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在中国的传播（英语：dissemination of Marxist economic works in China），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介绍，从20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得到了迅速的广泛的传播。
辛亥革命前后
在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的，是1903年赵必振译日本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该书第二编第一章《加陆马陆科斯（即卡尔·马克思）及其主义》中，介绍了K.马克思的生平，马克思与F.恩格斯的友谊以及他们的几篇代表作：《共产主义宣言》（即《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经济学之评论》（即《政治经济学批判》、《自哲理上所见之贫困》（即《哲学的贫困》、《英国社会劳动之状态》（即《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该书还介绍了以《资本论》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劳动价值、劳动力价格、剩余价值、资本的来源等，并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性。
1905年11月蛰伸（朱执信）在《民报》第2号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文中节译了《共产党宣言》，并着重介绍了资本的实质及利润的来源、无产阶级贫困化等问题，得出了“资本基于掠夺”的结论。虽然对《资本论》介绍的深度和广度远不如《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但却是作者根据自己对《资本论》中某些观点的领会来写的，是中国人早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著作。
“五四”运动至中国共产党成立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1919年5月李大钊（1889～1927）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介绍了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和《资本论》的主要内容，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剖析了资本剥削的实质，阐明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北京《晨报》副刊在李大钊主持下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并在1919年5月9日至6月1日的专栏中发表了食力从日文转译的《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是中国第一次发表马克思重要经济著作的译文。在1919年6月3日至11月1日的专栏中发表了渊泉（陈溥贤）译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即K.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9月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了李汉俊译马尔西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1920年10月北京《民国》杂志发表了费觉天译的《马克思底资本论自叙》（即《资本论》第一版序言》）。1920年《新青年》第8卷第4号发表了震瀛译列宁的《过渡时代的经济》（即《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在这段时间中，已初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经济思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群众的自发行动，开始变为在共产党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活动。1921年9月中共中央委派李达在上海成立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等著作。虽然由于白色恐怖和物质条件不足而没完成计划，但仍有一批著作问世。有关经济学的著作有：袁湘（袁让）译《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李漱石（李汉俊）译《资本论入门》，李立译《劳农会之建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1922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104周年，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各地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和进步团体纷纷开展纪念活动。上海专门编辑出版了《马克思纪念册》，载有马克思传记和学说。1922年，李季译《价值、价格及利润》（即《工资、价格和利润》），商务印书馆出版；1926年新青年出版社出版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即《论列宁主义基础》）；1927年3月陈寿僧译R.卢森堡的《新经济学》，中国新文社出版。当时，李大钊等还采取演说、讲课等形式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及经济学说。李大钊在1922年2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办的演讲会上，讲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923年1月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会讲了“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应毛泽东的邀请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讲授剩余价值学说等课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革命处于低潮。但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却有新的进展。在翻译原著方面，1929年，杜竹君译《哲学之贫困》，上海水沫书店出版。1930年，吴黎平译《反杜林论》，上海江南书店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有多种译本：一是陈启修（陈豹隐）译，第1分册（1～3章）；二是潘冬舟译，第2、3分册，上海昆仑书店1930年版和北京东亚书店1932年版；三是王慎明（王思华、玉枢）和侯外庐（右铭）译，分上下册，北京国际学社1932，1936年版；四是吴半农译，第1卷第1分册（第1、2章），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刘埜平译《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论》，上海启智书局1929年版。彭苇秋等译：《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上海春秋书店1930年版。画室译：《科学的社会主义之梗概》（即《卡尔·马克思》），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版等。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传播。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反革命“围剿”，根据地的纸张和印刷条件非常困难，但仍用油印机、石印、木板来印刷或用毛笔手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手抄本《马克思主义浅说》，通俗地解释了什么是资本、商品、价值、使用价值。中共兴国县委曾翻印过另一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浅说》，闽西根据地出版过《社会主义浅说》等。
抗日战争时期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一直关怀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工作，并号召全党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提高党的战斗力。在这种形势下，延安成为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重要阵地。解放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等。其中有《政治经济学论丛》、《〈资本论〉提纲》、《哥达纲领批判》等。此外，在解放区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学校还开设有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经济的课程。
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国民党统治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的出版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重印延安解放社的书籍，以及重译和再版一些已有的经济学著作；另一方面又出版了一批新的译著，1938年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全书，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首次出版；1939年又出版了郭大力译《资本论通信集》；章汉夫和许涤新译《恩格斯论〈资本论〉》。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49年5月上海实践出版社出版了郭大力译《剩余价值学说史》。到此为止，马克思的主要经济著作几乎都有了中译本。
这一时期，在解放区继续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1949年2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审定的“干部必读”书目，其中一半是与经济学有关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基础》、《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上、下）、《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在中国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力地指导了中国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