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走马楼简牍
长沙走马楼简牍（英语：Wooden and Bamboo Slips Unearthed at Zoumalou, Changsha），中国湖南长沙走马楼古井窖出土的三国时期吴国简牍。1996年出土，估计总数约14万枚。现藏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年代和种类
走马楼简牍多有纪年，已发现的年号主要属三国吴前期，集中于黄武和黄龙、嘉禾年间；少数竹简使用东汉献帝建安末年年号。从已整理的简牍来看，种类有简、牍、签牌、封检等。竹、木简多编连成册，编连痕迹一般为上下两道，有的在需编连处预先用锐器刻划出线条。牍多用木板，极少数用竹板，长与简略同，厚度超过简。签牌多为长方形，两面书写，上端刹角，中部有三角形缺口以系绳。封检形制为长方形，数量较少。
书体
简牍文字的书体介于隶、楷、行之间，总体风格仍有隶书意味，许多笔画又与楷法相合，还有一些笔画带有行书特点。在一些简牍上，还可见到漂亮的草书。
内容
走马楼简牍的内容非常丰富，可暂分为符券类、簿籍类、书檄类、信札类和其他杂类（如名刺、礼单、封检）等。从已释读的部分来看，主要是长沙郡和临湘侯国（县）的地方文书档案，内容涉及赋税、名籍、官府文书等。
简牍中的“吏民田家莂”是一种形制特殊的大木简（见图），内容为吴嘉禾四、五年临湘一带的佃田租税券书，主要记载田家所佃土地的数量、时限，向官府交纳和除免的租米、租布、税钱，及官吏收缴、校核的情况。从券书残留的破莂痕迹，结合同类竹简的情况来看，当时的莂券可能是一式二份或一式三份，百姓缴纳赋税时应有一份，现存者是保留在田户曹史手中存底的总券书（都莂）。
竹简记载的赋税种类名目繁多，征收的种类有米、布、钱、皮、豆等。所记的征缴、收藏和转运、调入，常常与各级官仓、关邸阁有密切的关系。这对于了解当时赋税的种类、征缴和收藏，仓库的分工和管理，关邸阁的性质和作用都有重要意义。
户籍内容的简牍数量较多，分木牍和竹简两种，涉及的等级层面相当广泛。木牍所记均为经官吏调查核实后的某类家庭成员的概况，竹简则记家庭中某一个或几个成员的具体情况。据史书记载，吴国的户口簿籍大致分民、吏、兵三类，男女分别统计。从目前整理的情况来看，除兵籍外，其他类都可得到印证。另外，竹简中的师佐籍和民籍分为两种形式，为前所未见。户籍简的内容一般包括居址、爵位、姓名、年龄和家口情况，有的还特别注明身体特征和病残情况。还有不少户籍登记口算、户赀、户调及病残、任吏免役等情况。
官文书类简牍的内容主要是州、郡、县（国）各级官府之间和各部门之间的往还文书，涉及征讨平息武陵蛮叛乱和军粮督运、借贷还粮、司法审讯、民案调查等方面。有些还反映出吴国一些文武官员，如步骘、吕岱、顾雍、潘濬等在长沙及其附近的活动情况。
埋藏原因
关于这批简牍埋藏的原因，学术界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按照古代的档案管理制度，一般档案文书若干年后要作处理，因此，将简牍埋入井窖有可能是吴国长沙地区官员处理早年文书的一种方式。也有人认为，将简牍埋入井窖，可能与三国末年西晋灭吴的战争有关。
意义
三国时期的历史文献资料，主要有《三国志》及其注和其他少量古籍，但《三国志》仅有纪传而无志表。历年出土的三国简牍，数量少且内容简单（多为遣册、名刺、木楬之类）。吐鲁番文书和敦煌遗书中有6种《三国志》写本残卷，虽然5种属于吴书，但史料价值不大。长沙走马楼出土的简牍数量大，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对于研究三国时期吴国的历史有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