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
徽商，又称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旧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徽商来自安徽南部的徽州府，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六县之中，歙和休宁的商人特别著名。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粤商、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
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明代《安徽地志》所说的“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
徽商在南宋崛起之后，到明朝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商界和晋商并举的一支劲旅，到清朝中叶，徽商一跃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尤其是在盐茶业贸易方面，徽商独执牛耳。康熙、乾隆年间，“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徽商进入鼎盛时期，直到清末，徽商才开始走向没落。
古徽商的发展史
明代成化、弘治时确立“运司纳银开中制”，此后盐商大半集中在两淮、两浙，徽商遂以盐商为中心，增强势力，万历年间与山陕商人成为商界两大势力，明末清初徽商活动扩大到整个中国。徽商几乎从事所有商品的买卖，以贩盐、金融，以及竹木、陶瓷、铁器、五谷、茶叶、木棉、丝绸、饮食等等，有时一人而兼营数种商业，或兼营客商、坐贾、牙行。盐商和米商往往二为一体，如两淮盐商运盐入湖广，回程时则载湖广米运到长江下游贩卖。明代徽商也在浙江、福建、广东从事海上贸易，入清后衰落，由福建和广东商人掌握海外贸易。
徽商大都“待人接物，诚实不欺”。徽商不乏饱学之士，或科举出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朱天泽“从兄贾闽，盖课铁冶山中，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又有阮弼“自芜湖自立局，召染人曹治之，无庸灌输，费省而利兹倍，五方购者益集。”。明《神宗实录》载：“徽商开当铺遍于江北，资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克等二百十三家。”这显然是徽州人身上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所致，“功课以儒业，宾名师以训之。”。这种文化因素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即徽商本身所具备的素质无疑是一种优势，它使徽商在经营活动中更胜一筹，是徽商兴起和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徽州商人还设立“族学”，为宗族子弟提供正规的学校教育，有时亦惠及乡民子弟，所谓“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朱熹、戴震、胡适等著名学者都是徽商之后，“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
在明代，山西商帮和徽州商帮势均力敌。但从明代后期到清代嘉庆道光之际，在两淮盐业中，山西商帮每况愈下，徽商却迅速发展。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将开中法（纳粮开中）变为折色法（直接用白银换盐引），当时晋商多在北疆纳粮换盐引，因此受到打击，再也无法控制盐引，这时徽商挟其在两淮的优势迅速发展起来，“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沪邑濒海，五方贸易. 所趋，宣歙人尤多。”徽商足迹已遍及松江、吴淞、嘉定和浦东。嘉庆道光以后，徽商渐走向衰微，落后于广东、浙江两地新兴的财阀。
明代徽商的崛起
明代是中国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由于生产的发展，城市人口剧增，经济者推行一条鞭法，把田赋、银差、力差及各种土贡、徭役等都折成银两征收，近使生产者不得不出售部分农产品以获得货币来交纳赋税，促进了农业的自给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过渡，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又带来了观念的变化。嘉靖、万历期间，张居正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便提出了否定意见，他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把商业发展摆到了与农业并驾齐驱的地位。黄宗羲更进一步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号，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主之所欲也，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在这种时代条件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商业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徽州商人就是在个时代条件下应运而兴的。
徽州自古以来，山多田少，土地瘠薄，农业收入不足以自给，只好转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以求自保。《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江南通志》亦称徽州”咸有溪山之胜，然岭谷险陋，壤地硗瘠，水湍悍，少潴蓄。不雨易枯，骤雨则山涨暴至”。顾炎武说：徽州之民，“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缺乏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是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谋生的基本原因。在徽州，不仅是贫无立锥的农民，义无反顾地外出经商；就是一些家有资产的富户或士大夫之家，也发现经商致富的迅捷，而对投资经商产生极为浓厚的兴趣。林西仲说：在徽州，“民有资产者，多商于外，其在籍之人，强半无立锥”。归有光说：徽州地区“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可见，徽人经商，又是千百年民情风俗、濡染积习所然。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徽州人世世代代在贫瘠的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息，培养了勤劳俭朴的品格。长期的经商，使他们获得了丰富的经商经验。而朱文公阙里的文化熏陶，更为他们商业的成功提供了坚实的文化素养，使他们在选择经营地点，确立经营方向，尤其是权衡经营利弊，形成商业信誉等方面，表现出较高的智慧和成熟。
徽州地处长江中下游，其东北达于金陵、扬州等商业、盐业极为发达的城市，其西与瓷都景德镇接壤，闽赣各地的茶叶、木材及瓷器，取给都很便利。其东连接苏、杭太湖流域，纺织、丝绸极为发达。江南一带的粮食、棉花、铁矿可通过长江水路，销往全国各地。徽州商从充分考虑和利用了优裕的地理位置，在江南各地的大小城市或商或贾，经营范围广及丝绸、棉花、染料、棉布、粮食、木材、食盐、铁器等多方面，而以“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其中又尢以当铺为活跃，《嘉兴县志》有载：“新安大贾与有力之家”，“每以质库自润”。明《神宗实录》亦载：“徽商开当铺遍于江北，资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克等二百十三家。”不仅如比，徽商还投资于手工业生产，开铁矿、染坊，歙人汪道昆《太函集》多有所载。如徽商朱天泽“从兄贾闽，盖课铁冶山中，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徽商阮弼，“自芜湖自立局，召染人曹治之，无庸灌输，费省而利兹倍，五方购者益集。其所转载，遍于吴、越、荆、梁、燕、鲁、齐、豫之间则又分局而贾要津”。这些徽商，尽管远离故土，易地经商，却极善于经营之道，颇能运发心计。许仲元《梦异笔谈》载新安汪氏经营布匹，“设益字号于吴闾，巧为居奇，密嘱衣工，有以本号机失缴者，给银二分，缝人贪得小利，遂群誉布美，用者竟市。……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行天下”。他们还广泛搜集商业情报，利用各种关系，谋求财利。万历年间，朝迁修乾清宫与刊宁宫，置皇家采办于江南采购木材，徽商王天俊获如此事，乃“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付，贾木十六万根，勿论夹带私木不知几千万根，即此十六万根木，税三万二千余银，亏国课五六万两”。因而在明中叶以后，徽商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资本积累起来越多，在全国各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徽商与晋商，成为当时闻名中国的两大商帮。而相形之下，徽商因贾而好儒，具有比晋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流行声誉。
盐商
徽人常说：“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足见徽商对经营盐业十分重视。明初规定，盐商必须赴边塞纳粮，由官府酬给盐引，商人持引方可支盐行销。这种制度谓之“开中法”。那时，由于徽州距边塞太远，徽商纳粮办引的活动敌不过山西、陕西商人的竞争，所在盐业经营中还不能居于优势。明朝中叶，开中法逐渐废弛。纳粮办引的商人可以由别人代为支盐行销。于是盐商中遂有边商、内商之分。边商专门纳粮办引，内商专门买引销盐。
弘治五年（1492），明政府实行了开中折色制度；商人向盐运司交纳现银即可办引销盐。这些变化使行盐的商人可免赴边纳粮之苦，给徽商经营盐业带来方便。所以从这以后，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愈来愈多。两淮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大，因而也就成了徽商竞趋逐利的地方。嘉靖、万历时，徽州的黄、汪、吴诸族在扬州业盐致富的人很多。他们拥资多达数十万以至百万，且以“盐策祭酒甲天下”而名闻海内。这时山、陕商人虽也纷纷改边商为内商，奔赴扬州与徽人争利，但他们远离故土，力不从心，其地位也不得不屈居于徽商之下了。万历四十五年（1617）明政府为疏销积引，推行纲法，规定将盐场商人所持旧引分为十纲，编成纲册。每年以一纲行旧引，九纲行新引，听商人据纲册为窝本。每年派行新引时，都以纲册所载各商持引原数为依据，册上无名者不得参加。其他盐场的做法大体与此类似。当时徽商在纲册上已占优势，于是随着纲法的依靠，他们把持两淮盐利的特权便固定下来。所以从这时起，直到道光十年（1830）改行票法之前的200余年中，可以说是徽州盐商的极盛时代。这时在扬州的徽盐商中，继黄、汪、吴数姓而兴者又有江、程、徐、郑、曹、宋、鲍、叶诸族。他们或为场商，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卖给运商。他们利用贷本取利、压价收盐等手段盘肃灶户。有的场商还招募盐丁，自行生产，牟取厚利。运商则专事办引销盐。他们以极低的场价购买食盐，运至销盐口岸高价发卖，获利最大。当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徽商凭恃其雄厚财力，把该地行盐的权利控制在自己手里，使之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的财源。当时支商这中又有总商与散商之别。总商是由官府指派的盐商首领，一般由资重引多，办事干练充任。每年征课办引时，都以散商分隶于各总商的名下，由总商督征盐课，查禁私盐。朝廷有关盐政大计也每与总商协商。总商的这种半官半商身分，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牟利机会。他们或夹带私盐，牟取暴利；或放贷资本，盘剥散商；或以聚资捐输为名，中饱私囊。所以充任总商的人，没有一个不大发横财的。清代扬州的八大总商，徽人就常占其四。乾隆时，徽人汪应庚、汪廷璋、江春、鲍志道等都是煊赫一时的两淮总商。江春为两淮总商前后达40余年。他多次率领众商捐资助赈、助饷。乾隆帝每次南巡，他都大肆铺张，徘徊接驾。清廷对他也屡赐宴赏，优礼有加并授以布政使之衔。有一次还特拨帑银30万两，以供他周转资金。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现象，充分反映了徽盐商的财雄势大。
粮商
徽州山多田少，粮食不足，不得不仰给于四方。自唐宋以来，徽人就重视经营粮食贸易。但那时徽州粮商的活动主要是将外地粮食贩入徽州，其规模还不算大。
明中叶以后，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由于人口的增加，城市的发展，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粮食反而不能自给，必须依赖长江中上游的接济。于是惯为粮商的徽人便迅速扩大了他们的经营规模，一跃而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了。《古今小说》中曾描写万历时，徽陈商以二三千两银子作本，每年从襄阳贩过豆米至枫桥镇发卖的故事。这表明，当时在徽商中这种有固定贩运路线的专业粮商已经大有人在了。
万历初，苏州发生灾荒，采购粮食的商船云集于江西，而其中“徽人尤众”。万历四十八年（1620）苏州粮价大涨，饥民强借徽商之米，遭到官府的弹压，激起了上万人的闹衙事件，差一点酿成大乱。这两件表明当时从上江贩粮东下者主要是徽商；在苏州囤积粮食待价而沽者也主要是徽商。入清以后，苏浙福建等处粮食的需求大增，而湖广地区的稻米生产也大有发展。雍正以后，四川又成了一个重要的商品粮供给地。在这种形势下，徽州粮商的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了。乾隆时，休宁人吴鹏翔贩运川米沿江东下，适逢汉阳发生灾荒，他就在该地一下子抛售川米数万石。
许多徽盐商也兼营粮食贸易。他们的盐船在汉口卸货之后，往往把粮食作为回头货，满载而归。当时盐船贩粮的多寡，直接影响着湖广粮价的涨落。康熙四十七年（1708），盐商江楚吉等禀报官府，自愿从江西、湖广运米至江苏“平粜”。巡盐御史李煦为防止他们采购粮食引起江楚地方粮价上涨，只许他们以销盐所得银两的十分之一购米东运。雍正八年（1730），盐商黄德光曾奏请领运湖广常平仓积压的陈粮30万石，随时随地发卖。他们贩运规模之大可一斑。
布商
早在明朝成化年间就有人说：“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足见那时盛产棉布的松江，已经成了徽人竞趋逐利之场，棉布显然已成为徽商经营的重要商品了。
嘉靖、万历以后，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也进一步活跃起来。苏浙盛产棉布的城镇，几乎无一不是徽州布商辏集之处。他们或持有少量资本走街串巷，从农家织妇手中零星收购棉布；或开设牙行、布庄，把持市场压价收布。明末嘉定县钱门塘市居民丁娘子善于纺织，所织之布，细密柔软，质地精良。有一徽商在其里中赁屋居住，收购这种布，行销四方，深受用户欢迎。于是钱门塘附近的外冈等镇都仿效丁娘子的织法，所织之布都被称为“钱门塘布”。从此钱门塘布也就成为徽商手中的畅销货。
清代在苏州开设色布字号的徽商都在附近市镇上开设布庄，自行收布。如嘉定县外冈镇所产冈尖最宜染色，“苏郡布商多在镇开庄收买”。南翔镇所产之布厚实耐用，“布商各字号俱在镇，鉴择尤精”。在松江的徽州布商往往既是色布字号老板，又是开设棉布牙行的经纪。他们的“字号在松，发卖在苏，且牙行亦多居松”。徽商吴舆藩在松江开设富有字号，同时又设立许多收布的门市部。他们在收布活动中，一般都利用封建牙行制度，操纵价格，把持市场为自己收购价廉物美的棉布。在那些地不产棉而棉织业又很发达的地方，徽商还设立棉花换取棉布的牙行，谓之“花布行”。如无锡就有许多徽商从事这种活动。他们以不等价的交换，贱价收布，运往北方发卖，获利甚厚。所以徽商把无锡视为利薮，称之为“布马头”。
徽商还是江南棉布染色加工业的主要经营者。此外在常州、上海等地，也有许多徽商开设的字号。他们染色技术极精，又能选用上等的布料和颜料，所以染出的布鲜妍可爱，色泽宜人。他们为了提高信誉，扩大销路，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头上标明本字号的专用图记，以防假冒。康熙时，徽商汪某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他暗中贿赂缝工为他的产品作宣传，益美的声誉大起，一年之内售布竟达百万匹。自此以后的200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把益美的色布奉为名牌货。徽商还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他们通过运河把江南棉布运往北方销售。当时运河一线的棉布集散地如淮安、临清等处，都有许多徽州布商从事贩运活动。康熙时，徽商话定五等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场开设日成祥布店。该店从南方字号中提货运往北京发卖，然后把银子利用会票陆续况往南方偿付货价。其中有一次汇兑的银子就达三千两，足够偿付六七千匹色布的货价。还有许多“徽苏闽浙之人”搭乘沙船把江南棉布和其他货物海运至辽东、山东、淮扬等处销售。当时长江中上游也是江南棉布的重要市场，每年都有大批商船载米东下，贸布而归。安徽的芜湖，枞阳以及和县的运漕镇都是进行米布贸易的重要场所。这些地方的米布贸易都有徽商插手其间。明末清初，家产百万徽商吴逸公就曾“为米布于运漕”。
茶商
徽州山区盛产名茶，尤以休歙所产的松罗茶最受消费者的欢迎。宋元以来，徽就已开展以茶易米的活动，以补当地粮食的不足。明清时期，徽州茶叶的销售大增。于是茶叶贸易遂成徽商经营的“巨业”，徽人中也出现了不少“世守其业”的专业茶商。
歙人许承尧的先世早在明朝正统年间，就已远赴居庸关从事贩茶活动了。此后徽州茶商在北方日趋活跃。清朝乾隆时，徽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达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中，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浙江乌青镇的茶叶店几乎全是徽商开设的。为了扩大货源，徽商底盘在外省他乡采购茶叶。清朝在江西发放茶引，征收茶课的事务大部分都交由徽商办理。
明清时期继续推行“以茶治边”的政策。为了严格管制四川、陕西、甘肃等地茶叶的产、运、销，官府实行招商中茶之法：或令人向边塞交纳银米而酬给茶引，或令人运茶至茶马司，以一部分纳官，另一部分归商人自卖。徽商在这种中茶活动中也十分活跃。明末歙人汪伯龄就曾贷资入蜀“榷茶雅州（今四川雅安）”，不久成了大富商。他家“坐客日集百余曹，四座常满。推牛结客以为常”。清朝康熙时，歙人李遴入川贩茶，后来成茶商首领，众商纳课办引都由他统一办理。
明清时期，茶叶还是一种重要的出口货物。广州外商采购最多的就是福建武夷山茶和徽州松罗茶。相传徽州茶叶向为广州行商所轻视。清朝嘉道时，广州人张殿铨曾同徽浙茶商交往其密，建议他们改进制茶技术。后来殿铨在广州城西十三行街开设隆记茶行，专收皖南绿茶，果然受到外商欢迎。从此，皖南绿茶畅销海外，殿铨本人也成了百万富翁。随着徽州茶叶外销量的增加，徽人贩茶入粤者也越来越多。道光二年（1822），广州发生一场火灾，许多徽商的茶叶化为灰烬。婺源茶商詹世鸾为了资助受灾者还乡的路费，总计用银不下万两。长期以来，徽商都是经由江西内地投茶入粤的，由于茶叶外销量增加，这条运输路线既费时又费力，于是许多“闽、浙商人”乃改由海道贩运茶叶。清政府为防止商人“夹带货物私卖”，乃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下令，禁止“出洋贩运”。这条法令表明，当时由海道运茶的徽商已经大有人在了。
木商
徽州山区盛产杉木，早在南宋时期徽人就已从事木材贸易了。他们每于冬季入山伐木，待至梅雨季节河水涨泛的时候，便利用水力运载出山，或由青弋江运至芜湖，或由新安江运至严州（今浙江建德县东北），然后转销各地。明清时期，这种经营方式虽然继续进行，但由于苏浙地区经济的发展，徽州所产的木材已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了。于是习于经营木材贸易的徽人便远赴江西、湖广、四川开拓新的货源，扩大木材贩运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以徽州婺源人最为活跃。他们以南京的上新河作为经营贸易的中心，利用长江水运之便，把上游的木材运集于此，然后分销苏浙或北方各地。
湘西沅江上游所产的辰杉，材质优良，销路极广。在这里办货的商人中以徽商资本最为雄厚。为了搜求良木，有些徽商还溯沅江而上，深入到贵州的深山老林之中。在沅江流进洞庭湖的入口处，有个德山镇，是湘西木材外运的必经之地。镇上徽商往来不绝，长年聚集在这里的徽州运夫就不下数千人。
四川建昌卫（治所在今西昌）所产抬山，剖成木板，花纹极为可爱，又有千年古木名曰“双连”，都是难得的畅销货。有许多商人雇募人夫入山采伐，将木材投入河中，沿金沙江漂流而下，进入长江之后，始扎成木，运往南京。在这里活动的商人中有不少就是徽人。明末歙人许朴“西涉夜郎、邛笋之境”，甚至在深山老林中迷失道路，“供销偻扳崖谷，行冰雪中”，为的就是寻求木材。他转运到芜湖的沙板，仅被人盗卖者已值银百两。歙人程之藩少时随其父入蜀经商，后来在建昌雅州宣慰司辖地伐木贩卖，役夫常达数百人。
杭州也是一个重要的木材集散地。清朝乾隆时，徽州木商在候潮门外创立木业公所，藉以维护徽州同行人的利益。他们在钱塘江畔用于停靠木筏堆放木材的场地达3600余亩。杭州的木材除来自徽州者外，还有不少来自浙西山区。衢州府的开化等县，民多种植杉木，杉木成材后，卖给徽商，由徽商募人采伐，运销于苏杭。徽州木商在北方各地也很活跃。明朝万历时，徽人王天俊等乘北京修建乾清、坤宁二宫之机，贿赂权贵，营求采办“皇木”16万株的证件，企图藉此规避关税钱五六万两。这个图谋虽未实现，但他们经营规模之大已可窥一斑了。
典当商
“无徽不成镇”。徽商凭借着自己的精明和吃苦耐劳，从事典当行业，遍及大半个中国。典当业古来有之。到明朝中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出现。以钱代粮的纳税制度，促使银作为货币使用更加普遍和频繁。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小城镇不断出现和兴起，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当城市居民在遇到“意外”时，借贷也就不可避免。就典当业与其他行业相比较而言，风险小，获利稳。再加上明清时期当铺的税额极低。正因如此，徽商大举进入典当业。明朝中期，在南京有500多家，大部分为徽商所有；他们不仅在大城市设典当行，而且把典当行设到了乡村小市；南北两京，随处可见徽商当铺的招幌，至此，社会上流传着“无典不徽”的谚语。就连徽州方言，也成了当铺的通用行话。
徽商之所以在典当业中有如此大的发展，究其原因有：一，运作资本雄厚，从业经验丰富。徽商从事典当业往往是世传，上代或几代传积累起了丰富的经验和资金；二，兼营的业务多。徽商往往是经营当铺的同时，也在经营着其他的行业；三，有商业道德，设身处地的为当户着想，不收取高利，得到用户的拥护，而保证了客户的回头率，获得好的名声。
古徽商经营之道
徽州人往往重视从商，反而不热衷为士大夫。明州徽州府中，商人和士大夫之比是3:1。商人致富之后，可为子孙弃贾为儒奠定经济基础。家中如有人成为士大夫，则更有利营商。经商成功的徽商资助宗族乡党应考科举，成为其义务之一。徽商往往通过捐纳，使自己成为官员。他们往往不会履任，即使就任，都是武官。他们取得官位，目的在于豁免税役和享受特权。明代捐纳之路未广，获得的官职都是小官。清代自康熙、朝隆以来，捐纳之风大盛，商人借此获得实权，甚至居于高位。两淮盐商亦与淮安、扬州二府出身的官僚互相结托，淮扬官员由于贿赂，亦致巨富。盐䇲祭酒在清代称为“总商”，官员借助总商连结其他商人，在军需、赈灾、河工等事情上，要求盐商捐输，把盐商资金吸纳到国库。徽商中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乏其人，他们中有些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也有些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亦贾亦儒”的特点。
汪道昆形容徽商是“贾而好儒”，兼具喜爱藏书，程晋芳、鲍士恭、马裕、汪启淑皆兴建藏书楼，所以徽商有了“儒商”之称。中国称“儒商”，实际上始于徽商，可以说是徽商创造了儒商，并形成了儒商精神，并融入传统文化之中，如旌阳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贸，……然雅好诗书，善笔丸，虽在客中，手不释卷。”又如休宁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 章策“虽不为帖括之学，然积书至万卷，暇辄手一编，尤喜先儒语录，取其有益身心以自励，故其识量有大过人者。”，又如黄锜“虽商而博涉左传史家言”，“货鹾淮扬间。国家边计倚鹾政，而两淮尤擅利权。商与官为市，当任者非桑孔心计无恨，则龌龊琐碎朝令夕易，顾歹卑诸商，诸商亦罕能伸眉吐气，与论曲直损益。”又有程良锡“昼则与市人昂毕货殖，夜则焚膏翻书弗倦”。
徽商的经营，通常结合宗族和乡党。家监或掌计多由同族人出任，同乡或其他人则称为客或门下客，奴隶则叫世仆或伴当。掌计即是经理，代主人营运资金，每事汇报。门下客各自在不同地方经营，世仆亦可当店长，脱离主人的直接监视，自主经营。徽州盐商推举其中一人为“盐䇲祭酒”，担当调解人，并得官府的认可和任命，与盐运使共同拟定盐业政策，官府则通过祭酒来统辖盐商，使征税工作顺利进行。徽商因赋役繁重，一般不愿投资土地，但如果可以得到官府的免税减税，则亦会购买田地。客商往来乡村，习惯在春初贷款给农民生活，秋收时以收获实物本利归还，利息一般是每月约一成七分。清代两淮，徽商不仅是运商，还是场商，经营盐场。徽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以血缘和地缘结成商业团体。徽商在外经商的成功，带动了大批同一血缘和同一地缘的人加入到徽商团体中来，促使了商业规模和经商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徽商经营的行业“其货无所不居”。在明朝成化以前，徽商以经营“文房四宝”、漆、木和稻谷为主；成化以后，经商的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从商业资本流向和从业人数看，盐、典当、茶叶、木四业为最著，其次是米、棉等多种行业。
徽商是安徽人文传统的重要体现。徽商传统中的“利在义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戒诈”、“戒欺”则与现代商业一脉相承；他们不辞辛苦、长途跋涉、四海行商的“骆驼精神”，与现代经济社会中的勇敢、进取和艰苦创业精神也是相通的。
但是，徽商是在带有很强宗法色彩的农业文化观念支配下，进入商业活动领域的，因此带着较为强烈的小农意识。在小农文化观念的引导下，徽州商人始终没能树立起商业效能的观念。
绩溪徽商
绩溪徽商的兴起比徽州其它县要晚一些，当徽属各县之徽商日趋没落之际，绩溪徽商却方兴未艾。据史书记载，大约在明代中叶，绩溪徽商才兴起，到清末蔚成大观。绩溪徽商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 红顶巨商胡雪岩 生性机敏，胆识过人，深谋远虑，不攻近利，最终不仅发迹致富，成为活财神，还以资助清廷、输款筹饷，功在边陲。胡雪岩原本是纯粹的商人，竟然得到清廷特赐戴红顶子、穿黄马褂，实为亦官亦商，这在中国商史中亦属罕见。
- 徽墨名家胡开文 清代中国有四大制墨名家，绩溪汪近圣和胡开文就占了两家，尤以胡开文墨后来居上，成为文房四宝中徽墨的代表，胡开文墨业自1756年起至1956年，前后经历200年，成为国内京、津、沪等数十个城市、集从业人员上千人的大行业，并于1915年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 茶商胡炳衡 徽商胡炳衡祖孙四代，在江苏三泰地区开辟茶商贸易，历百余年商海沧桑，几经劫难与复兴，先后开设茶庄、茶栈12爿，为绩溪茶业在三泰地区开创了一方天地。抗战以后，店业相继转营到上海等地，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
- 徽商工业创始人胡练九 1941年在绩溪县龙川村创办缫丝厂，毕生致力于丝绸行业，是安徽最早的缫丝企业创建人，是徽商中由商业贸易向工业生产的较早跨越者之一。解放初期，胡练九提出在重点地区栽桑养蚕，逐步普及全县，并建议县人民政府利用龙川缫丝厂的设备筹建公私合营绩溪县缫丝厂，就是现在的安徽绩溪丝业公司前身，当时的苏联《真理报》曾予以采访报道。
此外，绩溪徽商中较为著名的还有创办安徽最早的电灯公司的吴兴周、南通土布商张静甫、石恒春药店创始人石明谅，建德南北杂货商吴焕章，宣城“裕和隆”洪絍以及大批活跃在苏浙沪一带的绩溪徽厨等。直到解放前，绩溪旅外商人还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远远高于老徽州其它各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