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绣

　　朱绣(1884—1928)，字锦屏，宁夏西宁市湟源县人，出生于一商人家中，排行第三，是甘青近代史上的一代名士。父亲名叫朱义山，原籍西宁县，以制做藏靴为生。清末年间迁至湟源定居，仍操旧业，朱绣便就读于湟源杨治平先生私塾。虽然家庭生活贫寒，但朱绣天资聪明，勤学苦练，学习成绩独优。父亲去世后，他为谋求生计，于一九0一年赴西宁乾泰茂商行当学徒。朱绣虽辍学从商，但其求学进取之心未泯，一有闲暇时间孜孜读书。同时，京津一代的商客经常前来西北地区经商，他们将各种新思潮、新观念带到甘青，与之接触，朱绣便对青海以外的世界倍感兴趣，并托人从天津、上海等地订购了《益世报》、《申报》、《大公报》等进步的书刊报纸，了解国家形势和欧美文明，对国内外大事，颇有见解，成为青海近代知识界中最早订阅形式报刊，接触新思想的学人。

　　朱绣27岁那年，辛亥革命爆发，西宁镇总兵马麒，为扩充势力，取得实权，礼贤下士，广招人才。民国三年(1914年)。湖南人黎丹被马麒聘为幕宾，成为其智囊团的首要人物，随后便任命为西宁道尹。一天，黎丹到道尹公暑对门的乾泰茂商行购货，看见朱绣手边有多种进步书刊，就与之交谈，始知朱绣不但谈吐犀利，学识广博，通晓边事，志在抚边，而且胸怀大志，见解不凡，边劝他弃商从政，擢为道尹公暑的随员。由于当时朱绣正值风华正茂，英气奋发，黎丹十分看重，并在同僚之中有意褒扬。并经介绍，朱绣与董香斋、李焕章、周希武等西宁文化名人相识。频频往来，他的名声日渐扩大。

　　民国四五年间(1915—1916年)，朱绣以道暑参议会参议员的身份，到兰州、西安、洛阳、北平、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参观考察，实地调查，并接近了许多进步人士。当时的青海地区，仍是一个被人们视为“幽荒绝域”、“蛮夷不化之邦”。朱绣受一些进步人士诸如《京报》主编邵飘萍等的影响，回青后，偕同黎丹、周希武等人奔走呼吁，很快在青海掀起了开办形式教育的热潮。在西宁创办了蒙番师范学校，亲自授课。又任甘肃省立师范等校校长，并与知识界名人周希武等组成“西宁道暑新学制研究联合会”，改革学制，废除读经，改订课程，加授实用教材，积极推广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并在湟源筹资兴建了青海第一所完整的高等小学，动员湟源绅商李耀庭捐银一万两为教育基金，并鼓励其他富商大户，投资兴学，为国育才。其后又以青海教育代表的名义，出席了甘肃教育行政会议。在会上提出的许多中肯的建议、意见，受到大会的重视。由于朱绣等的倡导、宣传、组织和实践，使青海的教育一改昔日停滞不前的状况，风气为之一新。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帝国主义乘机抛出了所谓的“西姆拉会议草案”，提出将西藏分裂为内藏、外藏的计划，企图将包括西藏、西康及当拉岭以北连同青海的果洛地区划为“外藏”，中国政府在此不设官不驻兵，允许其“独立”。又企图将新疆南部、四川北部地区划为“内藏”，允许其“自治”。多次威逼北京政府签字，北京政府于民国八年(1919年)八月下旬决定暂停有关西藏悬案的谈判，向英国驻华公使提出声明：“此案须审察国内舆论之向背，征求国会之同意，咨询四川、甘肃、云南等关系各省，一时实难解决。”接着，北京政府披露了中英双方有关西藏界务问题的交涉经过，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得知后，纷纷集会抗议。北京政府不得不电询与西藏毗邻省区关于西藏问题的意见，马麒首先通电反对，全国一致响应，严厉谴责了英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分割我国领土——西藏的罪恶阴谋。川、滇、黔、陕等四省协会还在全国的通电中号召一切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要团结一致，严密监视政府对西藏问题的行动，为维护祖国的神圣主权，要“鼓动民气，誓死力争”。

　　同年，祖国内地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一场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唤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觉醒，也促进了藏族地区的革命形势发生新的变化。

　　自从北京政府停止了有关“西藏悬案”的交涉后，各阶层人民一再督促中央政府要和西藏的地方政府自行商洽，以杜绝帝国主义从中插手干预我国内部事务的阴谋，使西藏永远不能脱离祖国。在全国人民的一再呼吁下，一九一九年八月，北京政府电咨甘肃军张广建，速派代表团进藏与达赖协商，黎丹以朱绣素怀经营边陲的愿望，且能言善辩，可为出使之材，遂保荐他为人藏谈判特使，并经北京同意，委派朱绣为宁海镇守使暑参军，张广建委为甘督军公署参军，与甘督军公署咨议李仲莲、青海红教领袖古浪仓活佛及玉树活佛拉布尖贡仓组成甘肃政务代表团，由西宁启行，经湟源、渡黄河、登昆仑、越怒江，冰天雪地，历尽艰辛，于同年十一月到达拉萨，直接与达赖、班禅及三大寺首脑直接会面。这是中央政府自辛亥革命以来近十年间，第一次冲破帝国主义的阻挠派员进入西藏。因此，它得到了西藏各阶层人民的重视和欢迎。西藏地方政府为代表团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朱绣等人在同达赖、班禅及三大寺的代表进行了多次交谈。在交谈中朱绣以如簧之舌，向他们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关怀和殷切希望，奉权他们要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警惕外人的挑拨离间和分裂活动。朱绣等代表团的访问，初步扭转了十年来西藏和祖国的不正常关系，给西藏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增添了信心。经过五个月的交谈，说服达赖等上层人氏，正式表示“倾心向内。”民国九年(1920年)四月，朱锈等代表团一行启程离藏。临行前，达赖设宴饯行，并向朱锈一再表示“倾心向内，同谋五族幸福”的愿望，并要求北京政府从速派出全权代表解决西藏悬案问题。达赖还在给甘肃督军张广建的信中，特别强调了“嗣后关于藏内一切事件，仍望始终维持，以飨倾向之念”，并指定了专人和中央政府联系。在此期间，班禅九世也由扎什伦布寺派人送来礼物和信札，向中央代表同样表达了倾向共和、拥护中央的热诚心愿。朱绣等一行与同年七月到达西宁，汇报谈判结果后，又前往兰州褐见甘督张广建述职。朱绣不辱使命，谈判胜利归来后，北京政府传令嘉奖，张广建亦拟委朱绣以重任，但朱绣以此职与其经营边疆志不合辞而未就。马麒则以藏事有功升朱绣为镇守使署顾问。因朱绣等出使成功，二三十年之间，青藏关系和好，交易活跃，双方人民俱受边务安宁之福。

　　朱绣在西藏谈判时，不仅昼夜操劳边务大事，而且为了再次与藏英交涉，故不惜重资与精力，详细调查了解，收集了西藏六十年来的外事与内政方面的重要档案资料，以后写成了《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一书。彭养光在序言中说：“此书之成，实是锦屏‘痛夷祸而忧故国之作’。”故寄往《京报》，又由邵飘萍作序出版，引起了各界关注。甘肃史学家慕寿旗题以“杜牧罪言书，贾生痛哭声，王朴安边策，君皆与之并”之言，实非过誉。此书至今仍不失为研究近代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重要参考著作。同时，朱绣还撰写了《海藏纪行》、《拉萨见闻录》等书。

　　由于西藏之行的成功，朱绣在马麒幕府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同时他也为了报答马麒的知遇之恩，为马家积极出谋划策，奔走经营。

　　当时国无宁日，军阀混乱，西北地区，正在争夺甘肃。所以有人提出“甘人治甘”之说，目标直指新任甘督陆洪涛。马麒首先响应，于是陆马之间，形同水火，但马麒在陆之下为镇守使，难与陆洪涛相争衡，便派朱绣前往宁夏劝说马福祥共同反陆。但因同床异梦，未有头绪，陆马矛盾日益加深。民国十二年(1923年)，马麒乘吴佩孚五十大寿之机特派朱绣携带红狐、猞狸、豹皮、麝香、鹿茸、藏香等珍贵礼品几大箱，到达北京，与在京的韩海容一同前往洛阳拜见吴佩孚。主要目的在于要求吴佩孚建议北京曹锟政府，将甘边宁海使署，升格为甘边宁海护军使署，仍由马麒任护军使，并请求将青海划为特别行政区，正式脱离甘肃而独立。拜见中，朱绣呈交了亲自编写的《经营青海意见书》，又当面陈述了开垦、设官、兴学和练兵的中心内容，提出开发青海，兼顾西藏，以巩固西南国防的意见，以资打动吴佩孚，但吴只点头称“好好好”，迄未正式表态。不久冯玉祥将曹锟赶下台，吴佩孚亦兵败下野。朱绣的奔走也付诸东流。

　　民国十四年(1925年)，马麒又派朱绣为青海蒙藏代表，与朱霁青、赵从懿、宁海士、祁中道、祁增寿、吴世珍等各族各界代表，前往北京出席北洋政府执政段琪瑞召开的善后会议。会后，段琪瑞委任朱锈为青海垦务局会办。为利用马麒，始任命马麒为甘边宁海护军使。他虽一再向冯玉祥活动，划青海为特别行政区一事，却未成功，但这次朱锈又结识了马寅初、许世英等名士，并晋谒了病中的孙中山先生。

　　朱锈之所以为马麒积极活动于各地，并非企图攀龙附风，为个人谋利益，而是因为当时青海尚与甘肃一省，马麒为河洲人，他以为甘肃人治理青海，必能尽力经营，对青海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好处。因而，他在依靠马麒的同时，自己又竭尽心血为家乡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奋斗着。

　　在替马麒奔走内地之间，朱绣以兼任湟源皮毛局局长之便，向天津贩运皮毛获得巨利。善后会议之后，即用所获利润，南下江浙，顺道至南通参观，与民初实业家张謇之子张孝若结识，不仅予以参观调查，而且畅谈兴办实业之经验，又参观南通师范，了解实业教育之内容，还购置了大批化学物理实验仪器及图书标本，带回青海。民国十五年(1926)朱绣返青后，立即建议马麒仿南通办法，办实业和教育，又乘担任恳务局会办之便，推广垦务，主张改土归流，最先发起组织“西北问题研究会”。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将宁海蒙番师范学校改名为筹边学校，附设毛编职业科，并设有藏语、英语、养羊学、森林学、矿物学等新型实用课程。他兼任校长，讲授边事，每当讲到中国人民遭受外国侵略者蹂躏时，总是慨然下泪，义愤填膺。学校以培养筹边人才为宗旨，校内特清李生贵大书“光大民族、鼓铸国魂”八个大字，以期激励师生，为开发边疆事业效力。并建立了图书馆，其内图书均系他本人自筹、自运、自办。又将南通师范所赠校训：“教学相长、知行并重，艰苦自力、忠实不欺”十六字请黎丹手书，移赠给湟源第一高等小学，刻匾悬挂，作为校训鼓舞青年。于是，教育界气象焕然，局面崭新。在办学形式和内容上也有了很大改革，以后在青海从学子弟，多出于该校。对青海教育和培养人才起了相当的作用。

　　民国十六年(1927年)冯玉祥五原誓师，率国民军西进，其部属刘郁芬已进驻甘肃兰州，马麒坐立不安，只得脚踩两只船。一面表示拥护冯军，接受指挥。一面唆使族侄马仲英从河州发难，掀起河湟事件，借以反冯。一面又急忙在护军使署后花园水波浪亭，召集所属高级军官及慕僚举行绝密会议，决定何去何从。会上朱绣审时度势，提出只有拥护冯玉祥入青，才能保存实力，有东山再起之望。如拒绝冯玉祥入青，则必丧师失地，玉石俱焚。马麒亦无别途可循，只好委任朱绣为首，率周希武、基生兰、赵从懿、蔡占延组成青海代表团，前往兰州与刘郁芬商谈拥冯玉祥入青事宜。饯行宴上，朱绣慷慨激昂，击桌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情调悲烈，四座为之愀然。

　　但事有不然，马麒部属的意见未尽一致，尤其是少壮军人，皆愿以死拒冯玉祥，反对和谈。在西宁周家泉送行时，朱绣为此指斥少壮军官，吮吸民脂民膏以自肥，岂是保土安民之辈。马麒之弟马麟一再劝慰，他却不加理睬，马麟表面尊敬，心中早已为其专横跋扈而忌恨。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七月二十五日，朱绣等分乘驮轿就道，并由马麒带兵一排护送，途经乐都县老鸦峡时，马麒借口礼拜，暂时滞留不前。朱绣等人及护兵人马依然前行，至峡内莲花台，下轿小息后，朱绣与周希武换乘骏马上路，其余人员随后。经莲花寺时，忽见匪徒十余人冲出寺院，大声呐喊，一起持枪向朱绣、周希武射击，朱绣知事已有变，乃纵马疾驰，但闻人声鼎沸，弹如雨发，周希武首先中弹落马，后朱绣中弹身亡。匪徒见已得手，乃大呼“奸细被我们打死了”，一声呼啸，从容越过湟水，逃往河州。其余代表既非枪杀目标，故而安然无恙。待匪徒扬长而去，马麟才赶来，见状后故作惊诧伤心，当即返回西宁向马麒汇报，将一切责任推之为哗变士兵所为。其实乃系反朱锈拒冯玉祥者派遣刺客所为。

　　朱锈被刺殒命之后，舆论大哗，马麒佯装追究，但无下文。不久，冯玉祥部国民革命军孙连仲进入青海，就任省主席。民国十九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孙连仲奉命离青，遂由马麒代理省主席。此时，曾与朱锈同时赴兰州的基生兰等，联名向马麒恳请准予优恤朱锈、周希武，经马麒允准，民国十九年(1930年)八月五日，于西宁忠烈纪念馆开会追掉，举行公葬。黎丹等人用朱绣多年来收藏的部分书藉在省第一中学建立了“锦屏图书馆”，以资纪念。并决定朱绣、周希武子女入学免费，官费深造，免除在省遗属差徭赋税二十年，遗体运回祖籍安葬，事略上报入史。

　　朱绣在莲花台殉难后，灵柩厝于西宁南山寺朱家塔，民国十九年由马麒拨款白洋一千二百元，正式公藏，由杨治平撰写哀启，黎丹润色，广予刊发，墓址迁在西宁杨家寨。一九五八年因墓地被征用，遂由遗子朱俭将其灵柩迁至湟源县城北拉沙滩花路尔祖茔。

　　朱绣一生著述甚多，但除少量刊发外，绝大部分毁于马仲英屠湟源的劫难中。其长子朱敏也在湟源洗劫中被匪徒杀害。他一生艰辛，淡薄名利，积极倡导创办实业，兴办文化教育，培养人才。赴藏谈判一事，不辱使命，促进西藏问题和平解决，著书立说，富有卓见，且雄辩善言，才华横溢，为维护民族团结，安定边陲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