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月令
《四民月令》（汉语拼音：Simin Yueling；英语：Monthly Ordinances for the Four Classes of People），东汉晚期崔寔仿照古代月令形式撰写的、叙述大地主田庄从正月至十二月例行农事活动的专书。从全书记载来看，所反映的大地主田庄基本上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农业是田庄的主要经济部门，因此该书以农事活动为重点，记述了各种谷类、瓜菜、经济作物的种植时间以及与种植相关的农事安排。此外，还提到纺绩、织染和酿造、制药等手工业、副业生产。因为内容侧重农事，所以《隋书·经籍志》将其列入农家类。宋朝初期，《太平御览》的“图书纲目”仍有提及该书，但在《宋史·艺文志》已无相关记载，估计该书于北宋中期到南宋灭亡散失。
四民是指士、农、工、商，此概念早于春秋时已出现；月令是一种文章体裁，现存《礼记》中有一篇《月令》，记述每年夏历十二个月的时令及政府执行的祭祀礼仪、职务、法令、禁令等，并把其归纳在五行相生的系统中；《四民月令》现存部分的文体与月令相似。
《四民月令》内容是以洛阳一带为地方背景，它对于了解东汉时期其他相似地区地主田庄的历史情况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背景
自西汉《汜胜之书》到后魏《齐民要术》的出现，中间相隔500多年，期间只有《四民月令》一部农业生产书籍，能反映当时的农业发展，尽管有关操作技术记述很简略，而且散佚不全，但它仍为当时的农业研究提供重要线索。
在二世纪中期的著作《四民月令》，除了描述农业运作外，书中提及的经济运作，亦为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书中所述的农户，在一年中会数度卖出与买入谷物，纯粹以此谋取利润；农户亦会产腌酱类食品、酒、醋、药材、丝绸与丝绸制品、鞋等，这些物品既可供自家消费，也可拿来出售。
《四民月令》成书以来，曾于魏晋南北朝到唐初流传。贾思勰《齐民要术》对书中内容曾多作引用，杜台卿北周末年撰写《玉烛宝典》的时候，每月均录有一段《四民月令》的材料。唐末韩鄂写《四时纂要》也引述过《四民月令》。北宋时的文献亦时有提到该书，但元代所撰编的《宋史·艺文志》中已无记述《四民月令》这本书，估计该书从此时湮没。
清代开始有人重组《四民月令》，乾隆年间就有任兆麟、王谟两版《四民月令》辑佚本，惟错误颇多。嘉庆年间，严可均辑录《四民月令》一卷，作为《全后汉文》第四十七卷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中；1921年，唐鸿学以《玉烛宝典》材料重编《四民月令》，收入《古逸丛书》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立国后，中华书局于1965年曾出版石声汉的《四民月令校注》 ，1981年农业出版社又出版了缪启瑜的《四民月令辑释》。这两个辑佚本均以《玉烛宝典》为主要根据，广泛汲取《齐民要术》和各种类书中的有关资料，参考各种辑本，书中对《四民月令》的资料颇有点评。
德国学者克里斯廷·赫尔茨于是1963年把《四民月令》译成德文，在汉堡出版，书名叫《崔寔〈四民月令〉－后汉的农家历》。日本渡部武根据石声汉的《四民月令校注》，按月列出正文、通释和译注，1987年由日本平凡社出版，日译本副题为“汉代的岁时与农事”。
内容
《四民月令》所反映的正是东汉晚期一个拥有相当数量田产的世族地主庄园，一年十二个月的家庭事务的安排。现存版本共有2371字中，与狭义农业操作有关的共522字，占总字数的22％，再加上养蚕、纺绩、织染以及食品加工和酿造等项合计也不到40％。其他如教育、处理社会关系、粜籴买卖、制药、冠子、纳妇和卫生等约占60％多。
崔寔在《政论》中描述当时的贫富差距，“上家”有“巨亿之资”，而“下户”“无所足”；“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此最国家之毒忧”，全书内容大致包括：
一、祭祀、家礼、教育以及维持改进家庭和社会上的新旧关系
二、按照时令气候，安排耕、种、收获粮食、油料、蔬菜
三、纺绩、织染、漂练、裁制、浣洗、改制等女红
四、食品加工及酿造
五、修治住宅及农田水利工程
六、收采野生植物，主要是药材，并配制法药
七、保存收藏家中大小各项用具
八及九、粜籴及杂事，如“保养卫生”等九种
书中所述的生产规模大多已超出小农经济的规模，只有官宦之家的田庄才可体验上述的生产，由此得知，田庄就是一个相当完备小型社会，生产规范相当细致，反映东汉农耕作业园艺化程度相当高。从其记述可以看出东汉时洛阳地区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的发展状况，当中以农业占优，重视蚕桑，畜牧业仅从属农业，蔬菜以荤腥调味类较多。《四民月令》亦是最先记述中国“别稻”（即水稻移栽）和树木的压条繁殖方法。其中农业经济除了自给自足基本层次外，还有利用价格的涨落，进行粮食、丝绵和丝织品等的买卖活动。
《四民月令》里面也有关学校教育的内容，“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求备，勿读书传。研冻释，命幼童入小学，学书篇章。”“八月暑小退，命幼童入小学，如正月焉。”“十一月，研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小学。”反映当时学校教育的模式，其中避开酷暑和严寒季节，演变为每个学年都有休暑假和寒假的学制定式。
影响
《四民月令》和《氾胜之书》是汉代两部最重要的农书，两者相比，《四民月令》在农学水平上要逊于《氾胜之书》。氾胜之总结了《吕氏春秋·任地》等三篇出现以来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新成就和新经验，深刻地阐述了北方旱农耕作栽培技术的原则和原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把中国传统农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里程牌。然而《四民月令》在这方面的创新却有限，因为它只是记载着交待某月某时应该做某某事情，很少介绍具体的操作方法，更没有阐述有关原则和原理。
尽管如此，《四民月令》在中国农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如前所述，它是中国第一部“农家月令”书。它不但对《礼记·月令》类著作进行了推陈出新的改造，完成了从“官方月令”到“农家月令”的转换；而且它所反映的农事活动比《礼记·月令》要丰富和具体得多。在《四民月令》中，每月的农业生产，包括耕地、催芽、播种、分栽、耘锄、收获、储藏，以及蚕桑、畜牧、果树、林木的经营等等，细致而合理，又提醒人们注意农业生产安排的地区性，其中有些生产技术，如“别稻”（水稻移栽）和树木的压条繁殖，是农书中首见的记载。因此，《四民月令》不但是农家月令的开创之作，而且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代表作。
《四民月令》比《礼记·月令》还有一个明显的进步，基本上脱离《礼记·月令》天人感应的阴阳学的色彩。在《四民月令》有关生产活动的安排上，除了“正月上辛，扫除韭畦中枯叶”这一条记载外，其余一切农业、手工业的操作，只以节令和气候作为标准，看不出带有迷信和禁忌的成分。如果考虑到当时东汉社会上盛行“纤纬”神学风气，《四民月令》里头实事求是科学态度更加显得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