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

　　延安文艺座谈会，1942年5月2日至23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出席会议的作家、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共80余人。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等出席了会议。会议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理论脱离实际，艺术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倾向，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对象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出席了第一天的大会，并就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学习以及读者对象等五个问题发表了讲话。5月23日，毛泽东到会做了总结发言。这两次讲话被称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针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特别是30年代革命文学运动以来文艺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并反过来影响政治的观点和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同时，阐述了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的源泉、文艺的批评标准以及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问题，系统地回答了当时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这次会议，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整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讲话》对延安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八路军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文艺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对以后的革命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会后，许多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斗争生活，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创作出一批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使中国的文学艺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座谈会于5月2日、16日和23日共举行过三次全体大会，讨论得十分热烈，在充满民主的气氛中，先后有几十位作家发言。毛泽东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会后，毛泽东将两次讲话整理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这篇著名的《讲话》，总结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服务的方向，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文艺的革命方向问题，不仅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是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文艺界整风运动，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发展。

背景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大批文艺工作者奔赴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运用美术、舞蹈、音乐、戏剧等各种形式，热情讴歌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争。

　　但是，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文艺界，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些人主张艺术脱离政治，艺术高于政治，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认为这些会妨碍创作。因此，一些作品要么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要么就是所谓“暴露”文艺。一些群众看不懂、脱离根据地现实、甚至不适应抗战需要的作品，在延安文艺界也时常出现。同时，文艺界长期积累的宗派主义等问题也带到了根据地。

　　为了纠正文艺界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解决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毛泽东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调查研究，深入了解情况，为开好文艺座谈会做了充分准备。

座谈会概况

　　座谈会于5月2日、16日和23日共举行过三次全体大会，讨论得十分热烈，在充满民主的气氛中，先后有几十位作家发言。毛泽东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他一面仔细听大家发言，一面认真做笔记。在5月2日的第一次大会上，毛泽东首先作了“引言”的发言。在5月23日最后一次大会上，毛泽东又作了“结论”的总结发言。

　　面对文艺界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种种问题，毛泽东高屋建瓴，抓住问题的核心和实质，不纠缠具体问题，不就事论事。他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他希望文艺工作者积极投入整风运动，克服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欢迎的优秀作品。

　　在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上，毛泽东着重谈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他认为：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这就需要解决向工农兵学习的问题，和新的时代相结合的问题。

　　关于文艺批评，毛泽东说：我们要求的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会后，毛泽东将两次讲话整理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这篇著名的《讲话》，总结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服务的方向，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文艺的革命方向问题，不仅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是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文艺界整风运动，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发展。

　　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按照讲话的精神，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创作出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比如，戏剧方面鲁艺的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以及1943年春节开始的“新秧歌”运动中的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马可的《夫妻识字》、平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等；小说方面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以及欧阳山的《高干大》，等等。这些文艺作品为坚持抗战，为创造“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