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五四运动前后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五四运动前后的传播（英语：spread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around the May 4th Movement），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零星地、片断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但限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传播开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工人阶级这时已经成长壮大起来，开始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从1918年夏天起，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
在五四运动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有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并十分注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学习与宣传。1919年5月，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刊登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连载了他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这是中国人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第一次比较完整的介绍。与此同时，《晨报》副刊在李大钊主持下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刊登从日本刊物上翻译过来的解释唯物史观的有关文章；其他一些进步刊物也相继发表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的文章。在广大青年和一些进步社团中，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出现了高潮，日益发展为一种明显的趋势和思想主流，产生了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慌。1917年7月，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公开声称中国不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不需要根本改造。李大钊对此进行了批判，指出中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革经济制度，才能“根本解决问题”。这次论战以及后来进行的“社会主义”的论战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扩大了它的影响。1920年5月以后，各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纷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出版各种刊物和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知识的宣传，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敌对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积极开展教育、宣传和组织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中央于1921年9月在上海正式建立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准备以“马克思全书”和“列宁全书”的形式系统地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著作。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出版社计划未能完全实现，只翻译和重印了《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少数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在《新青年》、《共产党》和《向导》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文章和小册子，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国范围的传播。
主要团体和刊物
五四运动前后全国出现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和刊物。在北京，有李大钊倡导下成立的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共产党北京支部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等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除利用《每周评论》、北京《晨报》副刊进行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的宣传外，还组织讨论和举办演讲会，创办《劳动音》和《工人周刊》等通俗刊物，向工人宣传劳工神圣、工人是未来世界的主人、劳资的根本对立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指导工人进行斗争。在上海，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和他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上海党组织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和《劳动界》，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孙中山领导和支持创办的《建设》、《星期评论》周刊以及邵力子等人主办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中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湖南，毛泽东等人在五四运动前就组织新民学会，五四运动以后不久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1920年夏天又创办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在长沙和湖南各地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起了显著的作用。五四运动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在天津创办觉悟社，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觉悟》月刊，并请李大钊到天津讲授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在武汉，有陈潭秋、恽代英等人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其所领导下的互助社、利群书社等团体。他们组织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武汉星期评论》等刊物，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讲解马克思的学说。在济南，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励新学会、齐鲁书社，出版了《励新》半月刊等刊物，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广州，五四运动前进步知识分子彭湃等人也办了许多刊物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其中《中华新报》在五四运动后连续发表了杨匏安写的《唯物论》、《社会主义》、《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等十几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文章。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办《群报》、《劳动者》周刊和《劳动与妇女》等公开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全国其他许多进步刊物如《少年》、《先驱》、《青年周刊》等也都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据统计从1918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在各种刊物上刊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文章达300余篇。这一时期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译本和节译本除《共产党宣言》外，还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反杜林论》第三编的一部分)等；列宁的著作有《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国家与革命》、《伟大的创举》等；同时还出版了K.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克思资本论解说》，Н .И.马尔西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刻卡朴的《社会主义史》，Н.И.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介绍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努力传播唯物史观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等人，其中李大钊是最杰出的代表。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大量宣传唯物史观的文章，并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历史系、法律系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分别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等课程，利用大学讲坛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在这些文章和讲稿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与阶级斗争等基本原理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说明了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经济是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变化的最后原因。陈独秀从1920年夏秋开始积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他在关于社会主义讨论和同无政府主义论战中，先后发表《谈政治》、《国庆纪念的价值》、《社会主义批评》、《讨论无政府主义》等文章，着重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也论述了唯物史观的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新陈代谢的必然规律；1922年7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马克思学说》一文，介绍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一些观点。李达从十月革命以后到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他从日本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并写了《马克思还原》、《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现代社会学》等文章和专著，阐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斗争、国家、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前，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阐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的发动和联合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五四运动后，他在与蔡和森的通讯中批判了B.A.W.罗素的改良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提出了“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蔡和森1920年初到法国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在和毛泽东的通信中提出用唯物史观作为建党武器的想法。他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出发点，是社会哲学的出发点。1924年他写了唯物史观的专著──《社会进化史》一书，论述了家庭、财产、国家的起源与进化，说明了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国家、道德等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更，并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向共产主义发展。瞿秋白在1920年底到俄国考察，接触到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回国后写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等著作，结合唯物辩证法阐述唯物史观的原理。通过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毛泽东、瞿秋白等人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批判了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引起了中国哲学的深刻革命，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作了理论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