于华北军政大学，抗美援朝时任志愿军炮兵副营长，负伤转业到临汾钢铁公司，退休在山西。董福祥之五、六、七代后裔人丁兴旺，分布宁夏吴忠、永宁、青铜峡、甘肃兰州、北京、山西临汾、陕西西安及四川绵阳等地逾百人。
评价
董福祥一生经历了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他以一个普通的农民，统帅号称数十万之多的流民队伍转战甘陕，继而转身投入清军，并成为清军方面大员，一时为清廷最高统治者所倚重，令中外侧目。但就在他的仕运如日中天之际，中国世纪之交的一场巨变，使他从政治的峰巅跌入低谷，从而结束了他轰轰烈烈的军事政治生涯。可以说，董福祥是晚清人物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他的发迹史就是一个谜。
光绪帝：“他日闻鼙鼓思将帅，舍尔其谁属哉？”
载漪：“汝真好汉，各大帅能尽如尔胆量，洋人不足平矣！”
马元章：“君是丈夫身，位泰山而立；我有英雄泪，向黄河以洒之。”
赵尔巽：“初讨陕回，福祥以降军效力，名震西域，何其悍也！运昌统卓胜军，万鹏领旌善营，与虎恩、锡桢、友升转战宁、肃，皆以骁勇名，各著奇绩，其勇略亦有可传焉。其后福祥终以骄妄败，助乱启衅，竟免显戮，岂非幸欤？”
参考文献
- 韩志刚著《董福祥宫保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