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学
楚辞学（汉语拼音：Chucixue；英语：Elegies of Chu, Study of），研究楚辞及相关课题的学科。“楚辞”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说明这一名称形成于西汉初年。
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它已具有三重含义：第一，诗体。指出现在战国时代、楚国地区的一种新的诗体。第二，作品。指战国时代一些楚国人以及后来一些汉人用上述诗体所创作的一批作品。第三，书名。指汉人对楚国人、汉代人所写楚辞体诗歌辑选而成的一部分。
《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自战国至东汉，历三四百年。1977年发掘的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墓，墓主为汝阴侯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即公元前165年)，墓中有一批竹简。简中有两片《楚辞》，一为《离骚》残句，存四字；一为《涉江》残句，存五字，此为现存最早之楚辞文本。章太炎《訄书》云：“《楚辞》传本非一，然淮南王安为《离骚传》，则定本出于淮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共为《楚辞》十六篇，是为总集之祖。”东汉王逸撰《楚辞章句》，并附入自己的作品《九思》，即后世流传的17卷本《楚辞》。
楚辞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肇源于汉初贾谊与刘安，奠基于司马迁。贾谊与屈原相距不过“百有余年”，加之仕途不顺，“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伤屈亦自伤。贾谊的《吊屈原赋》开创了拟骚诗风，亦开启了汉代学者、诗人对屈原既敬佩又有所不理解的评论倾向，多少表现出隔代跨度后的神往与隔膜。贾谊凭吊屈原，亦是后代批驳“屈原否定论”的一个坚实证据。据班固《汉书·淮南王传》与《离骚序》，淮南王刘安奉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离骚传》为楚辞学史上第一个注本，分为总体评论与文字训释两部分，但大部分已佚，今仅存51字，即见于班固《离骚序》中一段文字：“《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皎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刘安留下文字虽然不多，但形成了整个封建社会评论屈原的基本倾向：即对屈原人格精神的推崇与向往。司马迁亲临屈原自沉的汨罗江，凭吊遗迹，访察行事，又研读了《怀沙》、《渔父》、《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等诗篇，写出了第一篇记述屈原生平事迹和描写屈原人格精神的《屈原列传》，说屈原“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认为屈原精神包括：忠君、兴国(爱国)、哀怨。
古代楚辞学研究
自此之后，古代楚辞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以章句训释为特征的汉唐阶段，以义理探求为特征的宋元阶段，以各逞新说为特征的明清阶段。
第一阶段以汉代为主，代表著作为王逸的《楚辞章句》。王氏训释，多有所本，或本于经书故训，或本于方言楚语，又注意“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段玉裁《广雅疏证·序》)，颇得正解。现当代的许多新注、今注，往往源于王氏。
第二阶段以宋代为主，代表著作为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洪氏校订原文，载录异文，补释诗意，阐扬义理，如说屈原“同姓无可去之义，有死而已”、“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非死为难，处死为难。屈原虽死，犹不死也”、“《离骚》二十五篇，多忧世之语”。注释《怀沙》说：“知死之不可让，则舍生而取义可也。所恶有甚于死者，岂复爱七尺之躯哉?”凡此诸说，皆为后世忠君爱国、忧国忧民之“放大”张本，又为后人探寻屈原之生命意识、生死观、死亡意识而起步。朱熹的《楚辞集注》被后人称之为“里程碑”式的著作，“祛前注之蔽陋，而明屈子微意于千载之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认为“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朱熹第一次用“爱国”来评价屈原。全书发掘屈原忠君爱国、缱绻恻怛的个性与思想，颇为中肯。朱熹是以文学眼光来看待、诠释楚辞的，注意从作品整体去把握意象、探求艺术方法，如说：“《离骚》以灵修、美人目君，盖托为男女之辞而寓意于君，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说明他已发现了《离骚》“男女君臣之喻”的意象结构与象征体系。《楚辞集注》为楚辞学史上承前启后的著作，成为后人治骚的“必读书”。
第三个阶段从章句训诂、发明意旨到各逞臆说、言人人殊，呈现一种“百花齐放”而又良莠混杂的局面，代表著作有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戴震《屈原赋注》。汪瑗《楚辞集解》曾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严厉批评，说该书“以臆测之见，务为新说，以排诋诸家”、“疑所不当疑，信所不当信”，所以曾经一度沉寂，日见其微。经游国恩等近代学者的研究，终于恢复了它的地位。如关于《离骚》“三后”之释，先后为王夫之、戴震、马其昶，及近人刘永济、姜亮夫等所承。又，关于《哀郢》的创作背景发掘，为王夫之、郭沫若等所承；关于《礼魂》为前10篇之乱辞，亦为王夫之及后世学者所采。王夫之《楚辞通释》则是另一种情况，他说自己与屈原“时地相疑，孤心尚相仿佛”，注屈以寄托他的民族感情。如说：“原之沉湘，虽在顷襄之世、迁窜之后，而知几自审，当怀王之时，矢志已夙密，于此见之。君子之进退生死，因时以决，若其要终自靖，则非一朝一夕之树立，惟极于死以为志，故可任性孤行，无所疑惧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则是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蒋氏自序中称自己“独于离骚，功力颇深”。又云：“以余穷愁之身，而沉没于骚，岂不然乎!”他“考订楚辞地理，与屈子两朝迁谪行踪”，绘成地图5幅：楚辞地理总图，抽思思美人路图、哀郢路图、涉江路图、渔父怀沙路图。其次，蒋氏对屈原作品创作时地的考索，亦具说服力，认为“《九章》杂于怀、襄之世”，其中《惜诵》、《抽思》、《思美人》皆作于怀王时，与《离骚》同一时期；《涉江》、《哀郢》以下6篇作于顷襄王时，写作地点在江南。蒋氏此论，为后人判断《离骚》作时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现当代学者多采其说。最后，蒋氏对篇章结构的分析、内在意蕴的阐发亦精辟中肯。例如说《离骚》“以好修为纲领，以彭咸为结穴”；又释“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悟”两句在结构上的作用，上句收反顾游目以下半篇，下句收怨灵修之浩荡以前半篇。用笔一俯一仰，旋乾转坤，千里来龙，至此方合。至于蒋氏对《离骚》两次神游天界时，在行动上、心理上微妙细腻的差别的发掘，更是洞幽察微。
古代楚辞学史揭示了同时也被后来的研究实践不断证明的一个研究规律，即每一种学术派别、研究方法的出现，总是与当时的文化学术思潮相联系。从汉代的经学、宋代的理学到清代的乾嘉之学，以及晚清的求新求变，总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楚辞研究。
近现代楚辞学研究
近现代、尤其是20世纪的楚辞研究，是楚辞研究的高峰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世纪初至20年代末期，以胡适、陆侃如、梁启超等展开学术讨论为标志；
第二阶段，抗日战争时期，以确定端午为诗人节、郭沫若创作话剧《屈原》并在重庆上演为标志；
第三阶段，1950～1965年，以屈原被确定为世界文化名人为标志；
第四阶段，1966年至21世纪初，以“中国屈原学会”成立为标志。该学会已连续召开九届年会，汤炳正、褚斌杰先后担任会长。
研究史说明，研究方法的运用与总结与学科建设密切相关。关于传统的楚辞研究方法，游国恩《楚辞注疏长编·序》总结为：“其要有五：一曰校其文，二曰明其例，三曰通其训，四曰考其事，五曰定其音。”闻一多《楚辞校补》“引言”提出研究楚辞的3项课题：说明背景、注释词义、校正文。与这种方法相联系的学科理论是：游国恩《楚辞概论》分为训诂、义理、考据、音韵四类。卫仲璠《离骚集释》概举《楚辞》研究之五派：训诂派、义理派、考据派、音韵派、词章派。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分为辑注、考证、音义、论评四类。
20世纪20～30年代以后，随着研究方法的更新与考古学的发展，沿袭多年的文献考据之法、义理评论之学升华为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相印证，传统考据与西方理论相结合，并与文字、文献、礼制、民俗、民族、考古、历史、哲学、宗教等多学科相融合。研究实践的变化，也推进了楚辞学的学科理论的研究与完善。当代学者对于楚辞的研究，已有很大拓展与深化，周建忠《交叉–渗透–拓展——“当代楚辞学”发展纲要》将楚辞学划分为9个分支学科：楚辞文献学、楚辞文艺学、楚辞社会学(包括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如楚辞语言学、楚辞心理学、楚辞神话学、楚辞考古学、楚辞历史学、楚辞地理学、楚辞哲学、楚辞文化学、楚辞民族学、楚辞民俗学、楚辞天文学等)、楚辞美学、楚辞学史、楚辞比较学、海外楚辞学、楚辞传播学、楚辞再现学等。楚辞学已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