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
“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扬雄也讲玄，他在《太玄·玄摛》说：“玄者，幽摛万类，不见形者也。”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魏晋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之为“三玄”，而《老子》、《庄子》则被视为“玄宗”。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
魏晋玄学的兴起
玄学在魏晋时期产生并发展为统治思潮，有深刻的社会与思想根源。
①魏晋玄学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了弥补儒学不足而产生的。由董仲舒到《白虎通》所神化了的儒家思想是汉代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由皇帝钦定并颁布天下，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东汉末年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爆发了黄巾起义，摧毁了东汉王朝，儒学也受到沉重的打击，致使得“旧居之庙（指孔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随之两汉经学也衰落下来。由于汉代经学烦琐的经注使人不得要领，粗糙的神学又易为人们识破。魏晋时期的统治阶级就不能再沿用它，必须建立新的理论来克服这些毛病。魏晋玄学以简约的精致的思辨哲学而著称，一方面它在政治上继承了汉儒尊崇孔子的思想，另一方面在哲学上抛弃了汉代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说教，而用改造了的老庄哲学对儒家名教作新的理论上的论证，从而调和了儒道两者的思想，弥补了汉代儒学的不足。
② 魏晋玄学是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的产物。两汉时代除官方儒学外，道家思想也有很大发展。西汉初年的黄老之学曾经一度赢得了统治地位，成为官方支持的哲学。自汉武帝独尊儒学之后，道家受到排斥。但道家思想并未因此窒息，它作为官方儒学反对派的思想继续得到发展。例如西汉末年的严遵、扬雄、桓谭、东汉的王充、仲长统等，他们在反对官方儒学的神学目的论说教时，一般都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道家崇尚自然无为的思想。扬雄主张吸取老子清静无为的“道德”学说，反对老子废弃仁义、绝灭礼教的观点。王充尊崇黄老，反对天人感应的官方儒学。他继承道家的天道自然无为思想，抛弃了“老子”“无中生有”说，提出天道自然无为的学说，以批驳天能赏罚、天有意志的官方儒家神学。一般说来，汉代的道家思想有两个特点，一是崇尚自然无为，二是维护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度（即名教）。魏晋玄学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两个特点，展开了自然与名教之辩，用道家的自然无为学说，来论证贵贱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调和儒道两家的思想。
③ 魏晋玄学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变的产物，所以玄学被称为谈玄（清谈老庄）或“玄谈”。汉末魏初的清谈，一般偏重于人物的品题和与人物品题有关的才性问题的讨论。东汉末年外戚、宦官弄权，朝政腐败，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各树朋党，互相吹嘘，以求取声名与官禄，自此臧否人物成为风气。之后，清谈由品评具体人物发展为讨论才性问题与圣人标准问题，从而产生了魏代的才性之学。刘劭的《人物志》提出了鉴察人物，必须首先要弄清人的材质的问题，认为圣人具有“中和之质”的特点。“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刘劭的才性之学直探人物的本质，为魏晋玄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而何晏、王弼的玄学清谈比刘劭的清谈更进一步，它从更抽象的角度，远离人物品题及才性等具体问题的讨论，跃进到宇宙观的高度，直探世界的本质，并用老子的虚无哲学来解释世界的本体，用老子的无为政治来补充儒家的名教之治。对以往清谈思想作出了重大发展。
基本特点
玄学思想虽然继承了先秦的老庄哲学，但与老庄哲学又不尽相同。
①以“三玄”为主要研究对象。玄学家一般以研究《老子》与《庄子》为主，同时亦研究《周易》，并以《老子》、《庄子》注解《周易》。例如：王弼著的《周易注》与《周易略例》两书，就是以老庄解《周易》的代表作。在玄学家那里解释的易学，已经不是先秦时的易学，也不是汉儒象数学的易学，而是老庄化了的玄学的易学。
② 以辩证“有无”问题为中心。魏晋玄学把老庄哲学中的“有无”问题当作讨论的中心课题。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把“无”当作世界的根本和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崇有论者裴卍则反对贵无思想，否认无能生有，认为有是自生的，自生之物以有为体。郭象也反对无能生有，提倡万物自生独化之说。他认为世界是由众多的具体物构成的，“有”之外并不需要有一个“无”（绝对的无）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但他把万物都看作是自生独化的，一切都独化于玄冥之境，表现出神秘主义思想倾向。
③ 以探究世界本体为其哲学的基本内容。秦汉时期的哲学，注重宇宙生成问题，魏晋玄学则主要讨论宇宙本体问题。玄学贵无派把“无”当作“有”的存在根据，提出了“以无为体”的本体论思想。他们认为，在形形色色的多样性的现象背后，必有一个同一的本体，否则多样性的现象就杂乱无章无以统一，并认为这个本体即是无。在他们看来，“有”不能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有”只能依赖于本体“无”才能存在。郭象既反对“无中生有”说，亦反对有必“以无为体”说，主张有之自生说，并认为“有”是各个独自存在的，不需要一个“无”作为自己的本体。
④ 以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其哲学目的。先秦的老庄学以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即儒家礼教）为基本特征，而魏晋玄学的老庄学，除了阮籍、嵇康之外，总的来说是以调和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为根本目的。王弼用以老解儒的方法注《周易》与《论语》，把儒道两者调和起来；他从本末有无的哲学理论出发，认为名教是“末”，自然（即“无”或“道”）是“本”，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是统一的。郭象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理论，认为“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并把身在庙堂从事名教政务，然其心则逍遥无为，叫做“游外弘内”，所以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是一致的。阮籍、嵇康的老庄学与王弼、郭象的玄学有所不同，表现了反儒的倾向。嵇康声称“每非汤武，而薄周孔”，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阮籍讽刺儒家之徒是处于裤裆中的虱子，“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绝墨也”。然而阮籍、嵇康反儒主要是反对当时司马氏集团宣扬的虚伪的儒家礼教，他们并不反对维护封建纲常的名教，所以又都各自强调儒家礼乐的作用，认为真正的礼乐教化可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⑤ 以“得意忘言”为方法。玄学的主要代表王弼、郭象等针对汉儒支离烦琐的解释方法，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著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但在魏晋时期，对言意关系的理解分歧较大，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荀粲的“言不尽意”论。认为儒家经典都是圣人之秕糠，如象外之意，系表之言，蕴而不出，因此言不能尽意。二是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强调认识问题主要是把握义理，而不必执著言象。这对提高理论思维水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有否认言、象在深化义理认识中作用的倾向。三是欧阳建的“言尽意论”。认为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主张言能尽意。这是在言意问题上的唯物主义观点。
⑥ 以“辨名析理”为其哲学的思维形式。魏晋玄学家重名理之辩，善作概念的分析与推理，因此玄学的思辨性很强，辨析名理成为玄学哲学思维形式的基本特征之一。
发展的几个阶段
魏晋玄学的发展大致分4个阶段：
①为魏代的“正始之音”，属玄学的开创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与王弼。这时的玄学，以老学为主。在他们看来，整个世界“以无为本”、“以有为末”，认为“无”是世界的本体，“有”为各种具体的存在物，是本体“无”的表现。并认为世界的本体“无”是绝对静止的，现象的“有”是千变万化的，运动着的万有最后必须反本，归于“虚静”。他们崇尚老子的无为而治，认为儒家的名教出于道家的自然，治理社会要以道家的自然无为为本，以儒家的名教为末，主张调和儒道两家的思想。
②为竹林时期。主要代表人物为阮籍与嵇康。他们从道家自然无为思想出发，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带有强烈的反儒倾向。同时他们又都欣赏庄子的遁世逍遥的思想，希图以消极的手段反抗司马氏的强权政治。所以他们在老学之外，同时重视对庄学的研究。阮籍、嵇康的老庄学，为玄学从老学向庄学的过渡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③为西晋元康时期。代表人物是郭象。郭象的玄学，是在魏晋之际向秀《庄子》注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郭象的玄学，以庄学为主，以反对何晏、王弼贵无论玄学的面目出现，提出了自己的玄学崇有论思想。他主张“有”之自生独化说，以此否定“无中生有”说和“以无为本”说，认为“有”是自生自化的，并不需要一个“无”作自己存在的根据。由于他割裂了事物之间的联系，把自生独化说成各自孤立的毫无联系的东西，最后得出了神秘主义的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思想。郭象提倡名教即自然的儒道合一说，认为逍遥外与从事名教世务，本是一回事，因此逍遥游并不要遁世。
④为玄佛合流时期。自西晋短暂的统一之后，从永嘉丧乱开始至东晋时代，社会处于动荡与分裂之中，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两晋时期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佛教的大乘空宗思想又与老庄玄学思想类似，一个讲“空”，一个讲“无”。在玄学盛行的形势下，佛教徒们为使佛教得到更大发展，便纷纷以玄学来解释印度佛学，于是产生了佛教玄学。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道安、支遁、僧肇等。其中尤以僧肇的思想影响为最大。僧肇著有《不真空论》与《物不迁论》等文，对当时的佛学，尤其是从思想上对魏晋玄学作了总结。他认为玄学的贵无思想与崇有思想都是各执一偏的理论。真谛应当是合有无为一。“虽有而不有”，“虽无而非无”，“有无异称，其致一也”。这是说，从真谛说万物性空为无，但无并不绝虚，还有着因缘和合而生的假有；从俗谛说万物为有，但有是因缘所生的假有，其性为空，并不是真有，所以万物应当是亦有亦无、有无一如的。僧肇的佛教玄学最后完成了魏晋玄学思维发展的一个三段式的发展过程，即从贵无到崇有再到合有无为一的认识过程。
历史地位
魏晋玄学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上承先秦两汉的道家思想，克服了汉代经学的弊病，开创了糅合儒道学说的一个新的哲学时期，还对尔后的佛学，乃至宋明理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提出的“本末”、“体用”等宇宙本体论思想，与西汉讨论宇宙生成论的哲学相比，在理论思维上是一个很大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