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主义政治学
行为主义政治学（英语：Politics of Behavioralism），20世纪50～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主张运用田野调查、数理分析和模拟实验等技术手段对政治现象进行纯经验的定量分析，使政治学成为可测量和可解释的学科的政治学思潮。行为主义在美国政治学中的应用，被认为是政治学的一场“革命”，它使政治科学取代以道德、价值为取向的传统政治学，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
政治学的“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是从心理学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一词演变而来的，两者都强调祛除主观因素，研究因外界刺激所产生的可观察的行为。20世纪初期，J.白哲特、L.洛威、C.梅里安、A.F.本特利以及H.D.拉斯韦尔等在政治学研究中采取行为主义立场，着重研究人的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但是，政治学的“行为主义”一词则是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50～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逐渐在欧美政治学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一时期著名的政治学者，包括R.A.达尔、D.伊斯顿、K.W.多伊奇、S.M.李普塞特等，都深受行为主义的影响。他们主张“价值中立”，将政治学当作一门经验科学，进行动态化、定量化的实证研究，并形成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学著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拉斯韦尔和A.卡普兰的《权力与社会》(1950)、H.A.西蒙的《行政行为》(1950)、D.杜鲁门的《政府过程》(1951)、多伊奇的《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与控制的模式》(1963)、伊斯顿的《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1965)等。行为主义主张摒弃价值，醉心于纯科学的技术手段，忽视了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日益脱离社会现实，尤其在60年代各国的政治危机面前束手无策，行为主义政治学日渐衰落，伊斯顿在1969年提出“后行为主义革命”的口号，主张将事实与价值重新结合，关注人类实际的政治问题和社会经济问题。政治学研究逐渐偏离行为主义的轨道，而向政治经济学方向发展。
伊斯顿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特征概括为规律性、可检验性、技术化、定量化、价值祛除、系统化、纯科学、一体化。行为主义政治学将人的政治行为视为政治现象最基本的要素，并将其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单位。行为主义政治学认为，尽管制度是政治现象的重要方面，但并非最根本的方面，人的政治行为才具有根本性，制度只不过是行为的集合，制度和规范的意义归根结底取决于它们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但是，对政治行为本身进行描述并非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本意，它的目的是对政治行为之间、政治行为与制度规范之间的关联性加以研究，并由此总结出一定的规律，因此，伊斯顿将心理学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S–R)模式改造为政治学行为主义的“刺激–有机体–反应”(S–O–R)模式。为达到这一研究目的，必须搜集有关实际政治行为的数据资料，再通过数理分析来归纳其中的因果关系。
行为主义政治学主要应用于对个体政治态度、政治个性和政治过程等微观层次政治活动的研究，涵盖国际关系、公共政策和社区政治等领域，尤其是在选民投票行为研究和领袖人物的行为研究中具有垄断地位。由于将个体的政治行为作为政治活动的出发点，行为主义政治学被认为是一种个体论的政治学。它主张个人先于团体，否认存在独立于个人的团体和制度规范，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政治学制度研究的立场。
行为主义政治学为政治学研究设定了新的研究重点和研究方向，并提供了相应的方法论，使政治学研究具有了精确性。它使政治学研究从静态描述转向动态研究、从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从规范理论转向经验事实、从宏观建构转向微观考察、从封闭式研究转向跨学科综合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拓展了政治学的视野和发展空间，催生了大量理论体系和概念范畴，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政治生态学、政治系统论、结构–功能主义、团体理论、沟通理论、博弈理论、决策理论、精英理论等。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缺陷是，将研究问题局限在可观察、可测量的对象上，主张“价值中立”，忽视政治行为最基本的道德和价值因素，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琐碎而易于研究的问题上，对于无法收集数据资料、无法重复验证的政治问题则予以放弃。因此，对重大的政治问题往往缺乏解释力，甚至很少予以关注，与社会政治现实相脱离。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危机，使之逐渐被后行为主义所取代。但其研究方法一直被沿用。
参见
→ 学科目录： 政治（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