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画派
京津画派，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主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以北京、天津地区为中心而形成的一个以保存和发扬国粹为基本宗旨的国画流派。
产生背景
随着中国近现代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革，为适应新的社会审美需要，在文化知识界展开了对如何振兴中国画的激烈讨论与不懈探索。相对于康有为、徐悲鸿、林风眠等人用西洋美术革命中国画的主张，以金城、陈师曾等人为代表，即所谓“保存国粹”的一派艺术家，则主张延续国画中宋元及以前国粹传统，于中国画发展内部寻找振兴的动力。这派艺术家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化传统保留较多的北京、天津地区，在“美术革命”的思想逐渐走向极端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了所谓“京津画派”。
“京津画派”及其艺术主张的形成有着特殊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北京作为元明清三朝首都，有着特殊的政治地位，数百年各方面的积累使它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有着明显的优势。天津紧邻北京并受其辐射，各方面也处在从属于北京的地位。因此两个地区的艺术家往来密切，具有极强的关联性。而北京在辛亥革命后，其传统文化习俗依然得到较多保留，很多传统知识分子聚居于此，艺术上更是保留了“四王、吴、恽”以及宫廷绘画的遗风。1914年北京古物陈列所的成立，使得清宫收藏的历代书画珍品得以公开面世，京城不少画家大开眼界，于临摹古画的过程中奠定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这在西学渐入，国学前途饱受质疑的历史背景下，提高了京津地区的画家对中国古代绘画艺术成就的认识，形成了与南方画家迥然不同的艺术革新思想。这对“京津画派”的形成在思想上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艺术特色与艺术团体
1920年由金城、周肇祥发起成立的中国画学研究会，成为“京津画派”形成的标志。画会以“精研古法、博取新知”为宗旨，开展研究、观摩教学活动，指导青年艺术家学习传统技法。其发起者金城同时也是“京津画派”的代表人物。他曾留学英国，自学绘画，长于山水，兼善花鸟、人物，其山水画笔致清秀，丘壑严整，存世作品多为摹古，功力深厚。在艺术主张上他提出：“师古人技法而创新笔，师万物造化而创新意”。这一画学理念在金城卒后仍为画学研究会的同仁继承。当时参加画会的还包括：陈师曾、贺良仆、徐宗浩、陶镕等人。其中陈师曾也是“京津画派”中不可或缺的代表人物。作为艺术家与艺术理论家，他的《文人画的价值》影响很大，文中观点没有延续革新就是学西画的路子，而是在继承和发展中国绘画传统上做文章，提出文人画之完善在于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四要素高度结合的观点，在美术革命派全盘否定文人画的背景下，理性地看到了中国文人画的价值，提倡保存了文人画中的精髓。这对“京津画派”所持的画学理论有着突出的贡献和影响。
此外，由于北京曾为清廷之所在，因此“京津画派”的画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为清宗室。他们在满清皇室后裔溥雪斋的倡导下组成了松风画会，成员也大多是当时居京的清宗室画家，包括溥心畲、溥毅斋、祁崑、惠孝同、溥佐、启功、溥松窗、恩智云、和季笙、叶仰曦、何镛等。松风画会的绘画创作有着较强的家族性，其风格继承了清宗室绘画温雅精丽的格调，但同时也吸取了国粹派提倡唐宋法规的思想，风格转见深厚和雅逸。该画会的艺术家一直活动到抗战爆发，是“京津画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天津画坛的代表人物有刘奎龄与刘子久。刘奎龄擅长绘画走兽飞禽、花鸟鱼虫，长于工笔并吸收郎世宁的经验，走的是一条中西融合的道路。刘子久则是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的成员，擅长山水画。
发展与影响
“京津画派”在康、徐倡导的美术革命浪潮中，坚持了中国绘画的优良传统。其“保存国粹”的创作主张探索出另一条革新中国画的道路。20世纪以来，京津地区国粹派名家辈出，这与“京津画派”的贡献分不开。特别是中国画学研究会及其后的“湖社”等组织，培养了包括：刘子久、刘凌沧、赵梦朱、徐燕荪、黄均、王叔晖等一批青年画家。“湖社”在天津、山东、武汉、上海、汕头等地建立的分会，将“京津画派”的影响传播到中国更广泛的地区。使得日益走向极端的“美术革命”思潮得到遏制，保留并发扬了传统中国画中的艺术精粹，并将后来中国画的发展引向了更加理智与具有民族特色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