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
目录学（汉语拼音：mù lù xué），（英语：Bibliography），研究文献目录工作形成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图书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文献的大量存在及不断增长，给人们带来阅读和有效利用等方面的困难，需要通过整序、鉴别、提示、评价、研究等目录工作，使文献信息从无序变为有序，从混乱转为条理，同时也赋予文献新的价值，形成新的文献信息系统。随着各种载体文献的大量增加，人们对文献信息利用的要求也会多种多样，这些社会要求将推动目录学的研究不断深入。
班固撰写《汉书叙传》，始有“目录”之名。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图书，著有《别录》、《七略》，开中国目录学之先河。清代著名学者如金榜、王鸣盛、姚振宗等人的大力提倡目录学。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梁启超认为佛家书目优胜于普通目录者有五点：“一曰历史观念甚发达。凡一书之传译渊源、译人小传、译时、译地，靡不详叙；二曰辨别真伪极严。凡可疑之书，皆详审考证，别存其目；三曰比较甚审。凡一书而同时或先后异译者，辄详为序列，勘其异同得失；在一丛书中抽译一二种，或在一书中抽译一二篇而别题书名者，皆各求其出处，分别注明，使学者毋惑；四曰搜采遗逸甚勤。虽已佚之书，亦必存其目，以俟采访，令学者得按照某时代之录而知其书佚于何时；五曰分类极复杂而周备。或以著译时代分，或以书之性质分。性质之中，或以书之涵义内容分，如既分经律论，又分大小乘；或以书之形式分，如一译多译，一卷多卷等等。同一录中，各种分类并用。……不能不叹刘《略》、班《志》、荀《簿》、阮《录》之太简单、太朴素，且痛惜于后此种作者之无进步也。”
发展简史
目录学是目录工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目录工作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中国的目录工作源远流长。《诗经》、《书经》中的大、小序，介绍一组或一篇文献的宗旨及作意，具有揭示文献指导初学的作用。此后不少人著书立说，往往写自序一篇，用以说明著书的目的、全书的纲要，以引导读者阅读。如《吕氏春秋》中的“序意”、《淮南子》中的“要略”以及《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
公元前26年，刘向、刘歆在整理官府藏书的基础上编撰成《别录》、《七略》两部著名目录。他们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图书的内容、作者生平、学术源流、价值得失及整理情况，通过对散乱图书的整理，为每种图书撰写提要一篇，汇集成册，即为《别录》。《别录》不仅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图书提要目录，也是先秦以来图书的综合记录，对后世直至今天的文献揭示产生着重要影响。《七略》将当时的图书分成6大类38种，第一次把学术分类的思想运用到图书分类中来，对中国历代目录的编撰起到了指导作用。
魏晋以后，各代都仿效刘向、刘歆整理图书、撰写提要、类分图书的方法、由官府组织编撰目录。较著名的有晋代荀勖编撰的《晋中经簿》、南北朝时王俭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唐代元行冲的《群书四部录》和毋煚的《古今书录》，宋代王尧臣等的《崇文总目》、明代杨士奇的《文渊阁书目》、清代纪昀的《四库全书总目》等。除此之外，历代正史为了反映一朝藏书之富或一朝著述之盛，专门辟有目录专志，如《汉书》中有“艺文志”、《隋书》中有“经籍志”等。
根据个人私藏，历代藏书家编有为数众多的私藏目录，影响较大的有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等。丰富多样的目录工作实践，既促进了目录学的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化对目录学的认识。
虽然目录学作为一个词语最早出现在北宋苏象先的《苏魏公谭训》一书中，但早在南北朝时期，已开始了目录学的理论研究，如阮孝绪在《七录·序》里论述了大小类目分类的观点并对王俭《七志》中分类存在的问题给予了评述。唐代毋煚《古今书录·序》既总结前代的目录工作又对目录功能作了精辟的论述，认为目录“剖析条流，甄明科部”，使学者“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免于“孤舟泳海，弱羽凭天”之苦。宋代郑樵撰写的《通志·校雠略》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目录学研究专著。他根据其史学思想提出的广古今而无遗、泛释无义、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等观点，为后世所重视。清代章学诚在总结刘向、刘歆等目录工作实践及郑樵目录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了《校雠通义》一书，提出了著名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论断。认为目录编撰不仅有利于图书的分类，重要的是要通过提要、类序揭示图书的思想内容，说明作者在学术方面的流派、师承和成就，阐述学术发展的渊源和流别。章学诚对于目录学的研究，代表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的最高成就。
20世纪以来，由于时代的变迁、学术的发展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国目录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研究范围包括目录学历史的总结、目录学的理论及功能、专科目录学、外国目录学等。出版的目录学研究方面的专著和教材近百种，其中有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1936）、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1963）、北京大学与武汉大学合编的《目录学概论》（1982）、王重民的《中国目录学史论丛》（1984）、彭斐章等编的《目录学》（1986）、《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1996）、谢灼华编的《中国文学目录》（1986）、彭斐章等译的《目录学普通教程》（1987）、朱天俊等编的《应用目录学教程》（1993）、郑建明的《当代目录学》（1994）、柯平的《文献目录学》(1998)、倪晓建等编的《信息加工》(2002)等。80年代以后，目录学研究不断吸收和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加强了书目工作现代化与网络化的研究，建设了各学科的书目数据库，成立了中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1997)，形成了书目控制论、书目计量学、比较目录学等研究领域。目录学研究会的成立及高层次目录学教育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目录学的发展。
18世纪，国外对目录学的认识往往和其他学科，如文学史、文献学、图书学相联系。法国目录学家H.格雷戈瓦和J.M.丹尼斯就认为，目录学是关于综合的图书的科学。19世纪，国外对目录学的研究和认识基本上没有脱离图书学的范畴。在合作与联合思想指导下，联合目录得到发展，美国图书馆学家查尔斯·朱厄特1851年提出图书馆资源共享的建议，并设想编制国家与国际性两种类型的联合目录。在此期间，仅美国就编制了100多种联合目录。20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计算机编目、书目数据库和专题文献数据库得到了发展。为了便于国际间的交流和共享，制定了《国际标准书目著录》（1974）、《英美编目条例（第二版）》（1978）等书目标准。网络技术的应用，出现了联机编目的网络化，影响最大的联机编目网络是美国的联机图书馆中心（OCLC）。自60年代以后，苏联对目录学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根据文献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书目活动本质问题的理解，提出了“书目情报”、“书目交流”等概念。较有影响的著作有科尔舒诺夫的《目录学普通教程》、加斯特费尔的《自然科学目录学》等。
研究内容
目录学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学科，其研究内容主要有：
- 关于目录学理论的研究。包括目录学理论基础、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任务、目录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目录学的发展与预测、目录学的学科性质及分支学科、目录学的比较研究等。
- 关于目录学史的研究。包括目录学的起源与发展、目录学的传统与继承、目录学的流派与观点、目录学的著作和成就、历代的书目及得失、目录学家及其思想等。
- 关于文献的研究。包括文献的认识与鉴别，通过文献的来源、流传、外表及内容特征、版本源流、社会评论等方法或途径认识和鉴别文献，为更科学地利用提供依据；文献的揭示与组织，通过著录、分类、提要、文摘、辑录、文评、综述等方法，使文献的内容表征化，方便读者选择利用，同时通过对文献的整合和编排，形成便于读者利用的文献报道系统。此外，还要研究文献的类型、定量分析、利用规律等。
- 关于目录学方法的研究。包括书目类型及其编撰，索引类型及其编撰，文摘类型及其编撰，信息汇编类型及其编撰等；书目活动的组织与管理，书目控制，书目工作的合作与资源共享；书目情报系统，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书目情报服务的现代化及产业化；书目工作标准化、书目数据库，以及书目工作现代化等。
研究状况
目录学作为实践性较强的致用之学，研究的内容与深度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其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关于目录学对象的研究。彭斐章从学科自身发展的特殊矛盾及目录学活动的本质与发展规律的角度，认为目录学是研究目录工作形成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陈光祚则从文献的宏观控制出发，提出了目录学是研究文献流的整序、测度和导向的科学。
- 关于目录学的研究内容，一般认为以目录学的历史、目录学的理论、目录学的方法为范围，朱天俊则从目录学是致用之学这一观点出发，认为目录学的内容应包括：文献的来源与积累、文献的认识与鉴别、文献的揭示与记录、文献的检索与利用四个方面，其中心是解决与处理好文献记录与利用的关系。
- 书目情报理论研究。书目情报理论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发展于70年代的苏联，80年代中期被引入中国。90年代彭斐章、贺修铭等撰写《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1996）一书，系统地探讨了书目情报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认为书目情报理论应作为未来目录研究的基点。书目情报理论的出现，把目录学研究的着眼点从具体的书目文献引向书目文献中的情报，强化了目录学整体化和科学化的趋势。
- 书目工作现代化及产业化的研究。研究的方面涉及书目情报系统与网络、网络信息整合与开发、国家及国际书目控制与资源共享、书目产品质量的评价与经营、用户对书目信息的选择与需求等。
- 文献信息加工体系研究。将文献信息的揭示与加工作为一个科学体系进行探讨，根据信息加工特点与信息含量的不同，倪晓建提出了由描述性信息加工、浓缩性信息揭示、周边性信息处理、鉴选性信息提取、研究性信息撰写、相关性信息组织六部分组成的信息加工体系。
目录学的研究虽然取得显著成绩，但是，对于书目计量学、书目控制论、中外比较目录学等方面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在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应用性的实践研究需继续深入和加强。
