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

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 press published by bourgeois revolutionary school），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1894年兴中会成立至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期所出版的报刊。辛亥革命前后，革命派在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广泛开展了办报活动。1894～1912年期间，他们在日本、美洲、东南亚、港澳和内地20几个省市陆续创办了约120种报刊，其中日报60余种，期刊50余种，发行量最大的1种，期发数达2万余份。

1905年以前　1894～1905年成立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大多从事过办报活动。1895年颁布的《兴中会宣言》，把“设报馆以开风气”，列为首先要办的事情。但1894～1900年，革命党人只能利用《隆记报》、《镜海丛报》等少数几家侨商和外商报纸进行宣传，还没有自己的机关报。第1个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派机关报性质的是香港《中国日报》，创刊于1900年1月25日，被称为“中国革命提倡者之元祖”。陈少白任社长兼总编辑。继《中国日报》之后，留日学生和新加坡、缅甸、美国等地华侨中的革命党人，也纷起办报，主要的有《国民报》、《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二十世纪之支那》(日本)和《图南日报》(新加坡)、《仰光新报》(仰光)等。原在檀香山出版的《隆记报》，于1903年改组为《檀山新报》，成为革命派的正式机关报。参加这些报刊编辑出版工作的，主要是兴中会会员，也有一部分光复会和华兴会会员和其他革命青年。1900～1905年，革命派在国内的办报活动也有很大开展。1903年以前创办的主要有《大陆》、《苏报》等，多数在上海出版，以《苏报》的影响最大。《苏报》自1902年起倾向革命，1903年因发表章士钊、章太炎等人的激烈革命言论和撰文介绍邹容的《革命军》，被查封，章太炎、邹容等被捕，史称“《苏报》案”。《苏报》被封不久，《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二十世纪大舞台》（上海）、《萃新报》(金华)等又陆续出版。办报的人多数是华兴会、光复会和龙华会会员。

1905年以后　1905年，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革命派的报刊宣传活动进入了新阶段。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创办了总部机关报《民报》，由胡汉民、章太炎等主编。它系统地宣传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并就要不要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土地国有等问题，和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的论战，取得了胜利。除《民报》外，这一时期革命派还在国外创办了大量报刊，主要有《四川》、《云南》、《河南》(东京)、《民生日报》(檀香山)、《中兴日报》(新加坡)、《光华日报》(仰光)、《大汉日报)(温哥华)等。担任这些报刊编撰工作的，多数是留学生和各地华侨中的同盟会员。他们积极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革命思想，组织动员海外华侨和留学生支援国内的革命斗争。1907年以后，革命派致力于武装起义的组织和准备工作，报刊宣传工作的重点也逐渐转向国内。1907～1911年，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报刊，主要有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女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在汉口出版的《商务报》、《大江报》，在广州出版的《南越报》、《人权报》、《可报》，在北京出版的《国风日报》、《国光新闻》等。其中以于右任主办的《民呼日报》、《民立报》等报纸，和詹大悲主办的《大江报》，最负盛名。此外，革命派在广西、湖南、贵州、河南、山东、四川、安徽、东北几省，也冲破清政府的重重限制，创办了大量报刊。这一时期的革命派报刊，和国内的革命运动结合得十分紧密，报社经常被用作革命党人联络集会和秘密活动的基地，有的报社实际上担当了武装起义的后勤机关。

新闻业务的改革　为了适应革命宣传的需要，革命派报刊在业务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报纸的评论工作有了新的发展，除论战式的长篇政论外，出现了大量短小精悍、尖锐泼辣的时事短评，涌现了一大批象章太炎、朱执信、陈天华、宋教仁、于右任、杨毓麟、郑贯公等有影响的报刊评论作家。新闻采访和报道工作更加受到重视，消息和专电在报纸上的比重大为增加。通讯、新闻特写等新闻体裁得到广泛运用，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特派记者、战地记者和驻外记者。报纸编辑业务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产生了一些鲜明生动、富于战斗性的好标题。图片、漫画和新闻摄影等宣传手段得到了普遍的运用。副刊也逐渐改变了原来的消闲性质，出现了一批象《中国日报》的《鼓吹录》、《国民日日报》的《黑暗世界》等用小说、诗词、戏曲、散文等文学作品配合新闻、评论进行革命宣传的副刊。这些改革，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新闻业务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活动，是他们整个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所办的报刊，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形势的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