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中国西汉思想家和政治家。信都广川（今河北景县西南）人。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提出加强中央集权制的主张，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曾任江都王和胶西王相，后辞职回家，专门著书。但仍受到武帝尊重，朝廷每有大议，即派人到他家中征询意见。董仲舒著作很多，现在尚存的有《春秋繁露》及严可均《全汉文》辑录的文章两卷。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主导意识形态，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在董仲舒思想体系中，“天”是最高的哲学概念，主要指神灵之天，是有意志、有情感，能主宰人世命运的人格神。董仲舒把道德属性赋予苍苍之天，使其神秘化、伦理化，并以“天人同类”、“人副天数”、“灾异谴告”说为内容，建立起一个天人感应的宗教神学体系。在此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他的“性仁情贪”的人性理论，强调人道教化的必要。他提出“三纲五常”说，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准则。他还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价值原则，强调道义的崇高性和神圣性。他建议兴办太学，通过教育培养贤才；提倡“春秋决狱”，以《春秋》经义为标准，断定是否犯罪。董仲舒还提出“奉天法古”，“天不变道亦不变”历史观，用三统三正学说论证历史发展的规律，认为历史是按照赤、黑、白三统不断循环的。每一新王受命，必须根据赤、黑、白三统，改正朔，易服色，称为新王必改制，但是“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宗法社会的根本原则，是不能改变的。“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董仲舒把儒学神学化，为当时宗法制度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根据。因而被尊为群儒之首，成为汉代和整个中国宗法社会的重要理论家。
生平简介
公元前179年，董仲舒出生于汉广川郡（今河北景县广川镇大董古庄），家有大批藏书。
董仲舒在30岁时，开始招收了大批学生，精心讲授。他讲学，在课堂上挂上一副帷幔，他在帷幔里面讲，学生在帷幔外面听。同时，他还经常叫他的得意门生吕步舒等转相传授。这样，很多人跟他学了多年，甚至没有跟他见过面。通过讲学，董仲舒为汉王朝培养了一批人才，他的学生后来有的当了诸侯王国的国相，有的成了长吏。由于董仲舒广招门生，宣扬儒家经典，他的声誉也日益扩大，在汉景帝时当了博士，掌管经学讲授。
汉武帝继位后，让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被推举参加策问。汉武帝连续对董仲舒进行了三次策问，基本内容是天人关系问题，所以称为"天人三策"。第一次策问，汉武帝问的主要是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第二次策问，武帝主要是问治理国家的政术，第三次策问主要是天人感应的问题。董仲舒在对策中，详细阐述了天人感应，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董仲舒对策后，被武帝派到江都易王刘非那里当国相。刘非是武帝的哥哥，此人粗暴、蛮横，一介武夫，但因为董仲舒当时声望很高，是举国知名的大儒，所以对董仲舒非常尊重。而且刘非把董仲舒比作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的管仲，也就是希望董仲舒要象管仲辅助齐桓公一样来辅助自己，以篡夺中央政权。
但董仲舒是主张“春秋大一统”的，因此，对于刘非的发问，他借古喻今进行了规劝，指出“所谓仁人，是‘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端正自己奉行的道义而不谋求眼前的小利，修养自己信奉的理念而不急于取得成果）的仁。致力于以德教化民众而使社会风气大变，才是仁的最高境界！所以孔子的弟子即便是小孩也羞于提到五霸，因为五霸是先行欺诈后行仁义。只是耍手段而已，所以不足以被真正有道义的人提及。”暗示刘非不要称霸。董仲舒为江都易王相六年，搞了不少祈雨止涝之类的活动。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皇帝祭祖的地方长陵高园殿、辽东高庙发生了大火，董仲舒认为这是宣扬天人感应的好机会，于是带病坚持起草了一份奏章，以两次火灾说明上天已经对汉武帝发怒。结果奏章还没上，正巧主父偃到董仲舒家做客，看见奏章，因嫉妒董仲舒之才，就把奏章草稿偷走，交给了汉武帝。武帝看后大怒，决定将董仲舒斩首。后怜其才，又下诏赦免，但江都王相却被罢免，从此，董仲舒不敢再说灾异之事，而从事教学活动，又教了十年的《公羊春秋》。
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公孙弘又推荐董仲舒做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刘端也是汉武帝的哥哥，他比刘非更凶残、蛮横，过去不少做过他国相的人都被杀掉，或毒死。因董仲舒是知名的大儒，刘端对他还比较尊重。董仲舒一直提心吊胆，小心谨慎，唯恐时间长了遭到不测，遂于四年后以年老有病为由，辞职回家。从此以后，也就结束了他的仕禄生涯。董仲舒晚年对什么事情都不过问，只是埋头读书、著作。
虽然他辞去了官职，但朝廷有大事，还常派人到他家向他请教，董仲舒都有很明确的看法。后来，张汤把询问董仲舒的部分材料，整理为《春秋决狱》一书。董仲舒虽然养病在家，但仍十分关心朝政大事，甚至在临终之前，还写奏章给汉武帝，坚决反对盐铁官营的政策。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董仲舒于家中病卒，葬于西汉京师长安西郊，有一次汉武帝经过他的墓地，为了表彰其对汉王朝的贡献，特下马致意。由此，董仲舒的墓地，又名为"下马陵"。
学说
“天”的学说
在董仲舒哲学体系中，“天”是最高的哲学概念，主要指神灵之天，即西周以来传统宗教神学所说的“百神之大君”，是有意志、知觉，能主宰人世命运的人格神。董仲舒把道德属性赋予苍苍的天，使其神秘化、伦理化。他吸收阴阳五行思想，建立了一个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宇宙图式。他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认为阴阳四时、五行都是由气分化产生的，天的雷、电、风、霹、雨、露、霜、雪的变化，都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说：“天地之气，阴阳相半，和气周旋，朝夕不息”。“运动抑扬，更相动薄，则薰蒿歊蒸，而风、雨、云、雾、雷、电、雪、雹生焉”（《董子文集·雨雹对》）。董仲舒又把天体运行说成是一种道德意识和目的的体现。在《对策》中，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认为天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四季的变化体现了天以生育长养为事的仁德。董仲舒给天体加上了道德的属性，自然现象成为神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甚至日月星辰、雨露风霜也成了天的情感和意识的体现，说：“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春秋繁露·王道通》）。
天人感应说
董仲舒哲学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天人关系问题。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他颠倒自然和精神的关系，构造了一个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唯心主义体系。天人感应说有两个要点：①神学的灾异谴告说。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惕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对策》)。灾异谴告，被认为是天对君主的爱护和关心。②“天人同类”、“天人相副”说。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召》）。上述两点往往交错或一道出现。天人感应说牵强附会，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有碍人们正确地认识自然和社会。他宣扬这一学说，也包含着限制君权、维护封建地主阶级长远利益的目的。
人性论
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他的人性理论。他认为人是宇宙的缩影，是天的副本。他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人，人的性情禀受于天。他比附说:“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他还指出，人与禽兽不同，具有先天的善质，但这种善质是潜在的，要经过教育才能转化为人道之善，说：“循三纲五纪，通人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董仲舒将性划分为“三品”，认为“圣人之性”是善性，“斗筲之性”是下愚者，都不可以名性。只有“中民之性”才可以名性。他认为被统治者的大多数属于“中民之性”，需要统治者加强道德教育。
伦理学说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形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伦理思想体系。他认为道德是“天意”、“天志”的表现，他说“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把人性看成是人“受命于天”的资质，并明确指出人性包括“性”与“情”两个方面。他认为，性表现于外则为仁，可以产生善；“情”表现于外则为贪，可以产生恶。因此，必须以“性”控制“情”，“损其欲以辍其情以应天”。人性虽然体现了天，可以产生善的品质，但这只是就其可能性而言，只有接受“圣人”的道德教育，然后才可以为善。所以必须以道德教化的“堤防”，阻止“奸邪并出”。董仲舒继承了先秦时期孔子、孟子的义利观，提出“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主张，强调义重于利。在志与功的关系上，他强调志，主张“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认为动机（志）不善就可以惩罚，不必等到酿成事实。董仲舒所建立的伦理思想体系，反映了加强君权、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的客观需要，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体现在他的伦理思想中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却是束缚中国人民的四条极大的精神绳索，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政治思想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以儒家学说为骨干，兼收阴阳家、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在世界观上，他提出“天人相与”的理论，认为天和人是相通的，天是有意志的，是最高的人格神。天按照自己的面目创造了人，人要按照天的意志行动，即所谓“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他认为天有暖、暑、清、寒四种气候，与之相对应，人间有庆、赏、刑、罚四种政令。“故曰，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春秋繁露·四时之副》）。从“天人相与”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认为君权是神授的。他说：“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祐而子之，号称天子。”(《三代改制质文》)又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皇帝是天之子，是奉天的命令来统治人世的。皇帝处于最尊贵的地位，掌握着生杀大权，人民应该无条件地忠于他们。但董仲舒又恐君权太大，危害社会，因而臆造了阴阳灾异之说警告皇帝。指出皇帝如果不行仁政便会受到天的谴责，小则降灾，如旱灾、水灾之类，大则出现怪异，如山崩地震之类，以示警告。经过灾异的警告仍不悔改，大难便要来临。
董仲舒吸取阴阳家学说加以牵强附会，由此推出三纲五常说。董仲舒指出，阳是天之德，阴是天之刑。阳气温暖，阴气寒冷；阳气是给予，阴气是夺取；阳气宽厚，阴气严厉；阳气喜爱，阴气厌恶；阳气主生，阴气主杀……。由此可知天贵阳而贱阴。董仲舒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是按照阴阳之道安排的。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他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他把人世间的封建伦理关系和政治关系神圣化。为了调整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董仲舒强调“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汉书·董仲舒传》）。经过董仲舒的阐发，三纲五常的政治伦理学说构成了完备的体系，它统治中国社会几千年之久。
董仲舒主张以德治国，以刑辅之。他认为天任德不任刑，治国应以教化为主，通过教化使民众逐渐习惯于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他主张赏罚分明，提倡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功大者赏大，罪大者罚重。他警告统治者要重民爱民，并提倡“什一之税”，主张“不夺民时”，宣传“使民岁不过三日”，等等。他反对秦王朝“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同前）的暴政。
在经济政策上，他主张相对平均，反对大贫大富，主张小贫小富。董仲舒认为“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春秋繁露·度制》）。
董仲舒认为，历史是按照赤黑白三统不断循环的。每一新王受命，必须根据赤黑白三统，改正朔，易服色，这叫新王必改制，但是“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则，是不能改变的。“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土地兼并日趋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剧烈。官僚、贵族、侯王凭借封建特权，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掠夺，种种违法逾制行为十分严重。针对这些情况，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汉书·食货志》）。他主张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节约民力，保证农时，使土地和劳动力有比较稳定的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这些建议和主张在当时有进步意义。董仲舒把儒学神学化，为当时封建制度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根据。因而被尊为群儒首，成为汉代和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理论家。董仲舒所处的时期，是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上升的阶段。他的哲学思想适应了这一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社会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但随着封建地主阶级趋于保守，他的哲学 -神学理论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
法学思想
1.主张以“三纲”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
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统治，董仲舒提出了“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说教。所谓“三纲”即《礼纬·含文嘉》所说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他认为“三纲”是按“天意”制定的，任何人都得遵守。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他以天尊地卑、阳尊阴卑论证君臣、父子、夫妇的主从关系。在“三纲”中，他特别强调君权，宣称君主是作为最高主宰的“天”的儿子，是“承天意”来管理社会和教化臣民的。因此，臣民必须尊君。“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君主个人恣意横行，他又声称“失道”之君必将受到“天”的谴责。此外，他还把“仁、义、礼、智、信”五种封建道德伦理规范，与五行相比附，认为“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脩饬也；五者脩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从此以后，以维护君权为核心的“三纲”，便成了封建立法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2.德主刑辅
德主刑辅是董仲舒作为一种治国方针提出来的。他认为治理国家应当以儒家倡导的道德教化为主，以刑罚为辅，否则就有灭国的危险。他说，秦国就是由于抛弃道德教化，“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专用刑罚，从而造成“群盗并起”、“奸宄不息”的局面，最后亡了国。他力图证明“德主刑辅”说是符合“天意”的，认为“天”是宇宙间万物的最高主宰，是有意志的。“天”用阴阳、五行以及四时的变化，来表示它的意志。他认为，在阴阳之中，阳为主，阴为辅；阳表示德，阴表示刑。“天”使“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君主治理国家就应顺从“天意”，要“任德教而不任刑”。但是董仲舒又说，“任德不任刑”，不等于完全不要刑。因为按照“天”的安排，“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因此，德不得刑之助，也就不成其为政。所以说：“刑者德之辅”。刑罚作为辅助手段，主要是用来节制人欲，立君主之威，尤其是对于反抗封建统治的行为必须使用刑罚进行镇压。他曾说：“不顺如叛，则命司徒诛其率正（首领）”；“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董仲舒说，五行是“天”的五种行为。木、火、土、金、水五行之中，“木主生而金主杀，火主暑而水主寒”，“土居中央为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天”既然如此重视体现着德性的“土”，并把它安在中央的位置，君主治国亦应“法天”，以德为主。他还说：“春之为言犹偆偆也，秋之为言犹湫湫也，偆偆者喜乐之貌也，湫湫者忧悲之状也。是故春喜、夏乐、秋忧、冬悲，悲死而乐生，以夏养春，以冬丧秋。”从四时的次序，可以看出“天”主张“先爱而后严”、“大德而小刑”。人君治理国家应该“近天之所近，远天之所远；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实行德主刑辅的政策。
3.犯罪源于人性
董仲舒从人性上解释犯罪的根源问题。他说：“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人性中由于包含有“善质”、“善端”，经过教化即可达到“善”的标准。同时，人也具有“贪”性和好“利”的“恶质”，即促使人犯罪的根源。他说，民“固其所幹”，“皆趋利而不趋义”，因此常常“去理而走邪，以贼其身而祸身家”。但董仲舒并不完全否定求“利”，他说，“利者体之养也”，“体不得利不能安”，一定程度的“利”，对人是必需的。如果妨碍人民获得“安体”之利，也要引起人民犯罪。为此，董仲舒反对封建官吏和豪门贵族对人民过度的压榨和剥削。他说，富贵之家无限制地剥削人民，逼得人民无法生活，将使“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又说：如果“好用憯酷之吏，赋馹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必然引起“群盗并起”。
4.提倡“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亦名“春秋折狱”或“经义折狱”，即以儒家的经典、特别是《春秋》的精神和事例作为审判的依据。董仲舒是最初提倡“春秋决狱”的儒者之一，所著《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早已失传，仅有数例散见于各书中。据所见到的决狱案例和董仲舒的其他著作，“春秋决狱”的含意主要是，以《春秋》经义为依据，断定是否犯罪。凡符合《春秋》精神的行为，即使违法，也不认为是犯罪；凡不符合或违背《春秋》精神的行为，即使不违法，或原无法律规定，也可定为犯罪；或者按法律规定本应处轻刑的，由于违背《春秋》精神，可处重刑。董仲舒特别强调要以《春秋》经义为标准，考察犯罪动机，即所谓“原心论罪”。他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对动机违背《春秋》精神，即使犯罪未遂也应论罪；尤其对首犯要处重刑；如果出于卫护《春秋》的动机，即使行为违法，构成犯罪，也可从轻论处。“春秋决狱”，是要求以儒家思想作为进行封建审判活动的指导，实际上使儒家经典法律化了。经董仲舒等人提倡后，“春秋决狱”在汉代极为风行，并对汉以后历代的封建审判活动有一定影响。
教育思想
在教育方面，他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教训，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为汉王朝的文化教育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班固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董仲舒认为，“天”是主宰一切的有意志的神。帝王“受命于天”，故权力只宜独揽而不容分割。封建大一统是天地不变的原则。“天不变，道亦不变。”但他指出，政令的统一必须以思想学术的统一为前提。董仲舒一方面认定帝王“受命于天”，另一方面又借假天威，谏劝帝王治国理民要“承天意以从事”。“天道”表现为阴阳，阳主生，阴主杀，阳为主，阴为辅。因此，帝王按“天道”的法则来统治人民，就应当以德教为主，刑罚为辅。“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他又从“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认为人性也是由“天”决定的，提出“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三等：“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圣人之性”生来就超过善。“斗筲之性”生来无善质，后天又无成善的可能。“中民之性”是绝大多数人的“性”（故又称“万民之性”或“民性”）。董仲舒认为：“民性”生来有善质而又未能善。因为“民性”先天含有阴阳两气：阴表现为“贪”，“贪”是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情欲，其势“如水之走下”，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阳表现为“仁”，“仁”是一种善质，但它还不是道德观念，只是后天成善的根据。因此，董仲舒认为，“民性”在后天有或成善，或成恶两种可能性。要使“民性”成善，就必须节制其情欲，而情欲的节制，则全赖于帝王对他们进行教化。通过教化，使人民“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又是“天意”决定的。“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五纪”，即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他重视仁和义，尤其强调义的重要性。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也就是说“爱人”必先“正我”。他把“利”看作是“义”的大敌。“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为义者，利败之也”。因此，要“正我”“为义”，就要不为利欲所驱，做到“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如果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就能各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相互争利，国家也就可以安定。
董仲舒还认为，吏为“民之师帅”，教化的统治术能否推行，关键在各级官吏。他要求选用“德教之官”，而不可“独任执法之吏”，他更反对当时“任子”和“訾选”的入仕制度。他认为选用官吏应以“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为原则。只有贤能的官吏才能担当起教化人民的职责。于是他又提出了察举和兴办太学这两项政策建议。他向汉武帝建议，规定诸列侯和郡守每年在他们管辖的地区内，贡举贤士二人，以供朝廷考察录用。贡举贤能者赏，贡举不肖者罚。这样，诸列侯和郡守就会尽心访求贤才，天下的贤才也就能为朝廷所用。他认为，朝廷求得贤才最根本、最可靠的办法，是兴办太学，通过教育培养贤士。他对汉武帝说，平日不培养士，而想求得贤士，就像玉不经过雕琢而要求玉有文彩一样；培养贤士没有比办太学更为重要的了。太学设在国都，在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聘请高明的教师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地考问他们，以发展他们的才能，这样，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正由于太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受过系统的儒家经典的教育，选派他们担任各级官吏，便可以按照儒家的一套统治术去教化万民。所以董仲舒认为，太学是培养人才的场所，也是推行教化统治术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董仲舒由教化提出改革吏治，由改革吏治建议兴办太学，培养既忠君又善于治民的官吏，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他把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私家养士的风气，发展成由封建国家统一的养士制度，对中国古代教育是有贡献的。此后，太学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之一。
后世纪念
董仲舒墓
董仲舒墓的位置有两种说法。
一说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下马陵街。董仲舒墓位于古南城墙和平门内以西600米处马道以北，唐代、明代修城，此墓皆得保存于城内，官吏军民至此下马，以示崇敬，故称“下马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此墓封土周长40多米、高6米，墓前有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书“汉董仲舒墓”碑一通。20世纪50年代此墓损坏严重。现封土残高2米，封土前有西安市人民政府所立青石保护标志。1956年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说陪葬汉武帝的茂陵，位于在今陕西省兴平市南位乡茂陵以北约500米处的策村东南约250米处，为一座南北长71米，东西宽30米，封土残高14.3米的古冢，村民称为“策冢”。为什么叫“策村”、“策冢”？却不叫“董村”、“董冢”呢？据村民们说，这是因为他们的祖上董仲舒曾进呈“天人三策”有功于汉，为铭记先人功绩，遂以“策”为名。
董子祠遗址
大董故庄村村东北现有始建于唐朝的董子祠遗址，宋、元、明、清等各朝代名士曾在董子祠留有诗作。1948年，董子祠被拆除。后群众自发重建了约14平方米的董子祠，遗有《景州重修董子书院记》碑首、龟座残件等”。2005年10月18日，来自浙江、山西、河南、广东、江苏、福建等省市的数十名董氏后裔共聚广川镇，参加董仲舒思想暨董氏渊源研讨会，并在董子祠举行了董氏后裔祭祖仪式。
董仲舒石像
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统治阶级在他的家乡立祠雕像，从山西运来巨石，聘请丁名工匠。相传，石头运到河北枣强县旧县村就是运不动了，人们以此当做董子故里，在此建了董子庙，雕刻了一尊石像安放于庙中。
石像位于旧县村西几十米处。坐式，双手捧一笏板，高2.5米，重约4吨。像前左右各有一聋男哑女守侍，庙前有一石碑。像背后刻有：“明万历三十六年十月旧县村施财弟子管正尊韩安辅妻姚氏”。1946年土改时，庙被拆除，石像置于露天。“文革”中“批林批孔”，又被推倒，鼻面和笏板多处被损坏，石碑移到他处。1982年九月，河北省人民政府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项目。
景县董子公园
以董子的“大一统”思想为设计理念，以董子文化为底蕴，强力打造融合交通、环境、山水、文化、艺术于一体的现代中式公园，该园绿地面积11.92公顷，绿地率76.74%，绿化覆盖率77.67%，园内种植雪松、黑松、法桐和榆叶等植被。该园以两轴、一心、一环、一带、十个景点的景观格局，塑造出轴线景观区、中心广场娱乐区、动感休闲区、自然山水区、生态森林区五大功能版块，彰显稳定的山水格局、积淀的文化印记、艺术的语言表达、活力的动感画卷、生态的恬静森林五个设计愿景。该园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中国传统的风水格局“阴阳平衡”。其中“阴”应的是湖面与平地，“阳”则是隆起的山体与林带。活动场地与水体聚合，人与自然互动，印证董子“天人合一”的思想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