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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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系,也称“帮菜”,是指在选料、切配、烹饪等技艺方面,经长期演变而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地方风味特色,并为社会所公认的中国饮食的菜肴流派。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菜系,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由于气候、地理、历史、物产及饮食风俗的不同,经过漫长历史演变而形成的一整套自成体系的烹饪技艺和风味,并被全国各地所承认的地方菜肴。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南北菜肴风味就表现出差异。到唐宋时,南食、北食各自形成体系。发展到清代初期时,鲁菜粤菜苏菜川菜,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地方菜,被称作“四大菜系”。到清末时,浙菜闽菜湘菜徽菜四大新地方菜系分化形成,共同构成中国传统饮食的“八大菜系”。

除“八大菜系”外,还有一些在中国较有影响的菜系,如:东北菜冀菜豫菜鄂菜本帮菜客家菜赣菜京菜谭家菜)等菜系。


中国是一个餐饮文化大国,长期以来在某一地区,由于地理环境、气候物产、文化传统以及民族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形成有一定亲缘承袭关系、菜点风味相近,知名度较高,并为部分群众喜爱的地方风味著名流派称作菜系

菜肴在烹饪中有许多流派,其中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也为社会所公认的有:鲁、粤、川、苏、闽、浙、湘、徽等菜系。鲁菜、粤菜、川菜、苏菜、浙菜、闽菜、湘菜、徽菜称为“八大菜系”,加上京菜和鄂菜,即为“十大菜系”。

渊源

中国菜系,因地理、气候、习俗、特产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地方风味。

菜系的划分,单就传统的饮食特点而言,有四大菜系八大菜系之说,而且划分系类仍有继续增加的趋势。不过,从总体上来说,中国菜系大致划分为四川、广东、江苏、山东四大菜系。从菜系的命名看,虽以省命名,但是它影响所及则远远超出省的界限。

菜系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很远的时期,因为菜肴的特色,是以物产这一自然条件为基础的。晋代张华的《博物志·五方人民》中说的明白:“东南之人食水产,西北之人食陆畜。”“食水产者,龟蛤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食陆畜者,狸兔鼠雀以为珍味,不觉其膻也。”“有山者采,有水者鱼”。也就是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是形成菜系的主要条件,正是“今天下四海九州,特山川所隔有声音之殊;土地所生有饮食之异。”(《齐乘》) 以物产为依据,形成了口味的差异是菜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全国风俗志》称:“食物之习性,各地有殊,南喜肥鲜,北嗜生嚼(葱、蒜),各得其适,亦不可强同也。”这种饮食嗜好,成为人们难移的习性。“饮食一道如方言,各处不同。只要对口味,口味不对,又如人之性情不和者,不同一日居也。”(《履园丛话》)只有到了近百年来,交通之发达,经济之发展,科学之文明,才将地域之间的距离缩短,物产不再是一隅之产,使物产已不成为其菜系之唯一依据,但这种千百年沿袭而成的食俗还是不易改变的。 除上述因素外,烹调方法的差别,也是形成菜系不可忽视的重要条件之一。

清代饮食鉴赏家、评论家袁枚《随园食单》中,曾写了南北两种截然不同的烹调方法,作猪肚:“滚油爆炒,以极脆为佳,此北人法也;南人白水加酒煨两柱香,以极烂为度。”可见在袁枚之前,早以形成以烹饪术为别的菜系的不同特色。钱泳在《履园丛话.治庖》中说的更具体:“同一菜也,而口味各不同。如北方人嗜浓厚,南方人嗜清淡;北方人以肴馔丰,食点多为美,南方人以肴馔法,果品鲜为美。各有妙处,颇能自得精华。”

到了清末四大菜系的不同特色则更加鲜明。《清稗类钞》记述清末之饮食状况,称:“各处食性之不同,由于习尚也。则北人嗜葱蒜,滇黔湘蜀嗜辛辣品,粤人嗜淡食,苏人嗜糖。”又更加具体分析了各地的菜系特色:

“苏州人之饮食——尤喜多脂肪,烹调方法皆五味调和,惟多用糖,又席加五香。”

“闽粤人之饮食——食品多海味,餐食必佐以汤,粤人又好啖生物,不求上进火候之深也。”

“湘鄂人之饮食——喜辛辣品,虽食前方丈,珍错满前,无椒芥不下箸也,汤则多有之。”

“北人食葱蒜,亦以北产为胜。”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尽管引证之处,不足说明菜系的全貌,但从中可以看出全国四大菜系之特色。

食在广州的来由

民间有一句谚语:“食在广州,穿在苏州,玩在杭州,死在柳州”。为何在全国众多菜系中独称“食在广州“呢?

清代上海在五口通商开埠以后,广东人蜂拥至上海,从事与贸易相关的工作。居沪粤人,短时间内就猛增至四五十万;配套的粤菜馆成行成市地开办起来,逐渐征服了上海人以及其他各色移民,尤其是一众的文人;而文人们在至为发达的商业传媒上摇笔弄舌,“食在广州”的名声就这样开始不胫而走。

最早高度宣扬粤菜的著名人士,当数客居上海的杭州人徐珂。他在所撰的传世名著《清稗类钞》以及《康居笔记汇函》里,对粤菜再三致意,并提升到一个人文高度。如他在《粤多人才》里说:“吾好粤之歌曲,吾嗜粤之点心“。民国以后,岭南饮食在经济与北伐的双轮驱动下一路飙歌北上,在北京以谭家菜与本地的太史菜遥相呼应,共同开创“食在广州”时代的先河;在上海以海派粤菜赢得“国菜”的殊荣,将“食在广州”推向时代巅峰,臻于“表征民国”的饮食至高境界。

在作为上海地标的南京路上,主要餐馆多为粤人所开。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均为粤人所开,均附设高档餐厅。从新新公司独立出来的新都饭店,更是后来居上,力压群雄;上海滩名人杜月笙当年为其子摆的婚宴,即席设于此。与新都饭店望衡对宇的新雅粤菜馆,抗战胜利后三分之二的客人都是欧美人,李宗仁代总统曾在此宴请各国各界贤达。

民国时期,粤菜在上海逐渐取得霸主地位,引起人们对原生粤菜的窥视欲望,许多记者,或者特约人士,便纷纷将在广州饮食界的所见所闻,写成文章,发回报道。上海《申报》记者禹公1924年底前往广州,发回了一篇《广州食话》,开门见山地说,“广州人食之研究,是甲于全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