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俊”的版本间的差异

2016年2月19日 (五) 20:36的版本

李汉俊

　　李汉俊（1890-1927），原名李书诗，又名李人杰。湖北潜江人。1902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918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写作、翻译工作，传播新文化及马克思主义。1920年与陈独秀共同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创办《劳动界》周刊，并赴武汉帮助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上海小组代表。1922年回武汉从事革命活动，曾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委员。后因意见分歧，脱离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赴上海任教。后回武汉，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省党部青年部长。是中共第二、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1927年12月17日在武汉被桂系军阀杀害。

生平简介

李汉俊（1890年4月—1927年12月），原名李书诗，号汉俊，湖北潜江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积极翻译马克思主义书刊，并撰写了许多颇有战斗性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李汉俊1890年4月出生于湖北省潜江县沱埠垸袁桥村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李汉俊聪慧过人，勤于学习，并萌生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他6岁进私塾念书，有过目成诵的聪慧。小小年纪，就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并娴于辞令辩才。李汉俊年幼时曾听他父亲给他讲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农民起义的故事，他从中学到了许许多多的爱国历史知识。20世纪之初，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四方列强大肆侵略，华夏大地已是“瓜剖豆分，千村寥落”。李汉俊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了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萌生了拯救国家民族的念头。他说：“我们求学是要成为有用之才，以便有朝一日为国家民族扬眉吐气而出力。”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原名书诗，又名人杰，号汉俊。湖北潜江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主要从事著述和翻译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与陈独秀、李达等共同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劳动界》周刊。12月即代理上海党支书记，并主编《新青年》。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不一，回武汉从事革命工作，曾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1923年参与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领导工作。是中共第二、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脱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先后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湖北党部青年部长。1926年春赴上海任教。1927年底被军阀胡宗铎逮捕，同年12月17日在汉口遇害，年仅37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历史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一位与李大钊齐名，却不愿在党中央担任领导职务，同样被国民党暗中杀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就是李汉俊。二李以高超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人民永远怀念。

　　1902年，年仅12岁的李汉俊东渡日本求学，留日期间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他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十分勤奋地学习马克思原著，并用以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1918年回国后，他在上海从事写作、翻译工作，传播新文化及马克思主义。创办《劳动界》，参加编辑的《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最重要刊物，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内的整整一代革命青年。

　　大力推进建党工作，为召开中共“一大”做出了卓越贡献。早在1919年9月，李汉俊就萌发了在中国建党的思想。1920年初，他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着手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同年5月，与陈独秀等组织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与陈独秀等又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12月，李汉俊成为代理书记，负责全面领导工作。同时创办《劳动界》周刊，并赴武汉帮助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他重视青年问题，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 李汉俊是中共创立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东渡日本求学，留日期间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十分勤奋地学习马克思原著，并用以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说：李汉俊是中共中“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1918年回国后他以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从事翻译和撰写工作，创办《劳动界》，他参加编辑的《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最重要刊物，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内的整整一代革命青年。 在上海参与发起建党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纷纷建立。早在1919年9月，李汉俊就萌发了在中国建党的思想。1920年初，他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着手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同年5月，他和陈独秀等组织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他和陈独秀等又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大地上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和联络中心。同年12月，他成为代理书记，负责全面领导工作。 李汉俊还负责帮助各地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担任联络工作。1920年夏他写信给董必武、张国恩，希望武汉也建立共产党组织。董必武曾回忆说：“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 出席中共一大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李汉俊作为上海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用智慧和胆识保卫了中共“一大”会议的安全，为会议的召开做出了突出贡献。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后门为树德里3号）李汉俊和胞兄李书城的家中召开。会前，李汉俊受 李汉俊翻译的《资本论》 李汉俊翻译的《资本论》 陈独秀的委托，为会议起草了党纲。7月25、26日休会，由李汉俊、董必武、张国焘、刘仁静起草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成立宣言；会议结束后，由李汉俊和董必武共同起草了大会向共产国际作的关于中国情形的报告。1921年7月30日晚，代表们举行第六次会议，会议刚刚开始，突然有一人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掀开门帘带着搜寻的目光朝室内在座的人们环视了一周。陌生人的突然出现，立即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机立断，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赶快离开此地，于是，代表们先后离去，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这个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侦探。当代表们离开会场十几分钟后，望志路突然响起了警车尖厉的鸣笛声，十多名法国警察带着几名中国密探闯入室内进行搜查。李汉俊以房主的身份用法语作答，从容对付敌人盘问，化险为夷。为避开敌人的视线，7月31日上午6时，大会改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召开，下午6时左右，大会完成了所有的议程，胜利闭幕

五四运动后，李汉俊以人杰、汉俊、汗、先进、海镜、海晶、厂晶等笔名在《民国日报》、《新青年》、《建设》、《劳动界》、《共产党》、《小说月刊》等报刊上发表了60多篇译文和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早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杰出贡献。 1920年春，李汉俊参加了上海《星期评论》的编辑工作。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维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与李汉俊、陈独秀举行会议，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李、陈均表赞同。5月，李汉俊与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与陈独秀等7人发起组建了上海共产党，曾任上海共产党代理书记。1921年初，与陈独秀等组织筹划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李汉俊与其兄李书城的寓所召开的，即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作为上海地区代表参加了大会。一大后，李汉俊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1922年1月1日，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中国的乱源及其归宿》、《我们如何使中国的混乱赶快终止》两篇文章。文章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了深刻地剖析，指出：“中国要进化到社会主义，只有直接向社会主义走去的一条路”，“中国的混乱又要中国进化到社会主义才能终止，……中国的同胞们！努力吧！” 1923年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李汉俊以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委员身份，参加 “二·七”大罢工 “二·七”大罢工 了罢工的领导工作。在敌人杀害了林祥谦后，形势急转直下，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在党内同志帮助下，他到北京其兄李书城处暂避。同年秋，武汉形势稍有缓和，他立即返汉，继续执教武昌高师。他主讲的“唯物史观”给学生的思想影响极大，促使一部分学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党的二大、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不久自动脱党。1926年，北伐军攻占长沙后，李汉俊与董必武作为湖北各界欢迎北伐军代表团赶到长沙，向北伐军递送武昌敌军军事情报，迎接北伐军并加入国民党，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秘书。同年8月，北伐军进驻武汉，9月，湖北政务委员会成立，李汉俊为委员，并任接收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科长等职。

李汉俊于1890年在湖北省潜江市袁桥卢家渊出生，父亲李远来是位教书先生。李远来先后送次子李书城、三子李汉俊一块儿去日本留学。1918年1月19日，李汉俊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这年农历岁末回到了祖国。居住在法租界的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7号)他胞兄李书城家里(李书城是国民党元老，解放后任第一任农业部长)，他从日本带回了一大批英、德、日文的马克思主义书刊，回国后以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利用在《星期评论》工作的便利，又联络《觉悟》、《妇女评论》、《建设》、《劳动界》、《小说月报》等杂志，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表了九十余篇译文和文章。 在《星期评论》上，李汉俊发表的宣传马列主义思想的文章最多，共计38篇文章，积极宣传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声称“只有发动广大民众起来，进行阶级斗争，实行彻底的改造”，才达到推翻封建社会。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提出阶级论，并且是以阶级斗争的学说提出来，完全与改良主义相悖。 《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 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十分勤奋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稿子送到陈独秀手里，陈独秀那时号称南国理论权威，可他不敢作主，马上转给李汉俊，李汉俊一一校正完毕，并一一作了修改，才让其顺利出版。李达翻译《唯物史观》遇上了困难，李汉俊又热情相助，难怪李达在附言中写道：“那些外遗的地方，大得了我的朋友李汉俊的援助。” 李汉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重大贡献，是组建和担任了外国语学社的工作，他自任教师，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青年干部。1920年共输送了三十多名共青团员去苏联学习，并且是《星期评论》出资让他们去，这批人中有的后来成为中共的高级领导干部，如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等。满怀信心地组建了多个共产党支部。

　　1921年7月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汉俊是上海小组代表。会前，受陈独秀的委托，为会议起草了党纲。会议结束后，李汉俊与董必武共同起草了大会向共产国际作的关于中国情形的报告。在举行代表第六次会议时，被侦探发觉不得不中止会议，为了掩护同志们，他冒着生命危险留下来应付敌人，化险为夷，用智慧和胆识保卫了中共“一大”会议的安全。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位于上海市卢湾区兴业路76号。这是一幢建于1920年的具有典型上海风格的石库门二层楼房，楼下一间18平方米的客厅就是中共“一大”召开地。该楼时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李汉俊与其兄李书城的住宅，人称“李公馆”。

　　“一大”后，李汉俊倾注全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革命活动，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文章，激励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前途奋勇前进。不久，由于同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一，1922年他回到武汉，以教师为职业，利用讲台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他曾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委员，组织学生、工人开展革命活动。在中共“二大”、“三大”上李汉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因意见分歧，自动脱离中国共产党。虽然离开了党，但他从未放弃信仰马克思主义。

1922年，李汉俊受聘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担任历史社会学系主任，是我国第一位把唯物史观列为高校教学科目的教授，其讲义原本现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1926年12月，武昌中山大学组建，李汉俊、邓演达与董必武等9人为筹委会委员。

　　1926年春李汉俊赴上海任教。后回武汉，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李汉俊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在新的复杂形势下，他继续坚持革命立场和孙中山“三大”政策，并利用蒋、汪争夺国民党最高统治权力的矛盾，同省党部和政府内反共右派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掩护了一些共产党人。

1927年12月17日，新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派兵包围武昌中山大学，逮捕和杀戮进步师生，李汉俊遇害。他是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第一个为革命献身的人。

　　1927年12月17日李汉俊在武汉被桂系军阀杀害。年仅37岁。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李书城的家中召开的。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先后有李汉俊、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4位悲壮牺牲，而李汉俊是“一大”代表中为革命献身的第一人。1952年8月，毛泽东主席为李汉俊签署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李汉俊的寓所召开。据李声馥在《我的父亲李汉俊》一文中写道：解放后，继母陈静珠曾告诉我父亲生前对她讲过的一件事。“一大”开会被法租界的侦探发现了，其他代表们立即转移，而我父亲因是房子的主人就留了下来。当法租界巡捕搜查时，父亲发现会上起草的党的文件正压在桌上玻璃板下，他一面用法语与巡捕们交谈，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一面机智地用身体挡住桌子。这样文件才没有被发现，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的发生。

英勇就义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组织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人们一向以为是林祥谦、施洋二人领导，实际上这二位烈士只是组织者之一。“二·七”罢工的组织者还有李育南、陈谭秋、李汉俊。李汉俊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挥笔写下“大地赤化”四个大字，献给大会。由于张国焘不顾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十多条严格要求，并要吴佩孚一一答复，致使罢工失败。施洋、林祥谦被害，李汉俊等人被通缉，不得已离开武汉去上海，又转到北京。1927年12月17日，由于李汉俊、詹大悲二人在《新华日报》《楚光日报》上多次揭露蒋介石的 中共一大代表 中共一大代表 可耻行为，林运圣带着一批军警，将李汉俊和詹大悲住所包围，并将二人抓走。 胞兄李书城知道后，请时任西路军总指挥的程潜营救。程潜打电话接不通，又派他的秘书赶往汉口济生三马路(今汉口单洞口门内)，可岗哨林立不让进，不一会儿传来已将李、詹二人杀死，还不准收尸的消息，并贴出布告：李汉俊、詹大悲是共党要犯，才决定处决。那么，共产党能否承认二人是共产党员，几十年为此事争端不休，总以为李汉俊脱党，又加入了国民党，使烈士为革命牺牲了几十年，不能含笑九泉。好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英明，给了李汉俊人生一个圆满的答复，并为家属发了烈士证书，特别写到“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1933年，北京人民将李汉俊的灵柩移葬西山的万安公墓，武汉人民也要求安葬李汉俊，后经国民政府同意，李汉俊的遗体移葬于武昌卓刀泉庙后。李汉俊死时，年仅37岁。

1927年1月，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全省代表大会召开，李汉俊当选为执行委员。4月10日，湖北省政府成立，李汉俊任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在新的复杂形势下，他与詹大悲等继续坚持革命立场和孙中山“三大”政策，并利用蒋、汪争夺国民党最高统治权力的矛盾，同省党部和政府内反共右派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掩护了一些共产党人。11月，桂系军阀占领武汉后，李汉俊与詹大悲等以省政府名义下令释放在汉被捕的共产党嫌疑分子300多人，营救和保护了大批共产党的干部。同年12月17日，被武汉卫戍区司令胡宗铎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与詹大悲同时牺牲。解放后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汉俊不只是传播马列主义，还与董必武一起组建了湖北的第一个党支部。又支持毛泽东等人组建长沙党组织。山东的王尽美，在李汉俊支持下创建了济南党支部。他一生中介绍了许多人加入共产党，特别是沈雁冰。

历史贡献

陈独秀、李汉俊发起创办《劳动界》周刊

　　1920年8月15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李汉俊发起创办《劳动界》周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通俗工人读物。

　　《劳动界》周刊中国第1份马克思主义工人刊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1920年 8月15日在上海创刊。周刊。32开本。陈独秀主编，参加编撰工作的有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陈望道等。 设有“演说”“本埠劳动界”“国内劳动界”“国外劳动界”“时事”“诗歌”等栏目。广泛报道国内外工人运动和中国工人的状况，通俗地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启发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积极发动工人写稿，计发表工人稿件30篇左右。所见最后一期是1921年 1月23日出版的第24期。

共产党功臣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上，李大钊和李汉俊是公认的二大功臣，以前许多文章只提到了李大钊，这一点有点不公正。应当说，北方受李大钊影响，南方受李汉俊的影响，特别是一大代表中，十三人中就有五个湖北佬(董必武、陈谭秋、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说明李汉俊功不可没。 李汉俊协同陈独秀创建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实际上是后来的共产党支部，由于陈独秀的事务多，后来又出任广东省教育厅长，上海的党支部工作一直由李汉俊负责。在中共中央没成立之前，上海党支部在指导和组建中国共产党时起了决定性作用。各地的代表来上海开会，是李汉俊一 李汉俊烈士墓 李汉俊烈士墓 一暗中通知。又一一从《星期评论》刊物中拿出费用，寄给代表做路费。 李汉俊在组建了上海支部后，对湖北、湖南和山东的共产党支部组建也起了很大作用。首先是湖北，董必武1917年春和张国恩从鄂西去上海认识了李汉俊，李汉俊介绍了许多马列的书让董必武学习。后来董老回忆说：“李汉俊是我的马列主义学说的老师。”可见对李汉俊的评价多么高。 李汉俊不只是传播马列主义，而是让董必武回湖北后，组建湖北党组织，还专程回湖北。与董必武一起组建了湖北的第一个党支部。又通过对董必武与湖南的关系，支持毛泽东等人组建长沙党组织。山东的王尽美，也是通过李汉俊文章的学习，在李汉俊支持下创建了济南党支部。李汉俊一生中介绍了许多人加入共产党，特别是介绍了沈雁冰入党。这位新文学的巨人，与李汉俊建立了革命友谊。1981年3月14日，沈雁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吐露出心声，他是李汉俊介绍入党的，应当是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因战争原因与党失 共产主义小组遗址 共产主义小组遗址 去了联系，盼望死后仍承认他是党员之一。这年的8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他的党籍的决定，明确指出：“1921年沈雁冰在上海先后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这一正确结论，也是对李汉俊革命功劳的肯定。

关于李汉俊的脱党原因及其是非曲直

　　对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重要成员，中共“一大”的组织筹备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汉俊什么时候脱党，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李汉俊的脱党，我认为要弄明此事的原委，我们应该更深入地分析一下当时李汉俊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思想状况，而不要以自己的想法去代替当事人的想法。事实上李汉俊这位我党早期的杰出理论家，他的想法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肤浅。笔者根据相关材料解读当时李汉俊的内心真实的想法，并对李汉俊离党一事的是非曲直作一些自己的评述。 一、李汉俊离党的真实原因 那么李汉俊离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当时他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呢？我认为这从1922年2月初他当时写的《读张闻天先生底〈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一文中可以得到比较详细和准确的解读。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李汉俊当时的思想状况和内心想法。然而李汉俊的这篇重要文献，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研究者的足够的注意和重视，从而使得对李汉俊脱党一事的分析研究最终显得不能令人信服和精准。 李汉俊在文中说道：“我觉得中国人有五大毛病不容易组织强有力的团体。中国人要组织强有力的团体，非首先把这五大毛病去除不行。”哪五大毛病呢？李汉俊说：“所谓五大毛病：第一就是猜疑心太深；第二就是责任心太薄；第三就是界限不清；第四就是公私混淆；第五就是责任不明。”①我想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多，又担任过中共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的李汉俊，恐怕不是简单说说吧，我想应该是有感而发。那么他具体又是怎么说的呢？ 关于猜疑心太深。李汉俊在文章中说：“我们中国人大概都是猜疑心太深，比仿我们对于一个人有十分之九可以作善意的解释，只有十分之一可以作恶意的解释的时候，我们必作恶意的解释，不作善意的解释，这种态度在普通社会尚且不行，何况在一种团体里面。”对这个问题李汉俊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大凡在一个团体里面，越是有力量的分子、能够作事的分子、热心的分子、越容易招人猜疑。如果一切团体员不抛弃这惯于作恶意解释的态度，这有力量、能够作事、或热心的分子，必至于站不住。他们站不住了必至于采取三种态度。第一种是他们愤而积极破坏这团体；第二种是他们退而脱离团体；第三种是他们退而采取消极的态度，也不破坏，也不脱离，但是也不作事。他们原来是团体中的有力分子，重要分子；他们要破坏团体是很容易的。即使他们不图积极破坏，如果退而脱离，那么团体中就只剩下些庸碌无能之辈；这些庸碌无能的分子又能作出什么事情来。总之，无论他们采取哪一种态度，团体不是破坏，就要成为奄奄无声气，有若无的团体。积极的破坏，是马上的消灭、有若无的团体终究也是要消灭的。总之，猜疑的结果必是团体底消灭。连团体都要消灭，哪里还能有强有力的团体之可言？所以中国人要组织强有力的团体，使团体能够作有机的活动，首先非打破这猜疑心不可。”② 关于责任心太薄。李汉俊说：“我要一切团体员抛弃猜疑心，并不是要一切团体员像聋子瞎子一般，对于相互的态度行动等等丝毫不过闻的意思，”“到了非作恶意解释无可解释了，我们马上就要负责任地在团体集会里面提出质问，要求对面的人解释，要求给以处分（或以私人感情加以劝戒亦可）。对面的人如果解释不来，团体自然有相当处分；解释得来，团体也自然别有处置的方法。这样的话，即可以免团体之危害，又可使受猜疑的团体员知道反省；然后团体才能成有力的团体，作有力的活动。但我们中国人则不然，他们不但善猜疑，并且不负责任。譬如他们对于一个团体员怀了疑，他们却不负责任地团体集会来处分，却鬼鬼祟祟地私相传播。”③ 关于界限不清。李汉俊说：“我们对于那个团体员有怎样怀疑，也无论该团体员是怎样坏人，只要这个团体员还没有出团体，我们还得承认他是我们的同志；如果那个团员今天十二点钟出了团体，无论他是怎样的好人，无论他出团体的原因如何，我们就应该在十二点钟起认他不是同志。”“我们对于一切团员认他们是不是同志，应该以他们在不在团体为断。”“但是中国人则不然，他们一方面对于团体里面的团体员怀疑，否认那团体员为同志；一方面又不肯负责提出团体集会处分，使这团员表面上还是同志；弄的团体里面生产许多是同志非同志的团体员来；这种团体能够成为有力的团体，能够作有机的活动吗？”④ 关于公私混淆。在李汉俊看来：“一个团体员对于别一团体员提出质问，是责任上应当的职务。受质问的人不应因此而怀恨；团体集会的处分不若提出质问者所预期的时候，提出质问者也不应表示不满意。人固然是感情的动物，怀恨、不满意的事情固然不能期其绝对没有，尤其在事件的当时不能期；但我们也应当认明界限，以意志力之能为而努力抵御，随时间之经过而忘却。要这样，才能公私分明。但我们中国人则不然，凡受质问的必怀恨那提出质问的人，认是排斥自己；提出质问的对于团体集会底处分不若自己所预期的时候，就表示不满意的态度；好像各人是有私见似的。并且这种态度经久不变，或许还要随时间的经过而增强。是这样，还能组织强有力的团体，使团体能够作有机的活动吗？”⑤ 关于责任不明。李汉俊说：“凡团体里面的一切团体员对于团体的主义和事务，都是负全部责任的。办事员不过为团体事务容易进行而设，他们对内是负事务上的责任，对外是代表团体负责任，在根本上负全部责任的还是全体团体员；并不是有了几个办事员，全体团员就没有责任了的。办事员弄糟，还可以以辞职或退职了之；团体弄糟，团体就要破灭了。但我们中国人大多不了解这个意义，普通团体员以为有了几个办事员，自己就没有责任了，一切事不过问，等到事情弄糟，就专于责备办事员，好像自己是没有责任似的。”⑥ 从以上可以看出，李汉俊是非常厌恶同志之间相互猜疑的，因为这样会弄得同志之间不团结不融洽，甚至使有能力、肯办事的热心人无法在团体立足，最终使团体失去凝聚力和战斗力。他也讨厌不敢当面批评，而在背后鬼鬼祟祟搞小动作，传播不实之词的做法，讨厌那种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的做法；他更痛恨那种只讲感情，不讲原则，同志之间相互排斥、争权夺利的做法，痛恨那种没有能耐硬要担任职务，担任了职务后自以为是的人。因为在他看来“团体以主义而立，个人以主义而集”，同志之间应该互相信任，心胸坦荡，公私分明，能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相互监督，责任共担，同时应该做到在组织中少数服从多数，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党制定的政策，实现团体的目标。然而李汉俊参与成立中国共产党一年多来的事实并非如李汉俊所期许的那样，这使他有点灰心失望。虽然文章中李汉俊用了“中国人”一词，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应该说的是党组织中的人和事，从李汉俊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很明显清楚地感觉到，李汉俊对当时党内部分同志甚至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做法是很不以为然的，是看不惯的，因为在李汉俊看来存在以上毛病的组织是没有希望的，是迟早要消灭的。这应该是导致他脱党的真正原因，也是他当时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二、对李汉俊离党原因的几种评说 李汉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为什么在党成立后不久，就脱离了共产党，一直以来关于李汉俊脱党的原因及其是非曲直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致有这么几种说法： 一是分歧矛盾说。有人认为李汉俊与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早期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人政见不同并引发矛盾，于是退党。李汉俊与陈独秀、张国焘在党纲及一些具体问题上是有意见分歧，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足以使李汉俊离党。因为即使李汉俊自己也认为在一个大的团体中，发生意见不一致这很正常，他认为在政策方面党员应该少数服从多数的决定，政策一旦定了就得坚决执行，而且应该派赞同该政策，并有能力的人去贯彻完成。当事人的回忆与此也是吻合的，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到李汉俊面对批评时，“坚持他的意见，但从不与人争吵，当他的主张被否决时，总是坦率地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⑦可见政见分歧并不是李汉俊离党的主要原因。而李汉俊对陈独秀的为人处事及张国焘争权夺利开展小组织活动等行为不满倒是可以肯定的。据李达回忆李汉俊曾向陈独秀写信提议由“新青年书社”按月支200元做党的经费，陈独秀没有答应。还有陈独秀临去广州时，曾对李汉俊约定，《新青年》每编出一期，即付编辑费一百元，后来李汉俊未能按月编出，该社即不给编辑费，“因此，李汉俊认定陈独秀私有欲太重，大不满意，这是他两人之间冲突的起源。”⑧蔡和森也说当时“大部分同志认为李汉俊等退党是陈独秀同志的专横，使汉俊等消极”。⑨陈望道的回忆也可佐证，在筹备中共“一大”时，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求由新青年社垫付点经费，作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陈不答应，由此彼此闹起意见。此事竟牵扯到陈望道。陈独秀四处散发信件，诬称李、陈要夺他的权。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信以为真，写信给李汉俊加以谴责。陈望道非常愤怒，认为“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⑩从李汉俊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应该是导致李汉俊对党组织失去信心而离党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排斥打击说。较多的人认为李汉俊离党最直接的原因是陈独秀、张国焘对于李汉俊的排斥和打击。{11}1926年蔡和森在其撰写的文章中说道：“第一次大会时国焘批评汉俊等太严格，后来国焘同志由莫回国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处严重批评，而引起全国同志不满意，国焘与佛海、平山、中夏、公博发生很大的冲突。”{12}茅盾回忆说：“‘一大’后张国焘是中央组织部长。他大权在握，任用私人，俨然自封为中央书记，李汉俊跟他斗争，十分激烈。张国焘滥用职权，开除了李的党籍。”{13}李汉俊的女儿李声馥在《我的父亲李汉俊》一文中指出：“父亲生前与张国焘的关系最不好的。在一大期间，陈独秀不在上海，我父亲是大会的主要筹备者，加上他当时在上海被公认是马克思主义最有权威的理论家，所以张国焘怀有个人野心，打击我父亲，以致我父亲没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当选为候补中央执委），而张国焘不仅选上了中央执委，还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1922年，张国焘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到武汉来，在汉遇到我父亲，张国焘对我父亲不肯俯首就范深感恼火，他知道不把我父亲这位当代马列主义权威压倒，他也不能十分为所欲为。有一次，张国焘询问我父亲：‘你怎么尽介绍一些大知识分子进入党内，像沈雁冰、董必武、杨献珍，这样下去，我们这个工人阶级的党岂不要变成知识分子的党吗？’我父亲回答说：‘马克思列宁都是大知识分子，你能说他们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吗？知识分子一旦信仰了共产主义，会对革命有更大的帮助’，张国焘接着毫无道理地指责我父亲‘违背了’党的路线，如不改正，就要开除！我父亲也毫不示弱地说：‘不是你要开除我，而是我要脱离你的党！’”{14} 在我看来，以上说到的关于陈独秀、张国焘打击李汉俊的事实，很多都是在李汉俊脱党以后的事情，跟李汉俊脱党没有关系。而且事实上许多建党时期脱党的党员以后想重新回到组织中，都遭到了中央的拒绝。所以，拒绝李汉俊回到党内也不单单只是针对李汉俊而已。事实上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陈独秀依然电邀李汉俊赴上海参加会议，虽然李汉俊赌气没有赴会，但是，李汉俊依然被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可见，陈独秀对李汉俊并没有什么成见，更谈不上打击。同时他的被开除与张国焘的打击也没多大关系，因为是李汉俊离党在先，开除李党籍在后（1924年）。不过李汉俊在文章中提到的党员之间公私不分、相互排斥和争权夺利的问题，这种现象当时在党内应该是存在的，这应该也是李汉俊离党的原因之一。 三是性格说。人们大都认为李汉俊本人的性格方面的原因也是造成其退党的重要因素。李汉俊的性格很刚直，固执己见、认理不认人，同时又恃才傲物，脾气也不太好、好意气用事，而且当与人发生矛盾或者不愿与之交友时，则不屑与之沟通。因此，当李汉俊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意见不一、感情交恶时，李汉俊不是主动与他们沟通，而是不屑与之为伍，选择远远离开。正如他自己所述那样，李汉俊“向有‘可留则留，不可留则去’之洁癖”。{15} 三、对李汉俊离党的历史分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李汉俊的脱党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不可否认李汉俊与陈独秀、张国焘是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分歧，他们两人的作风和人格也都有某些缺陷，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但是我认为这不应该成为李汉俊的脱党的理由。我认为李汉俊脱党的主要责任还是在自己，正如张同先生所说的“李汉俊离党，应从他自身方面找原因。”{16} 我认为首先是李汉俊的思想认识出现了偏差，从李汉俊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李汉俊认为我们的党由于存在着五大毛病，所以党是没有前途了，最终是要消灭的。于是他选择了退出。同时李汉俊认为在组织之外一样能做事情，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因为以他的性格他是不愿意“采取消极的态度，也不破坏，也不脱离，但是也不作事”的方式在党组织中混日子的，因为这不符合他的性格。从他一年多来的表现来看他是一个极想做事的人，他编辑党刊、代理书记、起草党纲、筹备一大、提供会场等等。1923年5月宣布离党，但他并没有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教育青年学生革命理论和知识的同时，积极从事劳工运动。他常对人说：“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人，能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亦属心安理得。”{17}事实上李汉俊他不知道适应中国革命需要建立起来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党在发展过程中会犯错误，但是党也能不断地克服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它不但不会消灭，而且还会不断发展壮大。它不会因为李汉俊等人的离开，而奄奄一息，因为还会有大量的有志有为的青年不断加入其中。而在党的组织之外从事革命活动又谈何容易，可惜当时李汉俊没有能认识到这一点，而等到他看清形势，再想改正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其次，李汉俊作为一个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还不够成熟，性格也有缺陷。面对党组织和党员中存在的问题，他悲观失望，不是积极去面对和努力去解决，而是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当他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不能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正确地对待党内出现的意见、矛盾和斗争，让时间和实际去证明谁是谁非，而是负气出走，一走了之。事实上当时我们的党才刚刚建立，尚处于幼年时期，党内的一些制度尚未健全，在党的组织和部分党员身上确实还存在许多的缺点和不足，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只是针对李汉俊一个人的，而且党也正在努力加以改正，同时也给了李汉俊机会。如1922年中共二大前夕，陈独秀曾致电请他参加中共二大，但李汉俊托人将他向党中央写的一份意见书从河南带至大会，自己却始终没有到会。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三大，中央多次请他出席，他予以拒绝。可见当时的主动权应该说完全在李汉俊手中，只是他并没有去把握和珍惜，这是非常可惜的。 现在看来李汉俊早在1922年初就已经应该有了退党的想法，只是没有正式提出来。而1923年5月5日，党对他在北京做官的处分通告或许正如田子渝先生所认为的成为了李汉俊退党的直接导火线。{18}李汉俊作为一个“有力量的分子、能够作事的分子、热心的分子”离开了由他参与创立的中国共产党，不管原因如何，这种做法终究是错误的，他也为他的这个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想这或许就是成长的代价，不仅是对他个人如此，对党也是如此。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李汉俊：《读张闻天先生底〈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1922年2月2-6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⑦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108页。 ⑧1955年8月2日，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⑨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 ⑩1951年陈望道写的思想小结，转引自叶永烈：《红色起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页。 {11}姚松蛟：《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功与过》，《炎黄春秋》1996年第2期；苗体君、窦春芳：《李汉俊脱党与被开除党籍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3期；田子渝：《对李汉俊脱党与被开除党籍的历史考察的辨正》，《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5期。 {12}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 {13}《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年第7期，第147—148页。 {14}罗仲全：《谱写世纪光辉篇章的潜江两兄弟：李书城、李汉俊》，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15}《李汉俊致记者》，1923年10月30日《江声日刊》。 {16}张同：《李汉俊脱党原因之我见》，《炎黄春秋》1998年第10期。 {17}包惠僧：《怀念李汉俊先生》，《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期。 {18}田子渝：《对李汉俊脱党与被开除党籍的历史考察的辨正》，《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5期。 作者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研究室主任、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