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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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贤,《墨子》篇名,也是墨家的核心思想之一。战国初期墨子关于用人的政治主张。指尊重有才德的人,这是墨子的一个重要主张,常与“兼爱”“非攻”并称。

  墨子“尚贤”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上有以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皮币,与四邻诸侯交接,内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是故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贵,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因为他面对民众发布政令以治理人民,使天下为善的人可以受到勉励,行暴的人可以受到阻止。

概述

  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是中国古代主张贤人政治的突出代表。尚贤思想是墨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于《墨子·尚贤》篇,散见于墨子的其它著述中。

贤之标准:德才兼备

  “尚”,意为尊重、注重。故尚贤意为崇尚贤能。并做到贤在其位。所谓的“贤”,实际上是指“贤良之士”或“贤能之士”。墨子在《尚贤上》篇明确指出:贤者必须符合三个标准,即“尚贤三端”。一是要“厚乎德行”,二是要“辩乎言谈”,三是要“博乎道术”。在墨子看来“厚乎德行”之人必须是能够“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的“仁人”、“兼士”。由此可见,墨子实际上是把德行作为“贤”的首要标准。墨子在《尚贤下》中说到:“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这里的“为贤之道”,实际上是“德”的具体化。“辩乎言谈”是贤者的第二个条件。为什么重谈辩呢?《非命下》解释说:“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墨子把谈辩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贤良之士要想被诸侯重用,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必须具备高超的言谈技巧和灵活的交际能力,来推行自己的治世方略。所以说,墨子重视贤人“辩乎言谈”的能力,是当时历史条件的客观要求。“博乎道术”是贤者的第三个条件。对于这里所说的“道术”,既是指处理各种实际问题的才干和知识,管理国家事务的理论和方法。又是指掌握了客观事物运行的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由此可见,墨子推崇的贤良之士,不仅是品德高尚的“仁人”、善于交际的“能人”,而且还是知识渊博的“智人”,说到底就是具有较高品德、能力、学识并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概括起来说,贤人就要德才兼备。

尚贤为政之本也

  墨子尚贤思想的第一要义,即是他在《尚贤中》篇所提出的“尚贤为政之本”。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而勿失,故(胡)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尚贤中》)求贤若渴可以说是墨子主张为政之本在尚贤的写照。墨子在《亲士》进一步指出了贤士在政治作为上的重要性。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亲士》)

  墨子将“尚贤”的思想譬之为“圣王之道,先王之书,距年之言”。为了证明“尚贤”确为圣王之道,墨子运用其著名的“三表法——本之者、原之者、用之者”来加以说明,使得“尚贤的论点具有历史的意义和现实的意义。首先就“本之者”而言,尚贤确为王天下、正诸侯之良方,他举例如下:

  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尚贤上》)

  这是从正面来看墨子认为当政者必当是尚贤,若从历史的反面来看,墨子以“三代暴王之政”,导致失其国,倾覆社稷,来说明不尚贤的危害。这就是本之于历史事实的证明。

  其次是“原之者”,何谓“原之本”?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用广大群众耳闻目见的事实来说明治国者“用贤则国昌,弃贤则国危”的道理。[5]墨子曰: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曰: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尚贤上》)

  最后论三表法中之“用之者”,他提出贤者治国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最符合国家、老百姓的利益。论点如下:

  贤者之治国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尚贤中》)

  从墨子的观点看来,国家治理能否取得功效,关键是统治者有无“唯才是用”。而这些贤良之士的选拔、激励和任用则是统治者的另一重要课题。

尚贤使能、置贤三本

  墨子不但明确提出了尚贤使能的主张,更重要的是他还对如何实现这一主张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措施。为建立贤人政治,并能使贤人发挥各种才能,墨子提出的具体措施是“置贤三本”:

  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术,则事犹若未成,是以必为置三本。何谓三本?曰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故古圣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夫岂为其臣赐哉,欲其事之成也。(《尚贤中》)

  贤人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爵、禄、权三者缺一不可。墨子将此三者称为“三本”。只有给予“贤士”此三者,才能算是真正尊崇贤人。

  具体说来,墨子的“置贤三本”包括四个方面———“譬如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亦必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尚贤上》)。尚贤必须在经济上“富之”,给予富足的物质待遇;政治上“贵之”,授予与其能力相适应的职位;舆论上“敬之”,加大颂扬宣传的力度,树立正气;精神上“誉之”,授予与其贡献功绩相当的荣誉。[6]这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才激励机制,它既有精神的鼓励,也有物质利益的驱动。这对于我国当前的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具有借鉴意义。

《墨子·尚贤》原文

尚贤(上)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巳。”

  曰:“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後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後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譬之富者,有高墙深宫,墙立既,谨上为凿一门。有盗人入,阖其自入而求之,盗其无自出。是其故何也?则上得要也。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

  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尚贤(上)译文

  墨子说:现在王公大人治理国家,都希望国家富强,人民众多,刑政治理,然而结果却国家不得富强而得贫困,人口不得众多而得减少,刑政不得治理而得混乱,完全失去所希望的,而得到所厌恶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墨子说:这是因为王公大人治理国家不能做到尊贤使能。在一个国家中,如果贤良之士多,那么国家的治绩就大;如果贤良之士少,那么国家的治绩就小。所以王公大人的急务,将是如何使贤人增多。

  那么,使贤人增多的方法是什么呢?墨子说:譬如要使一个国家的善于射御之人增多,就必须使他们富裕,使他们显贵,尊敬他们,赞誉他们,这之后国家善于射御的人就可以增多了。何况还有贤良之士,德行醇厚,言谈辩给,道术宏博的人呢!他们确实是国家的珍宝、社稷的良佐呀!也必须使他们富裕,使他们显贵,尊敬他们,赞誉他们,这之后国家的良士也就可以增多了。所以古时圣王为政,说道:“不义的人不使富裕,不义的人不使显贵,不义的人不使相亲,不义的人不使接近。”所以国中富贵的人听到了,都退下来商议说:“当初我所依靠的是富贵,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贫贱,那我不可不为义。”有亲的人听到了,也退回来商议说:“当初我所倚仗的是与上有亲,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疏远,那我不可不为义。”相近的人听到了,也退回来商议说:“当初我所倚仗的是与上相近,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远人,那我不可不为义。”远处的人听了,也退回来商议说:“当初我以为与上面太疏远而无所倚仗,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远,那我不可不为义。”一直到边鄙郊外的臣僚,宫庭宿卫人员。国都的民众,四野的农民听到,都争先为义,这是什么原故呢?这是因为君上用来支使臣下的是一件事,臣下用来侍奉君上的也是同一条道。这好比富人有高墙深宫,墙已经立好了,仅只在上面开一个门,有强盗进来了,关掉他进入的那张门来捉拿,强盗就无从出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在上面的得其要领。

  所以古时圣王为政,任德尊贤,即使是从事农业或手工、经商的人,有能力的就选拔他,给他高爵,给他厚禄,给他任务,给他权力。即是说,如果爵位不高,民众对他就不会敬重;俸禄不厚,民众对他就不信任;如果权力不大,民众对他就不畏惧。拿这三种东西给贤人,并不是对贤人予以赏赐,而是要把事情办成。所以在这时,根据德行任官,根据官职授权,根据功劳定赏。衡量各人功劳而分予禄位,所以做官的不会永远富贵,而民众不会永远贫贱。有能力的就举用他,没有能力的就罢黜他。举公义,避私怨,说的即这个意思。

  所以古时尧把舜从服泽之阳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天下大治;禹把益从阴方之中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天下统一;汤把伊尹从庖厨之中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计谋得行;文王把闳夭、泰颠从狩猎者中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西土大服。在这些时候,即使处在厚禄尊位的大臣,没有不敬惧而不邪的,即使处在农业与手工、经商地位的,没有不争相勉励而崇尚道德的。所以贤士是用来作为辅佐和接替的人选的。因此,得到了士,计谋就不会困乏,身体也不会劳苦,名立而功成,美的更加彰著,恶的不会产生。这都是因为得到贤士。所以墨子说道:“得意之时不可不举用贤士,不得意之时也不可不举用贤士。如果想继承尧舜禹汤的大道,就不可不尚贤。尚贤是政治的根本所在。”

尚贤(中)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之为政之本也?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

  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者,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此谓进贤。然後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也。

  贤者之治国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粱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上有以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皮币,与四邻诸侯交接,内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诸侯与之,内者万民亲之,贤人归之。以此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入守则固,出诛则强。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

  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术,则事犹若未成。是以必为置三本。何谓三本?曰:“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故古圣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夫岂为其臣赐哉?欲其事之成也。《诗》曰:“告女忧恤,诲女予爵,孰能执热,鲜不用濯?”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不可以不执善承嗣辅佐也。譬之犹执热之有濯也,将休其手焉。古者圣王唯毋得贤人而使之,般爵以贵之,裂地以封之,终身不厌。贤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终身不倦。若有美善则归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谤在下;宁乐在君,忧戚在臣。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

  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贤使能为政,高予之爵而禄不从也。夫高爵而无禄,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实爱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将岂能亲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贪于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于货者,不能分人以禄。”事则不与,禄则不分,请问天下之贤人将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侧哉?若苟贤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侧,则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则其所誉不当贤,而所罚不当暴。王公大人尊此,以为政乎国家,则赏亦必不当贤,而罚亦必不当暴。若苟赏不当贤而罚不当暴,则是为贤者不劝,而为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则不慈孝父母,出则不长弟乡里。居处无节,出入无度,男女无别。使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倍畔,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从。使断狱则不中,分财则不均。与谋事不得,举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诛不强。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失措其国家,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则?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

  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杀也,必藉良宰。故当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也。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夫无故富食,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巳。

  且夫王公大人有所爱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与其爱。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处若官者,爵高而禄厚,故爱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则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将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修,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则此治一而弃其九矣。虽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犹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则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也。故以尚贤使能为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谓也;以下贤为政而乱者,若吾言之谓也。今王公大人中实将欲治其国家,欲修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

  且以尚贤为政之本者,亦岂独子墨子之言哉?此圣王之道,先王之书,距年之言也。传曰:“求圣君哲人,以裨辅而身。”《汤誓》曰:“聿求元圣,与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则此言圣之不失以尚贤使能为政也。

  故古者圣王唯能审以尚贤使能为政,无异物杂焉,天下皆得其利。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说被褐带索,庸筑乎傅岩。武丁得之,举以为三公,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贱卒而贵,始贫卒而富?则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是以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者。

  故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

  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赏何也?曰: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爱之,从而利之,又率天下之万民,以尚尊天事鬼,爱利万民。是故天、鬼赏之,立为天子,以为民父母,万民从而誉之“圣王”,至今不已。则此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也。

  然则富贵为暴以得其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从而贼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诟天侮鬼,贼傲万民。是故天、鬼罚之,使身死而为刑戳,子孙离散,室家丧灭,绝无後嗣,万民从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则此富贵为暴而以得其罚者也。     然则亲而不善以得其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伯鲧,帝之元子,废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热照无有及也,帝亦不爱。则此亲而不善以得其罚者也。

  然则天之所使能者谁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书《吕刑》道之,曰:“皇帝清问下民,有辞有苗,曰:‘群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鳏寡不盖。德威维威,德明维明。’乃名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哲民维刑;禹平水土,名山川;稷隆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维假于民。”则此言三圣人者,谨其言,慎其行,精其思虑;索天下之隐事遗利,以上事天,则天乡其德;下施之万民,万民被其利,终身无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则不窕,小用之则不困,修用之则万民被其利,终身无巳。”

  《周颂》道之曰:“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则此言圣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修久也。故圣人之德,盖总乎天地者也。

  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夫无德义,将何以哉?其说将必挟震威强,今王公大人将焉取挟震威强哉?倾者民之死也!民生为甚欲,死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屡至。自古及今,未尝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诸侯者也。今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将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此圣人之厚行也。

尚贤(中)译文

  墨子说:现在王公大人统治人民,主持社稷,治理国家,希望永久保持而不失,却怎么看不到崇尚贤能是为政的根本呢!从何知道崇尚贤能是为政的根本呢?答道:由高贵而聪明的人去治理愚蠢而低贱的人,那么,国家便能治理好;由愚蠢而低贱的人去治理高贵而聪明的人,那么,国家就会混乱。因此知道崇尚贤能是为政的根本。

  所以古时的圣王很尊崇贤人而任用能人,不偏党父兄,不偏护富贵,不爱宠美色。凡是贤人便选拔上来使其处于高位,给他富贵,让他做官长;凡是不肖之人便免去职位,使之贫贱,让他做奴仆。于是人民相互劝赏而畏罚,争相做贤人,所以贤人多而不肖的人少,这便叫进贤。之后圣人听贤人的言语,考察他的行为,察看他的能力而谨慎地给他官职,这便叫事能。因此,可以让他治国的,就让他治国;可以让他居官的,就让他居官;可以让他治县的,就让他治县。凡是派去治理国家、官府、邑里的,都是国家的贤人。

  贤人治理国家,早上朝而晚退朝,审听刑狱,处理政务,所以国家有治而刑法严正;贤人长官,晚寝早起,征收关、市、山林、川泽的税利,以充实官家府库,所以国库充实而财用不散;贤人治理都邑,早出晚归,翻耕种植,多聚豆粟,所以粮食多而人民食用充足,因此国家有治而刑法严正,官府充实而万民富足。上能洁治酒食,去祭祀上帝鬼神,外能制造皮币,与四邻诸侯交往,内可以使饥者得食,劳者得息,外可以招徕天下的贤人。所以上则天帝鬼神给他赐富,外则诸侯与他结交,内则万民亲附,外则贤人归顺。因此谋事有得,做事能成,自守坚固,出征强大。所以从前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用以统一天下,出长诸侯的法则,即在于此。

  既然有这样的法则,但如果不知道用以推行这一法则的方法,那么事情仍然没有办成。所以要立下三项根本(措施)。什么叫三个根本呢?答道:爵位不高,人民不尊敬他;俸禄不厚,人民不信服他;权力不大,人民不惧怕他。所以古代圣王给他高的爵位,厚的俸禄,实际的任务,决断的权力。这难道是给臣下以赏赐吗?为的是要把事情办成呀!《诗经》说:“告诉你忧人之忧,教给你安排爵位,谁能拿了火热的东西,而不用冷水洗手呢?”这是说古代的国君诸侯不可不亲善那些继承人和辅佐大臣,就如同拿了热的东西后要用冷水洗濯一样,以使自己的手得到休息。古时的圣王得到贤人而使用他,颁赐爵位使他显贵,分割土地作他封邑,终身都不厌弃。至于贤人得事奉明君,也必竭尽全力来担任国君的工作,终身不倦。如果有了美好的功德,就归之国君。所以功德归上而怨恨诽谤归于臣下;安宁喜乐归于国君,而忧愁归于臣下。古代圣王为政大概如此。

  现在王公大人也想效法古人为政,尊敬贤者,任用能者,给他们高的爵位,但俸禄却不随着增加。爵位高而没有相应的俸禄,人民不会相信的,说:“这不是真正的爱我,不过是假借虚名来使用我罢了。”象这样既然被假借利用,人民怎能亲附君上呢?所以先王说:“贪于权位的,不能把政事分给别人;重视财货的,不能把俸禄分给别人。”政事既不让人参与,俸禄又不分给别人,请问天底下的贤人,怎么会到王公大人的旁边来呢?如果贤人不来到王公大人的旁边,那就有不肖的人在左右了。不肖的人在左右,则他们所称赞的不会是真贤,所惩罚的也不会是真暴。王公大人遵从这些人以治理国家,那么所赏的也一定不会是真贤,所罚的也一定不会是真暴。如果所赏非贤,所罚非暴,那么做贤人的得不到勉励,而作恶的人也得不到阻止了。所以在家不知道孝顺父母,出外不懂得敬重乡里。居处没有节制,出入没有限度,男女没有区别,使他治理官府就会偷窃,使他守城就会背叛,君上有难不肯献身,出亡不肯追随。使他判案则不当,分财则不均,和他谋事不得当,让他办事无所成,让他防守不坚固,让他征伐不坚强。所以象从前三代暴君桀、纣、幽、厉等所以损失其国家,倾覆其社稷,就是这个原故。为什么呢?他们都只明了小事而不明了大事。

  现在的王公大人,有一件衣裳不能制作,必定要借助好的工匠,有一只牛羊不能宰杀,必定要借助好的屠夫,所以遇着上面这两种事情,王公大人也未尝不知道以尚贤使能为重,而一到国家丧乱,社稷倾危,就不知道尚贤使能以治理它。凡是亲戚就任用他,凡是无缘无故得到富贵的,面目生得美丽的就任用他。那些无缘无故得到富贵的,面目生得美丽的就任用,难道这些人都很有智慧吗?如果使他们治理国家,那是使不聪明的人治理国家呀!国家的混乱也就可以知道的了。

  再说王公大人因爱一个人的美貌而任用他,心中并不察知他的智慧而给他以宠爱,所以不能治理百人的,竟让他做一千个人的官;不能治理千人的,竟让他做一万个人的官。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做这种官的人,爵位高而俸禄厚,只因爱其美色而给他这个职位。不能治理一百人的,让他做一千人的官;不能治理一千人的,让他做一万人的官,这是授予的官职超过其能力的十倍了。治理国家的原则是,每天都必须去治理。一天的时间不能延长十倍,而其治事的智能也不能增加十倍,那么,这样一来,他就只能治理其中的一份而放弃其他九份了。即使日夜不停地治理官事,官事仍然治不好。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王公大人不明白尚贤使能的缘故呀!所以,因尚贤使能为政而大治的,所说的就是上面这样的话。因下贤不使能为政而混乱的,就象我所说的一样。现在的王公大人,心中真正想治理国家,为什么不去体察尚贤为政这些根本呢?

  再说以尚贤使能作为政治的根本,又岂止是墨子这样说的呢?这原是圣王的启发,先王的书,老年人的话。传记说:“求圣君和哲人,以辅助你身。”《汤誓》说:“求到大圣,和他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这些都说明圣人不放弃以尚贤使能治理国家。

  所以古时圣王只因能以尚贤使能治理政事,没有其他事情掺杂在内,因此天下都得其好处。古时舜在历山耕地,在河滨制陶器,在雷泽捕鱼,尧帝在服泽之阳找到他,选拔他作天子,让他掌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伊尹本是有莘氏的陪嫁私臣,身为厨子,汤得到他,任用他为宰相,让他掌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傅说身穿粗布衣,围着绳索,在傅岩受佣筑墙,武丁得到他,任用他为三公,让他掌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他们为什么始贱终贵,始贫终富呢?是因为王公大人懂得以尚贤使能治理国政。所以人民没有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乱不得治的。

  所以古时的圣王能审慎地以尚贤使能治理国政,而取法于天。只有天不分贫富贵贱,远近亲疏,凡贤人就选拔而重用他,不肖的人就抑制而废弃他。既然这样,那么,那些富贵而行仁政的人,又有哪些人得到上天的赏赐呢?回答说:象从前的圣王尧、舜、禹、汤、文、武等都是。他们又怎样得到赏赐呢?回答说:他们治理天下,能够相爱互利,又率领天下万民崇尚尊天事鬼,爱利人民。所以天地鬼神赏赐他们,立他们为天子,做人民的父母,人民从而称赞他们为“圣王”,至今不息。这就是富贵事贤而得到赏赐的。

  那么富贵行暴而得到惩罚的又有哪些人呢?回答说:象从前三代的暴君桀、纣、幽、厉就是。怎么知道呢?回答说:他们统治天下,互相仇恨和残害,又率领天下的人民咒骂上天,侮慢鬼神,残害万民。所以上天鬼神给他们惩罚,使他们本身被刑戮,子孙离散,家室毁灭,没有后代,万民从而毁骂他们为“暴王”,至今不息。这就是富贵行暴得到惩罚的。

  那么,亲近的人行为不善,而得到惩罚的又有谁呢?回答说:象从前的伯鳏,是帝颛顼的长子,败坏了帝的功德,不久就被诛杀于羽郊,那是日月所照不及之处,帝也不爱他。这就是亲近的人行为不善而得到惩罚的。

  那么,天所使用贤能的有谁呢?回答说:象从前禹、稷、皋陶就是。怎么知道这样呢?先王之书《吕刑》说过:“尧帝询问人民所患,人民都回答有苗为害。帝尧说:‘各位君主以及在下执事之人,凡是有德之人即可显用,鳏寡之人也没有关系。出于崇高品德的威严才是真正的威严,出于崇高品德的明察才是真正的明察。’于是命令伯夷、禹、稷三君,忧虑勤劳民事:伯益制定典礼,使人民效法哲人;禹平治水土,制定山川的名称;稷教民播种,让人民努力耕种粮食。这三君的成功,使人民大受其福。”这说的是三位圣人,谨言慎行,精心考虑,去求索天下没有被发现的事物和被遗忘的利益。以此上奉于天,天即享用其德;以此下施于万民,万民即蒙受其利,终身不止。所以先王的话说:“这种道,用到治天下这大处来说就不会缺损;用到小处来说,也不会困塞。长久用它,则万民受其利,终身不止。”《周颂》曾说过:“圣人的德行,象天一样高,象地一样广,光照于天下;象日一样光明,象月一样明朗,象天地一样长久。”这说的是圣人的德行彰明博大,坚牢而长久。所以圣人之德,总合天地之美德。

  现在的王公大人要统治天下,为诸侯之长,没有德义,那依靠什么呢?他们说必用威力和强权。现在王公大人将会从使用威力强权中得到什么呢?它必然把人民引上倾毁死亡之路。人民对生都十分爱惜,对死都十分憎恨。他们得不到自己所希求的,而常常得到所厌恶的。从古到今,绝对没有以这种方式统一天下、称霸诸侯的。现在王公大人想统一天下,称霸诸侯,将要使自己得志于天下,成名于后世,为什么不看到尚贤这一为政之根本呢?这是圣人崇高的品行所在。

尚贤(下)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国家之富也,人民之众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识以尚贤为政其国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贤为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贤为政之本也,则不能毋举物示之乎?

  今若有一诸侯于此,为政其国家也,曰:“凡我国能射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惧。我赏因而诱之矣,曰:“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惧。今惟毋以尚贤为政其国家百姓,使国为善者劝,为暴者沮,大以为政于天下,使天下之为善者劝,为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贵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临众发政而治民,使天下之为善者可而劝也,为暴者可而沮也。然则此尚贤者也,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同矣。

  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处言语皆尚贤;逮至其临众发政而治民,莫知尚贤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财不能杀,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财不能制,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罢马不能治,必索良医;有一危弓不能张,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逮至其国家则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则举之,则王公大人之亲其国家也,不若亲其一危弓、罢马、衣裳、牛羊之财与?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此譬犹喑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是故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贵,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

  是故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濒,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使为庖人。汤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说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尧之举舜也,汤之举伊尹也,武丁之举傅说也,岂以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谋,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

  古者圣王既审尚贤,欲以为政。故书之竹帛,琢之盘盂,传以遗後世子孙。于先王之书《吕刑》之书然:王曰:“于!来!有国有土,告女讼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择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择人而敬为刑,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则以尚贤及之。于先王之书、竖年之言然,曰:“晞夫圣武知人,以屏辅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选择贤者,以为其群属辅佐。

  曰: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曰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莫若为贤,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

  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国家,则其国家之乱,可得而知也。

  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哉?曰:莫若为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学能者也。使不知辩,德行之厚,若禹汤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亲,躃喑聋暴为桀纣,不加失也。是故以赏不当贤,罚不当暴。其所赏者,已无故矣;其所罚者。亦无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体,沮以为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劳来也;腐臭余财,而不相分资也;隐匿良道,而不相教诲也。若此则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

  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小臣,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远者归之。日月之所照,舟车之所及,雨露之所渐,粒食之所养,得此莫不劝誉。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尚贤之为说,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尚贤(下)译文

  墨子说:天下的王公大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富足,人民众多,政治安定。但却不知道以尚贤作为对国家百姓为政的原则。王公大人从来就不知道尚贤是政治的根本。如果王公大人从来不知道尚贤这一治理政事的根本,我们就不能举出事例来开导他吗?

  现在假定这里有一个诸侯,在他的国家治理政事,说道:“凡是我国能射箭和驾车的人,我都将奖赏和尊贵他;不能射箭和驾车的人,我都将治罪和贱视他。”试问这个国家的人士,谁高兴谁害怕呢?我认为必定是善于射箭驾车的人高兴,不善于射箭驾车的人害怕。我曾顺着前一假设进一步申说:“凡是我国忠信之人,我都将奖赏和尊贵他;不忠不信的人,我都将治罪和贱视他。”试问这个国家的人士,谁高兴谁害怕呢?我认为必定是忠信的人高兴,不忠不信的人害怕。现在对自己的国家人民采取尚贤政治,使一国为善的人受到勉励,行暴的人受到阻止,大之行使政治于天下,使天下为善的人受到勉励,行暴的人受到阻止。我以前所以看重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面对民众发布政令以治理人民,使天下为善的人可以受到勉励,行暴的人可以受到阻止。这就是尚贤,它和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是相同的。

  而今天下的士君子,平时言谈都知道尚贤,而一到他们面对民众发布政令以治理人民,就不知道尚贤使能了。我由此知道天下的士君子,只懂得小启发而不懂得大启发。怎么知道这样呢?现在的王公大人有一只牛羊不会杀,一定去找好的屠夫;有一件衣裳不会做,一定去找好的工匠。当王公大人在此之时,虽然有骨肉之亲,和无缘无故得到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如果确实知道他们没有能力,就不会让他去做。为什么呢?因为担心损失自己的财物。当王公大人在此之时,尚不失为一个尚贤使能的人。王公大人有一匹病马不能治,一定要找好的兽医,有一张坏弓拉不开,一定要找好的工匠,当王公大人在此之时,虽然有骨肉之亲,和无缘无故得到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如果确实知道他们没有能力,就不会使他去做。为什么呢?因为担心损失自己的财物。当王公大人在此之时,尚不失为一个尚贤使能的人。但一到他治理国家就不这样了。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以及面貌美丽的人,就举用他。如此看来,则王公大人爱他自己的国家,还不如爱他的一张坏弓、一匹病马、一件衣裳、一只牛羊 ?我因此知道天下的士君子只看到小处,没有看到大处。这就好像一个哑巴去充当外交人员,一个聋子去充当乐师一样。所以古代圣王治理天下,他所富所贵的,未必是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和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

  所以,从前舜在历山下耕田,在河滨制陶器,在雷泽捕鱼,在常阳烧制石灰。尧在服泽之地得到他,立他为天子,让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从前伊尹是有莘氏女的私臣,让他作厨师,汤得到并举用他,立他为三公,使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从前傅说住在北海之洲的牢狱之中,穿着粗布衣,围着绳索,像佣人一样在傅岩筑城,武丁得到并举用他,立他为三公,使他接管天下的政事,治理天下的人民。由此看来,从前尧举用舜,汤举用伊尹,武丁举用傅说,难道是因为他们是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吗?那只是仿照他们的话去做,采用他们的谋略,实行他们的主张,从而上可以有利于天,中可以有利于鬼,下可有利于人,所以把他们选拔上去。

  古时的圣王既已明白了尚贤的启发,想以此为政,所以把它写在竹帛、雕在槃盂上,相传而遗留给后世子孙。在先王留下的书《吕刑》中这样记载:王说:“呵!来!有国家有领土的人,告诉你们用刑之道。在现今你们要安抚百姓,你们除了贤人,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除了刑罚,还有什么可慎重的呢?还有什么考虑,不能达到呢?”能选择人而敬重叫作刑,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就可以达到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可以通过尚贤而达到。在先王之书、老人的话中这样说到:“寻求圣人、武人、智人,来辅佐你自身。”这是说先王治理天下,一定要选择贤能的人,做他的僚属辅佐。

  现在天下的士君子,都希望富贵而厌恶贫贱。试问,你怎么做才能得到富贵而避免贫贱呢?最好是做贤人。那做贤人的启发又是怎样的呢?回答说:有力气的赶快助人,有钱财的努力分人,有道的人勉力教人。如此,饿的人就可以得到食,冷的人就可以得到衣,混乱的就可以得到治理。如果饿的人可以得到食,冷的人可以得到衣,混乱的可以得到治理,这就可以使人各安其生。

  现在的王公大人,他所富的所贵的,都是王公大人们的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以及面貌美丽的人,这样的人怎能一定聪明呢?如果不聪明,让他治理国家,那么国家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天下的士君子,都希望富贵而厌恶贫贱,可是你要怎样才能得到富贵而避免贫贱呢?(他们必定)说:最好是做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然而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却并不是学得到的。假使不知分辨的话,即使德行醇厚如禹、汤、文、武,也不会得到任用;而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即使是跛、哑、聋、瞎,乃至暴虐如桀纣,也不会加以抛弃。因此,赏的不会是贤人,罚的不会是暴人。他所赏的人是没有功的,所罚的也是没有罪的。所以使百姓人心涣散,阻止他们向善:怠惰他们的肢体,而不相互勉励帮助;使多余的财物腐臭变质,而不相互资助;隐藏自己好的学问,而不相互教导。如此,饥饿的人就不会得食,寒冷的人就不会得衣,混乱的状况就不会得到治理。

  所以从前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伊尹,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从而天下太平,人民富足。因此,近的人安于其居,远的人前来归附。凡是日月所照、舟车所至、雨露所滋润、谷食所养活的人们,得到这些贤人,无不相互劝勉和鼓励。假如现今天下的王公大人及士君子,心中真想行仁义,求做上士,上则想适合圣王之道,下则想符合国家与百姓之利,那就不可不认真考虑尚贤这一说法了。(总之),尚贤是天帝、鬼神、百姓的利益所在,也是政事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