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
西方哲学（英语：Western philosophy），或称西洋哲学、欧洲哲学，是指西方世界、相较于东方世界的主流哲学思想。西方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可追溯至古希腊的古希腊哲学，与后来传入的北美洲、澳洲等地，而是否纳入北非与中东、俄罗斯等地的部分地区尚有争议。
“哲学”（philosophy）一词源自于古希腊的“希腊语：φιλοσοφία”，字面意思是“爱智慧”。奥古斯都曾言：惟有爱（philein）才能认识智慧（sophia）的光（phaos），因此便有了“哲学”（philosophia）一词。
习惯上人们用历史的分期来划分欧洲哲学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即分为4个时期：①公元前6～公元5世纪，称为古希腊哲学；②公元 5～15世纪，称为中世纪哲学；③15世纪中～19世纪40年代，称为近代哲学；④19世纪40年代以来称为现代哲学。其实，这种分段并没有反映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的内在逻辑，只是时间上的划分。
目录
起源
古代对哲学的理解与哲学家的著作，都是智慧的结晶。这包含了至今仍能理解的哲学问题；其中也包括了许多其他的学术，像是纯数学与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例如，亚里斯多德记述了以上这些议题；到了十七世纪，这些领域仍被称做“自然哲学”的支派。）久而久之，学术专业化及特殊科学急遽的技术进步，使得这些学问不同学科的发展，并脱离哲学、自成一格：数学在古代成了专门的科学，“自然哲学”则发展成为科学革命的自然科学。
西方哲学支派
西方哲学家通常被分为数个主要流派。在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流派是斯多亚学派与其逻辑学、伦理学与物理学（对自然界的研究，包含自然科学与形上学）。而当代哲学中，专门领域分为形上学、知识论、伦理学与美学（也包含价值论）。逻辑学有时被列为哲学的重要流派，有时被当作独立的科学，有时则仅是指哲学中应用于其他流派的代表性方法。
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比较
现代新儒家如方东美、牟宗三等人认为，儒家哲学是内在超越的，西方哲学是外在超越的。安乐哲认为，西方哲学注重追求超越性的真理；而中国哲学注重追求道、创造自我。中国哲学的系统观是开放的，是过程序思维；而西方哲学包括唯心主义、存在主义、怀疑主义 实证主义等等，是超绝的，是绝对的、独立的、封闭的。当代西方哲学批判其超绝性而发展出来的新哲学思想，使两者具有更多的相通性。
总体上，西方哲学侧重于名辩（概念的思辨、推演）东方哲学不限于名辩，也包括非语言精神过程，（如：唯识论中的末那识，阿赖耶识等）。
西方哲学的主要发展阶段
古希腊哲学
又称古希腊罗马哲学。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奴隶社会经济比较发达，在东方埃及和巴比伦的影响下，文化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西方哲学在这里从宗教神话中脱胎出来，开始自己的独立发展。这表现为思想家们企图用自然本身的原因来说明自然的存在、变化和发展。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集中探讨的是本原问题。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所谓本原，即万物来之于它、消灭时又复归于它。这些哲学家一般被称为自然哲学家。如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爱利亚学派和原子论者。他们的理论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常常是混在一起的，他们还不明白人在自然中的特殊地位，常以为万物和人一样是活的、有生命的。
米利都学派以物质性的“水”、“无限定”或“气”为本原，从质料和性质方面研究多样性事物的统一性。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为本原，从形式和量的方面研究多样性事物的统一性。但他们还没有深究变与不变的关系问题。赫拉克利特和爱利亚学派正好从两个对立的方面发挥和发展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赫拉克利特强调变的方面，认为只有变才是真实的，没有永久不变的东西。相反，爱利亚学派则强调不变的方面，认为世界上只有“存在”，没有“不存在”，只有“一”才是真实的，“多”则是虚幻的，因而只有不变才是真实的。
关于变与不变的关系问题，后来的自然哲学家认为，赫拉克利特与爱利亚学派都各有片面性，必须既承认变又承认不变。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和德谟克利特等就肩负着这样的任务。他们认为，不变的东西不是一个，如水或火；而是许多个，如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变是这许多不变者的不同组合。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的兴趣由研究自然转移到研究人，智者的主要代表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就是这样。在他们看来，自然哲学时期的各派学说都失之于独断。他们一般不相信有真正的存在和客观真理。普罗泰戈拉认为一切都同样的真，是非善恶都是相对于人的感觉而言的，他们的思想是相对主义的。高尔吉亚认为一切都同样的假，他的思想属于怀疑论。
苏格拉底和智者一样，也是集中研究人的哲学家，他轻视对自然的研究，反对未经批评的独断，但他与智者相反，主张有客观真理、认识事物是可能的。他认为真正的知识就是从具体的道德行为中寻求各种道德的普遍定义，而寻求定义的方法就是论辩诘难。他的论辩诘难的方法是辩证法的最早来源。
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进入系统化时期，代表人物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总结了以前各派的哲学思想，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他的“理念”主要来源于爱利亚学派不变的本质、苏格拉底的普遍性定义以及毕达哥拉斯派的数的概念；柏拉图关于感官事物是运动变化的以及感官事物的真理只是相对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赫拉克利特和普罗泰戈拉。他综合了这两方面的思想，又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认为理念在感官事物之外，普遍在个别之外，这就在本体论上把理念、普遍独立了起来。
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仍然把哲学理解为一切科学的总汇，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最早的科学分类。他认为全部科学可分为三类：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和艺术。理论科学又可分为第一哲学、数学和物理学，以及作为理论科学导论和方法论的逻辑学。他所说的第一哲学，后人称之为形而上学，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亚里士多德批判地考察了以往的哲学思想，认为他们在寻求世界本原时，都没有达到第一哲学的高度。他明确提出了实体问题。第一次把哲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作为存在的存在（又译“是者”），亦即实体问题。不过，亚里士多德在不同的场合谈到实体时，其意义不尽相同。早期他明确指出，只有个体是第一实体，种属只是第二实体。但在《形而上学》Z、H卷中却又认为只有形式和定义才是第一实体。总之，实体问题的提出，对西方哲学往后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也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
从前322年亚里士多德逝世到公元529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雅典所有学园，这在历史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它经历了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在希腊化时期，随着马其顿国王的军事征服，希腊哲学传到了东方，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和雅典并列为文化和哲学中心。罗马时期，希腊哲学进一步传播到了拉丁地区，出现了最早的拉丁文哲学典籍。在这两个时期，古希腊哲学仍在传播和延续，但是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创造性生机。
晚期希腊哲学的主要流派有：伊壁鸠鲁派、斯多阿学派、怀疑派和新柏拉图学派。这些派别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伦理化。这时的哲学不是以追求智慧为核心，而是以追求幸福为目的。这些都反映出以思辨理性为主要特征的希腊哲学正在衰落，宗教理想正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传播开来。大约从前100年起，罗马思想家由对伦理的兴趣逐渐转向了宗教，新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新柏拉图学派都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哲学。这反映出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两种不同的文化，正在由冲突走向融合，并逐渐产生了一种融基督教与希腊哲学于一体的神学－哲学理论——教父哲学，由此发展出了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其实教父都是神学家，大都没有很好的哲学修养，不过他们在护教过程中，利用了自己知道的一点哲学知识，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哲学理论，即宗教哲学。从中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如德尔图良、奥古斯丁等人。前者因其“这是荒谬的，我才相信”这一著名口号而著称，后者是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哲学。
古希腊是西方哲学的诞生地，西方哲学史上各式各样的思想学说都可以在古希腊哲学中找到自己的起源。随着历史的发展，古希腊哲学所阐发的各种思想也都得到了新的发展和形成新的特点。
中世纪哲学
在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时期，天主教会是最大的封建统治者，它支配了中世纪的世俗权力和精神生活，哲学不过是用理性解释信仰的工具，成了神学的婢女。中世纪的科学也和哲学一样屈服于宗教的支配。
中世纪哲学主要是古希腊罗马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同基督教合流的产物。不过在各个发展阶段中，这些成分所占的比重则各不相同。
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哲学在时间上属于古代，但就其思想意识形态来说，则属于中世纪，它是基督教哲学的最初形态。奥古斯丁运用新柏拉图主义论证基督教教义，确立了基督教哲学，他首先提出信仰第一，然后理解的原则，为中世纪经院哲学奠定了基础。奥古斯丁以后的中世纪哲学大致可分为3个时期：
早期中世纪哲学
5～11世纪初是中世纪哲学的早期。这时，人们对于古代哲学除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片断和新柏拉图主义外，所知不多。这个时期，新柏拉图主义比基督教的成分更占优势。主要代表人物是博伊西斯和J.S.爱留根纳。博伊西斯是连接古代哲学与中世纪哲学的桥梁，他对古代的波菲利关于普遍与个别的问题作了自己的回答。他重视多样的个别事物的真实性，是中世纪唯名论的先驱。爱留根纳是一个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他主张“否定的神学”，与正统的基督教神学观相左。爱留根纳认为统一的普遍的整体是最真实的，反之，越是多样性的东西则越不全面因而也越不真实。不过他认为多样性和最高统一体“上帝”之间有桥梁可通，这就是“理念”。爱留根纳的这种思想源于柏拉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是中世纪实在论的先驱。
中期中世纪哲学
11～14世纪初是中世纪哲学的中期，即经院哲学的全盛期。在此期间，基督教势力强大，经院哲学以基督教的思想为主导。同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著作经阿拉伯哲学家的介绍在西欧得到广泛传播。这样，经院哲学不仅有了柏拉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因素，还增加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因素，而且后一种因素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中逐渐增长。
经院哲学的特征是奉基督教教义为无上权威，但要用理性去加以解释，解释的方法极其烦琐，成了一种纯粹抽象的逻辑推理，因而有烦琐哲学之称。
经院哲学集中于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这是由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关于重普遍概念与重个别事物的思想分歧发展而来的。实在论以安瑟尔谟为代表，受柏拉图理念论的影响，主张只有普遍是真实的，普遍先于个别而独立存在；唯名论以罗瑟林为代表，受亚里士多德的以个别事物为第一实体的思想影响，主张只有个别的东西有实在性，个别先于普遍，普遍不过是名称。实在论认为，普遍的教会实在，而个别的教会是从属的；基督教的普遍教义是实在，而个别人的信仰是从属的；原罪是实在，而个别人的罪恶是从属的；天堂是实在，而世俗是影子，是从属的，等等。唯名论则相反。因此，正统的教会人士都崇奉实在论而轻视唯名论。12～13世纪，唯名论已不盛行，与唯名论有联系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也几乎成了异端，正统派的权威是实在论者、新柏拉图主义者。
不过，由于新柏拉图主义者的泛神论思想与正统的基督教教义相抵触，教会早已视之为异端，加上到了13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大量从阿拉伯文以至希腊原文译成拉丁文，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大为增长，教会遂转而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与教义相容的方面。于是被基督教教义改造过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成了官方哲学。托马斯·阿奎那是这种官方哲学的最高权威。他明确主张哲学服务于神学，反对阿拉伯先进哲学家提出的“二重真理”说；他区分了理性和信仰，但又力图加以调和；他认为启示高于理性，哲学以理性解释上帝，不能与宗教信仰相矛盾。对于普遍与个别的问题，托马斯·阿奎那采取了温和的实在论立场。
晚期中世纪哲学
14～15世纪中是中世纪哲学的末期。由于罗马教会的衰微、自然科学的发展，亚里士多德哲学中重经验事实的本来面目逐步被认识，人们厌弃教会曲解了亚里士多德，于是正统的经院哲学日趋没落，哲学日益脱离神学。在这个时期以前，12世纪的阿拉伯著名哲学家伊本·路世德已提出了反对正统经院哲学的思想。他崇敬亚里士多德，甚至具有比亚里士多德更多的唯物主义思想。他提倡二重真理说，否认真主干预世界，主张自然事物受因果必然性支配。13世纪，伊本·路西德的学说盛行，形成了所谓“阿威罗伊主义”的思潮，其最大代表是在巴黎大学任教的布拉邦的西格尔。此外，在这个时期中，唯名论和渊源于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异端思想也重新盛行，个人自由的思想抬头。这个时期著名的经院哲学家有R.培根、J.邓斯·司各特、奥康的威廉，神秘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神学家M.J.埃克哈特。
近代哲学
近代哲学是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哲学。
西欧封建社会的后期，一系列科学技术的发明和重大的地理发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激发了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加快了新旧思想交替的进程；同时，也由于中世纪哲学内部经院哲学脱离实际的烦琐的推演方法、理性与信仰的逐渐分离等，经院哲学便日趋崩溃，西方哲学史即由中世纪哲学转入了近代哲学。
文艺复兴时期哲学
由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期，即15～16世纪的所谓“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自我觉醒的时代。人们的思想从空幻的彼岸世界回到了现实的此岸，从清净的僧院走到了纷扰的尘世，从而发展了自然，也发现了人自身。追求科学知识，要求个性解放，反对宗教桎梏，这是当时人们的一般精神面貌。自然和人成了当时思想界所研究的中心课题。在这一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而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
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它研究古代文化和各种哲学流派，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反封建、反神学的新文化运动。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柏拉图派的希腊人普莱索、贝沙里扬和意大利人M.费奇诺，亚里士多德派的P.彭波那齐等。
自然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库萨的尼古拉斯、B.特莱西奥和G.布鲁诺。这些自然哲学家在15世纪下半叶兴起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用自己的唯物主义反对经院哲学的唯心主义，用经验观察的科学方法反对经院哲学的推演方法。不过，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还刚刚开始，对自然的研究往往与魔术、炼金术、占星术纠缠在一起，新科学尚未完全获得独立。
值得注意的是，自然哲学家尼古拉和布鲁诺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了如何把握对立统一的途径问题。尼古拉从当时自然科学的材料出发，在近代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对立面一致的原理。他把多样性的统一归结为对立面的统一，认为只有对立的统一才是最高的真理。他还明确主张，要把握对立面的一致，需要经过三个相辅相成的阶段，即“感性”、“知性”和“理性”的阶段。
中期近代哲学
17～18世纪末是近代哲学的中期。这个时期，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自然科学出现了分门别类的研究，人们明确地意识到了“知识就是力量”。即有了知识便能征服自然、创造物质财富。所以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在理论研究中突出来。哲学研究的理论内容和思维方式也发生了转向性的变化。如果说古代哲学的理论内容以实体论（本体论）为核心的话，那么17～18世纪的近代哲学则是以认识论为核心内容了。而且孕育于古代形而上学中的素朴的思维方式，在近代实证科学中得到了系统的论证，并移到了哲学中来，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且，由于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作为认识论的首要问题，明确突现出来。这是近代哲学的典型形态与全盛时期。
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近代自然科学日益脱离神学而繁荣昌盛。1600年前后的100年左右，出现了N.哥白尼、J.开普勒、伽利略等许多科学上的伟人，17世纪是近代自然科学取得辉煌成就的世纪。近代科学的方法肇端于伽利略，他同时也为近代哲学提供了研究的方法。伽利略方法的特点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进行归纳和数学的演绎。他与F.培根同时都很重视归纳法，但培根轻视演绎法，而伽利略则将归纳法与演绎法同时并举。归纳法与数学演绎法的分歧，在哲学认识论上表现为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经验论认为哲学的研究方法只是以实验、观察为基础的归纳法，知识只限于感官经验中的东西。经验论者轻视或否认超经验的玄学问题。唯理论则依据数学演绎法，认为思维独立于感官经验，思维可以把握超经验的东西。唯理论者注重玄学问题的研究。经验论者重感觉中个别的东西，重多样性，其思想源于中世纪的唯名论；唯理论者重思想中普遍的概念，重统一性，其思想源于中世纪的实在论。经验论的代表人物是F.培根、T.霍布斯、J.洛克、G.贝克莱和D.休谟，唯理论的代表人物是R.笛卡儿、B.斯宾诺莎、G.W.莱布尼茨和C.沃尔夫。
F.培根是近代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第一个代表，在近代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思维的主体“人”应该主动干扰自然，使之服务于人类。他的“二重真理”说，在当时条件下起了打击神学的进步作用。
笛卡儿是近代唯理论的第一个代表。他排斥一切外在权威，把人的思维当作哲学的开端。他的“天赋观念”说，主张单凭思维中的普遍性概念即可把握最高真理；他怀疑一切的主张，就是要清除成见，完全运用思维推演以达到客观真理。他认为“我思故我在”是认识的最高的无可怀疑的出发点。在本体论方面，笛卡儿是割裂精神和物质的二元论者，为了解释二者的结合问题，他抬出了上帝，认为在上帝那里，精神和物质是统一的。他也是一个机械论者，认为动物不过是一架机器。
斯宾诺莎是唯物主义者和唯理论者。他的认识论、几何学的方法以及机械的自然观都直接来源于笛卡儿。他关于精神和物质不过是唯一实体的两种属性的学说，是对笛卡儿二元论的批评。他认为多样性的个别事物不过是唯一实体的变形，只有实体有独立自存性，个别事物只有通过唯一实体才能得到认识和说明。
洛克发展了唯物主义的经验论，他尖锐地驳斥了笛卡儿唯心主义的“天赋观念”说，提出了自己的白板说，不过他也强调人们能从感觉经验中抽象出普遍性的概念。洛克是温和的唯名论者，认为感觉中的个别东西是第一位的。洛克还保留了笛卡儿割裂精神和物质的二元论的思想因素。
莱布尼茨是唯心主义的唯理论者，他站在笛卡儿的立场上，针锋相对地反对洛克的唯物主义的经验论。他说洛克的体系和亚里士多德关系密切，他自己的体系和柏拉图接近。他也重视普遍性概念，是“天赋观念”说的拥护者，不过与笛卡儿略有区别。在本体论方面，认为万物的实体是“单子”，“单子”虽然彼此不能相互作用，但由于“前定和谐”而联系在一个统一体即神之中。“前定和谐”说企图克服笛卡儿的二元论和斯宾诺莎的身心平行论的矛盾，但却强化了唯心主义。
贝克莱是唯心主义的经验论者。他从洛克哲学所包含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走向了主观唯心主义，提出了“存在就是被感知”。他认为世界上除了感知的主体即精神实体和被感知的知觉“观念”之外，什么都没有。他为了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极力攻击普遍性的抽象概念特别是关于物质的抽象概念。他主张极端的唯名论，不同意洛克的“概念论”，认为抽象概念既无客观实在性，也不能存在于人心中。
休谟也是唯心主义的经验论者。他比贝克莱走得更远，不但在实际上取消了物质实体，而且根据贝克莱提出的同样理由，取消了精神实体。他认为真实存在的只有知觉，经验由知觉构成，知觉以外的东西都是无法回答的，因此，一切玄学问题都不可能成立。休谟以自己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完全否定了统一性和普遍性的东西，把多样性和个别性当成了最高原则。这样，17～18世纪英国哲学中重个别性的原则，就由洛克的“概念论”经贝克莱的极端唯名论到休谟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而发展到了顶峰。
17～18世纪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争论包含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无神论与宗教的斗争，但只是到18世纪的法国哲学，才出现公开的唯物主义与无神论。J.O.de拉美特里公开宣布，唯物主义是唯一的真理；D.狄德罗坚决拒绝承认上帝的存在。18世纪法国哲学不是纯理论性的作品，而是同政治伦理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伏尔泰、C.-L.de S.孟德斯鸠、J.-J.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拉美特里、C.-A.爱尔维修、狄德罗、P.-H.D.霍尔巴赫。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是当时法国哲学的最高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以前机械唯物主义最完善的形式。他们认为物质是唯一的实体，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的。精神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人脑的属性。所以在无机物和有机物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的思维是外物作用于人的感官的结果，感觉加上记忆便有了自我意识，即精神或思维。但他们仍然是一批经验主义者，认为理性概念不过是感觉经验的缩写，似乎理性思维只有能还原为感觉经验才可靠。在因果性问题上，他们排斥了偶然性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一切都是必然的。当他们用这种经验主义去研究政治伦理问题，即社会问题时，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
德国古典哲学
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是近代哲学的最高总结。它意味着近代哲学的理论思维已经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要迈上一个新阶段了。这一转折点的标志有两条：一是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明确提出，清楚地表明了哲学的认识活动不同于科学的认识活动，它不是对外部世界的直接认识活动，而是反思性认识。二是系统辩证法的提出，即找到了反思性思维活动特有的思维方式，或者说哲学所特有的思维方式。这些进步，第一是源于经过经验论和唯理论的长期争论，思想家们对认识活动的内在矛盾有了较深刻的认识。第二是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思想家们对人类在实践中的自主性有了新的认识。
自“文艺复兴”以后，人权问题固然从神权束缚下解放了出来，但17～18世纪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的宇宙观，又把人们的精神束缚于自然界因果必然性之下，个人的自由意志被抹杀了。I.康德、J.G.费希特、F.W.J.von谢林、G.W.F.黑格尔置身学院，在抽象的哲学范围内，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再一次为维护人类精神的独立自主而斗争。他们给哲学规定的任务是，在思维第一性的基础上，力求使存在与思维统一起来。他们一致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精神性的。精神、自我、主体在他们的哲学中都占中心地位，所不同者只是这种精神性的东西被把握的程度如何以及如何加以规定和说明。他们都承认哲学所追求的最高真理是多样性的统一或对立面的统一，统一性更根本，所不同者只是这种最高统一体能否由思想认识来把握以及对这种统一体作如何理解。他们都认为唯理论与经验论各有片面性，企图在肯定思想概念更根本的基础上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所不同者只是结合的方式与程度不同。
康德从休谟的怀疑论得到启发，认为不能把认识对象的客观存在当作认识的不证自明的起点，因而提出了要在哲学中实行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即把以客体为轴心的认识活动改为以主体为轴心的认识活动。他企图要调和经验论与唯理论。主张知识既要有感觉经验的内容，又要有普遍性、必然性的形式。他认为，作为感觉经验外部来源的“物自体”是不可认识的，对知识起主导作用的是作为人类普遍意识的“自我”的“综合作用”。“自我”靠自己的“综合作用”把多样性的东西统一于普遍性、必然性之下，从而构成科学知识。他由此得出了重要的理论结论：认识得以成立的条件，也就是认识对象得以成立的条件。这一结论，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一，为主体能动性原则的确立，提供了全新的启示。但他认为，人心的综合并不满足于此种统一，人心还要求比“知性”更高的“理性”，“理性”要求超出有条件的知识、超出经验的范围之外，以达到无条件的最高统一体即理念。知识、经验是现象界，理念是本体，前者是可知的领域，是必然的王国，后者是不可知的领域，但可为信仰所把握，是自由的王国和道德的领域。康德受卢梭自由思想的影响，确信个人的尊严与价值，主张道德意志高于知识。他虽然企图把情感当作连接知识和意志之间的桥梁。但那毕竟只是一种拼合，没有做到真正的统一。这样，康德为了维护人的精神的独立自由而把自由与必然、本体与现象、存在与思维割裂开来了。
康德认为，“知性”的概念范畴总是非此即彼的，只能应用于多样性的事物，若用它们去规定超经验的最高统一体——世界整体，则必然出现二律背反。康德这套思想对破除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旧玄学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方法，是一大贡献，它促使黑格尔达到了具体真理是亦此亦彼、对立统一的结论。 费希特原来主张斯宾诺莎的机械的因果决定论，后来受康德的影响，认识到因果必然性只是现象，自我不是必然性的奴仆而是独立自由的主体。他为了更彻底地伸张人的独立自主性，便站在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打破康德的二元论，取消了康德的物自体，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皆“自我”所创造。“自我”不是个人的我，而是普遍的我，是道德的自由的我。“自我”、“非我”二者的统一，是一切事物进展的历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不是按因果必然性联系起来的，而是趋向于道德自我，为完成道德自我的目的而存在。因此，费希特建立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思维(自我)与存在（非我）统一说。
谢林从费希特哲学出发，又深受斯宾诺莎哲学和当时文学上浪漫派的思想影响，创立了自己的同一哲学，把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推向客观唯心主义。谢林不同意费希特把自然（非我）看作自我的产物。他认为自然和精神、存在和思维、客体和主体，表面相反，实则同一，都是同一个“绝对”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绝对”是浑然一体的“无差别的同一”，是万事万物的根源。谢林继承了费希特变化发展的观点，认为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是正、反双方对立统一的过程，他还用目的论的发展观代替17～18世纪的机械观。不过，谢林认为自我意识发展的最高阶段是艺术，而不是费希特所说的道德，只有艺术的直观或称理智的直观，才能把握活生生的、精神性的“绝对同一”。
黑格尔是集德国唯心主义之大成的哲学家。他创立了西方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第一个系统地、自觉地阐述了辩证法的一般形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以前辩证法高级形态的最大代表。
黑格尔生活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当时社会动荡，人心思变，就思想界来说，17～18世纪形而上学的机械观仍未根本打破。黑格尔把这样的时代说成是思维与存在、理想与现实分裂，自由与必然、个人与社会、无限与有限、统一性与多样性分裂的时代。他认为这些分裂、对立的病态只有在统一中才能得到医治。统一的趋势已经到来，问题是如何从哲学上加以说明。所以他在早期的著作中就明确规定，哲学的中心任务是扬弃分裂，达到统一。在他看来，康德、费希特、谢林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但远未能完成任务。
黑格尔认为，多样性的东西，彼此分离对立的东西，都不是最真实的，只有普遍性、统一性才是最真实的。不过，这种普遍不是脱离特殊的抽象普遍，而是包含特殊在内的普遍，称为具体普遍；这种统一不是脱离矛盾、对立的抽象统一，而是包含它们在内的统一，称为对立统一或具体同一。具体普遍、对立统一是黑格尔全部辩证法的核心。另一方面，黑格尔作为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又认为只有精神性的东西才具有普遍性、统一性，单纯物质性的东西不可能有普遍性、统一性，因而也没有真实的存在。脱离精神无真实性和脱离统一无真实性，这两条原则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最真实的无所不包的整体既是“绝对精神”，又是对立的统一。
黑格尔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特别是费希特、谢林的正反合的思想，把“绝对精神”这一最高统一体展开为逻辑、自然、精神三大阶段，也就是从思维到存在又到二者统一的过程，从而完成了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说。在他看来，逻辑理念不脱离自然和人类精神，思维不脱离存在，但逻辑理念是自然和人类精神的灵魂的根本，思维是存在的灵魂和根本，而自然则不过是逻辑理念的外部表现。至于人类精神乃是自然发展中所预想的目标的完成，是逻辑理念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又是最具体的、最现实的，也是最高的阶段。因而，关于人类精神的学问是最高的学问。精神的特点是自由，在这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统一，没有异己的东西限制自己。整个自然界的发展就是趋向于这种统一和自由的过程，这就是人类精神出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之所在。不过他根据具体同一体的思想，认为自由必须与必然相结合，个人必须与社会整体相结合。
关于人类精神是否能把握以及如何把握最高统一体的问题，黑格尔既不同意康德的不可知论，也不同意谢林等神秘主义者所谓凭直观就可以一蹴而就地把握的观点。他认为最高统一体可以凭思维加以认识，而且必须经过漫长曲折的道路。他把这条道路不仅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阶段，而且又把它们细分为一些较小的阶段。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第一次把人类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辩证法作了系统的、详细的阐述。
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个代表是唯物主义哲学家L.费尔巴哈。他在批判基督教神学的过程中，发现了所谓上帝不过是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是人类概念的独立化和对象化，进而认识到了黑格尔所谓绝对理念也是一般概念的独立化和对象化。所以费尔巴哈把黑格尔哲学称为精致化和理性化了的神学。他认为只有将人理解为思维与存在的基础时，这种统一才有意义，才有真理。如果将思维和人分离，思维就永远达不到客体，达不到存在。在他看来，思维不仅是人脑的机能，还是人与人交往的产物。因此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人本学。费尔巴哈的哲学对促成古典哲学的总结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都有积极作用。
现代哲学
从19世纪40年代起，西方哲学史进入了现代哲学的发展时期。
随着19世纪上半期欧洲工业革命的完成，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这就意味着原来在宗教和宗法的外衣掩盖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日益简化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经济的利益最终决定了人们行为的轨迹。原来被排除在科学研究以外的人文社会现象，也开始了实证的研究。同时，由于工业革命引起的工业生产的大发展，更是大大促进了自然科学的革命性的进步。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思想等的提出，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自然观。正如F.恩格斯在19世纪下半叶所说的，无论在历史的领域还是在自然的领域，人们不再是从头脑中去发现诸现象的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所以，思辨哲学正在从自然领域和历史领域中退出。不过恩格斯以为纯思维领域仍是哲学的领域，但是到了20世纪，科学的发展清楚地表明，纯思维的领域也用不着哲学来包办代替，思维科学也正在成熟地发展起来。所有这一切都说明19世纪下半叶，哲学正处在大转变的过程中，不同的思想家，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视角出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因此便形成了现代哲学五彩纷呈的局面。不过在19世纪下半叶的各种哲学流派中，大多还带有过渡时期的特点，如A.叔本华的意志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还很难说它们已经展示了哲学发展的新道路。这时期最值得重视的是K.马克思的哲学观。他认为哲学的任务不是要颁布适合于任何时间与任何地点的永恒真理的教条，而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但他本人没有来得及对此作出系统的发挥，他的后人经常不理解他的深刻思想。所以当20世纪各种新流派登台时，仅仅在谈论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才提及马克思。在20世纪的西方哲学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主要是两个思潮，一是由G.弗雷格、B.A.W.罗素所创立，以L.维特根斯坦为主要代表的分析哲学；二是由E.胡塞尔所创立的现象学发展而来的，以M.海德格尔为主要代表的存在主义。前者把哲学问题变成了语言分析问题，并由此产生了逻辑经验主义（见逻辑实证主义）和多种科学哲学派别。后者把哲学问题变成对个人生存状态的反思，并由此产生了解释学。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反映了五彩纷呈的种种流派都还没有解决新哲学要走的道路。如古代以本体论为主、近代以认识论为主，现代哲学往何处去，尚在探索中。
西方哲学史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特点
从古希腊哲学到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史主要贯穿着3个问题：
哲学与科学、宗教的关系
西方哲学史是哲学与科学息息相关、与宗教相互渗透而又相互对立的历史。
在哲学产生以前，人们通过宗教信仰和神话，以形象化的形式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哲学的诞生意味着人们开始通过抽象的思维，用概念的形式表达自己的世界观。
古希腊哲学虽然在主要方面摆脱了宗教信仰和神话的束缚，但还渗透有神话的因素，如当时各种哲学中流行的“物活论”思想便是这种渗透的表现；毕达哥拉斯学派相信灵魂轮回，是受了奥尔弗斯教义的影响。苏格拉底也曾明确宣称自己为神所引导。柏拉图分裂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的思想，则是奥尔弗斯教徒关于灵魂来源于天，肉体来源于地的教义的哲学表述，他的许多重要哲学思想也往往不是用纯粹的思想、概念而是用神话的方式来表达的。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要哲学思想就是把神看作是一切活动的目的因。斯多阿学派把德行生活看成是灵魂与上帝的关系，甚至原子唯物主义者伊壁鸠鲁在强调神同自然和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同时，仍在世界与世界的“空隙”中为神留下了一块地盘。到了古代哲学的后期，新毕达哥拉斯派和新柏拉图派更是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他们的哲学后来被基督教所利用。
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和封建统治者对基督教教会的利用，西方哲学便又融化在宗教之中。中世纪哲学几乎完全受基督教教会的支配，科学也遭受同样的命运。如果说，在古希腊时期，特别是它的早期，哲学与科学尚未明确区分开来，那么在中世纪，哲学则是与宗教神学合为一体。中世纪在哲学上的最大争论是实在论与唯名论之争，这同宗教上关于普遍教会与地方教会、普遍教义与个人信仰、原罪与个人罪恶何者实在何者从属之争，是相互渗透在一起的。在这种渗透中，哲学从属于宗教。
不过，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经院哲学并非根本否认理性和思维的作用，它主要是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从外在的权威即教会所解释的圣经出发，演绎、推论出事实。它在为宗教服务的同时，也曾在一定限度内起了维护理性和思维的作用，为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16世纪欧洲发生的规模巨大的宗教改革运动，基本上结束了罗马天主教教会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哲学逐渐从宗教神学中分离出来。近代哲学的特征之一是哲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基本上处于对立和斗争的状态。F.培根明确主张哲学应当与神学分离，认为理性真理与启示真理各有其独立的领域。诚然，近代哲学中也有许多体系渗透着宗教神学，但哲学与神学相比，理性与信仰相比，大体上是前者占主导地位。许多哲学家们所讲的宗教和神大多理性化了：笛卡儿抛开一切外在权威，以理性思维为他的哲学的最高原则和出发点，他所讲的神建立在思维、推理的基础之上；J.洛克等人的自然神论是理性的宗教，在当时条件下是一种摆脱宗教的简便易行的方式；自然神论者认为神必须按照理性或自然规律行事；G.W.莱布尼茨的神也只能服从理性的规律，与自然神论者的神有相似之处；康德所主张的神不过是理性的理想，是实践理性的公设，他所讲的信仰是建立在理性的、道德的基础之上的；黑格尔企图调和宗教和哲学，但他主张哲学高于宗教；至于斯宾诺莎的神，则不过是披着泛神论外衣的自然的整体，他的思想，实质上是无神论的，是反宗教的；休谟公开对神的存在持怀疑态度，认为神的存在无法像唯理论者那样用理性来证明，他主张的宗教只是出自人们生活和感情的需要。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进而达到了公开的无神论和反宗教的结论。费尔巴哈把批判宗教作为自己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所提倡的“爱的宗教”根本不同于信仰的宗教。
西方近代哲学日益鲜明的反神学观点，是与近代科学的迅速发展有关的。这一时期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不同于古希腊，它们之间有了明确的分工。就如笛卡儿所说的，哲学是树根，物理学是树干，其他应用科学是树枝。所以这时的哲学主要研究认识论和方法论，而把对自然现象的具体问题留给了科学。17～18世纪，自然科学进入了对自然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和对各种事物进行分析解剖的阶段，它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以实验和观察为基础的归纳法和数学演绎法。这些方法直接被移植到了哲学中来，形成了17～18世纪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哲学中占主导地位。不过由于科学与生产的进步，“知识就是力量”的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也越来越明确。人类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在自然面前并不完全是消极被动的，哲学应该为正确阐发人的这种自主性和主动性服务。这种状况反映在哲学上，便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形态。从古希腊的朴素辩证法形态，经过17～18世纪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阶段，到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形态，这一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西方哲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亦即人对自身的存在方式的历史发展过程不断反思并作出理论概括的过程。正因为近代哲学与科学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哲学既应接受科学方法的洗礼，对科学方法作出理论概括，又应超越科学方法，能对科学的发展有所启迪。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这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亦即人的存在方式的最基本的问题。人类文明史的全部内容，归结起来也可以说就是存在与思维的对立统一的展开。不过这一关系在西方哲学的各个发展时期中却各有独特的和不同的表现形式。它是从思维与存在浑然一体观，经过两者分离成精神与物质的对立，再到思维与存在对立统一的发展史。
古希腊哲学是素朴的，还不可能理解和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巴门尼德第一次提出了“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命题。但据今人考证，这句话的意思是：“能够设想的东西与能够存在的东西是同一的”。巴门尼德的思想没有超越素朴性，所以他才会说存在是圆的。柏拉图的“理念论”把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对立起来。虽然这两个世界都是存在于人以外的世界，但他把感性世界理解为理念世界的摹本，即仍然是从感性直观的角度来理解这种分离。柏拉图和极大多数古希腊哲学家一样，他们所探讨的哲学问题，从主要方面说，是本体论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还没有把人作为一个与客体相对立、相联系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独立自主性的主体来研究，而是静观世界。比较特殊的是智者，他们重视人的研究。“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著名命题，是近代人本主义思想的最早来源。但他们仍然不懂得人的自主性及其在自然界中的特殊地位。智者作为古希腊哲学家，其思想同样具有素朴的性质，他们还没有像近代哲学那样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的思想，也不知道近代哲学意义下的思维与存在的对立。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中世纪主要表现为人的灵魂与肉体、精神方面与自然方面、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分裂和对立。人的灵魂和精神在天国和宗教生活中与神合一，构成思维的一方；反之，人的肉体和自然方面以及外部世界则构成存在的一方，与神处在对立的地位。神的统治不仅把尘世看作应被克服的障碍，而且也窒息了人的精神和主体性。在这个意义说，中世纪哲学的主要问题是神与人的关系问题。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获得它完全的意义。近代哲学适应时代需要，批判基督教神学与经院哲学，要求发展自然科学，这便突出了认识论的问题。能够被思想的与能够存在的东西之间的矛盾也就提上了日程。于是灵魂和肉体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如何理解成了认识论的首要问题。
经验论与唯理论争论之初，物质和精神的对立便突出出来，所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才提出物质是唯一实体，精神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大脑的机能。但这种观点仍然回答不了“存在就是被感知”这类主观唯心主义难题。显然要正确解决认识与独立于认识的对象的一致性，既要承认认识对象是独立于人的认识的，又要解决认识对象的独立并不是先验的独断，而是认识的结果。康德所说的，认识得以成立的条件，也就是认识对象成立的条件，就是企图解决上述难题。因此他把物质与精神的对立改造成了物自体和纯形式的对立。不过这种对立仍然是先于认识活动的，因而导致了不可知论。黑格尔说要学会游泳不能只在岸上，要到水中去。只有在认识中才会出现认识者与被认识者的分化。所以他进一步把物自体和纯形式改造成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思维和存在是随着人的认识活动而分化，也是在这一活动的开展中得到统一的。这意味着认识和对象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认识论和存在论的统一。
思辨与致用
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比，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即思辨性，它把为求知而求知放在实用性之上。正是这个特点，对西方科学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古希腊文明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第一卷中，开宗明义地宣称，求知是人的本性，并说：“不论现在，还是最初，人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开始是对身边所不懂的东西感到奇怪，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大的事情发生疑问。……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是以某种实用为目的。”而且他还认为，为求知而求知的科学比为生活而求知的科学更具智慧。因为前者是为自身而存在的科学，是自由的科学。所以在他的科学分类中，理论科学高于实践科学和创制科学。在理论科学中哲学更占第一位。这种理论的研究与表述特别重视理论的证明与推演。因此，亚里士多德建立起了系统的演绎逻辑的理论。
但是，这绝不是说亚里士多德和古希腊哲学家不重视实用性，恰恰相反，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为知而知是为了更有效地服务于实用。因为只有理论才能对研究对象不仅知其然，而且能知其所以然。在诸所以然中，最初的原因是最重要的。因为“其他事物都是通过它们或由于它们而被知道”的，所以，第一哲学对于其他学科“起着更大的指导作用”。
上述特点，基本上贯穿在全部西方哲学史发展的过程中，到了近代，西方哲学研究的重点，虽然由本体论转为认识论了，而且还正如F.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即十分重视实用。但哲学这种特殊地位仍然没有变。正如笛卡儿所形容的，哲学是知识大树的树根，而且其第一原理是超经验的、自明的。经验论者当然不承认这种超经验的第一原理，因而也就不能不陷入经验知识有没有不依赖于经验的客观源泉的困境。康德企图要解决此问题，提出了一套极其思辨的关于认识和认识对象成立的条件是同一的理论。但困境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克服，这才有了黑格尔哲学的开端问题。黑格尔说，哲学没有别的学科意义上的开端，它仅仅是作为主体的哲学思维的一个活动环节，在这个环节中起点和终点是合一的。
正是由于为科学而科学的纯理论研究的发展，促成了欧洲近代科学出现不断突破性的进展，引发了一系列技术的发明和创造。所以，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世界的最前列去，没有理论思维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