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的版本间的差异

2014年1月5日 (日) 17:29的版本

金文:周公东征鼎铭文拓本

　　金文（汉语拼音：Jinwen；英语：Bronzeware Script），中国古代铸造或刻写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一般所说的“金文”特指先秦时代的。古代铜器铭文的搜集和研究，早在宋代就已开始。一千年来陆续发现的有铭文的古铜器，为数颇多，属于先秦时代的就有万件以上。

　　商代前期铜器上，铭文极为少见，而且一般只有一两个字。到了商代后期，有铭文的铜器逐渐增多，不过铭文的内容多数仍然很简单，大多只有一到五六个字。主要记作器之名(多不用私名而用族名)和所纪年的先人的称号(如父乙、且乙等)。在商代后期较晚的阶段，出现了一些篇幅较长的铭文，但已发现的最长铭文也不过40余字。西周是铜器铭文的全盛时代。这一时期的铜器铭文不但数量多，而且篇幅也往往比较长。在西周铜器上，篇幅百字以上的铭文颇为习见，二三百字以上的也不乏其例。比较突出的，如西周前期的大盂鼎有291字，西周后期的毛公鼎有497字。春秋时代也有长篇铭文，如宋代发现的齐灵公大臣叔弓(或释“叔夷”)作的镈，铭文493字。同人所作的编钟，由7个组成，全文长达501个字。但长篇铭文已不如西周时多见。从已发现铜器的铭文内容看，西周铜器铭文大多数为周王朝贵族、臣僚所作，春秋铜器几乎都属于各诸侯国。进入战国以后，铜器铭文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西周到战国早期，铜器铭文中习见的内容变化不大，主要是器主叙述作器原由以及祝愿子孙保有器物等类的话。1978年在湖北随县(现随州市)的战国初年的曾侯乙墓，发现好几套铭文的编钟。铭文字数近2,800字，内容几乎全是讲音律的。这是先秦金文中的一个特例。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传统形式的铭文已经变得少见，“物勒工名”式的铭文则大量出现。这类铭文字数一般不多，所记的主要是作器年份、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等。兵器铭文在这类铭文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旧式的长篇铭文在战国中期以后仍未绝迹。20世纪70年代在河北平山县发现了公元前4世纪末期的中山王墓（战国）。墓中出土的铁足铜鼎铭文长达469字，铜方壶铭文长达450字。

　　春秋以前，铜器铭文几乎都是铸在器物上的。战国中期以后，则往往是在器物制成后用刀刻出来的，兵器等物上的铭文还往往刻得很草率。秦汉时代的铜器铭文，除了度量衡铜器上的铭文情况比较特殊外，大多数是物勒工名式的和标明器物主人或使用地点的简短铭文。前者如秦孝以18年(前344)所作的商鞅量(商鞅方升)。秦代的诏版也很有名。

　　宋代人收藏铜器极重视铭文，如刘敞《先秦古器记》、吕大临《考古图》、王黼《博古图》等，皆摹写铭文、作出考释；也有专门摹刻铭文的，如赵明诚《古器物铭》、王俅《啸堂集古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皆有释文和考证；把铭文中的字编为字典则有吕大临《考古图释文》、王楚《钟鼎篆韵》和薛尚功《广钟鼎篆韵》，皆按照韵部排列，颇有创见。清代学者走宋代人的道路而有发展，如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等，材料不断增多，释文考证时有可观。1937年罗振玉编印《三代吉金文存》，收铭文4,000多件，印刷精致，没有释文。清代由于《说文》之学兴盛、声韵训诂研讨日深，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铭文研究进步较快，不断出现专家，如许瀚《攀古小庐金文考释》、吴大徵《字说》、《说文古籀补》、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馀论》、《名原》等，皆有创见，突过前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是最大的金文总集。1985年容庚《金文编》修订第4版采用铭文3,902件，收正文(可识的字)2,420字，附录(还不能确定的字)1,352字，共计3,772字。这是今日可见金文的总数，虽不一定准确，也相差不远。这些字多半可以和《说文解字》相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